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人談到「魏晉風度」與「民國風度」，這兩種說法頗具爭議。以後一種為例，批評家認為，當時山河危急，一群群文人學者只顧埋頭求學，對現代化沒有什麼貢獻，不值得追捧。
贊成者認為，民國的許多學人，都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在風暴中探尋救亡圖存的道路，在自己的領域中作出貢獻，為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堪稱棟梁，對比了一些只會抱怨，沒有勇氣改變任何東西的鍵盤俠，他們身上的風度，即使帶著一點理想，也充滿了知識分子的風骨。
這個討論也不是兩天就能在網上找到的，隨便搜一下就能找到一堆言辭激烈的帖子。首先，我們不評價哪對哪錯，而是談談83年前一段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民國往事。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平津大學緊急南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在湖南長沙合併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三校師生、全國各地的校友，一接到通知就迅速趕往長沙，那時原在北平的清華園已被日寇掠奪，成了一片狼藉。
大量珍貴儀器、書籍在清華園被日本人打包搬走，局面混亂。林徽因、梁思成夫婦剛從山西考察完古建築回來，在日軍佔領北平後，決定帶著孩子，也去長沙。正當他們正在收拾行李時，一個男人衝進了他們住的北總布胡同三號院。
在看到來人之後，梁思成突然問道：「你怎麼回來的？」來人神情緊張地環顧四周，確信沒有人注意到梁思成在跟蹤之後才告訴他自己的意圖。聽完後，梁思成臉色立刻變得嚴肅起來，接著，他駕車載著對方，繞過日本人的哨所，悄無聲息地回到了被破壞的清華園，他在外面焦急地等了半天才看到對方拿著一個鉛筒出來。
這個東西丟在實驗室的一角，想來想去，當時日本人不知道裡面藏著什麼。趁黑夜，梁思成悄悄地駕車離開清華園，在偏僻的胡同口，兩人分別。
超過一個月後，突然有一個滿臉汙漬、步履顫抖、面容憔悴、拄著拐杖，懷中好像抱著什麼東西的乞丐，從長沙臨時大學的辦公室裡走出來，向學校走去，說要見清華校長梅貽琦。看門人捏著鼻子趕了半天才走，還以為他是個流浪漢呢。
好消息是，梅貽琦正好送客人出去，這乞丐看到他的眼睛都亮了，大叫：「梅校長！剛開始沒有認出梅貽琦，實在是這個乞丐身上一點「風度」都沒有，又髒又臭，聲音又嘶啞，可他再仔細一看，頓時大吃一驚，這乞丐到底是什麼乞丐啊，明明是清華物理系的趙忠堯教授！
趙忠堯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但是他的學生錢三強、鄧稼先，你們一定聽說過。出生於1902年，是中國核物理研究和製造加速器事業的先驅，1930年代，國內核物理研究一片空白，趙忠堯和同事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建造了實驗室，培養了眾多物理系人才，其中包括著名的楊振寧、李政道等；
他也是第一個發現反物質的科學家，被國際公認為是被諾獎者。一九四六年，他被派去美國進行原子彈試驗，從事研究工作，購置中國所需的核物理研究設備，可手頭沒有足夠的錢，買不起昂貴的加速器，他決定自己設計加速器；旁人勸他多花些心血，但他認為，個人的成就並不能給國家帶來真正的利益。趙忠堯在50年代初艱難地回國，不久就當選為科學院院士。
這種「教授變乞丐」的奇特現象，源自於30年代初趙忠堯從英國工作回來，盧瑟福博士送給他50毫克放射出的鐳，是全世界禁運的，原子彈材料中的一種，在科學研究中的應用是多麼的重要，趙忠堯好不容易才將這一珍貴的東西帶回了祖國，自然小心保存。
那一年，中國第一所鐳學研究所草創，缺乏設備、資金、人才、材料，絲絲入扣，千辛萬苦，全靠留學歸國的罕見人才嚴濟慈、鄭大章等人的大力支撐，趙忠堯這50毫克鐳，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是永遠不會丟失的高能物理材料，如果落在日本人手裡，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因此，這一年趙忠堯本已離開北平，但想到鐳還在清華實驗室，便毫不猶豫地跑回來找梁思成幫忙。身著珍寶的趙忠堯，只怕引起別人注意，他把裝著鐳的鉛筒藏在一隻泡菜罈子裡，把所有行裝都丟掉，打扮成難民，隨眾南下。他不敢走這條路，只敢走那條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盡苦頭，卻始終堅守在心中的責任。
來到長沙，昔日英俊的教授與遊蕩的乞丐無異，以致看門人都不相信他的話。在認識趙忠堯之後，梅貽琦校長握著他那已經乾裂的手，淚水奪眶而出......後來趙忠堯帶著鐳轉移到昆明，不管是在火車上還是在倉庫裡睡覺，他都將裝鉛的瓶子緊緊地壓在懷裡，甚至還壓出血來。
在混亂的戰爭局面中，在北平陷落時，趙忠堯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拯救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了把這些試驗鐳安全地運到大後方，無論他還是梁思成，都冒著很大的危險。
這就是真正的民國風度，它其實與時代無關，那是一種純粹為了信仰堅持，為了家的理想而甘願奉獻，知識和操守兼備從外面顯露出來的民族風骨，只有見多識廣的人才會只肯定物質層面，而忽略了精神層面的東西對一個國家來說到底有多重要。世界上還存在著興亡，但是古往今來，文化和思想何曾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