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人體攝影的一個原因，既然我關切的是攝影，它作為一個藝術表現了它在文化、社會各方面的一些意義，我就會關切人體攝影到底拿來做什麼？賞心悅目，看一些穿衣服或者是不穿衣服的姣好的身體嗎？人體攝影可不可以是我們通過身體來建立主體意識的方式？我們作為觀者，首先我們可不可以通過別人的身體建立我們自己對身體的各方面的意識？如果作為一個拍照者，通過你拍攝的對象、你的材料、你的模特，可不可以傳達這樣一個具有主體意義的話語？這個話語同時是藝術的也是社會的，甚至是政治的。
荒木經惟被認為是天才攝影家，他確實有一種對影像藝術的本能的捕捉能力和感知能力，是相當有才華的。他拍各種各樣的題目，但是他最主要也是最為人所熟悉的是女性的身體。首先，也許在道德的角度，這樣的影像肯定是有爭議的。如果不是在日本國內，在其他的地方，尤其是在西方國家，攝影圈或者是藝術圈或者是評論界或者是美術館、藝廊，在批評他作品的同時，有足夠多的人非常喜歡他的作品。
他這些照片的爭議在哪裡呢？他非常赤裸把異性戀男性的欲望呈現出來，還有更多的東西。隨便挑選幾張採樣，可以看出他的表現手法直接、赤裸、充滿爭議。但是他的表現力也得到巨大的好評，因為不管日本國內還是全球範圍內，都認為他表現的是非常誠實的人的欲望，毫不遮掩，把人性慾望的本質、人的情慾、窺視的欲望、想要去施虐於女體的欲望直接、赤裸而且更強烈地表達出來，這是一個不虛偽的展現。
荒木經惟的照片裡缺了什麼？如果是用這些女體攝影呈現我們最原始欲望的話，什麼樣的欲望在這裡面沒有看到？是的，女人的欲望。女人沒有欲望？女人只能被視為被欲望的客體？他的作品裡基本上沒有一張男人被吊起來讓女人去看的。為什麼不呢？如果你覺得情慾這件事情是健康、開放的，而且是可以被攤到桌面上解釋的話。其實他還是在複製日本父權文化下的那一套情慾話語。情慾只屬於男性，女性只是男性行使情慾的工具或者道具或者一個客體。女性被動也可以達到快感，但是她沒辦法主動以什麼方式去獲得快感，只能等待男性給她一種制式化、規範化的，且常常不是快感只有痛苦。這樣綁起來會很有快感嗎？可能有些人會有快感，但是多半會很難過吧？
喬-彼得·威金攝影作品關於表現身體的社會化這一方面，一些攝影家專注於去表現一些壞掉的、或者被遺忘的身體和社會，這裡看到的呈現「壞掉的身體」的系列，是一個攝影集裡面不同的西方攝影家拍的。
例如，喬-彼得·威金（Joel-Peter Witkin）是很有名的一位西方攝影家，他的藝術手法特別的細工，做很多美術上的講究和處理。他拍一些身體的殘缺，甚至是死亡的身體，把它拍成像宗教化的表現，或者是用很多西方的、宗教繪畫的典故，以影像攝影方式把它拍出來。
約翰·科普蘭斯攝影作品約翰·科普蘭斯（John Coplans）的自拍照，則是自己六十來歲拍的，垂垂老矣的身體，充滿了粗糙的皮膚、贅肉跟垮掉的身體，但是他以這樣的畫面看他自己。西方人普遍比較有此勇氣跟意願解釋自己的身體，不管是身體衰老的、有病的、殘缺的，甚至死亡的，以此解釋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通過他們的身體來呈現。
有個攝影家拍一些自殘的或者是死掉的身體，這也是身體的狀態。我們看到人體從生老病死，從欲望、醫療到疾病，到性的幻想，各種各樣的題材，都可以是身體攝影。傳統的人體攝影在取材跟想像上顯然是太過狹窄和單一。
我們看一下身體作為政治話語的一些表現和問題。董振良是臺灣的一個人體攝影家，他是金門人。金門在國共敵對的態勢下相互發射炮彈，每個單日發射炮彈過來，單打雙不打。所以金門是一個戰地，在臺灣的角度來說是前線，是一個賦予了軍事政治意義的重要島嶼。董振良作為金門人，在這個歷史情境過去後，重新回到自己的家鄉，拍攝了《解放戰地》這個專題。他帶兩個裸體女性模特，他自己是這個攝影計劃的導演，設計情境，帶著攝影師執行他的安排。這其實可以是具有政治話語的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可以想像，把女體放在之前軍國主義、窮兵黷武的男性文化，和具有好戰、權力鬥爭象徵的金門，是非常具有顛覆性和政治批判性的。但他沒有做好，非常可惜，他的政治話語弄得輕浮了。大陸攝影家楓翎的《向父親致敬》，有一些過去的政治符號在裡面，比如說紅領巾，顯然是對「文革」、紅衛兵的歷史記憶的一個再現與陳述。也有點像優秀的攝影家王寧德的「有一天」系列，那個是非常表演性的。
索德克（Jan Saudek）是在捷克社會主義時期的優秀攝影家。東歐社會主義時期，當然也是精神上的壓抑，藝術話語在政治壓抑的年代，常常藝術話語會發展得特別好，所以會創作出一些複雜、語義曖昧的好作品。作品的針對性不是非常明顯，魔幻寫實的東西，常見於文學或者是電影上。黑眼伏特加廣告牌裡的一個社會的眼睛，這個社會的眼睛看到有個人在廣告牌上面，這是他早期的作品。索德克更多的作品，是他棚內擺拍的設計性的影像，涉及記憶、愛情、性的身體。大量身體與性的表現裡，我覺得其實隱含了很強的政治性。我們也許沒辦法立刻說它一定指怎樣的政治。他攝影裡的情慾跟身體，光看藝術性已經非常可觀，包括豐富的美術手法來處理他的照片。
索德克攝影作品屋裡的窗戶，這成為他許多作品共同的場景安排。屋內空無一物，通過窗戶看出去是美麗的陽光與草地，令人有一種期待感，一個敞開有風的窗戶代表一個清新的、有希望的世界。屋內是空洞的，演員面對窗戶望出去，有各種各樣的情境，窗戶外有青年在陽光下昂首闊步地行走，屋內卻看到一個女子吊死自己。很多上彩的照片裡，女子塗了很濃的胭脂，穿著很性感又古典。或者兩個赤裸的身體擁在一起，可以有很多解讀的可能。男女的關係，愛情可能變成一個鎖鏈，同時也可能象徵著政治上的壓抑。他們赤裸自己，身體是解放的，也許象徵著精神上解放，也許根本沒有精神性的層面，可以有很多的解釋角度。如果身體是開放的，靈魂還是被扣住了。這種超現實的、或魔幻寫實的場景，我認為有很強的政治性，不只是對於生命的某種荒謬。很可能他認為生命的荒謬，來自於無法說話的政治處境。
最後看看帝國勢力下關於身體的攝影呈現。「帝國下的身體」常常被當做數據，成為這樣或那樣的帝國主義者，方便統治其殖民地的一種影像的答案。
約翰·湯普遜是一位英國旅行攝影家，在1870年代走遍了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以及東南亞，拍了很多照片。他到臺灣拍了很多「原住民」，在19世紀末期「原住民」的一些造型、他們的生活的一些情境、站的或者是坐的姿勢、一些特寫，以及他們的服裝、臉孔的正面與側面。
我們也看到鳥居龍藏的作品。這是1895年臺灣割給日本以後，日本帝國所派遣的一位影像人類學者。我稱其為「殖民人類學者」，是因為他來記錄臺灣原住民的 身體，跟約翰·湯普遜的幾張照片是很像的，鳥居龍藏記錄了臺灣的很多原住民族。1895起臺灣被日本殖民統治，三年後他就來到臺灣，前後進出四次，大量地 採集臺灣各族原住民的影像。
鳥居龍藏攝影作品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出版了一份鳥居龍藏的攝影作品集，前面有五六篇臺灣漢族人類學家寫的序，他們對鳥居龍藏在臺灣所做的早期人類學影像數據的貢獻大為讚揚，而且認為在臺灣攝影史上是重要的遺產。最後一篇序，是臺灣一位原住民人類學者孫大川寫的，叫做「鳥居龍藏特展罪言」；他說，「我帶著一種歉疚的心情在寫」，但其實孫大川是非常嚴厲地在批判鳥居龍藏的攝影。他說，在這種攝影裡，我們原住民不是人，而是標本，像博物館裡被採集的蝴蝶標本，原住民在鳥居龍藏的攝影裡，就是這種概念，他們以此作為統治、管理我們的數據。
基本上殖民人類學影像都帶這個功能，早期人類學的紀錄片也有這個功能。1920年代西方帝國還有著許多殖民屬地，很多的原住民族、少數民族和人類早期的一些生活方式，以一種搜刮的概念建立。這種拍法，跟拍犯罪照片沒有什麼不一樣：正面、側面、背面。其實，影像對統治者而言，可以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控制的數據。西方帝國主義者喜歡建立數據，這可以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最後看一組馬丁·帕爾（Martin Parr）的作品，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英國攝影家，善於抓文化符號。他拍很多題材，包括嘲諷英國中產階級可怕的品位這樣的主題。帕爾拍過一個叫做「小世界」的作品，是描述西方觀光工業發達的情況下，觀光客（以西方觀光客為主）到全世界各地，包括非西方國家（常常是西方國家過去的各殖民屬地）的觀光行為。他們過去殖民第三世界，今天繼續實行文化帝國主義，以觀光去消費這些地方的文化，某種殖民心態還是持續存在。他用一個比較細膩的方式拍攝，但是他的抓拍很犀利準確。我們看到一個白人女性的身體穿梭於非洲的場景，我把她看成一個帶有文化政治符號的身體。他們到亞洲來找一個老婆或者臨時的導遊兼性伴侶，這在亞洲國家或西加勒比海一帶非常常見。
馬丁·帕爾攝影作品也許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張在土耳其拍攝的作品，把所有關於馬丁·帕爾想要說的話，都總結進去了。我們可以看到西方觀光客的身體，穿梭在非西方世界的土耳其風景區裡，進行他觀光客的獵影。帕爾通過景觀或者經濟消費行為，觀看西方社會新的文化殖民方式。因為大量的觀光客到過去這些前殖民地方去，那裡就會生產很多提供這些消費者消費的空間，美式酒吧或者咖啡廳應運而生。當地變得沒有特色，只剩下一些千篇一律的場景，西方觀光客也只是換一空間，過他原來熟悉的生活，旁邊有一些作為背景的海灘等等配件。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殖民，跟經濟上一種新的入侵，雖然不是通過國家力量支持，但是效果一樣。這個是帕爾在拍觀光客的行徑時，可以把它視為身體的話語，有文化與政治在其中。這些是我分享的關於與性別、社會話語和政治意涵相關的身體攝影實踐。
（郭力昕系臺灣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攝影與紀錄片評論工作者。本文節選自《攝影與人體：情色、政治與主體性》，文章收錄於即將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攝影的多元化空間》，該書為「瑞象視點·系列活動文集」之一。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