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趕上鄭鈞《赤裸裸》的年代，只是在初中聽了他的《流星》，瞬間就喜歡上了原唱者Coldplay……
後來連Coldplay也不聽了，手機裡的曲庫幾乎停在了大學時代，很少再聽新歌。有天朋友對我說，我們現在看別人痴迷TF boys，就像當年父母看我們聽周杰倫。不光是我們的歌手老了，我們也不再年輕。
鄭鈞的新單曲《風馬》
今年8月，鄭鈞出現在一檔妻子劉芸參加的綜藝節目《女神新裝》裡，劉芸把鄭鈞拖出房間，介紹給兩位服裝設計師。衣著是鄭鈞最不在乎的，他一直認為「如果為了一件衣服考慮10分鐘，簡直是傷害腦細胞。」
但鄭鈞還是雙手插著兜走出房間，劉芸拿著他的吉他。他規矩地坐在沙發上，一會撓頭髮，一會揉眼睛，微笑著聽妻子給他介紹兩位服裝設計師，半天擠出兩個字「很棒」。
客套地寒暄過後，鄭鈞尷尬地大笑說：「咱們確實也聊不到一塊。你們接著聊衣服。」說著默默拿回吉它走了。
「很多歌迷對芸姐很有意見，說她毀了一個創作歌手。」鄭鈞輕鬆地笑了笑說，「我首先是個人，要讓我的家人過得高興。然後才是職業，我一直這樣，唱歌不應該是工作，是有感而發。」
他並不是一直這樣。曾經，作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搖滾樂壇的一個旗手，他的歌勇敢真誠，他的表達直接又驕傲。他總是高仰著頭，似乎對一切都很不屑。但這種獨特的姿態卻讓歌迷喜愛，他的桀驁好像與世俗格格不入。他在第一首歌《赤裸裸》裡唱道：「你不必為誰壓抑，只要你能夠對得起自己，痛苦會緊隨著歡樂，可我不在乎這結果。」
他唱著「我的愛赤裸裸，你讓我身不由己的狂熱」，於是，有鄭鈞在的地方，就有姑娘的尖叫。
他沒去過拉薩，卻在半小時裡寫出了《回到拉薩》，因為他想為無憂無慮的日子寫首歌。那曲調悠揚，他嗓音高亢縹緲，像散仙一樣。但那段時間卻是鄭鈞最入世的時候。「因為我的現實不自由、不自在，所以我把它們寫在歌裡。」
後來，他和青梅竹馬的「灰姑娘」結婚又離婚，生活和身體一團糟。2009年，他開始修行藏傳佛教，這一年他完全推翻了過去的自己。他開始做動畫電影、投身網際網路+，他娶了比自己小14歲的妻子，生了兒子，他比第一次當父親時，更有準備和責任。
21世紀之後，鄭鈞和身邊朋友們的歌都越來越少了，人們也開始淡忘那個時代的歌者，哪怕他們曾經那麼觸動自己的內心。
這幾年，和鄭鈞同時代的搖滾歌手，有的早逝，有的隱居，有的不知所蹤。鄭鈞倒是變得越來越「正常」。
2015年，鄭鈞還出現在親子節目裡，以一位有愛心又有耐心的父親形象，讓大家記起了他；之後他宣布要做一款關於音樂的APP。他的身份仍是歌手，卻越來越少因為音樂出現在新聞裡。
鄭鈞最後一次叛逆出現在2005年，那年他在一次網站聊天中，表示「港臺音樂都是垃圾」。說到當年最火的話題「超級女聲」時，鄭鈞很不以為然，表示「很難理解，不是這世界瘋了就是我瘋了」。他說，「我沒有變是大家變了」。消聲已久的歌壇前輩突然表態，驚到了蠢蠢欲動的選秀歌壇。
到了2007年9月，鄭鈞推出唱片《長安長安》。那張專輯裡，傳唱最廣的一首歌叫《私奔》，這首歌與韓寒的一支單曲同名。同一年，曾經痛斥「超級女聲」的鄭鈞成了同檔節目「快樂男聲」的評委，韓寒諷刺他「做婊子立牌坊」，鄭鈞嘲笑韓寒自以為是「會開車的魯迅」。
此後，鄭鈞再也沒出過專輯。
四年後，兩人在演員趙子琪的婚禮上相見，互幹了一杯酒，相視無言，冰釋前嫌。「我們現在是朋友，我挺欣賞韓寒。」鄭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兩個曾經的叛逆少年，變成或正在變成中年大叔，以他們為偶像的兩代人也告別了青春期的憤怒和反叛。
這些年裡，何勇得了抑鬱症，他不再是那個穿海魂衫、戴紅領巾在香港紅袋體育館高唱「姑娘漂亮」的帥小夥。他已經喊不動了，有了孩子，是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
張楚因在1997年專輯《造飛機的工廠》失利，自閉了8年，打打零工或什麼也沒幹，只研究天文學和量子力學。後來，他出現在音樂節上，卻頻頻忘詞。
竇唯隱匿於人群，媒體卻不斷消費他的潦倒。他坐地鐵，人們說他發福、邋遢，他回應了一句「清濁自甚，神靈明鑑」，再無音信。
現實生活把理想主義者消磨成普通人，讓他們倦於解釋和吶喊。
只有鄭鈞的好友汪峰還堅持著歌手身份，且和媒體衝突不斷。今年6月，他的工作室發表《如果沒有汪峰，大陸樂壇盡失半壁江山》一文，於是有人拿出了9首他與鄭鈞相似的歌名，調侃汪峰的另一半是鄭鈞。只有鄭鈞理解他，在被媒體反覆問到時，他說：「大家都不容易。」
如果20年前，鄭鈞面對這個問題，他會暴跳如雷。那時媒體對鄭鈞的印象是「難搞」。一旦出現不願回答的問題、不願配合的環節，鄭鈞時常掀桌走人。「那時我有很多敵人，互相拿情緒攻擊對方。跟工作人員、媒體、誰都過不去。」
那時，他對生活充滿困惑與憤怒。「最大的擰巴是對自己有一種怨氣，因為特別得不到滿足。」
鄭鈞7歲半時，父親離世。長兄如父，但哥哥鄭鵬對鄭鈞的管教是，把他打到了18歲。鄭鈞有時被打得滿臉是血，8歲就想過自殺。「他把我打得對社會很怨恨，覺得生活對我不公平，我也得對生活不公平。」
1992年，為了去美國留學，鄭鈞從大學退學回家。他消失了一周，回家後給哥哥彈唱了兩首歌，《赤裸裸》和《回到拉薩》。在哥哥的支持下，鄭鈞放棄留學，帶著僅有的800塊錢，找到黑豹樂隊的經紀人「四哥」郭傳林，一個人去北京做歌手。
那段時間，他睡過大街，也曾借住在朋友家，整天吃方便麵和煎餅果子。他還會花兩個多小時，找經紀人蹭飯或借錢。
兩年後，紅星音樂社發行了鄭鈞的第一張專輯《赤裸裸》。這一年，魔巖三傑推出了竇唯的《黑夢》、何勇的《垃圾場》和張楚的《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他們甚至把演唱會開到了香港紅勘。這4張專輯，構成了中國搖滾樂壇的黃金1994年。這4位搖滾歌手的經典之作，也停留在了這4張專輯，難再超越。
27歲的鄭鈞成名了。那時，捧紅一個搖滾歌手就像現在的「網際網路+」項目找到投資人一樣，迅速而狂熱。
他的女歌迷衝進後臺，掀開裙子讓他在大腿上簽名。聲色犬馬的生活持續了10年。「少年得志，出了點名，以為跟姑娘們一起就是快樂自在。那時候也有快樂，體會到一種自由的狀態，因為從小有壓力，什麼都不能幹，成名後好像什麼都能幹，沒人管得了我，但最後你發現是被欲望和痛苦管理的。」
成了明星的鄭鈞依然不滿意生活，「生活就是這樣嗎？只能這樣嗎？」他充滿憤怒，因為他總是達不到期許的幸福。「當時的期許無非是買點這個買點那個，總想著我今年要掙多少錢，但是給自己的物質目標達不到，10年都是這種狀態。」
但那時，他的音樂灑脫自由。「歡樂我留不住，絕望又說不出，隨便隨便我說我對一切都不在乎。」可他找不到自己的幸福。「最大的悲劇是從小不知道快樂、自在去哪了，沒有人教給我們，我們的教育只有知識，沒有智慧。」就像他在歌裡寫的：「從前你教給我的是壓抑，現在卻講解放我自己，我不知道該說是還是不，只聽見你說難得糊塗」
有段時間，他天天和朋友去酒吧喝酒，從下午玩到早上。但對鄭鈞而言，這種自由是一種自毀狀態。「當時天天喝大酒、混，以為可能搖滾歌手就得這樣生活。」娶妻生女也沒能改變他的生活狀態。「我以前是個很糾結的人，看著父輩他們為孩子默默奉獻，太苦了，我覺得我要做一個自私的人，自己活得高興就行，絕不把自己一生奉獻給孩子。」
鄭鈞自己開了個酒吧，交由當時的妻子孫鋒打理，但這讓他的生活更加脫序。總有人凌晨叫他喝酒，也總有姑娘投懷送抱。這些都發生在孫鋒的眼前。直到有一天，孫鋒提出離婚。
兩人是大學同學，「我認為離婚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她提出來後我受不了。」他說。之後他淨身出戶，發現自己連話費都不會交，第一次自己取錢就因為按錯密碼，被吞了卡。
「之前大部分時間，我都覺得我是這麼牛×的人，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我原來是如此糟糕的一個人。」2009年鄭鈞徹底改變，他開始修行藏傳瑜伽，和現在的妻子劉芸相戀。其實，從鄭鈞第一次見到劉芸，他就開始改變自己。戀愛一周後，他剪掉了標誌性的長髮。他形容劉芸是「烈日當頭，四季如夏，令傷感無法招架」，他不再悲觀、憤怒，也喪失了一部分創作敏感。
2010年，常說自己「演不了」的鄭鈞娶了演員劉芸，一下子就被治服了。鄭鈞從沒遇過比他還暴脾氣的女孩，他被光著膀子趕出家門，家裡東西砸來砸去，牆也被砸出一個洞。鄭鈞開始學會忍讓。他把妻子當成修行。
他和劉芸成立了一家動漫公司。為了給動漫公司引資，他在一個投資人聚會上遇到王功權，兩人聊了一晚上西藏，沒提一句錢的事。第二天，王功權帶他去見了洛桑活佛，他們在清華西門的筒子樓前聊了10分鐘。之後鄭鈞參加了一次活佛的閉關，三天後他走出來，鄭鈞覺得自己找到了心靈導師。
那時，他迫切地尋求改變。「再不改變就要死了，長期喝大酒，每天夜生活，人已經亞健康得太厲害了，長期小病不斷。身體不舒服，內心也不快樂。我需要它來治療自己。」
修行前，他的困惑是：「怎麼才能不這麼痛苦和煩惱？怎麼能控制自己的人生？」以前的鄭鈞是一匹脫韁野馬，一輛無法駕馭的車，「今天的我會唾棄那時的我。自私、沒有責任感，天天罵罵咧咧。」
練了6年藏傳瑜伽，他覺得找到了最初困惑的答案，學會放鬆。「放鬆就是允許發生。」他變得平靜溫和、可以忍耐。「如果飛機晚點8小時，以前我會把飛機拆了，現在看看書吧。」這個曾經公開表示「不喜歡《桃花朵朵開》」的搖滾歌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小蘋果》挺好，超女也不錯。」
2013年，鄭鈞參加湖南衛視的選秀節目《中國最強音》，和章子怡、陳奕迅、羅大佑一起做導師。6年前，《快樂男聲》邀請鄭鈞兩年，他參加了，最後卻因為和楊二車娜姆在現場吵架告終。而這次鄭鈞很快做出決定，「給的錢挺多，主要是羅大佑去了。」因為剪輯粗糙、音響差，第一期節目惡評如潮，章子怡在後臺哭了，但鄭鈞忍了。
現在，他已經學會配合媒體，能連續6小時接受不同媒體的採訪，即使嗓子沙啞，也能安靜地坐在桌角重複千篇一律的回答。他也願意擺出各種姿勢拍照，攝影記者可以讓他跳進泳池，也可以讓他席地而坐。「我就是幹這個的，來吧。」他的配合讓攝影記者意外。
今年鄭鈞48歲了，歌迷會在他妻子劉芸和姐妹們的合影中發現鄭鈞。這些姐妹淘熱衷舉辦主題派對，她們穿著印度服裝拍照，鄭鈞突兀地被圍在中間，但他盡力配合。「因為我在圈中沒有好友，所以她的朋友就變成我的朋友。」
鄭鈞也和別人的男友、丈夫坐在一起，呆看著手機，等女孩們換裝、自拍、合照，「20年前，如果我遇到她，會扭頭就走。這簡直是神經病行為。」
如今，一個「網際網路+」的商業項目更像是歌手鄭鈞的工作。「合音量」是一款音樂創作App，投資人是他的朋友。人們可以在這個平臺上發布原創作品，也可以合寫一首歌，他制定了自己的版權分配規則：詞曲作者和編曲各佔30％，歌手享10％。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唱片行業已經死了，現在只有歌手行業。通過電視節目、演出，歌手可以過得很好。但音樂行業還有詞曲作者和幕後編曲，他們沒有獲利機會，網際網路革命就是用合理的方式分配利益，這是我的發明。」
他也知道如何協調團隊，爭取讓每個人都過得舒服。他幾乎不批評團隊，也不生氣，他會給員工比期許更高的工資。他不再以自我為中心，「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們的快樂幸福很重要，如果你沒能幫到別人，有一天你會自責。」去年生日，他許願希望能給別人帶來點好處。「真正活得開心快樂的時刻，是給別人帶來快樂。對別人的生活有一丁點好處和幫助，就有點意義。」
他一再強調這個網際網路產品的獨創和意義，「最重要的是，你發明了一種東西，讓生活更有意義和價值。最偉大的是創意，不是資本。他們給我投資的時候，我都沒有計劃書。網際網路這個行業真好，居然是這樣的。」
投資人孫陶然在飛機上聽到鄭鈞的計劃，當場便決定投資。在投資人的催促中鄭鈞完成了合音量項目。現在他比籌備動漫公司時還要忙。
他說自己的偶像是賈伯斯。「美國的網際網路思維是，我有一個偉大的產品，大家來用吧。中國的網際網路思維是，我這裡有便宜，大家來佔吧。我幹的也是。」投資方拿出100萬獎金，向全民徵集一首「網際網路+之歌」，「以前寫一首歌能有100萬嗎？」鄭鈞說。
和同時代的搖滾歌手相比，鄭鈞改變得最徹底，幾乎和年輕的自己判若兩人。現在的他也最符合世俗意義的成功。
他懂得財務投資，見過不少投資人，還做過一些項目的天使投資人。他開過酒吧，做過唱片公司，還建了160畝的農場。2010年，他成立動漫公司，投資了一部耗資5500萬美金的動畫電影《搖滾藏獒》。鄭鈞也有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印著「董事長」。
這部動畫電影他做了5年，至今也沒有公映。「我交了很多學費，如果現在做成本能便宜一半。」他試過很多不同的編劇和導演，最終請來《玩具總動員》的導演。動畫片做到後期，資金又出現問題。原來答應的一個投資方，臨近籤約又決定離開。
他的歌手身份越來越模糊。沉寂的這8年來，鄭鈞寫過上百首歌，但他毀掉了其中的80%，他總覺得不夠好。他只發布了兩支單曲《作》和《風馬》。
去年，鄭鈞配合著單曲《作》的發表做了一輪宣傳。而今年，《風馬》則直接發布在合音量上。作為今年青海衛視的代言人，鄭鈞也用《風馬》換取了1600萬元的廣告資源。
這兩首新歌沒能讓歌迷驚喜。有人評價鄭鈞，以前的歌是傾訴，現在的歌是說教。因為痛苦容易共鳴，幸福難以分享。現在，他總想著幫助別人，也想把自己的價值觀傳遞出去。就像他在《爸爸回來了》總想教會兒子什麼。他教兒子騎自行車，想告訴他要勇敢；他帶兒子去錄音棚，希望他能對搖滾有點感覺，他也希望北京長大的兒子能喜歡西安菜。
和其他明星一樣，他也在電視上展現著自己拙劣的生活技能，他的廚藝會讓嶽父頻頻搖頭，不過黑暗料理卻是真人秀節目中頗受歡迎的看點。
他也和大多數接近50歲的父親一樣，在安穩的生活中，開始對兒女有牽絆，脆弱又不願承認。幾乎從不和媒體交心的鄭鈞，在一次訪談節目裡哭了，因為他聽到遠在美國的女兒說：「我比你想像的更愛你。」
但他總想在兒子面前做個嚴父，當兒子對他說「我不想和你在一起」時，鄭鈞沒有表情，近乎下意識地說：「咱倆將就一下。」面對兒子十萬個為什麼的提問，他用沉默作答。
《爸爸回來了》為鄭鈞圈了一批「大叔控」的女粉絲，她們喜歡鄭鈞身上依然存在的直接，而她們管這叫「萌」。這多少讓老歌迷有些不適應。他曾經目光如炬的眼睛下長出了眼袋，仰著的頭已經漸漸垂下，嘴角已經沒有了張揚，取而代之的是客氣的微笑。那個放浪形骸的搖滾青年已經不再。
參加《爸爸回來了》時，鄭鈞把家裡掛上了「合音量」的宣傳海報，連廚房也貼上著宣傳紙牌。欄目導演對鄭鈞說：「你知道你省了多少廣告費嗎？」
21年前，他唱那個他不願接受的社會：「用自由換回來沉甸甸的錢，以便能夠躋身在商品社會」。如今他與商品社會握手言和，關係融洽，心靈也格外自在。鄭鈞擺弄著手腕上的兩串手串說，「商品社會，我從來沒有離開過。」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726期
原題：《中年鄭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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