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偉
從1984年底到2012年，近28年的出版生涯中，經常有人問起我曾經策划過的暢銷圖書與重要叢書，《沉浮》《文化苦旅》 《郎平自傳》 《荒蕪英雄路》 等圖書的出爐，形成一個個生動的出版事件。這些並不如煙的往事，何嘗不是那個歷史時期一代出版人整體性體驗的感性文本？ 讀書、編書、寫書的生存方式，就是屬於我的一種生命方式的修行修為。
柯靈出山幫我主編當代中國作家隨筆叢書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散文隨筆寫作呈現了一片繁榮景象。此時，我策劃編輯出版的文化大散文書系正暢銷，市場富有熱情的反應，促使我再編一套整體反映當代中國一線作家散文隨筆創作氣象的叢書。為了使這套叢書更具代表性和權威性，還必須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編，我們商量請柯靈先生出任主編，但不知他是否同意出山？
1993年初春的一個午後，天氣乍暖還寒，我和肖關鴻相約去上海復興西路拜訪柯靈先生。柯靈有午睡習慣，因此我們在他午睡後到他家。當我們登上他門口的臺階時，柯靈夫人陳老師就給我們開了門。打開大門，想不到柯靈已站在門口迎接，讓我們有點誠惶誠恐。作為一個作品等身、富有影響力的文學前輩，柯靈極其樸實慈祥。他招呼我們坐下寒暄幾句後，陳老師很快端上紅茶和點心請我們享用。看來，柯靈先生還是老派風格，英式下午茶。不知他是否想以這種方式提示我們，文學的品性和品質？ 但事實上，我已從英式下午茶過於講究的形式中，感受到一種生活的態度，看似形式代表性的表現程式，卻具體而實在的是一個個美學細節的連結和呈現方式，而文學的基本價值不就是我們對生活美好意義的一種提振嗎？
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聊天，氣氛很輕鬆。尤其是我們談起媒體和出版方面的事，他很有興趣聽，柯靈早年在上海出版創辦和主編過期刊，也參與過出版公司的管理。因此，主要時間是我和關鴻說，他在聽。偶爾，柯靈操著帶有浙江口音的上海話，講一些過去文壇的事，他說話語速很慢，聽起來很親切，因為我們都習慣了家中長輩的這種帶有江南口音的上海話。柯靈耳朵不太好，因此，他是常年帶著助聽器同人交流，所以我們需提高聲音，減慢語速。當我們提出想請他擔任 《當代中國作家隨筆叢書》 的主編時，他一口答應。其實，柯靈就是散文隨筆寫作的前輩和高手，他的文字被業界認為是精煉之作，因此，上海烈士陵園的碑文就是出自柯靈之手，字字精煉，不露痕跡。我們順勢提出，請柯靈為這套叢書寫總序，他當即答應。想不到，這篇序言竟讓柯靈足足寫了兩周。而且，這段時間柯靈正在閉門為他準備新寫的長篇小說做構思，由於我們的突然造訪和要求，他就把兩周時間先給了我們要的這篇序言。
當我們拿到序言文稿，讀著他精緻優美的語言和縱橫古今的知識闡釋時，再一次領略到真正的散文隨筆的精妙之處。隨後，因為編輯這套叢書的關係，我在那兩年就經常去柯靈的家，尤其是享受他的下午茶。令我吃驚的是，柯靈竟然不知道如何打計程車，他年邁時基本不出門，而年輕時，出門也坐公共汽車或走路，這與我們現在很多地位不高、官架子十足的人形成很大反差。當然，柯靈典型的江南文人氣派，也成了這套叢書最基本的審美標準，柯靈為此套叢書寫的序，也是我們策劃叢書依據的美學價值和社會尺度，今天讀來還依然有警示意義和文學標杆作用。
由於叢書定位明確，我們選定的都是當時已經成名的一線作家，大部分都以小說成名，但近期都對散文隨筆創作傾心，而且也都積累了不少散文隨筆佳作。我們開始分頭約稿，很快就得到了作家們的響應，他們參與的熱情出乎我們的意料，也使我們的內心感到踏實，原來我們的出版感覺與作家們的書寫感覺是準確對應上了。當時入選的作家有：張承志、韓少功、蔣子龍、張抗抗、劉心武、諶容、張潔、鐵凝、範小青、艾雲等，個個都是大牌。與他們的合作和交往，在那個年代具有特殊的意義。那時，市場經濟才起步，網際網路還沒有出現，我們的聯繫基本是書面通信，偶爾打長途電話。書信都是手寫的，寫得都很認真誠懇、字體端莊，現在看來絕對是奢侈品了。所以，我一直懷念那時文人之間純粹性交往，儘管各人性格不同，但交往都真誠坦率。相互之間沒什麼特殊要求，更沒有疊加商業或其他條件，信任成為交往的基礎，作家和編輯的關係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出《馬爾克斯自傳》
20世紀走向尾聲時，我起心想做一套20世紀文學大師傳記叢書，當我對朋友吳洪森說了想法時，竟然不謀而合。我們激動地討論後，決定先出5本。
首先選定的是 《聶魯達自傳》。《聶魯達自傳》 有部分內容刊登在 《世界文學》 雜誌上。吳洪森看到後推薦我讀，我們讀後非常傾心，不但詩人自傳寫得好，而且，翻譯也傳神。因此，我馬上寫信給 《世界文學》 雜誌社，希望幫我轉約稿信給譯者。那時真的還沒有完全市場經濟，文學界、出版界比較純粹，互相之間有文化互信，相互轉信很正常的事。很快，我就收到了翻譯者林光先生的回信。林光先生是商務印書館的資深編審，也是資深的西班牙語翻譯者。我把想法同他一說，他完全同意並支持我的意見，同時，他承諾由他負責聯繫和解決版權。我沒想到，此事開局良好，而且，我還碰到了一個很有人品的翻譯家。隨後，在翻譯和出版 《聶魯達自傳》 的過程中，我與林光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大約長我20歲，我們沒有所謂的代溝。那個年代，我們聯繫方式都是通信，每次收到林光先生工整的書信，都會產生閱讀愉悅感，不但是內容真誠，而且書寫端莊，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藝術靈光。
《博爾赫斯傳》 是確定的第2本。1994年秋天，也就是 《博爾赫斯傳》出版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廣州美院的信。信的大意是：看到了我策劃出版的 《博爾赫斯傳》，他以一個同行的誠意，表示祝賀。當然，他非常喜歡博爾赫斯和他的作品，因此，在廣州美院裡，他開了一個博爾赫斯書店。他希望同我成為朋友，並告訴我，我出版的《博爾赫斯傳》 不但放在他書店顯赫的位置，而且，賣得很快。說真的，當我讀著這封信，心中非常感動。在這個世界上，喜歡書的人何止千萬，但以這種方式，非常真誠而且熱愛書的人，我還是第一個碰到，何況，我們萍水相逢，完全是書緣。他的名字叫陳侗。1997年秋天，我為了一睹博爾赫斯書店真容，特地從深圳繞道去了廣州，在他那個特有文學藝術氣息的書店了耗了一下午。
第3本 《福克納傳》 的翻譯者顧連理先生，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著名的音樂翻譯家，音樂家賀綠汀最認可她的翻譯水平。
最遺憾的是沒有出版 《馬爾克斯自傳》。當時，林光先生介紹我認識了《世界文學》 雜誌的資深西班牙語翻譯家林一安先生。我們在 《世界文學》 雜誌上看到馬爾克斯寫自傳的消息，所以，我是把此書作為5本中的壓臺項目做準備的。而且，林一安先生曾在哥倫比亞做過訪問學者，並多次拜訪過馬爾克斯。我們想出 《馬爾克斯自傳》 的想法，也得到了林一安先生的認可，當然，如果能成，林一安先生是當然的翻譯者。此事我曾同林一安先生有過多次聯繫和交流。但最終還是沒能成功。
繼這5本書之後，在其他編輯的努力下，還先後出版了 《阿赫瑪託娃傳》等其他圖書，整套叢書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成為出版市場一個很有高度和個性的靚麗風景。
那年策劃出版暢銷書《文化苦旅》
沒料到，1992年3月由我策劃編輯，上海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餘秋雨的《文化苦旅》，會成為一本頂級暢銷書，不但連續暢銷20多年，而且至今還有多個版本在銷售。
《文化苦旅》 開始是在 《收穫》 雜誌開的專欄。由於李小林的督促和逼稿，使得餘秋雨一直能堅持寫下去。得益於巴金先生主編的 《收穫》 雜誌在文學界的影響力，《文化苦旅》 開始刊發就兆頭不錯，在圈子裡有了口碑，當時，若干內地文科院校發表了一些有質量的關於 《文化苦旅》 的評論文章。此後，《文化苦旅》 遭遇了長時間的出版困境。先是南方一家出版社向餘秋雨約稿，餘秋雨同意了，可他們卻誤判了《文化苦旅》 的價值，只是想把 《文化苦旅》 做成一本放到旅遊地賣的，類似於旅遊指南的小冊子。當然，內容就不需要太多，他們提出要餘秋雨刪掉部分內容，這讓餘秋雨感到很不爽，就委託李小林幫他收回稿子。
當我告訴餘秋雨，準備出版 《文化苦旅》 時，他有點驚訝。更讓他驚訝的是，我的意見恰好與那家南方出版社意見相反，我們認為書的內容不夠，需要補寫和充實。需要更多的信息量，加強文化的厚重感。因此，餘秋雨又補寫了一些篇章，如「風雨天一閣」等。書稿也從原來的18萬字左右，增加到23萬字左右。一直到了2000年，我從澳洲回來，再次主持了《文化苦旅》 的正式改版工作。為了便於閱讀，決定把精裝本改為簡裝本，並約請優秀圖書裝禎設計家袁銀昌先生，重新裝禎設計。整本書凸現出古樸和書卷氣，顯得典雅而單純，安靜而大氣，內容和形式更加統一。事實證明，這次改版是成功的，不但使《文化苦旅》 獲得了良好的文化氣質，也被市場充分接受和喜歡，為銷售的進一步深入，提供了產品基礎。
(作者為資深出版人，現任同濟大學教授。)
(文字整理：許暘)
來源：文匯報
責任編輯：虞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