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新是現代中國的主要標誌。「日新月異」固是誇張，但家事、國家、天下事，確實處於劇烈變化之中。從晚清到當代，觀念更新因被賦予了正面價值而成為一種責任和壓力，以至梁啓超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但與時俱進只是一個方面、一種類型，也還有另一種情況，這就是從「中體西用」開始的種種保守之論，即在文化、社會，特別是生活方式方面，我們總還有不變或須堅持的方面。滄海桑田，世事無常，但新舊卻不是評論人事的唯一標準，而為現代趨新者所不齒的舊道德反倒可能具有普遍和永恆的價值。1923年，當年復闢的「辮帥」張勳(1854~1923)在天津公館病逝，也是來自晚清舊官僚陣營的民國總理熊希齡(1870~1937)送輓聯一副：「國無論君民，唯以忠心為大本;人何分新舊，不移宗旨是英雄。」此聯所言，就表明在一個趨新的時代，還應當有不變的地方。胡適去世後，蔣介石撰輓聯云：「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肯定的也是胡適調和新舊的方面。
但新、舊之間總還有矛盾和衝突。不妨以民國三個政治人物的新舊問題，略作申論，以補文化研究之不足。
新舊參半的李宗仁
一般認為，「新桂系」首領、前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1891~1969)是現代中國政治人物中相對仁德忠厚的一位。史家唐德剛在為李宗仁寫傳記時就對他懷有特殊好感：「我至今仍覺得李德鄰先生是一位長者，一位忠誠厚道的前輩。他不是一個枉顧民命、自高自大的獨夫，更不是一個油頭滑腦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國農村社會裡某些可愛可貴的傳統。」「李氏夫婦亦自有其過，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人格上有重大缺點的人，更不是什麼壞人。他夫婦都是濃厚的傳統中國農業社會所孕育出來的溫柔敦厚的好人。」比如，「他對他的老政敵蔣公的批評是淋漓盡致的，但是每提到蔣公他總用『蔣先生』或『委員長』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惡言惡語的稱謂。」(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李宗仁之所以能在時代的驚濤駭浪和政治的雲翻雨覆中屹立不倒，以雜牌軍頭的身份與蔣介石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終未被「吃掉」，既表明他在軍政兩行均有不羈之才和可說之德，實也證明他「外寬內深」「渾渾而有機心」，不乏智慧、策略和手段。不過，與其他政治人物比較，李宗仁的可敬之處恰在這位農家子弟較多地保持了傳統社會的若干品格。
現代中國變化激烈，政治文化以趨新為特色，舉凡一切傳統的道德規範和價值秩序均被視為「保守」和「反動」，唯恐打倒之不夠，為團體之私甚至一人之私，不擇手段，一再給民族和人民造成深創劇痛，原因之一就在某些新派強人以革命之名行攫權之實。對此，章太炎、熊十力等辛亥老人均曾為之痛徹心肺，並因此或轉向佛學或轉向儒學，期在為現代革命尋找道德約束和行為規範。李宗仁作為現代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者，也有深切的觀察和體驗。他發現，當時「參加黨爭的人，大半隻顧目的，不擇手段。流風所及，國民道德、社會風氣均蒙受極不良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會地位的提高，終至與黨國要人相頡頏。」「但在舊軍閥時代，這批黑社會的流氓們尚有一種自卑感，不敢與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張胆地稱兄道弟。舊時代社會上的正當官紳也羞於與其為伍，他們多少還有點舊式士大夫的頭巾氣。」例子之一，就是盧永祥1922年任上海護軍使時，其子曾與黃金榮發生衝突，把黃抓起來打了一頓。但1927年清黨時，因為蔣介石藉助了黑社會的力量，黃金榮等遂能以紳士姿態出現，周旋於黨國要人之間。而黨的中樞領袖，不自覺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嚴，竟與這批流氓稱兄道弟，不以為恥，官箴全失，斯文掃地。也是在1927年清黨前後，李宗仁的同事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備司令，晚年在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自豪地說：自己當時絕不理會黑社會之人物，明知杜月笙有功於革命軍，也拒絕接見。
政治組織和主義信仰有新舊，但個人品德和政治倫理卻超越新舊。李宗仁從小接受傳統教育，壯歲以後接受了現代革命思想，對美國、蘇聯的政治文化也有若干了解，屬於新舊參半的人物。他對革命同志的評價，也多在與舊軍閥的對比中進行。北伐部隊7個軍中，作戰最勇敢、功勞最大的是李濟深的第四軍、李宗仁的第七軍和唐生智的第八軍，而不是受革命教育最長、主義信仰最忠的黃埔系第一軍。抗戰期間，一些受到蔣介石及黃埔系排擠、打壓的前軍閥部隊在李宗仁指揮的第五戰區發揮了重要作用。臺兒莊大捷，很大程度上是由龐炳勳、張自忠、孫連仲、鄧錫侯、孫震這些地方雜牌部隊打出來的，其中多屬於原西北軍的部隊。他們文化知識欠缺，政治觀念落後，主義信仰不貞，卻保持了中國農人樸實、誠信、忠勇、感恩的舊道德。比如七七事變前，張自忠奉宋哲元將軍密令在北京與日本人周旋，輿論均指為漢奸，軍委會中亦有人主張軍法會審。李宗仁為此約見他，「當張氏抵達之時，簡直不敢抬頭。平劇中，覺見犯人上堂見官，總是低著頭說：『犯人有罪，不敢抬頭。』對方則說：『恕你無罪，抬起頭來。』我總以為這不過是扮戲而已，殊不知抗戰時期，北方軍人中尚有此遺風。」另如龐炳勳與士卒共甘苦、廉潔愛民等。李宗仁能尊重他們、合理使用他們，使之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反之，像湯恩伯、胡宗南這些黃埔系將領，自恃「天子門生」，只效忠蔣介石一人，不願受階級服從、層層節制的約束，所以彼此之間摩擦特多，實際戰功不多。但蔣介石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其親疏態度，在將領安排、部隊調度、資源供給等方面不能秉公處理、一視同仁。有見及此，晚年回憶1924年推翻統治廣西10年之久的軍閥陸榮廷時，李慨然說道：「至於陸榮廷，我們對他實諸多不忍。陸氏治桂十年，雖無功可言，也無大過。民國成立以來，舉國擾攘，而廣西得以粗安實有賴他。至於陸的作風陳腐，思想落伍，這是時代進步使然，非渠個人之咎。再者，陸氏出身微賤，頗知民間疾苦。渠未受正式教育，時萌自卑之感，故處世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舊道德。這一點且非後來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實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擬。」「以陸榮廷的治績與後來蔣先生標榜革命的省政相較，則陸氏實頗有足多者。」舊軍閥極少現代科學知識和現代統治技術，故能畏天命、畏人言，思想相對保守，私慾不敢放縱，行動相對拘謹，破壞性相對較小;而對於那些經過現代文化洗禮、掌握了操縱群眾的社會技術的新軍閥來說，天命不可畏，人言可操控，世界上沒有什麼可怕的，所以他們思想徹底解放，行動極其自由，私慾徹底膨脹，破壞性也更大。
為了說明新舊人物不同政績，李宗仁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比較。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湖南省主席何鍵，政治觀念落後，行政能力亦弱，但他們二人均非中央系統中人，對中央只作有限度的服從，平時與反中央的西南各省聯絡較密，每逢國內紛爭，兩人態度均甚模稜。是以中央對兩省幹涉較少。「韓、何雖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無甚更動，黨政軍之間頗少摩擦，因而湘、魯兩省的治安亦差強人意，省內政治、經濟設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觀。因中國積弱太久，當政者不論賢與不肖，只要給以機會，他們總會為國家、人民做點建設事業。」(《李宗仁回憶錄》)
與此相反的豫、鄂、皖、贛4省，是中央政令貫徹最力的四省，但社會建設成績最差。從1929年到抗戰軍興，湖北省7年換了5個省主席，省政不穩，管理紊亂，貪汙成風，建設全無，鄂東、鄂北是武漢兩個門戶，連一條公路都沒有。後果是鄂豫皖有張國燾、徐向前部的紅軍，鄂西是賀龍的根據地。豫、皖、贛三省與湖北差不多。「蔣先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國事當事做，而把政府職位作酬庸，以市私恩。這樣國家豈有不糟之理?此外，如張群、何成濬等人，都是蔣先生朝夕諮詢的智囊，他們雖當了省主席，卻經常不在省府辦公，『主席』只是掛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為代理人的，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蔣先生統治下的『中央集權制』，事實上是『包而不辦制』……再者，蔣先生對地方政府的駕馭，一向是採取『分化統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內的黨、政、軍互相對立，不時傾軋，以免一省首長的權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內的五個省主席中，雖有四個是職業軍人，但他們對駐軍卻毫無監督和調動之權。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來是借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所謂『中央軍』的主要任務是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不是防禦共軍的。因而一旦與共軍開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蔣介石當然是要消滅共產黨的，但其「中央化」的後果，恰恰是助成了共產黨：
我們試一翻閱地圖，便知共產黨當年的根據地多在贛、鄂、豫、皖四省，而該四省正是中央權力徹底到達之區。號稱共產黨老家的湘、粵兩省，中共反無地立足，甚至在省當局統治能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中共也無法滲透。孰為為之，孰令致之，我們稍一思考，便不難獲得。(《李宗仁回憶錄》)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集權制沒有換來高效率。桂、粵、晉、川、滇等省曾與中央摩擦甚至對立，基本不受中央影響;山東、湖南二省與中央比較接近，但與中央關聯度較低，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實行地方自治，遏制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二是如果像韓復榘、何鍵這樣的人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中都不是最差的領導人，那麼足以說明中國人自有其生活之道，只要當政者少擾民、少害民，他就已經是一個不錯的領導人了。就此而言，只要農民交一點糧之外其他什麼都不管的舊體制反而是對農民傷害最少的，而在這種體制下形成其治理方式的舊軍閥也較「新人」或某些「革命者」更有可取之處。
「舊人」陳濟棠的貢獻
近代廣東是中國革命的發源地，它分享了歷史的光環，也承受了動亂的災難。直到陳濟棠(1890~1954)主粵，廣東才名副其實地進入建設時期。陳有所有軍閥都具有的權謀、野心、智慧，但他還有多數軍閥難得的建設地方、造福鄉梓的願望和能力，他的權威並不僅僅靠15萬虎狼之師的拱衛，他的劣跡明顯少於晚清以來無數大大小小的軍閥，他對廣東地方建設的貢獻使近代軍閥的存在多少獲得了一些合理性。1980年，鄧小平在會見陳濟棠的兒子陳樹柏(美籍華人、電子學家——編者注)時說：令尊治粵8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確實，陳濟棠時代是民國史上廣東的「黃金時代」，其時風調雨順，政通人和，百姓富足。筆者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軍閥受到鄧小平的推崇，也很難說清廣東在改革時代的風光是否與陳的傳統有關，總之，當歷史的波濤淘盡無數弄潮兒之後，陳濟棠時代仍然是廣東幸福時代的象徵之一。
陳濟棠的經歷是一個典型的國民黨軍閥的經歷：擁兵自重而與中央分庭抗禮，自主一方而終為中央所敗。1929年3月，他在派系傾軋中取代李濟深，就任廣東編遣區特派員，隨後就任討逆軍第8軍總指揮，控制了廣東軍權，實際上已開始統治廣東。1931年5月，他把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擠走，集黨政軍權於一身，形成了他個人的軍事/政治體系，此後，他利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名義，製造了一個半獨立的割據局面。1936年，陳與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借抗日之名反蔣，發動「兩廣事變」，後因餘漢謀等高級部將的反叛而失敗。當他苦心經營、在國內堪稱第一的廣東空軍隆隆飛向南京之時，「南天王」也悄然離穗赴港。從道理上講，軍閥作為盤踞一方的軍政大權的壟斷者，一般不會完全忽略地方建設，至少他要從中獲得軍費來源，並以此作為鞏固的後方，擴展自己的地盤。但這要有兩個前提，一是其人統治地方的時間不能太短，他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規劃和構想，並來得及實施;二是其人必須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不能有一山二王或多王的現象。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如東北的張作霖、張學良父子，雲南的龍雲，廣西的李白黃，山西的閻錫山等，都較多留意於地方建設。在中央政府無力顧及地方甚至只想從地方搜括的背景下，維護個人統治的軍閥與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張力，使地方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質，使民眾具有稍好些的生活條件。當然，這不是必然的，畢竟還有不少專事打家劫舍、燒殺劫掠的軍閥。
八年的時間不算長，但對廣東來說，卻是一個難得的喘息，因為即使在孫中山主持的廣州軍政府期間，他也不能駕馭像陸榮廷、陳炯明、劉震寰、楊希閔等驕橫的將領。現代廣東在陳濟棠之前一直沒有享受過安寧，總是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而在陳下野之後，日寇狼煙不久就燻黑了珠江碧水。歷史給陳提供了機遇，他也沒有辜負這一機遇。這位生於耕讀之家的粵西軍閥，秉承粵人講究實惠、注重民生的傳統，對頻受苦難的民心有真切體察，任內平定土匪，整肅吏治，創辦學校，拓展交通，開發海港。陳在地方建設上的主要貢獻，是1933年頒布了《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在交通建設上，以廣州為中心，沿四通八達的珠江水網，順縱貫南北的粵漢、廣三和廣九鐵路伸展開來，北至南嶺，南至高雷欽廉，東至潮汕，西至梧州，構建了全省道路體系。在城市建設上，是在緩緩流淌的珠江和逶迤起伏的白雲山之間，以與珠江平行及垂直為框架，以中山紀念堂、市政府、中山圖書館、海珠橋為中心，東山為政治區域，西村為工業區。直到1980年代廣州開發天河新區以前，市政建設都以此為基礎。在經濟建設上，其時廣東直屬省建設廳、新建或擴建的工廠就有13家，有不少是開創性的。廣東的支柱產業如水泥、造紙、製糖、紡織等，都是在陳親自督辦下完成的，長期成為廣東工業體系的重要支柱。陳的作為當然以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政治利益作為標準，但有時也「尊重民意」。1934年成立「廣東省臨時參議會」以「集思廣益」，儘量兼顧自己利益與民眾願望。1931年在林翼中主持下的民政改革，通過釐清權力、確立地方行政制度解決了長期以來的民政和社會糾紛，其中對瓊崖撫黎局的改建，提高了少數民族的地位。
遠離北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嶺南較少受到崇本抑末的教條束縛，很早就有濃鬱的商品意識，由此形成的傳統使得今天的廣東人也津津樂道、沾沾自喜。然而，偏於一隅的嶺南並不能避免中原戰火的兵燹，同樣不能擺脫一治一亂的循環。多少次，累代財富成灰燼;多少回，兵戈鐵馬躍珠江。最令人扼腕的是五代時期的南漢國，驚人的富庶在趙宋大軍壓境下迅即毀於一旦。無論是治世之能臣還是亂世之梟雄，大多辜負了這片四季常青的沃土。問蒼茫嶺南，誰主沉浮? 即使官至一方首腦，要真正做成一件事，在中國也常常並不容易。人口眾多，資源貧乏，積弱多年，加上外患緊逼，都使得任何想有所作為的人力不從心。我們不能說所有軍閥都是與民為敵不想做好事的人，陳的幸運在於，他具有其他軍閥所不具有的條件和機遇。首先是1929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主要發達國家競相推銷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當時順德、南海幾個縣的蠶絲在國際市場上一蹶不振，三年內倒閉了63家絲廠。順德一個縣，就荒廢了三四十萬畝桑基。陳濟棠以低價、低息或分期付款等優惠條件取得必需的資金和設備，興建了水泥廠、糖廠等，要求農民把桑基都改種甘蔗，既解決了糖廠原料，也給農民開了條活路，皆大歡喜。其次，華僑因經濟衰退投資無利，大量匯款回鄉，僑匯猛增，國內購買力強，激活了市場。陳於1933年舉辦「廣東國貨商品展銷會」，以提倡國貨為號召，邀華僑回鄉參觀，吸引華僑投資，愛群酒店、永安堂及東山地區的建設等主要是華僑匯資營建的。第三，其時世界市場金賤銀貴，美國加緊收購白銀，廣東當時剛好是銀毫本位。因此銀幣相對升值，物價低廉，百姓安居樂業，嶺南一片昇平氣象。
為維持廣東的半獨立狀態，陳濟棠主要依靠政治韜略而非軍事實力。廣州成為西南的核心並與南京中央政府抗衡，陳本人在寧粵分裂期吸引了一批國民黨元老級要人，都賴其善於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在派系林立、傾軋不已的國民黨內部，他巧妙地周旋、穿插於蔣、胡、汪三派之間，一度遊刃有餘，與共產黨紅軍也有過合作，在長徵時讓出一條生路。他不和任何一方徹底決裂，總是保持著相當的主動權。與那些為了個人或黨派的權力不惜犧牲無數生命的政治家而言，陳確實更為理性，更有民本意識。仿佛先秦時代一樣，在中原各地戰火不息、民不聊生之時，嶺南一隅偏安，獲得了一個稀有的和平與發展。中國近代大小軍閥數百個，為什麼有的毫無建樹只有破壞，有的卻做了不少好事，原因甚多，主觀因素是一條。從《南天歲月：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一書中的大量回憶錄中可以看出，陳濟棠雖有一般地方軍閥的普遍特點，但總體上比較正派，比較謙和，所以他的內部沒有發生過火併。餘漢謀發表擁蔣反陳的通電後，陳見大勢已去，1936年7月28日晚，即以一封電報把廣東交代給餘漢謀：「濟棠誠信未孚，救國主張無方貫徹。現決擺脫仔肩，此後對於救國責任、廣東治安、袍澤維繫，偏勞吾兄負其責。望善為之，以補吾過。」這樣的政權交接，在現代中國是少見的。民國以來，主政廣東的先後有陳炯明、莫榮新、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餘漢謀等人，其中以陳、餘之交接最為安靜，很有點像美國總統的更換。只有熱愛桑梓、關心民間疾苦的政治家，才能超越個人之進退。
陳濟棠是典型的「舊人」。1935年1月，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發表演講，批評「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而且還主張讀經」等現象。1月9日早晨，胡適來到廣州，原準備邀他演講的中山大學校長鄒魯，要人帶信給胡適，請他「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胡適不是輕易退卻的人，他偏要去拜會這位「南天王」。一見面，陳濟棠便很不客氣地對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嶽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這個理由就是：「生產建設可以儘量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國外的工程師。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找。」(胡適《南遊雜憶》1935年8月12日，《胡適文集》第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陳濟棠不但主張尊孔讀經，而且十分迷信。他對聯桂反蔣本不堅決，李宗仁、白崇禧屢說不動。但其兄陳維周於1936年初往南京見蔣介石後，認定蔣的氣數已盡，陳濟棠氣運當陽，可取而代之。陳相信了這一點，這才同意與李、白一起反蔣。在中央政府的威壓面前，廣東的半獨立的格局本極難維持，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韜略，陳卻以術士之言為依據，失敗是免不了的。此外，陳的家鄉觀念很深，他不相信外籍軍官，因此每軍都要安排一個欽廉籍師長，每個師又都要安排一個欽廉籍團長或幾個營長，以為相互監視。1931年擴軍時欽廉籍師長只有3人，1936年已有7人，佔15個師長的一半，連一點軍事學識都沒有的陳維周，也當上警衛軍軍長。由此引起外籍軍官的不滿，香瀚屏、餘漢謀等親信將領也逐步與之離心。
「迷信」不但為現代文化所不容，也是陳濟棠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但迷信也有好處，它使人有所畏懼，有所忌憚，不至於在新觀念、新思想的鼓舞下拿人民做實驗，甚或無法無天為非作歹。實際上，迷信就曾使陳做了一些好事。1915年，時任連長的陳濟棠在戰亂中救莫秀英及其外祖母，與莫結婚後，陳常打勝仗且青雲直上，1930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次年兼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西南綏靖處處長，掌握了廣東軍政大權。陳把這一好運部分地歸結為與莫秀英的婚姻，而莫秀英也力勸丈夫積德行善，做了不少好事善事，如湛江的「秀英碼頭」就至今還令當地人稱頌。
廣東感謝陳濟棠，雖然「南天王」決非聖王。這一事實也許並不是說明陳有多麼了不起，而是表明動亂不已的現代中國，要找一個稍稍關心百姓的軍閥或政治人物太難了。複雜的是，這既與政治軍事人物的個人品格和能力有關，卻又有著廣泛的歷史因素，與幽微悖逆的人性相關。人心思安，卻又羨慕動蕩。拿破崙戰爭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承平歲月，到本世紀初，幾乎所有西方敏感人士都感到人心思變。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管有多少起因，但平和得近於麻木的心靈渴望來一場洗滌振奮無疑是一份催化劑。古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觀也是在說明這一現象。翻翻史書，看到多少世代創造積累的物質、文化財富每每在硝煙中瞬刻毀滅，真不敢相信人類總體的行為是理性的。亂世英雄起四方。當普通百姓滿足於日常生活時，英雄們總是在憧憬著某種重大時刻，也許他們志向高遠，也許他們身心矯健，也許他們欲望超常，總之衣食庸碌、家長裡短、殷實富足等俗世理想已難以範圍他們。呼風喚雨改天變地，稱霸一方統馭萬姓，按自己的思路梳理人間，把一己的意願嵌入歷史，才是英雄們的生命寄託。青年毛澤東有言：「然長久之平安，毫無抵抗純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新人」胡宗南的無為
還在黃埔軍校一期學習時，胡宗南(1896~1962)就很出名。「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說法甚為流行，但胡宗南絕非一介武夫。1915年從吳興中學畢業後，他在家鄉做過小學教師，深受新思潮的感染。此後在長期軍旅生涯中，始終保持著酷愛讀書、熱衷辦學的習慣，屬於國民政府軍系統中、蔣介石嫡系部隊中少有的文武兼備、有社會理想與政治見解的高級將領。1933—1934年在隴東南進行的社會改革以及在「陝西王」「西北王」期間的社會行動，都表明他的才能和興趣並不止於軍事。綜其一生，胡宗南是最早晉升、最受信任的黃埔學生，也是艱苦卓絕、品格不差的現代軍人，其思想之新、之左傾、之革命，不但遠過於北洋將領或地方軍閥，也比其黃埔同學更為先進。
1935年底，《大公報》記者範長江冒著風雪奔波數百裡，來到隴南三十里舖採訪胡宗南時，時任第一軍軍長的胡宗南正像夥夫一樣住在北風呼嘯的破廟裡：
我們到廟裡去看看，他住的是正殿，門窗不全，正當著西北風，屋子裡沒有火爐，他又不睡熱炕，身上還穿著單衣單褲，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手臉額耳，都已凍成無數的凍瘡，而談話卻津津有味。他會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裡，把地上的雪掃開，另外放上幾塊磚頭，就是座位。記者有點奇怪，因問他：「人生究竟為的什麼?」他笑著避開了這個問題沒有答覆，而卻滔滔不絕的談起他的部下，某個排長如何，某個中士如何，某個下士又如何，這樣的態度倒使人有點茫然了。(範長江《中國西北角》，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
這樣儉僕克己、平等待人的作風和做派，當是其新思想所致。胡宗南理所當然地贏得官兵的擁戴。胡部數十萬大軍，分布在各戰場。據他的參謀長盛文說：「在此後的戰局，無論哪一個戰場，支持到最後不叛變的都是胡先生的部隊。」(《盛文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1947年初，胡秉蔣介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意旨，要熊向暉起草佔領延安後的「施政綱領」，並提出「不要罵娘」，要比「共產黨還革命」等原則。熊提出的要點有「實行政治民主，窮人當家作主」，「豁免田賦三年，實行耕者有其田」等，甚至還有「普及教育，村辦小學，鄉辦中學，縣辦大學」這類1950年代中期由共產黨所實施的政策。這些設想是熊向暉設計的，但它肯定符合胡宗南的胃口。
抗戰時期是胡宗南一生事業的頂峰。1944年春成為陝西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年底又成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所部六七十萬人，是蔣介石手下最完整強大的兵團，輿論有「西北王」之稱。胡宗南在抗日方面是積極的，不但發誓抗戰勝利後才結婚(事實也是如此)，而且多次在戰鬥中身先士卒奮勇殺敵。1944年戰局危急時，胡率部進援第一戰區，擊退日軍對西安的進犯;後來也曾率部在貴州阻遏日軍進攻，在八年抗戰中大致維持了西北的安定，使日軍始終無法渡過黃河侵犯陝甘。周恩來一度認為胡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幹的指揮官，比陳誠出色，內心愛國，傾向抗日。1939年熊向組織匯報時也指出：胡抗日積極，傾向進步，對我很信任，有時還同我一起學習唯物論、辯證法。當然，胡宗南沒有因此而放鬆對延安的警惕，他曾對人言：「抗日戰爭即使失敗而亡於日本，還有復國的可能;若因抗戰而使中共的力量擴大到動搖國本，則將永無翻身之日。」
然而，就蔣介石將抗日防共、屏障重慶這些關係到國民黨統治命運的大事交給胡宗南，對他表示了最大的信任和期待而言，胡宗南沒有能夠完全滿足蔣介石的預期。在他親自坐鎮的西安，八路軍的七賢莊辦事處源源不斷地向延安輸送人才、情報和物資;在其數十萬大軍的眼皮之下，延安毫髮無損日益強大，毛澤東還能從容地進行黨內整風、建立其充分的個人權威。
這使關心國民黨的命運、也關心個人前途的胡宗南著急。1940年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在西安視察時對胡說：「蔣公以北伐第一軍之基本部隊授兄，並以最佳美援武器補充兄，兄宜做一件轟轟烈烈之事以報之，則今後之天下，兄乃能承其緒。兄如有此魄力，我願共負其責。我告以計劃。」這一「轟轟烈烈之事」就是率部突襲延安及陝甘寧邊區。此論是否得到蔣的授意，無法證實，但以胡宗南的身份地位及其與蔣的關係，他應當明白中共是蔣的心腹大患，也應當知道蔣不會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直接下令進攻延安。從各為其主的立場說，一個真正稱職的下屬，應當做些上級想做而不敢做或不能做的事。如果胡要為蔣分憂，就應該如陳立夫所說，無須蔣的命令就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拿下延安。但胡宗南思想雖新，卻沒有膽量接受陳立夫的建議，錯過了時機。陳對此感嘆說：「宗南兄不敢冒此險，我知其雖有大志而無大膽，不可以有為矣。」(經盛鴻《胡宗南大傳》)
1943年5月底，共產國際解散，延安整風進入「審幹階段」。蔣介石密電胡宗南：確悉，奸黨連年整風，內爭激烈，共產國際解散對奸黨是沉重打擊。他命令胡宗南乘此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佔陝甘寧邊區，限6月完成部署。胡宗南照辦了，但擬定好的計劃被外洩，延安對之公開譴責並做了相應的準備。在討論「這一仗打不打」的會上，面對打與不打兩種觀點，胡宗南作結論：不能坐待指示，應為委座分憂，我們要主動提建議。委座原定閃擊、偷襲。不料共產黨採取非正規手段，利用朱德電報大肆張揚。如仍按原計劃進行，不但日軍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會受到盟邦責難。……此時進軍陝北，將給共黨口實，損害委座聲譽，美國可能轉而支持共產黨。我們只能停止行動，恢復原態勢。
1940年，蔣介石沒有命令打延安，胡宗南沒有主動為蔣分憂;1943年，命令來了，胡宗南確實為蔣分憂了，結論卻是不打延安。就這樣，胡宗南的幾十萬大軍除了參與抗日外，對延安幾乎無所作為，這對國共兩黨命運影響至深。
蔣介石也有不可解之處。雖然胡宗南在「制共」方面作為不大，但其獲得的實力與權威卻一再增強，所部多是國民政府軍的精銳。在抗戰後軍事人物三鼎甲中，湯恩伯不能與之相比，只有老一輩的陳誠可與之平分秋色。然而，即使如此，胡宗南在國共爭雄中也毫無建樹。除1948年4月「涇渭河谷之戰」差一點全殲彭德懷部主力之外，胡宗南所主導的西北戰場是一連串的失敗，1947年3月19日確實攻下延安，但其所得是一座空城。1949年11月敗退西南，12月在川西全軍覆沒。陳立夫得報後恨恨地說：「大陸淪陷，胡之數十萬大軍，冰雪消融，一無作為，我為之浩嘆不已。」國民黨丟了大陸，胡宗南難辭其咎。
胡宗南個人的品格不錯，對黨國忠誠無欺，對下屬關懷備至，是新派軍人，但在更新的共產黨人面前，他其實幼稚得很。1947年10月，熊向暉的聯繫人之一王石堅在西安被捕，他們的上級李克農非常擔心熊的安全，周恩來卻指出:「王石堅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統的人搞的，蔣介石不會馬上知道。從戴笠起，沿下來的鄭介民、毛人鳳，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關係，他們唇齒相依。胡宗南一定會壓住。王石堅沒有供出你們三人的真實身份，那當然好。其實供不供，無關緊要……即使王石堅招供，胡宗南也會讓保密局保他的駕。他不是愛護誰，是為了他自己，共產黨員在他身邊這麼多年，還帶你去打延安，保薦去美國，這件事捅出來，蔣介石饒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陳誠這些人更會落井下石。我估計胡宗南心裡有數，必然壓著頂著，不敢聲張，還會否認。對這樣的事，我有點準頭。」結果確如周公所料。胡宗南並不腐敗，但也沒有完全為黨國著想。
這當然不是胡宗南個人的局限。國民黨在統治大陸期間，對社會整體的控制是有限的，對內部人員的審查也是粗疏的。在國民黨、國民政府特別是國民政府軍的各個系統中，幾乎都有大量中共情報人員。敗退臺灣後，雖然改進了控制方式，也還有荒唐之處。1991年1月7日開始，熊向暉在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連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一文，詳細披露他在胡宗南身邊的情報生涯。理所當然地，此文在臺灣引起了震動。《傳記文學》雜誌轉載了熊文後，第五十八卷第五期又發表趙千方文章，揭發出一個充分暴露國民黨昏聵無能的事：1973年，臺灣「國防部」在編《胡宗南上將年譜》時，還以保送熊等赴美留學為胡的功績：「公以勝利後建設萬端，需才孔亟…… 由公以節餘經費，派員出國留學 ……陳忠經(翹)、申振民(健)、熊匯荃(向暉)……等十七人……留學美國。」陳、申、熊三人被周恩來稱為中共地下工作的「後三傑」，「『後三傑』案1947年10月為政府破獲，此三人均在美國，奈何不得，倒也罷了。但25年以後，國防部為表揚胡上將事功，編年譜時仍將『後三傑』姓名列入」，是失察，還是因三人改名的關係?對比周恩來安排熊向暉時的精詳嚴密、滴水不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國民黨自己葬送了自己，而且在失敗多年後還不能好好總結反省。
政治原因而外，胡宗南的敗績也表明，至少在當年的中國，舊人物、舊倫理不但有其可愛之處，似乎也更適合中國的土壤，而一些大權在握的「新人」，除了以各種動聽的口號折騰國家外，即使從國民黨的立場來看，也並無作為。
來源:《同舟共進》2014年第10期 轉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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