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濟棠
1934年春天，蔣介石打垮了十九路軍蔡廷鍇的「福建政府」，紅軍領袖備感唇亡齒寒，追悔莫及。與紅軍領袖同感唇亡齒寒的，還有紅軍的勁敵、蔣介石親自任命的「剿共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此時，人稱「南天王」的粵系軍閥首領陳濟棠更是兔死狐悲，餘悸在心，惶恐不安。
陳濟棠，廣東人，字伯南。早年入同盟會，在粵軍中歷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等職，1928年任粵軍第四軍軍長，後官至一級陸軍上將。這一軍階，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平坐。
陳濟棠滿腦子封建迷信意識，自信他之所以飛黃騰達，全是命裡註定。陳的哥哥陳維周更是到處看風水，總想找一穴龍眠吉地來移葬他的母親，以保佑陳濟棠能取得蔣介石的天下。陳濟棠很信他命帶妻財，因為當連長時與莫秀英結婚以來，就一直官運亨通，說這完全是莫秀英的「八字相夫旺子」的體現。所以，陳很聽莫秀英的話，連他修建的炮臺，也要取名「秀英炮臺」，取其吉利意頭。
1929年春，陳濟棠任第八路軍總指揮，自打退了張發奎和桂系聯軍進犯後，統一了廣東全省，並佔據了梧州，扼制了廣西唯一出海的咽喉。
1930年夏，蔣、馮、閻大戰中原。陳濟棠命部下蔣光鼐、蔡廷鍇率兩師之眾，開進津浦線，幫助蔣介石，與閻錫山部作戰。不久，又出平漢線，與馮玉祥大戰。結果，兩戰皆勝。戰事結束後，陳濟棠部下又全部開往江西與紅軍對陣。蔣介石為籠絡陳濟棠替他牽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指定中央政府將粵稅收入全部撥給陳濟棠作軍費。這樣，「南天王」與蔣介石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勾結之時，又有相互猜疑、反目成仇之日。
1931年2月，蔣介石扣留胡漢民於南京湯山，陳濟棠等人憤慨萬分。因為胡漢民和李濟深本有師生之誼，而粵軍將領，包括陳濟棠等實權人物，多系李之舊部，與胡感情較深。不久，廣州等地便掀起了反蔣高潮。
陳濟棠於5月份聯合李宗仁、白崇禧等通電反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
5月27日，廣州組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通過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汪精衛、孫科、唐紹儀、古應芬、陳濟棠、李宗仁、李烈鈞、唐生智等16人為國府委員，成立國民政府。第二天發表宣言，並對蔣介石發出最後通電，限其24小時內引退。後來，蔣介石被迫於12月15日下臺。
蔣介石下臺後，陳濟棠等雖然宣布撤消廣州的國民政府，但又成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軍事委員會」等機構，以「均權分治」為幌子，而行軍閥割據之實，將廣東搞成半獨立狀態。陳濟棠的目的是控制這些機構，守住廣東地盤，永踞「南天王」的「寶座」。
陳濟棠自知無論政治、軍事、經濟實力都不如蔣介石，又知蔣介石為人奸詐，居心叵測，對廣東的「分庭抗禮」絕不會輕易放過。
因此，陳濟棠對蔣介石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此時，蔣介石正傾盡全力對付贛南紅軍，無暇與陳對陣，便採取安撫政策，封陳濟棠為「圍剿」紅軍的「南路軍總司令」。但陳並不願替蔣介石賣命，只想保存實力。蔣因此罵陳「借寇自重」，但又無可奈何，廣東局面於是得以暫時偏安。
自第五次「圍剿」開始，蔣介石曾數次派員來粵央陳濟棠出兵贛南圍攻紅軍。陳意識到這是蔣介石借刀殺人，用紅軍力量削弱甚或消滅粵軍，實現「一石兩鳥」的陰謀。
陳濟棠的如意算盤是：贛南紅軍能拖住蔣介石的主力和隔斷蔣介石從江西進攻廣東之路，因此，採取消極觀望的態度，擁兵自重，保住地盤。但他又不能明目張胆違抗蔣介石的命令，否則，蔣介石翻臉也不好惹，於是，只好對蔣耍起了陽奉陰違的策略。
陳濟棠表面上「服從」蔣介石的調動，勉強派餘漢謀軍從粵北入贛南，獨一師派一部出閩西，擺出進攻紅軍的架勢，以騙取蔣介石的餉械；暗地裡又給紅軍送去一批子彈、藥品、食鹽、布匹等，對紅軍作出友好姿態。
1934年春，蔣介石嫡系部隊李玉棠等部陳兵閩西南地區，對廣東構成威脅。儘管陳濟棠撕破臉皮，連蔡廷鍇最後一點血本——十九路軍殘部黃春和旅也繳了械，絕了蔡廷鍇最後希望，但由於和蔡過去是上下級關係，猶覺隔牆有耳，芒刺在背。陳濟棠小心翼翼、膽戰心驚，對蔣介石不能不作進一步的恭順表示了。
另外，陳濟棠當時不斷向外國買進大批原糖，在廣東糖廠加工，冒稱廣東白砂糖，即當時社會上的所謂「無煙糖」。由於貼上國產的標籤，「廣東白糖」遠銷華北、華中等地，並得免重稅而獲巨利，這可說是明日張膽的營私漏稅勾當。蔣介石對這一情況，除軍事上施予威脅外，還取消粵糖免稅辦法，唯一交換條件，是要陳服從「中央」，同意增兵向贛南尋烏、會昌進攻，同時以發給戰時補助相誘。
陳濟棠在蔣的威逼利誘下，只好俯首貼耳，增添李揚敬縱隊即第二縱隊為骨幹組成南路軍，共投入6個師，1個重炮團的兵力，向尋烏、安遠、重石、清溪、筠門嶺等地區進攻。
在這一帶，粵贛軍區紅二十二師是蘇區的主力部隊。紅二十二師是由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工人師和粵贛的地方部隊升編組建的，師長程子華(後為周子昆)、政委方強(後為王開湘)、參謀長孫毅、政治部主任劉道生，下轄三個團。對於敵人的進攻，紅二十二師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給敵人以很大的殺傷。就連陳濟棠也為之驚嘆不已，他說，「紅軍的勇敢善戰、射擊技術精良、構築防禦工事的巧妙」是沒有想到的。
1934年4月初，陳濟棠南路軍第二縱隊開始會攻筠門嶺。4月上旬和中旬，紅二十二師分別在澄江、岔口、盤古隘連續頑強作戰。紅軍戰士在交通要道和陣地前沿設置陷阱，在樹叢中隱蔽特等射手，專門射擊敵人的指揮官，打得敵人心驚膽顫。
陳濟棠被打得惱羞成怒，又以第八師的兩個團強攻盤古隘，先派兩架飛機狂轟濫炸，接著用大炮轟擊。紅軍修築的碉堡工事幾乎全被炸毀，不得不放棄盤古隘，退守筠門嶺。
4月下旬，陳濟棠又對筠門嶺發起大規模進攻。紅軍指戰員進行了英勇抵抗，仗打得很艱苦。筠門嶺終被粵軍佔領，紅二—十二師退守在筠門嶺與會昌中間地帶的站塘李官山一帶。
陳濟棠進攻筠門嶺時，深懼駐粵東兵力抽調後，蔣介石嫡系乘虛突襲，便示意李揚敬誇大駐尋烏、筠門嶺地區紅軍人數，向蔣虛報。在尋烏、筠門嶺一帶的紅軍約有4000人(包括地方武裝)，李揚敬卻虛報為1萬多人。
此時，陳濟棠又增調第二軍第五師加入第二縱隊，名為加強前線作戰力量，實為增強粵東兵力，以防蔣軍突襲。
陳濟棠部攻佔筠門嶺後，蔣介石曾「傳令嘉獎」，並令陳「再接再厲、直搗會昌城」，但陳濟棠卻按兵不動，裹足不前。這時期，陳濟棠擺在粵東地區的兵力，幾乎佔了粵軍全部兵力的一半。陳蔣勾心鬥角的尖銳化暴露無遺。
鑑於蔣介石「中央軍」屢遭殲滅的教訓，以及紅軍行動迅速、難以摸清其真實情況等原因，陳濟棠親自為李揚敬制定了作戰原則：「步步為營」、「穩紮穩打」、「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損失」。
因此，李揚敬縱隊每天行軍不敢超過40華裡，使到達目的地後有充足時間構築防禦工事，對付紅軍夜襲。李揚敬還令其部下速戰速決，力求於當天結束戰鬥，避免夜戰。
據李揚敬部的一位高級參謀回憶：該部計劃雖以進攻會昌城為目的，但李揚敬等絕沒有向會昌城進攻的企圖準備，之所以加上「向會昌城進攻」等字句，乃是虛張聲勢，以欺騙和敷衍蔣介石。李揚敬曾說：「支票儘管開，付錢就要考慮了。」由此可見其用意。
佔據筠門嶺的李揚敬第七師認為：要鞏固筠門嶺，必須「掃蕩」外圍。他常派一個加強營編成的支隊，向筠門嶺外圍地區「遊擊掃蕩」，極其猖狂。後被紅軍伏擊，全營被殲過半，營長亦被擊斃。從此，第七師就長期龜縮在筠門嶺防禦範圍內，不敢輕舉妄動。
陳濟棠鬱鬱寡歡，惶惶然不可終日：一方面，深懼蔣介石攻粵，喪失自己經營十載之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又怕紅軍乘虛反擊，陷粵軍於兩面作戰的不利境地。此時的陳濟棠，真可謂：進亦憂，退亦憂，心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白崇禧應邀獻策
1934年春，陳濟棠邀請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廣西軍副司令白崇禧從廣西來粵，共商「防蔣防共」軍事大計。
白崇禧，字健生，原國民黨桂系領袖之一、一級陸軍上將。曾先後擔任國民黨軍副總參謀長、北伐軍參謀長、國防部長等高級職務，有「小諸葛」之稱。
1926年3月，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為軍長，白崇禧為參謀長，黃紹蛇為黨代表。在北伐中，白崇禧任蔣介石總司令部的參謀長。
以白崇禧為首的新桂系，幫助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建立了南京反動政權，在平定廣西和北伐諸役中屢建戰功而自傲，不大聽命於蔣。蔣在「四一二」政變後密令何應欽剿滅桂系。何考慮到當時蔣、桂力量不相上下，無成功把握，自己與白崇禧私人關係又不錯，不想無故翻臉，故未執行剿滅計劃。
1931年5月20日，白崇禧偕張發奎到廣州，建議陳濟棠爭取汪精衛與蔣的中央分庭對抗。21日，兩人又在香港做汪的工作。7天後，廣州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與南京的國民政府相對抗。「九一八事變」爆發，寧粵議和。
1932年4月，白崇禧任廣西綏靖副主任(李宗仁為主任)，提出「自衛、自活、自給」三大政策，極力鞏固桂系力量和地盤。
這年夏，蔣介石督促「同床異夢」的白崇禧派一個師歸餘漢謀指揮，參加「圍剿」中央蘇區的戰役。白崇禧指派第四十四師王贊斌率莫德宏、周元兩個團參加。出發前，白一再告誡：「廣西地瘠民貧，養不起兵，而老蔣又時時想解決我們，不能不多養一些兵，以圖自存。現在，派你們兩個團去『圍剿』，必須換回4個團的經費補給來，同時，你們也不能損傷一個兵、一支槍，這是主要原則。」
後來，廣西部隊參加「圍剿」紅軍的兵力增加到4個團，防守地區擴大到安遠、龍南、黔南、定南一帶。
白崇禧應陳濟棠邀請從廣西來粵後，作了贛南之行，到贛州、南康、信豐、安遠、筠門嶺一線視察，前後共花了1個多月的時間。
白崇禧回廣東後，向陳濟棠談了此行的觀感。陳隨即召集各軍參謀長以上的將官到司令部開會。
會上，白崇禧報告了此行的見聞，並分析了形勢。白說：「蔣介石採納了德國軍事顧問的意見，對共產黨採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產黨的根據地逐步縮小。我在南康縣跟信豐縣之間的唐崗、信豐縣與安遠縣之間的重石和版石，看見共產黨的紅軍指揮官帶著望遠鏡在那裡觀察。依我判斷，共產黨紅軍看見我們在公路上築了這麼多碉堡，不出半年，紅軍就要撤走的。」
白崇禧繼續分析說：「如果共產黨紅軍繼續長留在江西，將會遭到防地越縮越窄的失敗危險；如果求生路，必須突圍。」
陳濟棠即席插話：「健生，依你看，共產黨紅軍會選擇哪個方向突圍呢?」白說：「共產黨紅軍這次撤退，從地形判斷，以走湖南和廣東的可能較大。由南康、新城一帶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帶可人粵北。根據當時防軍匯報，近日在上列韓坊、古陂等地，每隔10日左右，則發現有共產黨軍官乘騎，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東張西望，用望遠鏡進行地形偵察。這很可能是共產黨準備突圍的跡象。至於共產黨突圍的時機，我估計在秋冬之間。那時正是農民收穫季節，可以解決糧食問題，否則千裡攜糧，為兵家所忌。」
陳濟棠聽了白崇禧對視察情況的分析，非常信服。他採納了白的良策，加強粵北的部署，將陳漢光的警衛旅、李漢魂的獨立第三師、張達的第二軍一部，先後布於粵漢線兩側，以備不測。
1934年仲夏，紅軍出動了一支部隊，由贛南進入藍山、嘉禾一帶，對地形進行偵察。
這時，陳濟棠的直屬部隊——駐廣州近郊江村、高塘的警衛旅第二團，奉命緊急移防連縣，作防堵紅軍入粵的部署。第一營開往東陂布防，監視藍山方向；第二營開往星子布防，監視臨武、嘉禾方向；團部直屬隊和第三營則駐連縣城，作固守城防的部署。
在連縣駐防了兩個多月，警衛旅第二團於9月初奉命移至翁源，全團駐在通往江西全南的壩仔，其任務是防堵紅軍人粵。具體要求是，由壩仔到江西全南邊境的二三十公裡的公路，沿路縱深構築散兵壕，並擇要加築機槍掩體。
那時，警衛旅第二團的指揮是少將副旅長兼第二團團長黃國梁。
據第二團少校政訓員黃若天回憶，有一天，黃國梁團長感慨地對他說：「我與葉劍英在雲南講武堂同學幾年，千萬不要碰頭打仗，兵戎相見。」
黃國梁與葉劍英昔日在雲南講武堂同窗，畢業後在孫中山領導的粵軍服務。葉劍英先後任海軍陸戰隊營長、第八旅參謀長。北伐後期，葉劍英任新編第二師師長，黃國梁任顧祝同部第三師師長。蔣介石懷疑黃與白崇禧暗通，黃被撤職遠走南洋。回國後，黃投效陳濟棠，常常流露出對蔣介石的不滿以及不願與紅軍作戰的情緒。
部下厭戰、消極的情緒，陳濟棠也早有耳聞，只是礙於敷衍蔣介石和保境，陳濟棠也象徵性地對紅軍發起一些微不足道的攻擊。但此時，陳濟棠對士兵情緒低落再也不能熟視無睹了。
陳濟棠在加強粵北布防的同時，為了保存實力，避免和紅軍作戰，通過部下找到了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在廣州做生意的內弟，要他擔任同紅軍秘密聯繫的媒介，企望同紅軍和談。
秘密聯繫溝通後，陳濟棠向瑞金派出了一個信使。
有朋自南方來
1934年9月下旬，陳濟棠給周恩來寫了一封親筆密函，派了一位信使前往瑞金。何長工稱這位信使為徐參謀，朱德稱這位信使為李君。究竟姓徐還是姓李，是同一個人一次到蘇區，還是兩個人二度到蘇區，至今仍是個謎。
9月下旬的一天，蘇區中央軍委周恩來、朱德駐地——瑞金梅坑田心鄉巖背村來了一個陌生人。他從頭到腳一副商人模樣：質地考究的長衫，別致的禮帽，鋥亮的皮鞋。來人不與任何參謀、幹事打招呼，便在紅軍保衛局局長李克農的陪同下，徑直進了周恩來的房子。
不一會兒，李克農從屋裡出來，傳達周恩來的命令：沒有緊急情況，任何人不得入內。
軍委總部，原本就是個森嚴神秘之地，今天，這位神秘客人的到來更增添了這個「禁區」的神秘色彩。
「周主任。」來人——聲稱呼，打斷了周恩來的沉思。
「周主任」是黃埔軍校學生對周恩來的尊稱。周恩來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而來使是當年黃埔的學生。
「辛苦了，請坐!」周恩來握著使者的手，非常客氣。
使者撩起長衫，從內衣裡掏出陳濟棠一封密函，雙手呈給周恩來。
陳濟棠密函的主要內容是：「我對貴黨共同抗日的主張，表示贊同。為了協調雙方關係，我決定派參謀長楊幼敏，師長黃旭初、黃質文3人為談判代表團，建議你方最好派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總代表，進行秘密談判。現派信使前來商定談判地點及其他有關事項。」
信使動身前，陳濟棠單獨召見了他並當面交待任務。陳反覆叮囑：「途中要小心，人在信在，千萬不要誤事。信一定要面交周恩來，速去速回。」
看完信，周恩來吩咐警衛員：「小範，快請朱總司令!」
不一會兒，朱德來到周恩來屋裡。使者望著這位樸實且聞名已久的紅軍總司令，趕緊上前，雙手握住朱德的手連聲說：「久仰!久仰!」朱德亦熱情地握著使者的手說：「歡迎!歡迎!」
一番客套之後，周恩來便囑咐李克農安頓使者好好休息，等候信息。周恩來、朱德帶著陳濟棠的密函，先來到洋顧問李德的住處。
李德的住處，是一棟相當寬敞的民宅。這裡住著李德，李德的中國妻子肖月華，翻譯伍修權、王智濤及兩個警衛員等。
周恩來、朱德進屋剛落座，便說：「陳濟棠派來一信使，願與紅軍講和，不知顧問意下如何?」
對陳濟棠這位紅軍南方戰線頭號敵人，李德並不陌生。是年6月，李德曾上粵贛前線視察，「南天王」陳濟棠給李德留下了深刻記憶。李德《中國紀事》這樣敘述此次前線之行：
國民黨中央部隊和湘軍佔領了永豐和興國，準備從那裡出發集中向寧都進展，同時粵軍也開始積極活動了。省主席陳濟棠顯然很擔心，因為蔣介石成功地通過蘇區一直推進到廣東邊界，那他們的地盤也要受到威脅。我們在南線只有一些獨立部隊，因此軍事委員會委託我和總參謀部作戰部長到會昌作短期視察。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那裡按老方法自發建造的半圓形工事根本不適用於防禦的目的，最多只能成為敵人炮火目標。在那裡作戰的部隊出於兵力不足特別是由於缺乏武器和訓練，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能力進行富有希望的正規戰爭。以我們的主力來加強這些部隊，從當時的形勢來看也不可能。此外，敵人即使在很小的戰鬥中也表現極為謹慎，近乎膽怯。由於這些原因，我們指示軍區指揮員，他們的任務是騷擾敵人，不斷地破壞敵人進軍，但不要使自己捲入真正的戰鬥。我們回去後，我也要這樣向軍事委員會匯報的。
不料，李德聽完伍修權的翻譯後，竟哈哈大笑起來：「和陳濟棠談判?和軍閥合作?」
在李德眼裡，這簡直像天方夜譚，太不可思議了。軍閥就是軍閥，是兇惡的敵人，只能用槍、炮、刺刀和他們說話，怎麼能跟他們攜手禦敵呢?
李德聳聳肩，攤開雙手，作了個帶有嘲諷意味的姿式。
一個連中國話都不懂的外國人，是很難了解中國複雜的政治心理和獨特的文化觀念的，更何況高深莫測的中國兵法戰略!周恩來、朱德見顧問不大理解，也不多言，遂起身告辭，去總書記博古住處。
博古心情相當不好。雖然5月書記處會議已決定紅軍撤出中央蘇區，但共產國際遲遲未能批覆這一戰略計劃。不得已，中央紅軍又跟蔣介石精銳嫡系頂起了牛：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以禦敵於國門之外，中央紅軍的主力軍團及獨立師團又一次被拖住了，在9個戰役方向進行著毫無意義的突擊與消耗!
到了博古住處，周恩來簡單地介紹了與陳濟棠接觸的一些情況和此次使者所攜函件的主要內容。
博古仿佛若有所思，然而面部毫無反應。從心裡說，博古對與陳濟棠談判，也不抱什麼希望。
朱德見總書記不吭聲，有些著急，直言道：「紅都瑞金已陷重同。眼下，除南線局勢較為平緩外，東、西、北三面則越來越緊張。我們要利用蔣、陳矛盾，在南線找到突破口，以減少紅軍突圍時的損失。」
博古耐著性子聽完，不冷不熱地說了句：「陳濟棠，不也是軍閥嗎?總司令，我們眼軍閥打交道可是有教訓的。」
顯而易見，博古是指「福建政府」，即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之輩。
周恩來見博古是這樣一個態度，很有些傷感：「如果我軍及時截擊、阻攔蔣介石嫡系部隊入閩，福建政府和十九路軍蔡廷鍇不會那麼快垮臺。博古同志，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個盟友，這個盟友不能再失去了。陳濟棠擁護今年6月總司令和毛澤東提出的三個條件，有合作的基礎。另外，從項英同志最近從贛南、粵贛前線發回的幾個電報看，陳濟棠是能夠履行諾言的。」
博古見周恩來對和談的態度堅決，便順水推舟地說：「恩來呀，和陳濟棠談判的事，你就看著辦吧!由你和總司令全權處理。」
儘管最高領導人博古和洋顧問李德對陳濟棠表示懷疑，對於此次與陳和談不感興趣，但周恩來和朱德卻非常重視。
周恩來和朱德從博古住處返回後，告訴陳濟棠的信使，紅軍總部讚賞陳總司令的決策，準備派出代表團進行談判，但需要保守秘密。同時，周恩來、朱德還與來使商定了談判的時間和地點。
朱總司令修書言和
1934年9月底，陳濟棠信使從瑞金回到了粵軍大本營廣州，見到了「南天王」，呈上了朱德總司令給陳濟棠的親筆信。朱德提出了幾條建議：
一、雙方停止作戰行動，而以贛州沿江至信豐而龍南、安遠、尋烏、武平為分界線，上列諸城市及其附郭十裡之處統歸貴方管轄，線外貴軍，尚祈令其移師反蔣。
二、立即恢復雙方貿易之自由。
三、貴軍目前及將來所轄境內，實現出版、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釋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實實行武裝民眾。
四、即刻開始反蔣賊賣國及法西斯陰謀之政治運動，並切實作反日反蔣之各項準備。
五、請代購軍火，並經門嶺迅速運輸。
為了使紅軍主力從南線突圍成功，調 動圍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在朱德總司令修書陳濟棠言和之前的兩個月，中共中央、蘇區中央軍委曾抽調了主力紅軍一部，組建抗日先遣隊北上，深入國民黨統治區的後方，宣傳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開展遊擊戰爭，吸引國民黨主力。
這支部隊，就是尋淮洲、樂少華、粟裕所率紅軍第七軍團。7月4日，在寬闊的紅軍大學操場上，站列著一排排整齊的軍隊，衣著雖然襤褸，精神卻飽滿。軍團長尋淮洲正統率著紅七軍團的數千名官兵接受蘇區中央軍委領導朱德、周恩來等人的檢閱。
朱德總司令作了極為簡單明了的講話。他要求官兵堅決反對蔣介石投降賣國，英勇地為抗日、保護民族獨立而頑強作戰。隨後，檢閱紅軍官兵的中央領導人在前排轉了一圈，即在早已放置好的板凳前合影留念。
閱兵前，博古、朱德、周恩來等對紅七軍團主要領導人當面交待任務：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向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國民黨後方縱深地區出擊，沿途廣泛宣傳中共抗日救國的主張，喚起工農，以求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並規定最後的目的是到達皖南，支援和發展皖南地區的革命鬥爭。
7月6日，當黃昏即將來臨的時刻，紅七軍團6000餘人向著北方出發了。部隊經長汀、連城、永安縣境，打下大田縣城，進至閩中地區。
在羅炳輝率領的紅九軍團的配合下，尋淮洲、粟裕部打下樟湖坂後即渡過閩江進入白區。正準備按原計劃北上浙西去皖南時，蘇區中央軍委電令紅七軍團由谷口東進佔領水口，威脅並相機襲取福州。水口4個營之守敵懾於紅軍聲威，連夜逃走。8月1日，紅軍佔領水口。這時，部隊正式宣布對外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活動。
紅軍在閩中地區的突然出現，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震驚。東路軍「剿共」總司令蔣鼎文急忙從漳州飛抵福州，敵八十七師工敬久部奉命集中到福州和閩江上遊堵截紅軍，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由長江水路日夜兼程東進馳援福建。同時，福州的敵人也加強了戒備，憑藉堅固的工事扼守。8月7日晚，紅軍向福州敵軍發起攻擊，經過激戰，曾一度攻入福州城北關。雖給敵人以重大殺傷，但自己也損失不少。最後，紅軍感到攻佔福州無望，主動撤出戰鬥，準備向閩東轉移。
從8月14日至月底半月之間，紅七軍閉在羅源、穆陽鎮、浙江慶元地區三戰三捷，又聲威大振。蔣介石手忙腳亂，他一面命令四十九師由連江加速北上堵截，一面調「永績」、「撫寧」兩艦載海軍陸戰隊在羅源灣登陸圍攻羅源。
9月初，紅七軍團進入閩北蘇區古樓一帶。這時，蘇區中央軍委電令紅七軍團挺進浙西。遵照軍委指示，紅七軍團於9月9日繼續向北進發，9月15日至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陣地區，並一度攻佔浙江常山，殲滅部分守敵，9月17日，蘇區中央軍委電令紅七軍團以遂安為中心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蘇區，爾後再向浙皖邊境的歙縣、建德、蘭溪、江山、屯溪地區發展……
兵不厭詐。朱德不愧是深諳中國古代兵法的大戰略家、大軍事家。紅七軍團尋淮洲、粟裕部尚在浙皖邊境，朱德即稱「已迫杭垣」。當然，朱德的高明之處還在於指出「四川我部」如何如何，「賀龍部」如何如何，而「我主力乘其慌亂之際」又將如何如何。
不可否認，紅七軍團馳騁浙西，威脅南京，吸引敵人，的確減輕了中央蘇區的壓力。
就在此期間，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和李德、周恩來最高三人團已經最終決定中央紅軍除少數人留下外，其餘全部向西進行戰略大轉移。轉移的突破口，選擇在南線。周恩來、朱德所期待的紅軍與「南天王」陳濟棠的借道談判，在炮火硝煙中悄無聲息地拉開了帷幕。潘漢年、何長工再度出使
1934年10月5日，周恩來、葉劍英在軍委辦公室裡等候潘漢年、何長工兩位同志，他們將要承擔一項特殊使命。
潘漢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前任「特命全權大使」。然而，這位「大使」已失業近一年。
一年前，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奉命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與國民黨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就抗日反蔣問題舉行秘密談判，並籤訂了協定，蔣光鼐、蔡廷鍇希望共產黨支持他們的「福建事變」。遺憾的是，王明「左」傾路線的領導者既不懂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同盟者，又完全仰仗共產國際顧問的鼻息，結果失信違約，坐失良機。「福建政府」垮臺，潘漢年不得已無功而返。
另一名談判代表，即是紅五軍團第十三軍政治委員何長工。離開紅五軍團後，何長工首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等職，培養了大批紅軍幹部並獲得蘇區中央軍委頒發的二等紅星獎章。此時，何長工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粵贛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粵贛軍區，即離粵軍最近的一個軍區，何調粵贛軍區半年多，對粵軍情況很熟，無疑也是與粵軍談判的最佳人選之一。
潘漢年、何長工同時喊著「報告」進了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很高興地拍著他們的肩膀，讓他們就座，並親手給他們端上開水。
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說：「『南天王』陳濟棠已電約我們，在陳管區尋烏舉行秘密軍事談判。這很好，我們可以利用蔣、陳之間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給他覆信。根據目前的時局及黨的統戰政策，我們準備派你們兩人去跟陳濟棠的代表談判。潘漢年同志任政治代表，何長工同志任軍事代表，對方代表是第一集團軍總部少將參謀楊幼敏及兩個師長，一個是獨立第七師師長黃質文，另一個是獨一師師長黃任寰。」
接著，周恩來將「南天王」陳濟棠的歷史及現實處境、心態作了一番透徹的分析。介紹完情況，周恩來微笑著問潘、何兩人：「情況大致如此，你們此行還有沒有什麼困難?」
潘、何表示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
周恩來又鄭重地說：「這是中央交給你們的重大任務，望你們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歷次宣言和朱總司令《關於抗日反蔣問題給陳濟棠的信》的精神，既要堅持原則，又要靈活。」
在場的軍委副總參謀長葉劍英囑咐道：「去白區談判，任務重大，談成了很有益處；當然，也要作好另一手準備，萬一談不成，你們要沉著靈活，應對局面。」
潘、何頻頻點頭。周恩來交給他們一封朱德親筆署名的介紹信，上面寫著：「黃師長大鑑：茲應貴總司令電約，特派潘健行(漢年)、何長工兩君為代表前來尋烏與貴方代表幼敏、宗盛兩先生協商一切。望予接洽為感!專此。順致戎祺!朱德手啟。10月5日。」
周恩來最後向何長工交待說：「如果用電報通知你，說你餵的鴿子飛了，你們就趕快回來，我會派一名幹部在會昌等你們。」
潘、何鄭重地接受了任務，與周恩來、葉劍英握手告別。
10月6日，潘漢年、何長工脫下軍裝，換上西服，戴上墨鏡和草帽。斯文儒雅的潘漢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長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們這副打扮是大學教授還是做生意的大老闆?」
何長工笑著說：「當然是做生意的大老闆呀。我們是去做一筆大生意嘛。」
在暮靄沉沉的黃昏，潘漢年、何長工趕到了約定地點——會昌白埠。
這時，陳濟棠派出的一個特務連早已迎候在那裡。五大三粗的連長嚴直是個爽快人，一見面就悄聲說：「何先生，咱不打了，兩家和好算了。打敗了你們，我們也撈不到什麼；打敗了我們，你們最多也只能到廣東吃幾根甘蔗。」
何長工爽朗大笑，說：「要吃甘蔗，我們瑞金、會昌有的是，何必跑到廣東去?」
潘漢年則說：「廣東甘蔗我吃過，好像並不比瑞金的更甜。歡迎嚴連長去我們那裡作客，甘蔗還是有得吃。」
一番話，說得嚴連長哈哈大笑，連忙吩咐安排兩乘四人抬的轎子，親自為潘、何掀開帘子，拱手說：「二位請上轎。」
潘漢年朝何長工燦然一笑：「咱們這是『大姑娘』坐轎——頭一回。」
何長工接著：「確切一點說，應該是男子漢坐轎——頭一回。」
何、潘二人坐上轎子，由特務連護送前行。每遇崗哨盤問，嚴連長便高聲喊道：「這是陳總司令請來的貴客。」轎夫一路跋涉，通行無阻。
10月8日，潘漢年、何長工抵達談判地點——尋烏羅塘鎮。
陳濟棠深知此次和共產黨談判事關重大，因此對談判地點和內容極端保密。當雙方代表到達後，陳濟棠立即命令其心腹嚴應魚旅長嚴密封鎖消息，加強警戒，必須確保紅軍代表的安全。
為此，嚴旅長專門指派參謀長兼軍法處長韓宗盛負責接待和保衛工作。
雙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層小洋樓裡，紅軍代表住在樓上，粵方代表住在樓下。嚴應魚將站崗的士兵一律換成最親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貼身人員在談判期間都避免進入這座小樓。
翌日上午，雙方代表來到樓上一間不大的會議室。
陳部代表楊幼敏握著潘漢年的手說：「久仰!久仰!」
韓宗盛也握住何長工的手說：「幸會!幸會!」
潘漢年笑著說：「看來我們緣分不淺啊。 」
楊幼敏馬上接口說：「能認識潘先生、何先生，實乃三生有幸。」
何長工反客為主：「我們是行伍出身的粗人，不會說客套話，我看還是坦誠相見好。來，諸位請上座。」
潘漢年配合默契：「對對對，我們帶來了九龍茶。想必楊、韓二位先生是品茶行家，來嘗嘗這茶的味道。」
四人終於坐在一起，一邊喝茶，一邊大聊茶道。潘漢年侃侃而談，何長工藉機引入正題。潘、何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同陳濟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戰、解除封鎖、恢復貿易、恢復通訊聯絡、互通情報及抗日反蔣等事項進行了反覆商談。雙方各自提出了建議和條件。
經過三天三夜的談判，終於達成了五項協議：
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
2．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
3．解除封鎖。
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
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40華裡，讓紅軍通過。紅軍只借道而行，保證不入廣東腹地。紅軍人員進入陳的防區用陳部護照。
當談判進入到逐條確定時，周恩來發來了事先商定的密語電報：「長工，你餵的鴿子飛了。」
刁滑世故的楊幼敏非常敏感，立即詢問：「何先生，你們是不是要遠走高飛了。」
何長工機靈地答道：「不是，這是說我們和談成功了。和平鴿子飛上了天，表示祝賀之意。」
聽起來，合情合理，對方代表見何長工鎮定如常，從容平緩，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何長工、潘漢年待五項條款一確定，馬 上結束談判，匆匆離開羅塘鎮，返回會昌。陳濟棠部派了一個騎兵連，一直護送何、潘到筠門嶺以北的一座小木橋邊。
潘漢年、何長工兩人趕到會昌時，周恩來派來的幹部已在此等候，並留下周恩來寫的條子：長工，我在於都等你們。
潘漢年、何長工沒有在會昌停留，連夜趕到於都，向周恩來詳細地匯報了談判的情況。
周恩來得知談判成功，非常高興地拍著他們的肩膀稱讚說：「這次談判談得很好，對於紅軍和中央機關的突圍轉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說，這將使中央可以正式確定長徵開始的時間和突圍的方向。」
重重封鎖線上的神秘通道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主力紅軍第一、三、五、八軍團秘密集結在於都城，作突圍準備。
於都河是紅軍突圍轉移必須渡過的第一條大河。為了確保紅軍順利渡河，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親自在於都河畔指揮架設浮橋。於都人民全力以赴，將沿街店鋪和祠堂大屋的門板都卸下來鋪墊在浮橋上，有些群眾甚至主動拆下房子裡的木料，送給紅軍架橋。一到傍晚，於都河畔燈火通明，軍民同心，僅4天時間，就架起了5座浮橋。
這時，蔣介石獲得了紅軍主力有突圍跡象的緊急情報。為了阻止紅軍西進，蔣介石調集了幾十萬軍隊，在紅軍通往湘西的徵途上，設置了4道軍事封鎖線，企圖阻擊和消滅中央紅軍。
第一道封鎖線設置在江西安遠至信豐之間，主要由廣東的陳濟棠部扼守；第二道封鎖線設置在湖南攸縣至廣東韶關之間，主要由湖南軍閥何鍵部扼守；第三道封鎖線設置在粵漢鐵路的衡陽至東昌之間，由何鍵、陳濟棠部共同防守；第四道封鎖線設置在廣西的興安至金州之間，並以湘江為天然屏障，主要由湘桂軍共同駐守。
1934年10月下旬，蔣介石多次命令陳濟棠阻截紅軍突圍轉移，說紅軍不是戰術機動，而是戰略轉移，不是南侵廣東，而是突圍西進。
為了應付蔣介石的命令，陳濟棠把自己的軍隊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主力，以集結為主，如果發生戰鬥，便於調動以應付突然情況；另一部分是派出部分部隊，分駐各地，虛張聲勢，萬一遭到紅軍襲擊，損失也不大。
這樣，既可以表示對蔣介石的服從和擁護，又可以避免同紅軍打硬仗，相機轉移，以免遭到嚴重損失。根據這一指導思想，陳濟棠派兵構築了第一道封鎖線，以其第二縱隊李揚敬部駐守會昌一帶，派其第五軍第七師師長黃延楨坐鎮筠門嶺；以其第一縱隊餘漢謀部駐信豐和安遠、贛州到南康之間，其第一師在安西，第二師在信豐，第四師駐贛州、南康，獨立旅在安遠。
從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結在於都境內的中央主力紅軍和中央野戰縱隊8．6萬餘人，渡過長徵第一河——於都河，突圍轉移。
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紅八軍團、紅九軍團分頭渡河集結。
中央「紅星」縱隊(第一野戰縱隊和第二野戰縱隊)是中央領導機關部屬編組而成的，於18日傍晚從于都縣城東門渡過於都河，經利村、上坪，到達安遠合頭一帶集結。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及中央政府領導，如博古、周恩來、李德、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等都編入此縱隊。
根據同陳濟棠的代表秘密談判所達成的「互相借道」的協議，紅軍總部派人通知陳濟棠，有部分紅軍要借道；陳濟棠執行了秘密協議，在紅軍行動方向上，讓出了一條40華裡的神秘通道，同時，嚴令各部「敵不向我襲擊不準出擊，敵不向我出擊不準開槍」。
10月20日，中革軍委在於都祁祿山下達了突圍命令，命令部隊在安遠信豐間的新陂、小溪和贛縣的馬嶺等地突出重圍。具體部署是：
紅一、三軍團為左右前鋒，八、九軍團兩翼掩護，五軍團殿後壓陣，中間是軍委總部和中央縱隊。由於部隊攜帶了大批輜重，把電臺的發電機、蓄電池和野戰醫院的X光機、印刷機和製造機械的笨重機器，甚至十餘人才能抬得動的小山炮，都統統帶上，以致人馬負擔沉重，行動遲緩，幾萬人在崇山峻岭的羊腸小道上行進，擁擠不堪。
10月21日，紅軍主力在江西的安遠、信豐之間發起突圍戰鬥。粵軍基本上採取讓道的方針，朝天放槍，邊打邊撤，使紅軍較為順利突破了蔣介石的第一道封鎖線，進入粵北南雄境內。
蔣介石得知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的情報後，大為惘然，原以為紅軍的行動方向定會從贛南人湘南或入湘南後出鄂皖蘇區再北進，不會以「不利之路」的粵北作為轉移的突破口。紅軍的行動完全打亂了他的陣腳。蔣介石即令粵軍陳濟棠、湘軍何鍵兩部火速出兵，予以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內所有航空隊全體出動，協同作戰，妄圖把紅軍堵截在第二、三道封鎖線內，予以全殲。
蔣介石的南昌行營還頒布了賞格：「生擒朱德、毛澤東者，賞洋10萬元；獻其首級者，賞洋5萬元。生擒或殺死彭德懷等以獻者，各賞洋1萬元。」
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即向湖南、廣東邊境前進。10月27日，中革軍委下達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命令。
這時，陳濟棠令北區綏靖主任、韶關戰區司令李漢魂率獨三師、獨立警衛旅等部到仁化、樂昌、汝城附近設防。
在設防中，李對其下屬軍官說明：「粵軍已同紅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讓出紅軍西進道路。你們要加倍小心，認真執行協議。敵不向我射擊，我不開槍；敵不向我襲擊，我不出擊，要作為戰場紀律執行。」
獨立第三師、警衛旅各部抵達樂昌、仁化一線後，主力布於百順、二塘一線之南。葉劍英的同窗、警衛旅少將副旅長黃國梁還把一些平日憎恨共產黨的軍官留在韶關，不讓他們上前線。
同樣，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紅軍於11月4日又突破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連當時的《國聞周報》在「一周簡評」中也深有感慨地寫道：「我們最擔心的是粵軍與中央軍不統一的弱點被匪利用，現在匪部果然突破此線，由贛粵邊境西竄。這真是一個絕大的遺憾。」
中央紅軍突破敵人第二道封鎖線後，11月6日，蔣介石的南昌行營頒布緊急「堵剿」電令。該電判斷紅軍將「繼續向宜章方向逃竄」，據此對「堵剿」紅軍作了具體部署，在第三道封鎖線上修築了數百座碉堡，加強防堵。
紅軍在敵軍兵力尚未完全調集之際，立即一面攻郴縣，鉗制湘敵，一面進佔宜章，阻拒粵敵，主力則從中突破，向嘉禾、臨武進軍。13日，紅軍一舉佔領宜章縣；15日，攻克臨武縣城。而且，紅軍也認真執行談判協議，不入廣東腹地，只沿粵、湘、贛邊西進。於是，紅軍一路未遇粵方頑強阻截，又突破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
不到一個月，紅軍迅速突破了蔣介石精心構織的三道封鎖線，蔣介石的計劃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亂，終於覺察到陳濟棠擁兵自保的企圖。蔣急令手下發去一封責電，措辭甚是嚴厲：「此次按兵不動，任由共匪西竄。不予截擊，貽我國民革命軍以千秋萬世之汙點。著即集中27個團，位於藍山、嘉禾、臨武之間堵截，以贖前衍。否則，本委員長執法以繩。」
陳濟棠唯恐日後難以向老蔣「交帳」，於是迅速銷毀了與紅軍談判的所有文件，令葉肇、李漢魂、李振球等師，分頭沿樂昌唐村、坪石尾追紅軍人湘。
對蔣介石的嚴斥電，陳濟棠也批了一句：「此件發至團長。至要!」
據陳濟棠的一位高級幕僚李潔之後來稱：「當時，陳濟棠在廣東梅縣、五華、韶關及江西贛州、大餘等地，均建有機場，共有70多架飛機，而他僅派了偵察機對中央蘇區進行偵察，並未出動戰鬥機。如果陳濟棠出動大量飛機的話，紅軍是吃不消的，傷亡一定會大得多。」
蔣介石行營第一廳副廳長晏道剛則抱怨說：「自從紅軍突圍後，追堵部隊誰也不願猛追強堵，怕接近紅軍，被紅軍反擊，採取的是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
長期以來，粵贛談判並不為世人所知，非但談判的最高主持人周恩來、朱德、陳濟棠滴水不漏，就是粵軍師長黃任寰、楊幼敏也守口如瓶，直至1982年，何長工回憶錄《難忘的歲月》問世，展示了朱德總司令手令的手跡，這段歷史才大白於天下。
長徵前夕中央紅軍與粵軍的借道談判及其盡人皆知的功效，再一次印證了《孫子兵法·謀攻篇》裡的一段話：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詐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摘自：《同舟共進》 作者：湯靜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