電影《漢密爾頓》劇照
電影《漢密爾頓》於2020年7月3日在美國迪斯尼頻道網上首映，比原定的首映期提前了一年多。該片將2015年以來風靡百老匯和各地舞臺的音樂劇《漢密爾頓》搬上銀幕，上映後得到觀眾熱捧。它的藍本是出版於2004年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傳》。作者羅恩·切爾諾（Ron Chernow）是當代著名傳記作家，其《喬治·華盛頓傳》獲得2011年普立茲獎。
切爾諾的兩部傳記作品的成功，是過去三十年間美國建國時代主要歷史人物傳記井噴式湧現的縮影。建國時代歷史人物傳記的爆發，主要有兩個契機：一個是隨著1987年美國憲法二百周年紀念，人們對美國創立時代（包括獨立和制憲）的興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這是大背景；更具體的背景，是始於1960年代的對建國領袖的個人文集（公文、著述和各類私人通信）的集中編纂，經過二十多年努力，取得了蔚為可觀的成果。
率先成功發表人物傳記的不是專業史家，而是像切爾諾一樣記者和作家出身的作者。從時事報導和文學寫作練就的敏銳觀察和生動筆觸，使得他們能夠擺脫專業史家習慣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寫出平易近人的作品。同時，他們嚴格恪守學術規範，尊重但靈活運用史料，以信史的標準寫作傳記。所以，他們的作品不但取得可觀的商業成功，而且得到專業史家的肯定和讚賞。專業史家也積極響應，寫出自己的傳記體敘事專著，與非史學專業作家形成呼應，交相輝映，成蔚為大觀之勢。
除切爾諾之外，非史學專業作家還有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和米切姆（Jon Meacham），前者是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傳記的作者，後者是第三任總統託馬斯·傑斐遜傳記的作者。專業史家中，既包括摩根（Edmund S. Morgan）、貝林（Bernard Bailyn）、伍德（Gordon Wood），這樣德高望重的權威史家，也湧現出一批年輕一代學者，比如艾森伯格（Nancy Isenberg）等。
本文中提到的幾本傳記作品的中譯本：《漢密爾頓傳》，[美] 羅恩·徹諾著，張向玲、高翔、何皓瑜譯，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國家的選擇：華盛頓與他的時代》，[美]羅恩·徹爾諾著，錢峰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革命品格：建國者何以與眾不同》，[美]戈登·伍德著，周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編者按：本文介紹的作品，多數沒有中譯本，有中譯本的，譯名也與本文略有差異）
「建國之父」這個概念，1916年由哈定總統正式使用，源於19世紀20年代。1826年7月4日，領導美國獨立、建國並在共和國初期分別擔任第二、三任總統的亞當斯和傑斐遜在《獨立宣言》正式頒布的50周年紀念日同一天辭世，標誌著建國一代領袖退出歷史舞臺，也給年輕共和國的誕生抹上一層「神意」的色彩。獨立後出生的新一代政治領袖回望建國一代的成就，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文豪韋伯斯特（Noah Webster）在當時感嘆：「吾輩不能在獨立之戰中建功立業，智高才卓的先賢業已贏得所有榮耀。吾等也不能在建國諸父中獲得一席之地，父輩業已佔據全部席位。」自此，建國一代領袖人物在美國人心目中獲得了半人半神的神秘地位，用林肯總統的話來說，是「參天橡樹林」，兩百年來得到大眾的普遍崇敬和愛戴。雖然在20世紀初年的進步運動和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之後，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建國領袖，但在大眾文化層面，總體上仍然對建國一代高山仰止。
20世紀初期的進步史學，從多方論證建國領袖「非民主」的理念和行為，二戰以後，轉向「自下而上」挖掘種族、階級、性別差異重要性的社會史學，強調建國領袖在奴隸制、印第安人政策、性別歧視等方面的「失敗」和「缺陷」，逐漸把建國領袖拉下了神壇，還其凡人之身。
視角的轉換，帶來兩大變化：第一，就「建國之父」的概念及其涵蓋範圍，出現多元觀點。涵蓋範圍上，著名史家莫理森（Richard Morris）在20世紀中期提出該概念指六位建國領袖：華盛頓、富蘭克林、傑斐遜、亞當斯、漢密爾頓、麥迪遜。也有史家提出七人、十人說法，但大同小異。同時，越來越多的史家質疑這種過於狹窄的界定，提出所有對獨立革命和制定憲法從不同角度做出貢獻的個人，不分職位、種族、性別、國籍，都應該予以囊括。所以，在不同史家筆下，外籍人士，如潘恩（《常識》作者，英國人）和拉法耶特（北美大陸軍將領，法國人），女性人物，如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亞當斯總統夫人）和沃倫（Mercy Otis Warren，革命時代女性作家），都曾躋身這一行列。
與之相適應，第二個變化，是史家刻意避免使用「建國之父」的說法，因為其帶有排斥女性和維護父權的潛意識，轉而採用中性的「建國者」（founders）概念。
從形式上看，大多數作品採取傳統的單個人物或雙人傳記，也有為數不少的集體或群體式傳記。單人傳記中，切爾諾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艾森伯格的《墮落國父：艾倫·伯爾傳》分別代表了非專業史家和專業史家的傳記作品。
著名傳記作家羅恩·切爾諾
作為美國經濟和財政制度對創建者，漢密爾頓吸引了眾多傳記作家和專業史家。切爾諾的新傳記充分利用近年來整理的私人通信等材料，從個人生平、家庭、經歷、心理等方面勾畫出漢密爾頓特點鮮明又矛盾複雜的性格。漢密爾頓的經歷，是努力進取的典範。出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的漢密爾頓，10歲時父親出走，12歲喪母，成為身無分文的孤兒。但不到三年，作為學徒的漢密爾頓就得到商行老闆的信任，開始獨當一面。10年後，他加入了華盛頓領導的大陸軍，以勇敢和智慧獲得華盛頓賞識，擔任總司令副官。20年後，他成為紐約最負盛名的律師，在美國憲法制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麥迪遜、傑伊寫出了西方政治經典《聯邦黨人文集》。30年後，他出任共和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一手制定了美國的財政和經濟體制，影響至今。
漢密爾頓在迅速成功的同時，樹立了一大批競爭對手，隨時隨地受到各種形式的質疑、攻擊，甚至污衊，不到50歲就在決鬥中死於政敵伯爾之手。切爾諾觀察到，漢密爾頓的性格無比矛盾，一方面才華橫逸，意氣風發，另一方面對人類本性悲觀失望，常常陷入深深的憂鬱，不可自拔；他「一直都在與銳意進取的天才相伴的無以名狀的愁思苦苦纏鬥」。這一切，似乎預示了漢密爾頓短暫人生的悲劇結局。
專業史家方面，女歷史學家艾森伯格的伯爾傳記《墮落國父》，直言不諱地為傳主「翻案」。美國第三任副總統伯爾是「建國者」群體中的另類。1804年伯爾在決鬥中殺死漢密爾頓，三年後又被傑斐遜政府以叛國罪起訴，雖然被判無罪，但此後成為建國領袖的反面典型，二百年來備受大眾指責和鄙視。
女歷史學家艾森伯格和她的伯爾傳記《墮落國父》。
艾森伯格遍閱史料，認為專業史家從來沒有真正從事實出發，而是盲目接受大眾作品對伯爾的描述。在她的筆下，伯爾精力充沛，思想開明，在獨立戰爭和建國之後的黨派政治活動中貢獻良多；個人品性上，很多方面超過他的兩位政敵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但由於歷史原因不幸成為被「誤讀、誤解」最深的人物。雖然很多學者並不完全接受艾森伯格對伯爾的全新解讀，但承認她的視角，豐富了人們對伯爾及其時代的理解。
大多數傳記，尤其是專業史家的作品，試圖通過人物帶動主題，以人物經歷和思想勾勒整個時代的特徵。例如，伍德的《革命人物：建國者獨特之處》通過塑造數名建國領袖（華盛頓、富蘭克林、傑斐遜、亞當斯、漢密爾頓、麥迪遜、潘恩、伯爾）的集體畫像，深入闡述了他在幾年前的一本專著（《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中提出的論點：美國革命不但為北美殖民地爭得獨立，而且從社會層面衝垮了18世紀以個人庇護和家長權威為特色的等級制度，開啟了以商業關係和民主體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建國者們在舊式貴族觀念和精英美德的指導下，為美國奠立了新型平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秩序的基礎的同時，註定了自身階層及其理念的消亡。如伍德所言，「無意之間，他們自願摧毀了孕育自身的偉大的源泉。」
與前著《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不同的是，《革命人物》利用傳記形式，揭示了這一社會變革過程的個人特徵，特別是個人思想與品格特性如何界定了政治分野。比如，對人性的悲觀認知，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亞當斯和漢密爾頓代表的聯邦派的現實主義的政治態度；而對人性擁有較為樂觀的認知和對民眾的更大程度的信任，使傑斐遜、潘恩等民主共和派對政府採取更為敵視的態度，時刻謹慎防備公權力對民眾自由和幸福的侵犯。
有數部作品雖然從人物入手，但作品主線不是敘述人物生平，而是以人物為線索，穿插講述歷史故事。與《革命人物》相比，非專業史家肖託的（Russell Shorto）《革命之歌：六位非凡人物經歷的美國創立的故事》）僅僅從新的角度講述人物故事，不多做評價，滿足於提供嶄新視角下的事實，讓讀者自己做出結論。本書通過敘述六位人物（印第安部族首領「玉米播種者」、美國總統華盛頓、英國平民婦女科格倫、自由黑人商人史密斯、製鞋匠出身的紐約地方革命組織者耶茨、英國殖民地大臣澤曼爵士）之間在不同層面的交往和互動，展示北美獨立的多重維度。
無論構思進路有何不同，所有的傳記體作品首先展示了作為人物的建國者，不是半人半神的聖人，而是飽食人間煙火的人，是高尚、自私、雄心、貪婪、明智、淺薄、開明、固執、率直、虛偽的矛盾體。他們的所有品行都在獨立和建國風雷激蕩的時代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追尋、講述和解讀這些烙印的結果，便產生了立體、曲回、多維的時代敘事。
滿運龍（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