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文學評論者大談張愛玲性情中的「Narcissus」——水仙美人式的自戀，顧影自憐。他們都錯了。張愛玲對自己下手最狠，最是無情。她臨水睥睨，也不過是時刻冷眼自審，掏出筆鋒如亮劍，朝水裡那個一模一樣的自己殺戮過去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本刊記者 蒯樂昊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約13206字，細讀約需28分鐘
張愛玲已經被說得太多。
她的身世，她的情史，她和胡蘭成之間的一切私語。兩個文藝分子的戀愛是災難，向來沉默類似雙邊協議，有一邊不遵守，秘密就無處遁形。切身的愛與痛是作家最唾手可得的好素材，胡蘭成又是出了名的沾沾自喜，能捨得不寫？每道傷疤都映在鏡子裡，被放大，被變形，被人看和猜。
甚至連這種被說得太多本身，也被說得太多了。典型的例子是張愛玲晚年在美國隱居，《美洲中報》的編輯戴文採，受託來採訪張愛玲，她知道張不肯見人，於是挖空心思，住進張所在的公寓隔壁，以為這樣就能偶遇。沒想到張總不出門，除了隔牆聽動靜，始終得不到更多線索。最後戴文採是依靠在垃圾箱裡翻撿張愛玲丟棄的垃圾，寫出了整版報導。牙線，沾帶牙齦血跡的棉球，藥品外包裝，冷凍食品的罐頭……這些緘默的冷麵證人，指證了女作家疏於自我照顧的晚境。
據說戴文採曾經從門縫下面給張愛玲塞過一張紙條，大致是說自己來自臺灣，想見一面，問幾個問題，如不反對的話，第二天某個時間再來拜訪。這種一廂情願的安排，也有點不由分說。到了約定的時間，戴文採再去，發現張愛玲的房子空空蕩蕩，人沒了，悄無聲息地搬家走了，像《聊齋》裡大多數痴情尋訪的結局一樣令人愕然生悵——此地一片荒蕪，似有孤墳隆起，哪曾有什麼歡好與美人。
就連這個故事，也被反覆引用，最後淪為陳詞濫調。
張愛玲沒有給我們多少機會。《小團圓》差點被燒掉，她連孤墳亦沒有。她死後，依其遺願，骨灰撒在加州附近的公海海面。她不想留下話柄，甚至不想留下痕跡。如果今天還有戴文採式的張迷，試圖在物理性上去接近她、了解她，大約只能去採訪太平洋裡的魚。許多張愛玲的研究者，都表達過相似的意思：關於張，歷來的研究史料就那麼些，近些年來，也沒啥新發現了。
張愛玲和弟弟張子靜抱著英國寄來的玩具
南京大學文學院的餘斌教授，是大陸最早研究張愛玲、並最早為張愛玲作傳的文學研究學者。他在1984年讀到張愛玲的作品，當時還是南京大學的碩士在讀生。在堆滿老舊雜誌的中文系資料室，跟半個世紀前的書蟲一起啃舊紙張，令人昏昏欲睡——大部分文學作品都過時了，反不如刊縫報尾裡那些廣告、啟事有樂子。直至讀到張愛玲的小說，才讓他眼前一亮，生出驚豔的感覺。
「民國時期的舊刊資料室裡基本上都有，張愛玲發表小說最主要的就是《雜誌》。蘇青編的《天地》，還有《萬象》，基本還是全須全尾的。我們那時候一天到晚泡在資料室裡，大量讀現代作家作品，讀得垂頭喪氣。」在餘斌看來，不少現代作家的歷史地位都被高估了，放到今天，如果不是教材硬性要求，能讓年輕人自發閱讀的中國現代作家只剩僅有的幾個人，張愛玲肯定是其中被讀得最多的。
在系統地閱讀張愛玲的作品之前，餘斌已經接觸到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書中引用的一些節選片段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張愛玲在學界「出土」，這本文學史功不可沒。餘斌很快決定，碩士論文選題，就選張愛玲作為研究對象。
「當我決定碩士選題選張愛玲，我馬上要給老師做科普的，連我的老師都不知道有這麼個人，他們是專業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不知道這個人，完全是空白。只有一個老師知道她，他是上海人，但他沒看過她的作品。為了指導我寫論文，老師說，你把她的書拿來給我看看。當時選這個方向，確實是有點冒險。1984年前後，時不時的還會有一些運動，刮一陣風來，幸好南京大學的老師都比較開明，如果換一個小一點的學校，或者不那麼開放的學校，這個選題可能就通不過。」
《傾城之戀》1984
阿城也是在同一年看到張愛玲的文字，並為之心驚。「記得是84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穫》雜誌，見到《傾城之戀》，讀後納悶了好幾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龍臥虎之地，這『張愛玲』不知是躲在哪個裡弄工廠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驚人。心下慚愧自己當年剛發了一篇小說，這張愛玲不知如何冷笑呢。於是到處打聽這張愛玲，卻沒有人知道，看過的人又都說《傾城之戀》沒有什麼嘛，我知道話不投機，只好繼續納悶下去。幸虧不久又見到柯靈先生對張愛玲的介紹，才明白過來。」
「整個90年代，在大陸對張愛玲的認知有一個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她的讀者特別多，另一方面，學術界卻沒有給她什麼評價。而且當時所謂的『第二渠道』正在興起，就是說張愛玲的書很多不是從新華書店走的，她是出現在盜版地攤上的。加上90年代胡蘭成的書在臺灣出版，這也為認知張愛玲提供了更多的資料。」餘斌說，恰恰地攤渠道對普及張愛玲是有好處的，似乎這樣就可以把她歸類在一個只寫男女情愛的通俗作家範疇，一個鴛鴦蝴蝶派裡的邊緣人物，從而避開意識形態上的過度解讀。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左二）、姑姑張茂淵（右一）和母親黃逸梵（右二）在天津
1990年，許子東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參加一個研討課程，主題是「女性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研討由李歐梵教授主持，參考教材是周蕾（Rey Chow）的《女性與中國的現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課程中有一半的時間都在細讀和討論張愛玲。張愛玲一人獨佔中國現代女作家的半壁江山，另外的一半，則是丁玲、冰心、盧隱、蕭紅……
「基本上就是拿女性主義的理論往那些作品裡套，有的套得上，有的套不上。蕭紅是套得上的，丁玲也有《莎菲女士》可以往裡套，冰心就是她們的反面，太服從男人的夢想，諸如此類，觀點都很極端。」其時，女性主義運動在美國甚囂塵上，非常激進，許子東記得他和汪暉坐在下面，聽得愁眉苦臉，一頭霧水。「美國的女學生就在會上講，她說pencil（筆）就是你們男性生殖器的象徵，文學歷來都是你們男人的事。我就說，那打字機又算什麼？但沒用，只要你是男的，你講什麼都吃虧。」
許子東曾誤闖一家美國的女性主義書店，書店裡都是女作家的書，來自中國的丁玲、王安憶赫然在列，當然也少不了張愛玲的翻譯小說。「當晚我就碰到臺灣的學生，我告訴他們，我在的那個地方離張愛玲最後的居所很近，那裡還有這麼一家書店，他們就笑話我說：你怎麼敢進去？那個書店很激進，通常男人進去都要被轟出去的。然後一個美國學生拍拍我的肩，開了個很損的玩笑，他說你沒事，They don't consider Asian man as a man（她們不把亞洲男人當男人）。」
參加課程期間，許子東常常一邊在大學南面的Westwood和Rochester路口找停車位，一邊在腦中構思關於張愛玲的英文論文，他當時還不知道張愛玲最後的居所就在那個路口，她平日裡去的超市、郵局、文印店，也是他常常出入的那幾家。
「在UCLA我們當然也議論過張愛玲的近況，只聽說她隱居在洛杉磯，我們想像她大概隱居在Santa Monica Beach或比弗利山莊。她那麼出名，生活應該會舒適高雅，文化界誰也找不到她。誰也沒想到她原來就住在我天天停車的路口。」他後來想，真是奇特，一群文學研究者在課程上那麼熱烈地討論一個作家，結果這個作家就隱居在咫尺之遙，早知道他們就去找她了。但找了多半也是白找，她肯定像見鬼一樣就逃掉了。
也是在1990年，許子東在洛杉磯細讀張愛玲的同一年，中國大陸從臺灣引進了一部愛情電影，林青霞、秦漢、張曼玉主演的《滾滾紅塵》，編劇是當時時髦女青年心目中的文藝教母三毛。電影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風波，有人質疑為什麼要在大銀幕表現「漢奸的愛情」。大家都默認了這是以張愛玲為原型的電影，默認了女主角是舊社會的傳奇，多半早已作古，沒想到伊好端端地在大洋彼岸活著。
《紅玫瑰白玫瑰》1994
餘斌說，對於張愛玲，研究者早早地就用起了「在場與離席」的概念。一方面，她始終在場，讀者擁躉極多，但另一方面，所有的人又都已經視她為前朝人物，早早離席。
在張愛玲去世的前一年，臺灣《中國時報》授予她特別成就獎，以表彰她一生對中國文學的貢獻。這是她一生中得到的唯一一次文學獎，少女時代獲得的《西風》雜誌徵文三等獎不算。遠隔重洋，她只寫了份答謝辭，並附「近照」——為了證明確是近照，她效法綁匪，讓肉票手持當日報紙，以示「此時此刻，我還活著」，而當天報紙的頭版頭條是一行豎立的黑體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張愛玲在照片裡骨瘦如柴，花白的頭髮無論如何看起來都是假髮套，她年輕時嚮往的「橫雲度嶺」般的劉海遮掉全部額頭，此刻只覺得寒窘。但她臉上努力憋住的一點笑意，機敏和幽默感不減，好像很得意自己這個惡作劇般的噱頭。
一年後，她死在自己的寓所裡。在去世前一個月，她已經很清楚自己大限將至，之前，她早已將後事安排託付給一位建築師朋友林式同。她把重要的證件放進手提袋，放在進門可見處，獨自靜候死亡的降臨。
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
張愛玲在給夏志清的信中寫過：我此生收到過的一切好意，都來自文章。
正如她最早的散文《天才夢》裡起首所寫：「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她3歲背誦唐詩，天才少女從小被秀來秀去，展示才藝。她被大人抱去站在藤椅前向一位前朝遺留下來的老太爺背詩，她背的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尤唱後庭花」，看見大滴老淚從老太爺的眼睛裡滾出來。她7歲開始寫第一部小說，「從9歲起就開始向編輯先生進攻」。在一個父母離異、家族落敗、開始要為銀錢犯愁的舊式家庭裡，她很早便深知，才華是她唯一可傍靠的武器。
那個時代夾雜在新舊之間。母親提過一個很公允的辦法：要是打算早早嫁人呢，教育費就可以省下來，好好打扮自己；要是打算讀書，那就別添置什麼時髦行頭了。換言之，要麼做舊女性，靠容貌和婦德博得長期飯票；要麼做新女性，壯大自己，憑本事逐鹿中原。要麼聰明，要麼美，但你只能選一頭。張愛玲正在最愛美的年齡，還是選擇了寧可不要衣裝要讀書，她要當新女性，她小時候看到的女性榜樣都是新女性：母親，姑姑，搭伴出國留學，連男人都不要了。所以她會寫：平生最恨，一個有才華的女子，突然嫁了人。
她收到的一切好意都來自文章，並非誇張，在她生活中幫助過她的一切人，無論是佛朗士先生、柯靈、宋淇、夏志清……無不是因為愛惜她的才情。就連最初，她懵懂間收穫的愛情，也是男人像一隻莽兔，一頭撞上了才華這棵大樹樁——雖然剛剛露頭，她的才華可格外結實粗壯。不管胡蘭成後來如何賣弄詞藻，寫與愛玲初見時的「房中亦有兵氣」也好，寫愛玲臉蛋上的黃色眼鏡也好，寫愛玲「豔不是那種豔法，驚也不是那種驚法」也好，潛臺詞裡都是一句話：她不漂亮。
《半生緣》1997
即便挖空心思，誇她「正大仙容」，也是出於一個鄉村小子對她傳奇貴族身世的仰望，用的是宋江從破廟裡望見九天玄女的典故。他不過是驚豔於報刊上她的文章，就起念要尋上門去，結識此人。
《今生今世》裡，胡蘭成對愛玲所有的讚美，幾乎都建立在識見和才情之上，對她性情、為人的喜愛都像是後來的衍生品。他們短暫的同居生活總是被動蕩時局打散，但相處之時，智力上愉悅的「同緣同相、同住同修」還是讓「男的廢了耕，女的廢了織」。令胡蘭成驚異的是，張愛玲的識見來自天分的直覺，她是生而知之者。胡蘭成長張愛玲14歲，但論藝文上的靈氣，張愛玲更像一個引領者。張英文好，把蕭伯納、赫克斯萊、勞倫斯的作品一一講給胡蘭成聽。音樂和鋼琴張從9歲學到15歲，也能談得頭頭是道。又領胡同看外國畫冊，從文藝復興到印象派到日本浮世繪，乃至古印度的壁畫集，「我都伺候看她的臉色，聽她說哪一幅好，即使只是隻言片語的指點，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就連胡蘭成一向自負的中國古典文學，一開口他也發現自己不如愛玲。
前人說夫婦琴瑟和鳴，胡蘭成卻說自己是「從愛玲才調弦正柱」。晚年他寫出了得意的作品，還是覺得「第一炷香要燒給愛玲，因是她開了我的聰明。」
基於智力的愛情，無論結局收場如何，在最熱戀時分，總還是非常滋養的。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裡寫這種男女相悅，坐在房裡說話，張愛玲只顧孜孜看他，贊他：「你怎這樣聰明，上海話是敲敲頭頂，腳底板亦會響。」 張愛玲也在《小團圓》裡寫過類似場景：邵之雍一把把九莉抱將起來：「崇拜自己的老婆」。
這種智力上的歡喜，直接轉化成了創作的動力，更不用說後來胡蘭成還短暫地辦了一份藝文性雜誌《苦竹》。張愛玲當時已負文名，索稿的刊物甚多，但她那段時期較為重要的作品，悉數留給《苦竹》發表。「不管張愛玲後來怎麼離群索居，她還是需要在文學中得到呼應的，她在上海寫作最旺盛的時候，也是胡蘭成給予她精神呼應最多的那幾年。雖然她講抽象的讀者，但我想她在上海的時候腦中的讀者是很具體的：文章出來胡蘭成要讀的、蘇青要讀的、姑姑要讀的……你看《傳奇》裡面，她對生命興趣盎然，雖然她看到好多灰暗的東西，但是她也有興趣，把她的發現，哪怕這個發現是生活的骯髒，急切地要告訴別人。後來因為年齡和境遇，她這個興頭沒有了，她對他人，像在不斷地劃出界限：你們不要過來，不要過來。水晶那次去找她，罕見地跟她長聊了七個小時，但是聊完她馬上跟水晶說，這樣的談話，以後亦不必再有。也是馬上就地劃出一個道道：到此為止吧。」餘斌說。
胡蘭成在日本小田原蘇峰堂前
在張愛玲出走之前，她的名字實際上已經從中國文壇上消失。
從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因受到胡蘭成的影響，情緒低落，正在創作高峰期的張愛玲有將近兩年沒有發表過一行字。抗戰勝利之後，她的處境變得更為尷尬。之前她發表文章的幾家雜誌，在淪陷區都有「背景複雜」的汙點，加上她又是「漢奸之妻」，雖然她本人不問政治，無黨無派，與文壇上的任何一派勢力都無瓜葛，但大時代下又豈有政治的漏網之魚？1949年之後，她在大陸出版的《十八春》、《小艾》，署的都是「梁京」的筆名。
1950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受邀參加，箇中緣由，是因為左聯元老夏衍愛才。當時夏衍剛剛從重慶回到上海，成為上海文藝界第一號領導人物，身兼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文化局長數職，在柯靈的力薦之下，他讀過張愛玲的作品。但個別領導人物的善意，並不能抵擋時代變局給張愛玲帶來的不安。對於她的貴族身世來說，豈止痛苦是她的鄉音，時代大開大闔帶來的起落也是她的鄉音。她不諳政治，卻對外界的氣息變化極度敏感。她曾在小說裡寫過她父母這一輩人，因是「洋務派」的後代，「海外」兩個字就像是寫在他們的基因裡，就像世世輩輩打魚的人一樣，一有風吹草動，就想往海上跑。
據說夏衍為了讓張愛玲有用武之地，頗費了一番腦筋。當時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夏衍親任所長，張愛玲之前跟導演桑弧合作，編劇的電影《不了情》、《太太萬歲》頗受歡迎，夏衍就跟他的副手柯靈提起，要請張愛玲當編劇，但因有人反對，還需暫緩，等待時機斡旋。
柯靈還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張愛玲已經悄然出走，隻身離開內地，前往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
這是張愛玲第二次到香港讀書，之前她在港大的獎學金依然有效，但這次，因從內地來，香港大學並不歡迎她，申請獎學金的時候，一度有人懷疑她是間諜。港大黃德偉教授後來在學校的檔案裡查到了香港大學拒絕張愛玲再次入學的文件。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時至今日，每年港大招生，都會把知名校友張愛玲的肖像隆重張掛，作為招徠學子注意的高光亮點。
張愛玲在香港生計無著，只能靠投稿謀生。當時美國新聞處為海明威《老人與海》登報徵集一個合適的翻譯，張愛玲從應徵者中勝出，約她前來面談的人就是宋淇。「我們約她來談話，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國腔，說得很慢，很得體，遂決定交由她翻譯。」這一次相見，也開啟了宋淇夫婦和張愛玲後來長達40年的友誼。
宋淇的兒子、張愛玲文學遺囑執行人宋以朗在他的《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一書裡澄清說，文學界普遍認為張愛玲到香港後寫作的《秧歌》是得到美新處資助、甚至是美新處給她大綱讓她撰寫的，但事實上，她早在得知「美新處」這個名字前就開始寫了。因為在美新處對她的第一次面試裡，當時的美新處負責人麥卡錫問她在做什麼，她的回答是正在撰寫和潤色小說《秧歌》。但張愛玲在香港並未久留，三年後，她便去了美國。
張愛玲和好友炎櫻
2000年世紀之交，嶺南大學主辦「張愛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許子東是會議組織者之一，第一場是便是王德威、鄭樹森、劉再復讀跟張愛玲有關的論文。劉再復在討論會上提到，中國現代作家裡他最喜歡5個人，分別是魯迅、丁玲、蕭紅、張愛玲、李劼人，這其中又以魯迅和張愛玲為最。如果一定要相比的話，劉再復覺得還是魯迅更偉大，他的理由是：魯迅和張愛玲都是天才，但張愛玲是夭折的天才——她到香港之後，在美新處的資助下寫作，寫自己不熟悉的題材。在劉再復看來，比起她早年在上海的作品，這是跌落。
「夭折的天才」一言既出，一旁與會的夏志清馬上發言道：我不同意。他認為張愛玲的夭折不過是受困於經濟和生活的壓力，但是魯迅夭折得更甚，魯迅後期被「左聯」奉為文藝領袖，放棄了自己原來的創作，「魯迅那才是夭折呢！」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爭論起來，作為會議策劃人之一，我很高興看到有這樣的爭論……爭論雙方都是學界權威，而且分別代表了中國內地跟海外的現代文學研究的不同學術觀點和不同價值系統，他們的爭論恰恰是不同文學史觀的焦點分歧。」許子東後來在他的《許子東細讀張愛玲》裡這樣寫道。
張愛玲在美國的英文創作生涯，可以說處處碰壁，最初六年，她所有的創作竟無一出版。當她的《粉淚》被出版商拒絕之後，她沮喪到病倒，臥床數日，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恢復過來。兩年後《北地胭脂》又被拒，張潸然淚下，情緒低落到極點。一日她夢見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中國作家取得了極大成就，相形之下她覺得自己很丟人，第二天，她淚流滿面地向丈夫賴雅複述了這個夢境。連賴雅都不免疑心，這次退稿，她怕是要被美國文壇徹底拋棄了。
張愛玲年輕時，專門在英文寫作方面下過功夫，少女時代她就想過：將來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初到美國的時候，對自己的一支健筆，她是躊躇滿志的。
「張愛玲翻譯自己的作品，其實完全不是翻譯，而是用另一門語言改寫，」她就像一個歌唱家，又能唱中文歌，又能唱英文歌，還能根據需要改詞，餘斌說，但是，跟慣寫散文的林語堂不同，張愛玲骨子裡還是一個小說家，她無法放低對小說的追求，「林語堂是完全迎著西方讀者的心理去寫的，他的小說等於是中國文化習俗的一個載體，他找個情節，然後給西方人解釋東方習俗。寫到上花轎，就給你解釋上一大段上花轎是怎麼回事，林語堂是把東西嚼碎了餵給西方人。但張愛玲做不到，她骨子裡的小說家拒絕她這麼做，她還在追求所謂between lines（字裡行間）的東西。」
用許子東的話說，在美國的張愛玲，既不願意做「孔子學院」，也不願意做「紅色望遠鏡」。但是用英文寫作，又分明讓她水土不服。許子東舉過一個很精彩的例子，張愛玲最後的20年一直在打磨《海上花列傳》的英文翻譯，這個書名，最直接的譯法就是The Flowers of Shanghai , 既明白曉暢，也語帶雙關。但是張愛玲一定要把它翻譯成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上海歌女，亦所謂「先生姑娘」。因為當年上海長三堂子裡的高級妓女，是被稱為「先生」的，這也是這群女人身份獨特性的一個象徵，她們雖是煙花女子，但自幼受到嚴格的琴棋書畫訓練，因此在文化階層上顯得優越嫻雅。跟當時普通良家女子包辦婚姻不同，青樓裡這群被稱為「先生」的高級交際花享有自由戀愛的特權，甚至可以自主選擇心儀的恩客。而「Sing-song（唱歌）」一詞的發音，就酷肖上海方言裡的「先生」。不得不說，這種翻譯，苦心孤詣，妙趣橫生，老外讀者卻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需要依靠大量的註解，才能捕捉到其中的一點點會心處。
所以當時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一位美國編輯就說，「It's very good，But People don't talk like this」——（她英文）是很好，但人們一般不這麼說話。
在張愛玲中後期的文學生涯裡，她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她並不喜歡翻譯，只是為了生計不得不勉為其難。她曾說，「我逼著自己譯愛默生，實在是沒辦法。即使是牙醫的書，我也照樣會硬著頭皮去做。」而翻譯華盛頓·歐文的作品，則「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
張愛玲手持當天報紙拍攝的照片，1994年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常有一類女人，找老公就是為了找長期飯票。但張自己，卻總是找不到這張長期飯票。她的一生，也像她筆下寫到的那幾個勞工階層的女性一樣，「總是自做自吃」，一點靠不到人。
胡蘭成早期給過張愛玲一筆錢，後來胡逃難的幾年裡生活拮据，張一直在經濟上接濟他，分手時還把自己做電影劇本新得的一筆稿酬30萬元，一次性付給了他，以示從此兩不相欠。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裡寫：「我在人情上銀錢上，總是人欠欠人，愛玲卻是兩訖，凡事像刀截的分明，總不拖泥帶水。她與她姑姑分房而居，兩人錙銖必較。」
這種湯清水利，在胡蘭成說來是「一錢如命」，對從小任何一分錢都要看大人臉色的張愛玲來說，卻是一種尊嚴和自保。張愛玲兩次最為鄭重的攢錢還錢，都是對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兩段親密關係做清算，一次是跟胡蘭成，另一次是跟母親。《小團圓》裡女兒把母親栽培自己的錢數算清，悉數兌成金子，終有一日遞到漂泊的母親手中。在女兒來說，這是報償，「不然她也不知道她是真的不過意。」但母親卻勃然變色，認為這是決裂之姿，是對自己一生浪漫的終極審判，類似哪吒的剔骨還父。
賴雅也不是一張合格的長期飯票，他雖然是久負文名的左翼作家，但張愛玲在愛德華·麥克道威爾寫作營地邂逅他的時候，他已經65歲，創作上江郎才盡，生活亦沒有保障。張愛玲與他卻十分投緣，兩個人相處短短兩個月後，他因為駐留期滿，先行離開了營地，又過了不到兩個月，他接到張愛玲的來信，她已經懷上了他的孩子。
賴雅隨即向張愛玲求婚，但她必須去做人工流產。
曾經有人質疑張愛玲是為了拿到綠卡，才與美國人賴雅閃婚。宋以朗澄清說，1955年張愛玲以中國專才難民身份抵達美國，「落地」即有美國綠卡，她完全可以自由選擇配偶。
這對異國鴛鴦在一切方面都令人驚異，無論是年齡上的差異、性情上的背離，還是政治態度上的南轅北轍，但這也昭示出張愛玲在愛情上的非功利性，她終究不是那種尋覓長期飯票的女人。
賴雅此時的經濟狀態風雨飄搖，在他們婚後的大部分時間裡，幾乎是靠張愛玲獨立支撐家庭開銷，每到撐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就打開張愛玲母親留下的箱子。張母人生的最後階段就靠變賣從中國帶出的幾箱古董度日，臨死時，她把賣剩的最後一隻箱子留給了女兒。
張愛玲和賴雅閃婚後兩個月，賴雅就中風了，事實上，這已經是他的第三次中風。
張愛玲與賴雅
在美國學院的遊戲規則裡，當教授必須苦熬學位出身，作家駐校通常只是短期項目。張愛玲到了美國之後，幾乎不斷地在申請各種創作營和駐留項目，夏志清也一直動員其他朋友幫助張愛玲申請大學的職位。
1969年，張愛玲得到過一次工作機會，當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的主持者陳世驤，給了她高級研究員的職位。跟她之前短暫的文藝營地、大學研究項目不同，這是正式的工作，研究任務是「文革」中的新詞彙。
陳世驤一開始對張愛玲頗多期許，然而兩年後，張愛玲只交了篇短短的論文，附了兩頁名詞。給出的理由是：那兩年中國國內報紙鬧「名詞荒」，沒有產出什麼新名詞。陳世驤極為失望和生氣，盛怒之下，隨即解僱張愛玲。張本來以為還有挽回的餘地，但不久後陳世驤自己也心臟病猝發去世了。對於張來說，這無異於雙重壞消息。在夏志清看來，這次失業，也是張愛玲在美國16年來所遭受的最大打擊。張愛玲再沒緩過氣來，她從此放棄了求職，也再不去大學，之後的生涯，就是在找房子、捉蟲、搬家、拆帳單。
夏志清在家中書房裡 圖 / 本刊記者 衛毅
跟張愛玲相似，許子東的研究專題方向是中國「文革」小說，「我在美國也做過這種研究員，在我看來『文革』詞彙研究這個太好做了，其實就是名詞解釋：什麼叫『五一六』，什麼叫『文攻武衛』，諸如此類。每一個名詞概念下面都可以寫成文章，一堆資料收集整理出來。但她就是交不成像樣的功課。我想她一方面不擅長，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沒興趣。如果張愛玲好好珍惜工作，是可以持久做下去的。而且她白天不去辦公室，她怕見人，她要晚上才去，同事永遠覺得她是不來上班的。」
在晚年，張愛玲罹患一種古怪的皮膚病，用當今醫學的觀點來看，應該是長期精神壓力造成的免疫功能紊亂，但她自己卻固執地認為是某種蝨子。她說這些蝨子產於南美，生命力極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存活。為了躲避蝨子，她在洛杉磯近郊的汽車旅館間搬來搬去，最頻繁的時候每周都要搬一次家。在這種搬來搬去中，她甚至遺失了許多重要的手稿和證件，她花費了大量心血的《海上花》英譯稿就這麼弄丟了。她不停地在找房子，尋找一間足夠新的、蝨子還來不及入駐的房子。
為了方便搬家，她幾乎不用家具，所有的家當都放在十來個紙盒裡，隨時準備跑路。紙盒同時也是她的凳子和桌子，她就在箱子上寫作。年輕時，她熱愛奇裝異服，此刻她早已放棄了打扮，可那些上好的衣服總也捨不得丟掉，只好跟著她搬來搬去。為了不給蝨子可趁之機，她連頭髮都剪了，終日穿一雙最廉價的拖鞋。她買了許多這樣的拖鞋，方便隨時丟棄。「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年輕時寫下的箴言，此刻變成了如影隨形的齧咬。她隻身帶著十幾個紙盒在前面落荒而逃，而看不見的蝨子永遠在身後尾隨而至。
張愛玲自畫像
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魚雁往來，始於1955年。實際上，她從搭上離開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起就開始給宋淇夫婦寫信。在他們40年的友誼中，宋淇始終在幫張愛玲接洽工作機會，給予文學意見，但實際上，這樁友誼中真正的核心是宋淇的太太鄺文美。
「一般人都說張愛玲和姑姑、焱櫻很要好，卻忽略了我的母親鄺文美才是她下半生最好的朋友，彼此的書信也最頻繁。」宋以朗說，僅在他手中保存的張愛玲與他父母三人的通信就有六百多封。而張愛玲跟夏志清之間的通信共有118封。
她離別香港的第一封信就是寫給鄺文美的，用的就是郵輪上的信箋紙，「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後一剎那我並沒有覺得難過，只覺得忙亂和抱歉。直到你們一轉背走了的時候，才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坍了下來一樣，腦子裡還是很冷靜&detached（和超脫），但是喉嚨堵住了，眼淚流個不停。事實是自從認識你以來，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核心），我絕對沒有那樣的妄想，以為還會結交到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沒有這樣的人。」
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她還在寫信，「前兩天大概因為在寫過去的事勾起回憶，又在腦子裡向Mae（鄺文美的英文名）解釋些事（隔了這些年，還是只要是腦子裡的大段獨白，永遠是對Mae說的。以前也從來沒有第二個人可告訴）。」
在寫過去的事情，也許就是《小團圓》，這本書也被視為她步入老年後書寫的最深刻的自傳小說，她改改停停，幾次放話說要銷毀，但終於還是留了下來。在許多文學評價家的張愛玲作品榜裡，公推還是《金鎖記》第一，《小團圓》入不了榜。
「張愛玲小說的元氣是遞減的，她早年的小說裡有一種旺盛淋漓的元氣。雖然有破綻，但是也有大量神來之筆，後期的作品有了更多錘鍊，圓熟了，但那些劍走偏鋒的東西就是沒有了。等寫到《小團圓》的時候，她的結構已經散了，她已經完全不在乎讀者了，全部是她自己的按照意識流的方式在回憶。」餘斌說。
但這恰恰是《小團圓》的魅力所在，也是張愛玲作為一個寫作者終生沒有墮落的一個力證。結構上的打散，反而賦予敘事一個充滿彈性的節奏。九莉的意識流，把20歲的事情、30歲的事情、40歲的事情，統統混在一起說，反而在時間線上呈現出一種十分後現代的觀感。而且她這個人刻薄不忘，她記仇，因為她記得痛苦，痛苦是她的鄉音，而她寫痛苦亦寫得無比克制，此刻年輕時舞到周身白光的凌厲不見了，武林高手功夫已臻化境，隨手拈花即可以傷人。
按照餘斌的說法，自來文學家寫人寫事，有的是把自己「投進去的」，比如蕭紅；有的是讓自己「跳出來的」，比如錢鍾書，始終是冷眼站在外面旁觀。這兩種各有各好。唯有張愛玲，是既進得去又出得來。但張愛玲的元氣走低，從她離開上海前後就現端倪，從《色·戒》就開始了。
《色·戒》裡依然有最殘酷的狠，易先生在下令格殺王佳芝之後，還能自得「我若不是這樣的大丈夫，她也不會愛我」，「只有這樣，她方能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這種沾沾自喜，一切「亦是好的」的心理原型，「簡直就是胡蘭成無疑了」。
《色·戒》2007
從來張愛玲的作品最難被影視改編，但學者們亦公推電影《色·戒》改得不錯，即便如是，李安終究還是不夠狠。「李安雖然是個男導演，但是他比張愛玲軟多了，他還溫情脈脈，就像梁朝偉最後的那雙眼睛。《色·戒》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完成了對張愛玲的背叛。」餘斌說。
而知張愛玲最深的也許還是胡蘭成，他寫張愛玲，用「心狠手辣」一詞，「心狠手辣，其實是講她的徹底，她敢面對真相，下得了手，不光是對一般人下手，也對身邊人下手。她最狠的地方，是對自己也一樣下手，除了《小團圓》，誰做得到？」 餘斌說，其餘作家的狠，無非是或暴力暗黑，或自曝隱私，但是張愛玲有一種對人性最殘忍的真相始終保持凝視並將它徹底說出來的能力，她寫的人物都自私、可憐、自保，對於這些生而渺小的芸芸眾生，她從不抱任何希望，因此也超越了絕望。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在洛杉磯家中辭世，死因是心血管疾病。警察按其生前遺囑，找到了她一早冷眼為自己選中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這位林先生雖然與她相交不深，卻是一位嚴謹、守諾、靠得住的人。林式同果然不負所托，一切按照愛玲的意願辦理。「她要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遺體。自她去世至火化，除了房東、警察、我和殯儀館的執行人員之外，沒有任何人看過她的遺容，也沒有照過相。」林式同在回憶文章裡這樣寫道。
林式同在文章裡大致寫明了張愛玲最後居所的陳設和樣貌，這寥寥數語成為後來諸多傳記文章的酵母。宋以朗專門收集了幾十本張愛玲傳記書籍，把其中寫到她死亡的段落一一對比。作者們絞盡腦汁要為這最後一幕染上悽涼、落寞的悲劇氣息，於是各顯神通，展開合理想像，綴以各種抒情：有的為死去的張愛玲穿上了赭紅色的旗袍，有的為她添置了巖石的書桌，桌上還攤開著一部尚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小團圓》，還有的訴諸視覺美學，讓潔白的稿紙散落……一生最厭傳奇的女作家，最終仍不能免俗地要在他人的書寫裡成為傳奇。
2010年，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博士展示其小說《雷峰塔》英文原稿 圖/張勤
很多人刻意書寫張愛玲最後的窮困潦倒，但按宋以朗的披露，張愛玲死時還有合港幣二十多萬的存款，應付喪事之後仍有不少結餘，同時鄺文美名下亦在幫張愛玲打理存款，按記帳約有240萬港幣。在1995年，這筆錢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大陸，都不算是一筆小數目。
張愛玲的遺囑裡亦有一條，她的錢，如各種使用後仍有結餘，要用在她的作品出版上，比如，請最好的翻譯。
她的死亡再一次凸顯了她的價值，也把一個不合時宜的偏見公開放到了檯面上。「在大陸，一方面她有那麼多的讀者，但另外一方面，她還沒有得到一種正式的認可。」
關於張愛玲去世，臺灣方面的報導，標題都是《文學巨擘的離席》，但同時期的大陸，「張愛玲」這三個字還無法跟大師相提並論，「我們那個時候還只是講她是『奇女子』、『民國才女』，才子才女這種稱呼，跟巨匠大師相比，是有巨大等差的。叫人『才女』，就跟我們現在叫人『美女』一樣，只要不是『恐龍』，都可以叫『美女』，但是國色天香級別，那就不一樣了。張愛玲在臺灣就是國色天香，絕對是祖師奶奶，是現代文學的象徵性人物。」餘斌說，在大陸，張愛玲的文學地位的重新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她是逐步被認可、被修正的。原本牢固佔據主流的所謂「魯郭茅、巴老曹」的座次排序，也正在經歷一個逐漸被修正、被改寫的過程。
在許子東主持和參加的許多學術會議中，有兩個會議特別重要，其中一個是2009年關於「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的研討會，主辦者除了許子東，還有王德威和陳思和。另一個會議就是上文提到的2000年關於張愛玲的研討會。在會議的閉幕式上，王德威說了一句話：「中國現代文學，從《吶喊》到《流言》。」在這裡，張愛玲終於被和魯迅相提並論，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兩支脈絡之一。
在許子東看來，無論是《金鎖記》裡的曹七巧，還是《小團圓》裡的母親蕊秋，其實都代表了張愛玲的一種「審母意識」。「現代文學的傳統是弒父，這很普遍，幾乎作家都審判父親，審判父親的同時都是歌頌母親，在政治上來講，弒父就意味著批判禮教、批判權力；歌頌母親，就是歌頌人性、歌頌自然和人民。唯獨一個作家例外，就是張愛玲，她不是審父，她審母：母親本身是一個悲劇，母親受了欺負，但她進而欺負她的兒女。這就好比魯迅最成功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也是一個被人欺負的人去欺負人，這是魯迅抨擊國民性的一個最關鍵的地方。《金鎖記》往前發揮了一步：一個本來被欺負的七巧，當她半路出家終於也成了一個當權派，她欺負起人來，比當年欺負她的人更壞。」張愛玲的通透與堅硬，就隱藏在那些看似瑣碎的故事背面，僅僅把她看成一個只會寫愛情故事的人，就看窄了她。
《第一爐香》2020
民國時代最後的「臨水照花人」，這真是俗透的標籤，也讓不少文學評論者因此大談張愛玲性情中的「Narcissus」——水仙美人式的自戀，顧影自憐。他們都錯了，唯獨她對自己下手最狠，最是無情。她臨水睥睨，也不過是時時刻刻冷眼自審，並且隨時不惜抽刀斷水，掏出筆鋒如亮劍，朝水裡那個一模一樣的自己殺戮過去。
臺灣作家李昂說，張愛玲「這個女人好像替我及我們許多女人都活過一遍似的」。但這話反過來也成立。寫小說的人歷來是這樣一種宿命：不是一次性死亡，而是分期分批地向死神兌付債權——他們在嘔心瀝膽的書寫裡一寸寸地死掉了，但只要這個故事還在人間流傳，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招魂，只要閱讀者的心還在怦怦亂跳，小說家就會在字裡行間醒來，再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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