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平遙：賈樟柯的電影江湖

「這可能是我們這個團隊做的最後一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第四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閉幕的前一晚，賈樟柯在接受記者群訪時平靜地宣布了這個消息。

消息來得過於突然，至今無法探究背後真正的原因。但唯一確定的是，從下一屆平遙影展（如果有下一屆）開始，賈樟柯再也不會站在紅地毯上迎接每一位賓客，也再不會為每一部入圍的華語片做首映場主持。

2017年，平遙國際電影展第一次在平遙古城舉辦。柴油機廠改造的電影宮，新架起的大銀幕，平遙本地的老百姓站在門口，搞不懂「宮裡」在搞些什麼事情。在一個小縣城辦一個國際級影展不容易，大到政府關係，選片，電影人和嘉賓邀請，小到當地誌願者、服務人員的培訓，平遙影展都是從零做起的。雖然只經營了四年，依然有諸多不足，但平遙影展的各環節設置和整體氛圍是國內最接近於成熟的國際電影節、影展模式的。這與賈樟柯和團隊多年來豐富的電影節經驗密切相關。

很多人為平遙影展的「去賈樟柯化」擔憂。畢竟，在大眾眼中，已經舉辦四屆的平遙國際電影展與「賈樟柯」三個字是劃等號的。這個國內最接近國際電影節模式的民間影展參雜著太多賈樟柯的個人資源、人脈和號召力。如果失去個人化的標籤，這個小縣城裡平地而起的電影宮還能籠絡多少人心就是個未知數了。

2018年，《江湖兒女》上映前後，《三聯生活周刊》做了一期賈樟柯封面，標題為《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個體、時代、時間》。也是在那一年，電影宮裡能同時容納300人用餐的江湖兒女餐廳開張了。兩年之後，賈樟柯在離餐廳不遠的媒體中心揮別他一手打造的平遙電影江湖。

「賈樟柯的電影江湖」

記者｜宋詩婷

江湖兒女

《江湖兒女》裡，有一場戲情感濃度最高。

斌哥和巧巧在奉節重聚，兩人坐在小旅館裡，不知話從何說起。那場戲空間很小，臺詞很多，還是個長達8分鐘的長鏡頭。拍攝那天，雨下得特別大，趙濤總擔心演起來聽不到對方說話。「但導演一喊開始，整個世界都安靜了。」趙濤和廖凡一下子掉進情緒裡，一場戲下來，哭得情不自已。「後來，導演說，不行，情緒釋放得太多了。」歇了一會兒，又拍了兩條，最較勁的一場戲就這麼順利地拍完了。

《江湖兒女》劇照

「這場戲是他們感情的核心，放在以前，我可能用別的方法處理過去了，寫作技巧上完全可以避掉。但我不想躲了，它可能不輕巧，有點笨，有點賣力，但這兩部戲我都特別不想迴避這個。」賈樟柯解釋。

的確，《山河故人》和《江湖兒女》是這些年來賈樟柯情感最豐富的電影。《山河故人》講的是情感的離散和無處安放，《江湖兒女》卻是嚴格意義上他的第一部愛情片。

電影《江湖兒女》拍攝過程中，賈樟柯和廖凡說戲（受訪者 供圖）

電影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巧巧和斌哥是賈樟柯2002年的作品《任逍遙》裡的角色，在那部電影裡，巧巧是礦區的模特，有個半黑道的男朋友喬三。那年，斌哥還叫斌斌，是摟著高中生女朋友，坐在錄像廳裡看動畫片的小混混。在《江湖兒女》裡，斌斌成了廖凡演的斌哥，巧巧依然穿著當年電影裡那幾套衣服，卻成了斌哥的女人。

《任逍遙》裡的巧巧，賈樟柯在《江湖兒女》裡沿用了這個人物

電影裡，斌哥和兄弟們端著臉盆喝「五湖四海」，這喝法賈樟柯高中時就試過。他身上一直有股小鎮青年的江湖氣。上大學時，讀書很認真，但老師覺得他「坐也坐不直，像個小混混」。

關於《江湖兒女》的靈感，賈樟柯講過無數次。每個男孩小時候都有個女神和一個崇拜的大哥，賈樟柯那位大哥二十來歲，常在街上混。有次家門口發洪水，個頭小的賈樟柯有點害怕，大哥走過來，一把把他夾在胳膊下，走幾步，扔在了馬路對面。那一瞬間，大哥的形象更高大了。很多年後，賈樟柯回家過暑假，看到門口蹲著個人，穿著白色跨欄背心，在吃麵條——大哥老了。

導演賈樟柯（視覺中國供圖）

賈樟柯似乎在這部電影裡給出了很多答案。《任逍遙》裡，斌斌和好朋友小季想像喬三一樣有把槍，有了槍就不會被欺負。《江湖兒女》裡，斌哥有槍了，那把槍不僅沒能保護他，還連累了自己的女人。當年，巧巧和父親走過河灘，去等公交車。17年之後，河灘、公交車站，還有他們身後的廠房，都沒有半點變化。「社會飛速發展，但有非常多類似的角落被遺忘，被拋棄了。」賈樟柯說。

巧巧沿著賈樟柯另一部電影《三峽好人》的足跡去了奉節，在那部電影裡，同樣是趙濤飾演的沈紅去奉節找丈夫，打算與他分手。如今，巧巧穿著同一件黃色襯衫，握著同樣撕去標籤的礦泉水瓶，在已經完全變了樣的奉節新城尋找斌哥。

《三峽好人》裡趙濤飾演女主角沈紅。在《江湖兒女》裡趙濤重複了這個造型

江湖人斌哥認了慫，不是江湖裡的巧巧回到老家，經營一家麻將館，過當年斌哥過的江湖上的生活。

巧巧和斌哥在奉節的段落很出彩，女主角趙濤也覺得演得過癮。她終於彌補了多年前的遺憾，那會兒，他們在三峽拍《三峽好人》，趙濤在廢墟上走來走去，拍完也不太清楚電影是個怎樣的故事。但最後，那部電影竟拿了當年的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本命年

2006年是賈樟柯的一道坎兒，36歲，本命年，「一切都非常凌亂」。

那年，他拍完了兩部電影，藝術家劉小東的紀錄片《東》和劇情片《三峽好人》。《三峽好人》後期剪輯時，賈樟柯的父親查出患了肺癌，他開始輾轉於病床和剪輯臺前，在兒子和導演間來回切換。

其間還夾雜著四五次補拍，劇組一次次重返三峽，和正在消失的城市、廢墟搶時間。拍到後來，副導演韓傑絕望了，坐鎮後方的剪輯指導林旭東接到過韓傑的電話：「林老師，你勸勸導演，別再補了。」林旭東還接到過幾次賈樟柯的電話：「嘟囔了幾句近況，整個人有點頹。」

《三峽好人》劇照

韓傑記得，因為素材量問題，《三峽好人》經歷了漫長的剪輯期，「特別倉促，到後來大家都不太有信心了」。

倉促到什麼程度？林旭東皺著眉頭，回憶了《三峽好人》的威尼斯之旅。

也算得上是人在囧途了。後期做到最後一刻，還來不及輸出，導演就得往機場趕了。「得虧那天國航晚點，賈樟柯中午趕到，才上了飛機。」林旭東記得，那天大家從北京出發，在慕尼黑轉機去威尼斯，不出意外，十幾個小時後，就能享受水城明媚的陽光。但那天也怪，飛機莫名要轉去華沙加油，到慕尼黑後已經來不及再飛威尼斯。大家只能在當地過夜，「賈樟柯還跟空姐吵了幾句，他心裡急，脾氣挺躁的」。

另一路人馬也不太順利。在北京的工作室裡，製片人周強守在電腦旁，片子一輸出就趕快打包拷貝，準備往機場趕。周強是香港人，他原計劃是從北京飛香港，再從香港趕去威尼斯。沒想到片子做到這麼晚，北京飛香港的機票早就沒有了，「只好飛去深圳，再坐火車入港，好一頓折騰」。

最後，周強和賈樟柯一行人到威尼斯的時間只差了幾個小時。

考驗還沒結束。受費用和拍攝方式限制，《三峽好人》是用索尼手持攝像機拍的，轉成膠片後，誰都沒在大銀幕上看過。周強一到，大家就跑去電影宮測試拷貝，「畫面一出來，沒問題，這才踏實了」。幾天後，《三峽好人》在威尼斯首映，電影放完，林旭東覺得有戲，「碰到好幾個歐洲影評人，大家都特別喜歡」。

如果《三峽好人》沒能在威尼斯拿下金獅獎，韓傑不確定賈樟柯後來的事業和電影風格將轉向何方。《三峽好人》之前，首部上映的大銀幕電影《世界》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試圖做一個華麗的包裝，但外界認為，概念大於內容，批評聲挺多的。」韓傑說，當時，工作室正轉為公司化運營，大家都沒有經驗，資金一度吃緊，「所以，《東》和《三峽好人》的預算非常有限」。

後來，賈樟柯不止一次說，《三峽好人》讓他又找到了拍《小武》時的感覺，粗糲卻真實。如今回看，《三峽好人》和《小武》的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賈樟柯面對的都是「拆」這個社會現實，拍攝過程都缺錢，做《小武》時是名不見經傳，作《三峽好人》時是他第一次面對質疑，這些負面因素和歷史性的三峽工程相撞，碰出了火花。

《小武》劇照

劇本是倉促寫完的，賈樟柯帶著兩個副導演找了個咖啡館，他站在那自言自語地表演，副導演記錄腳本，四五天就弄出個劇本。

《三峽好人》拍了很多廣角加長鏡頭，韓三明和趙濤在工地裡走來走去，專門等那些工人從屋頂往下扔材料的時候，賈樟柯想捕捉現場的煙塵和破壞感，相較於人的情緒，《三峽好人》裡環境的情緒更動人。

「那是一種在新聞敏感性下產生的創作欲望，到了現場，他很快忘記劇本本身，進入了一種幾乎是應激反應的拍攝狀態。」韓傑說。

《三峽好人》得獎，賈樟柯事業上一下子撥雲見日了，一回北京，就有公司找上門想拍廣告，下一部電影的投資也有了著落。但有些事再也補不回來了。那年春天，父親去世，賈樟柯突然覺得自己成了家裡的依靠。「那之前，貪玩，只想著拍電影。照顧家庭，照顧母親，父親走那天，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些。」他說。

搶拍電影

除了拿獎，上一個本命年，賈樟柯還談下一個大項目——跟香港導演杜琪峯合作，拍部古裝片《在清朝》。電影籌備的消息傳了12年，直到2018年，又一個本命年，《在清朝》依然是個傳說。

「沒辦法，產能過剩，我對歷史感興趣，但總有現實的、鮮活的想法出來，這兩部分總在打架。」賈樟柯說，當年，《在清朝》的預售非常好，這會兒，老闆已經把錢一家家退回去了。「歷史的東西什麼時候拍都行，時代的變化現在不拍，一轉眼就過去了。」

印象中，賈樟柯一直在拍「拆」。長片處女作《小武》的靈感來源於老家汾陽那條老街的拆遷，舊的街道沒了，過去的生活方式瓦解，人際關係也變了。執著的小偷「小武」成了好兄弟中唯一活在過去的人。

電影《小武》劇照， 這大概是中國電影第一次以小偷作為主角

《三峽好人》也在拍「拆」，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重要的大遷徙。這類社會性事件總能引起共鳴，當年，師弟程青松看完《三峽好人》心情複雜，老家雲陽位於奉節和萬州之間，電影裡的山水草木他都熟悉。2002年，他從北京回家，老家的搬遷已經基本完成，高中班長帶著他在新城裡轉，告訴他每條陌生街道、每個社區的名字。「在北京，我是個異鄉人，回到家鄉，依然是個異鄉人。」這種無根的漂泊感他在《三峽好人》裡又感受到了。

到了《二十四城記》，「拆」不再是故事背景，而是成了故事本身。四川成都凋敝的國有大廠，被地產商買下，不久後，那裡將拔地而起一片商業地產。2008年，奧運年，國內的房地產業正迅速崛起，賈樟柯又抓住了這一選題，儘管因為與地產商有合作，電影一度被詬病。「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房地產的影響，現在回頭看當年那個時間點，《二十四城記》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我一部分宏觀思考能力，我很高興，10年前能觸及這樣的題材。」賈樟柯說。

《二十四城記》劇照

除了「拆」這個母題，賈樟柯對當下的政策、生態也很關心，他常常用這些社會議題拍些短片，一邊參與公共討論，一邊研究電影形式上的創新。霧霾最嚴重那幾年，他拍了部《人在霾途》，隨後覺得北京的空氣品質確實堪憂，開始時不時地回汾陽住一陣子。在他去年參與的金磚五國短片集《時間去哪兒了》裡，「二孩」又成了他討論的話題，在他拍的短片《立春》裡，老搭檔趙濤和梁景東飾演的一對中年夫妻，因想生二胎而找回了愛情的甜蜜，網友和影評人一度戲稱電影為「二孩宣傳片」。

賈樟柯不常用社交網絡，但偶爾會點開看看。有些電影靈感故事源於微博熱搜。「河北的、山東的、廣東的事件，一段時間內全跳到你的頁面上，這種新的呈現影響了我拍電影的結構。」賈樟柯說。有一年，他的一部電影本是臺灣金馬獎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的大熱門，但最後都落了空，影評人木衛二正好是當年的評委，他說，幾個臺灣評委覺得，「賈樟柯太著急了，太想把社會和事件呈現出來，電影餘味不足」。

無論是好是壞，「社會現實」的確是很長一段時間裡，賈樟柯構建電影的方法。錄音師張陽是賈樟柯的大學同學，兩人經常一起討論電影。「他不是在戲劇性、電影匠人這個層面拍電影，絞盡腦汁怎麼用技巧和戲劇衝突把觀眾騙進去，當然，那也是好電影。為什麼他這些年高產呢？因為他的創作貼著社會這條線，這些年中國的變化太大了，推動他有很多想拍的東西。老賈用生活中的素材，再融入自己的美學和電影觀念，這是他的創作方法。」張陽說。

2013年5月18日，賈樟柯在第66屆坎城電影節上（受訪者 供圖）

從《小武》開始的題材傾向也決定了賈樟柯的拍攝方法和演員的選擇，他需要最靈活的拍攝和最不出挑的演員。師弟程青松還記得，《三峽好人》投資幾百萬元而已，但後來，賈樟柯總開玩笑說，這電影是過千萬的投資。當時，他想拍一個爆破的場景，可三峽拆遷已經接近尾聲，已經很少有爆破工程了。「有天他在報紙上看到個新聞，其他地方一個大樓正準備爆破，他趕緊拉著劇組去拍了那場價值八百萬元的爆破。」程青松說。

「也不怪一開始電影學院沒把他的電影當回事，他顛覆了學院派教的很多東西。」同學顧崢記得，這問題，賈樟柯在自己的文集《賈想1》裡也提到過。《小武》做後期時，他不斷和最早的錄音師凌小玲強調，聲音要「糙點，再糙點」。等到他要凌小玲加入大量流行音樂時，兩人的分歧變成了衝突。錄音師無聲地離開了錄音棚，賈樟柯只好找來同學張陽救場。

對於《小武》的選角，當年身為副導演的顧崢也不太理解。「大家都挺納悶，好幾個人和我說過這事兒，當時我也不懂，雖說王小帥《冬春的日子》也找了劉小東和喻紅做主角，但還是藝術範兒的。當時看，王宏偉太普通了。」

後來，大家才明白，這種能融進人群中的普通面孔恰好就是賈樟柯選演員的偏好。在評價趙濤在《江湖兒女》裡的表演時，賈樟柯用到了「現代性」三個字。「她有超強的融入環境的能力，不管演什麼，她都能和人物無縫對接，她從來都不是個外來者，她就是那環境裡的人。」賈樟柯說，當年他選趙濤演《站臺》看中的也是這個，只是經過這麼多年的歷練，趙濤的演技更柔韌有餘了。

趙濤是賈樟柯電影的御用女主角，某種程度上，趙濤的表演體系是賈樟柯塑造的。「他把要演出來的點提示一下，其他隨意發揮。從《站臺》起，就是這樣的工作方式。」趙濤說。

演《三峽好人》時，趙濤整個人都是懵的，從頭到尾都沒看到傳說中的劇本，「只知道我叫沈紅，來這邊找斌哥」。大部分的戲都是在廢墟和廣場上走來走去，「不知道從哪走來，也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後來，趙濤接拍了義大利導演安德烈·賽格亞的電影《我是麗》。「那是我第一次拿到完完整整的劇本，太踏實了。買了各種顏色的彩筆，標註了各種對人物的看法，情感上的處理方式，整個劇本像個畫冊一樣。」儘管趙濤把在賈樟柯那難得一見的劇本視作珍寶，但到了拍攝現場，她還是露出了賈樟柯御用女主角的一面。義大利人用嚴謹的方式拍電影，所有表演都事先排練好，到了現場，趙濤總覺得不太對勁，「特沒意思，沒有新鮮感了」。她不得不和導演溝通，要求演得即興一點。最終，趙濤憑《我是麗》拿了兩個歐洲電影節的最佳女主角，逼得賈樟柯開始反思自己。

在《小武》的扮演者王宏偉的印象裡，演了那麼多年賈樟柯的戲，幾乎就沒有排練這個動作。「只有那麼一次，是一場我把姑娘按倒的戲，可能是怕不好意思，借了個辦公室，試了幾次。」就這唯一的一次排練，王宏偉都覺得多餘，「要我說，就直接拍」。

「賈樟柯的導演能力是非常強的，那種小聰明和臨場應變能力，是導演裡少有的。」《小武》結尾那場群眾圍觀的戲就不用提了，拍戲時，馬路上過一輛送鏡子的三輪車，賈樟柯看到了，覺得影像上有意思，馬上把人家攔下來，拽住，重新走一遍，「這類事，在他的電影裡太平常了」。

獨立電影時代

王宏偉成為賈樟柯電影裡的男主角是從短片《小山回家》開始的，那時，同班同學王宏偉、賈樟柯、顧崢成立了個「青年實驗電影小組」，對於這個小組的成立，三人說法不一。在地下電影圈和影評界的傳說中，賈樟柯是小組的牽頭人。王宏偉卻記得，最先提起成立個電影小組的人是他，他和顧崢兩個人在安陽商量了這件事，後來被小賈先提了出來。顧崢倒是記不清了，他年紀最小，當時的想法只是，跟兩位大哥學點東西。

青年電影實驗小組成員合影（受訪者 供圖）

當年，這個電影小組在學校裡很活躍，文學系實操拍電影的機會少，他們就到處蹭機器搞創作。作為師弟，程青松還沒入學就認識賈樟柯了。當時，他去電影學院考學，蹭住在邱永波、顧崢的寢室。賈樟柯正好要拍個學生作業，想找個考生弄個小紀錄片。程青松是現成的拍攝對象，考試那幾天，賈樟柯幾乎與他形影不離，考場、體檢室、看榜、食堂、寢室……能拍的都沒落下，還見縫插針地把程青松拉到河邊做採訪。當時，程青松覺得挺奇怪的，「一文學系的拍什麼片子啊」。

因為這段前緣，一入學程青松就和賈樟柯他們混在了一起，「幾乎全程見證了《小山回家》《小武》的誕生。」

和前輩相比，「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審美的確更開闊了。1995年，賈樟柯大三，那年國內開始舉辦各種電影回顧展，英國、法國、西班牙……各個國家新的、老的電影都能看到，一年能多看幾十部電影。那幾年，程青松總和師兄們一起看電影，他至今都記得，「那年放一部西班牙電影，裡面有女人裸體，放映員拿一片玻璃擋著，觀眾都喊著抗議」。

後來，賈樟柯說過，看電影和了解電影史對他拍電影是至關重要的，「你就知道自己拍的東西坐標在哪兒，還有什麼可以創新的地方」。

但他又說，拍《小武》的時候，沒考慮這些，純粹是內心情感的驅使。當年，賈樟柯花費幾十萬元，回老家拍了自己的長片處女作《小武》，電影裡的街道是他從小混過的地方，小武和朋友們身上也有他和老家兄弟的影子。從《小武》的後期製作開始，張陽成了賈樟柯的御用錄音師。在這之前和之後，他都是清醒樂隊的鍵盤手。賈樟柯喜歡香港流行金曲，張陽熱愛搖滾，但音樂喜好不同在做電影這件事上沒有影響。「念書時，他也給過我歌詞，想弄一首叛逆點、搖滾點的歌，後來沒寫成。」張陽覺得，跟賈樟柯一起做電影就跟他們搞獨立音樂似的，「不用籤這籤那的，也沒人管你，特別自由」。

張陽和所有主創一樣，第一次看《小武》是在電影學院對面的洗印廠裡，當時，還有幾撥人在弄拷貝、看片子，「大家都會亂竄，看看旁邊放什麼，串了幾個門發現，片子都挺爛的，大伙兒就挺高興」。

電影一出來就遭遇了和大多數第六代導演相似的命運——在國外和影迷群體中得到讚譽，卻無法公映。

從代際上劃分，因為《小武》，賈樟柯被劃入了比他早四五年完成處女作的「第六代」導演行列。但一直以來，他都不太認可自己「第六代」導演的身份。1998年，在和「上海101工作室」幾位負責人的對談上，他就提到過這個問題：「從年齡上來說，可能差不多，30多歲。但從電影上來說，可能還不太一樣，關注的東西，電影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在曾經的副導演韓傑看來，賈樟柯的確比其他第六代導演走得更遠一些。「第五代還是權利感和文化負擔太重，到了婁燁、王小帥他們，開始關注個體，但感覺上他們還在那個體系裡，張揚是電影世家，王小帥美院附中的，關注的個體也相對邊緣和精英，總覺得他們還在對抗什麼。到了賈樟柯，無論從出身還是拍攝題材上，都回歸到普通孩子身上，普通人也可以拍電影了，這讓太多人看到了希望。」

程青松也是像賈樟柯一樣的小鎮青年，他看王小帥、婁燁的電影也覺得好，但拍的都是藝術家、文藝青年，精神上有共鳴，生活質感上還是隔著。《小山回家》和《小武》不太一樣，那些破敗的縣城、無所事事的小青年他太熟悉了，那就是曾經的他，和他的生活。

在《小武》和第二部《站臺》不能公映的那幾年，賈樟柯拿著拷貝，到處給人放電影。「有陣子他還挺興奮，覺得這個電影啊，本來是工業化的東西，怎麼有點像搖滾樂隊演出了？挺逗的。」張陽說。

上世紀90年代，國內做獨立電影放映的組織並不多，無非是上海的「101工作室」、廣州的緣影會、北京的實踐社幾個有點名氣的，賈樟柯很早就和他們建立了聯繫。1998年8月，當時「101工作室」的負責人徐鳶第一次見到了傳說中的賈樟柯。

見面在朋友家裡，三四個人，聊了一整晚。「那時還沒看《小武》，大多時候都是聽他在講。」後來，徐鳶把那場談話整理成文字，幾年後再看依然覺得意識超前。

見面的第二天，「101工作室」在另一個朋友安排的會議室裡做了場《小武》的放映，當天去了四五十人，不大的會議室裡擠得滿滿的。「討論從沒那麼熱烈過。」按徐鳶以往的放映經驗，映後交流環節最多十幾個人發言，但《小武》放映那天，幾乎每個人都談了幾句，大家情緒都很激動。「那會兒來看放映的大多是賈樟柯的同齡人，就跟你們今天看到畢贛一樣，覺得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很多人都躍躍欲試，幾個月後，徐鳶到北京出差，又見了賈樟柯。那次，他帶去了3部社員拍的短片，3個故事都以小偷為主角。

同樣受到賈樟柯鼓舞的還有韓傑。他算是賈樟柯的老鄉，生在孝義，距汾陽不到五十公裡。賈樟柯憑《小武》走紅地下電影圈那幾年，他在太原開了個錄像帶、VCD租賃店。店裡的東西十分之一是正版，剩下的都是盜版。韓傑是典型的受益於盜版的一代人，那幾年，他拉著奧斯卡片單看了不少電影，第六代導演的片子也偶爾能遇到，「但那會兒三線城市還沒傳來賈樟柯的《小武》」。

韓傑第一次見到賈樟柯是在一次《站臺》的放映活動上，「三裡屯那邊一家咖啡館。」當天的放映環境糟糕極了，咖啡館很洋氣，都是透明的玻璃，放映前賈樟柯組織工作人員，用各種能用的東西蓋住屋頂和四面牆，但怎麼蓋都還是漏光。七八十人聚在一起看了場畫面灰濛濛的電影。韓傑覺得無所謂，「還是好看，大家都挺高興」。放映結束後，韓傑毛遂自薦，給賈樟柯郵寄了自己拍的一個短片，就此進了賈樟柯的工作室。

一邊給賈樟柯做副導演，韓傑一邊籌拍自己的電影。「《賴小子》肯定是受賈樟柯影響。」那是一部殘酷的青春片，孕育故事的土壤是韓傑的老家孝義，「故鄉的個體，再關聯到一些社會現象，這是我從他身上學到的。」

上世紀90年代末，林旭東還不是賈樟柯的剪輯指導，當時，他在中國傳媒大學教書，經常去法國文化處看電影，時間久了，就和那邊的人混得很熟。有次文化處一位負責人向他推薦了一位年輕的中國導演，還借給他一盤錄像帶，那盤帶子是法國版的《小武》。林旭東看了很喜歡，法國人就又組局，介紹他和賈樟柯認識。「在文化處對面的一家飯館裡。」出現在林旭東面前的是個圓圓胖胖的小個子，二十七八歲，「怎麼看都不像是電影學院出來的」。

「說來奇怪，最早關注賈樟柯的不是電影學院的師生，反倒是那些知識分子、搞文學、搞當代藝術的。」當年，林旭東幫忙做過幾場《小武》的放映，陳嘉映、李陀、西川、歐陽江河等一群知識分子、作家都去看了，看完都很興奮。當時，陳丹青還在紐約，林旭東給他寄了盤帶子，他跑去劉索拉家一起看，看完也覺得了不起。也有人把片子給北島看了，北島看完也說好。「就是這樣，《小武》在知識分子圈裡成了熱門話題。」林旭東說。

學院派對賈樟柯的態度是什麼時候開始轉向的？1998年年底，《小武》登上了法國《電影手冊》的封面，當時的主編夏爾·戴松還寫了一篇評論。「這下算是給《小武》蓋了章了。」林旭東說。

《小武》和賈樟柯的確經歷了一個慢慢發酵的過程才逐漸被行業內外認可。賈樟柯是導演裡和影評人、媒體走得最近的，在這一點上，他更像歐洲知識分子型導演。「三十出頭，和大家沒有距離。他是電影理論出身，很重視自己的電影評論這一塊，法國、德國、義大利甚至巴西對他電影的評論一出來，他都很快會閱讀、整理。」木衛二說，「對待電影評論，賈樟柯的態度也很寬容。像陳凱歌就不能容忍網友對《無極》的調侃，馮小剛總和評論界對著幹，張藝謀、婁燁都不太理這些。相比之下，賈樟柯就溫和多了。」

「賈樟柯從一開始就有這個意識，要讓自己的電影以各種形式傳播。當年，他找張獻民幫忙翻譯了很多法國關於他電影的新聞、評論，大多發布在比較權威的媒體或學術雜誌上了。他也是很早開始出版電影劇本的導演，每部都出，已經是個品牌了，這也給他的電影增加了一個傳播維度。」程青松說。

企業家型導演

2004年，賈樟柯的電影《世界》第一次登上大銀幕。「他挺有頭腦，那時候電影宣傳，跑路演的不多，賈導帶著我們跑了很多地方。」王宏偉說，儘管電影票房差強人意，但那是市場和題材的原因，在宣傳上，賈樟柯很在行。

《世界》劇照

為了宣傳《江湖兒女》，賈樟柯第一次上了電視真人秀。在《我就是演員》的錄製現場，飛行嘉賓賈樟柯遠不如臺下那樣自如，他不太懂電視節目的錄製節奏，主持人提醒他，要在幾位選手之間來回多走幾次再做出選擇，以製造懸念。他嘗試一下，走了兩圈就放棄了。主持人又讓他臨時出個小品題目，讓演員再比上一輪。他出了題目就坐在座位上邊看邊笑，完全忘了喊停，導師章子怡提醒，他才知道還有這個操作。

「如今，為了一部電影要消耗的無謂事情太多，協調、溝通、解釋，甚至發行，導演都要衝在前面。」賈樟柯對當下電影的宣發體系不滿，但還是積極配合。

「成本他早就有途徑回收，還是想更多人看到電影吧。」郝蕾給程青松講過她覺得賈樟柯是真愛電影的一個瞬間。2008年，她參演了賈樟柯的一部短片《河上愛情》，她在機場遇到了導演。當時，導演蹲在機場的角落裡，抱著筆記本發資料。「幹嗎呢？」郝蕾問賈樟柯。「在發稿子，我想讓大家知道我這個電影啊。」郝蕾一下就感動了，賈樟柯回答得特別坦然，沒半點掖著藏著的意思。

很長一段時間裡，賈樟柯都以「獨立電影導演」的身份出現。這個標籤意味著很多事，其中有一條最為醒目：沒錢。他在很多場合都解釋過，自己沒那麼苦，靠電影能養活自己，還能賺點錢。

《三峽好人》之後，他的公司開始越來越多地接拍商業廣告。「大學時就開始，那時，這是我很重要的一個生活來源。《小武》之後就不拍了。」賈樟柯說，2006年之後，《三峽好人》得了獎，國內經濟也好起來了，品牌需求特別多，各種各樣的客戶都開始找他拍廣告。「找得多了，我得有自己的規矩，不拍功能性廣告，只拍品牌廣告。」那幾年，他給化妝品拍廣告，講的是美麗與女性的關係。給銀行拍廣告，聚焦的是品牌的百年歷史。有時候拍得好，廣告也成了自己的作品。

《二十四城記》一度被視作賈樟柯拍的最出名的廣告，他至今覺得，那是對他最大的誤解。張陽也總聽朋友爭議這事。他只記得，《二十四城記》是在老北影廠混音的。北影廠要集團化，得重新規劃，大家一邊在裡面幹活，一邊聽到窗外搬家、拆房子的聲音。那陣子，現實和手頭電影裡的故事高度重合，混音的老師都快看哭了。「所以，你能說它是個單純的大廣告嗎？」

當然，連張陽都不否認，賈樟柯也會摸索一些所謂的商業性和觀眾喜好，「但不是創作層面的，更多是技術性、製作上的。」比如，《山河故人》開始，他的電影在製作上更接近一個商業片，宣發方式上也更像大多數院線電影。《小武》時，賈樟柯和張陽由著自己的喜好，在聲音上加了很多粗糙的東西，那種美學傾向是他們，現在電影要面對更廣泛的受眾，得有個製作精良的外殼，「在製作上就收斂很多了」。

賈樟柯選擇更平衡地往前走，他不是那種個性張揚的藝術家。「最好的對比就是姜文，他徘徊在極端的自我表達和極端的商業化之間。」張陽覺得，賈樟柯正好相反，他的電影和他做的事都相對溫和，有權衡的部分，「但內在的核是很硬的」。

2013年，巴西導演沃爾特·塞勒斯來中國拍《汾陽小子賈樟柯》。「11月正是電影原定上映的日子，有陣子，我和余力為都在北京，塞勒斯就想讓我、賈樟柯和余力為聚在一起，拍些三個人瞎聊天的畫面。那天一大早，我們就約在北太平莊一家書店咖啡館，剛坐下沒多久，賈樟柯接了個電話，再回來就一臉沉重。」

原本輕鬆的氛圍一下子陷入了沉默，賈樟柯當時非常疲憊，甚至說，未來4年都不再拍電影了。這段沉默被塞勒斯剪輯在《汾陽小子賈樟柯》裡，沒什麼對話，只留下了當時的情緒。

「但他很皮實。」張陽說，「那段時間，他回看之前的一些影像，打算剪一個紀錄片，慢慢有了《山河故人》的靈感，沒過多久，就又興奮地和我討論新電影了。」

「他也是個職業化的管理者，知道如何運作一個公司，尊重這個遊戲規則。」平遙國際電影展執行長梁嘉豔說。

在被賈樟柯拉來做影展之前，梁嘉豔為服裝品牌「例外」工作，賈樟柯電影《無用》中的女主角馬可就是「例外」的創始人之一。「所以，在電影節之前，我們就有過幾段緊密合作的時期。」梁嘉豔說，當年她從上份工作中離職，賈樟柯是第一個打電話問候她的人。

梁嘉豔還在「例外」時，品牌曾和賈樟柯的電影《山河故人》有一次合作，「研發一些衍生品。」有一次在廣州總部開會，梁嘉豔去機場接賈樟柯，等了一會兒，就看見導演一個人背著個小書包出來了。「他從香港來，一臉疲憊。」兩人回到公司，會議室裡坐著會員、品牌、市場、銷售等各個部門的負責人，大家多是第一次見賈樟柯。原本以為這會是個冗長的會議，誰知道，賈樟柯一落座就自己講了半個小時，沒有任何文字輔助，邏輯清晰，考慮全面，甚至在執行上都幫大家分好了步驟。「所有人都震驚了。」梁嘉豔回憶。

她與賈樟柯的工作交集大多是事務性或商業性的，剛接觸時，她就覺得，賈樟柯是個藝術家，但又不像個藝術家。「他身上有很多企業家的特質。」賈樟柯的決斷力讓梁嘉豔意外，藝術家總要把事情做到極致，很多時候不惜代價，但賈樟柯不是，「有些事負擔太大，他反而會勸我們放棄，一點都不糾結」。

在《江湖兒女》裡，梁嘉豔獻上了自己的大銀幕首秀，演「大學生」刁亦男的妹妹林家燕。「導演說，這個角色是照我寫的，背景、性格都類似，就開玩笑說，要麼你演算了。」當時只是句玩笑話，後來見了很多演員，都沒找到太合適的，導演就又回頭和梁嘉豔說，「來吧，就你演了」。

梁嘉豔覺得，這太兒戲了，「這些年導演的演員都是這麼選的？」進了劇組，她看到了賈樟柯的另一面，和辦公室、電影節上見到的那一面有點不一樣，「會坐在角落裡沉思，誰都不太敢打擾。」

她不是演員，但有場戲挺需要些演技。她和趙濤，愛著同一個男人，兩人坐在辦公室裡，她打算向趙濤攤牌。那場戲臺詞不少，情緒複雜，還是大特寫，梁嘉豔怎麼都演不好，「拍的還是菲林，壓力更大了」。

賈樟柯喊了暫停，拉梁嘉豔坐在沙發上。

「打敗她，你也難受的。」

「你有多少把握是真愛？」

「感情裡存在交易嗎？」

大多數時候，兩人相對無言，賈樟柯偶爾提點她幾句。「那是個特別感性的狀態，那會兒你才覺得，他真是個導演。」

作者檔案

宋詩婷

一個「戰時」很沒用的文化記者

三聯生活周刊

個人微博：@福·宋

⊙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轉載請聯繫後臺。

「賈樟柯的電影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