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
——孔尚任《桃花扇》
三、福王繼位
崇禎在煤山自縊後，等有風聲傳到南京已經是十幾天後的事了。對於消息的準確性和來源的可靠性，南京方面還是保持了相當謹慎的態度。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說：「廿九日丁巳，淮上始傳京師陷，眾猶疑信相半。」至此，眾人也只是聞聽國都已經陷於賊手，但對國君處境還是沒有確切消息。又過了十天左右才有關於崇禎已經殉國的準確信息傳來：
丁卯（5月15日）。京營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撫路振飛以大行之喪。振飛集士民告以大故。（《國榷》）
又過了好幾天這一消息才被送到南京高層，而準確時間各方面史料記載有出入，根據顧炎武在《聖安皇帝本紀》中的說法是5月17日，「烈皇帝兇問至南京」。而《國榷》中的記載當是5月18日，「先帝兇問至南京」，前後相差一天。
南京方面得知這一消息後，又對這一重大變故進行了一番核實。一直等到5月30號，南京官方才最終確認了這一噩耗，隨即兵部尚書史可法召集同僚商量對策。（「北信報確，史可法約眾大臣出議。」——《明季南略》）也就是說，對於這樣一個天大的變故，作為留都的南京方面最終確認，已經距離事發過去一月有餘。
明成祖朱棣篡位後雖然遷都北京，但南京依舊保有完整的一套預備官僚體制。實際上直到明英宗正統六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北京才正式成為首都，此前一直是以「行在」也就是臨時首都的身份存在。而南京則被稱為「留都」，除了皇帝不在，其它的一整套中央政府官僚體系都保留了下來。這套機制，若在承平之日則顯得「雞肋」，但此時卻突顯出了其重要性。
而要啟動這套備用系統，缺少的也不過是一位國君而已，這也是此時南京方面亟需解決的重大議題。
按照皇位繼承的順序，第一方案也是最佳方案，當然是由崇禎的兒子來繼承大統。甲申時崇禎諸皇子中，尚在人世的有三位，分別是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然而問題是，三人此時均下落不明。
如此一來，由誰來繼位就變成一個具有爭論性的議題，而諸臣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無不開始盤算心裡那點小九九。可以預料，想要通過擁戴新君，撈取「定策之功」的人不在少數。
當時就有人勸路振飛捷足先登，因為有資格和機會參與繼位角逐的候選藩王此時都逗留在他的府治。但路振飛有守土之責必須顧全大局，所以沒有接受，而是明確表態：
有勸某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勳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納，必且互爭，自不待闖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
既然崇禎諸子全無下落，那麼只能考慮在皇室近支藩王中做選擇。以當時的實際情況，事又緊急，可供選擇的範圍也有限，無非從南逃到淮安的諸位藩王中挑選一個。
早在京師陷落之前，各宗藩就已經紛紛南渡。到4月27日，也就是崇禎在煤山自縊後兩天，就已經有四位親王到達了淮安。分別是封地在開封的周王、衛輝的潞王、汝寧的崇王和最為落魄的福王，據當時所見者對福王形象的描述：「葛巾蔽袍而已」。這也是因為福王一家是明皇室近支親王中最早落難的，老福王朱常洵死得也很慘。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陽，殺朱常洵和梅花鹿一起烹煮做下酒菜，還取了個名頭叫「福祿宴」。
南京方面的這些大臣、勳貴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鈎心鬥角，而東林黨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站隊選擇更頗堪玩味。
如果按照傳統血緣倫序觀念，福王朱由菘是佔絕對優勢的。路振飛就曾「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另外劉城也在給史可法的上書中說：「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兇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率先諸臣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願也。」
但當時南京城裡的主流輿論卻是：「大臣多意在潞王」，其實說白了就是東林黨人都有意讓潞王朱常淓繼位。首先提出這個倡議的就是錢謙益，錢是東林魁首，他的號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於是，「兵部侍郎呂大器主謙益議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正詹事姜曰廣皆然之。」而這幾位都是南都大佬級的人物，一時間潞王呼聲甚高。
而最為關鍵的是首席大臣史可法也傾向於潞王，但史可法還是有所擔憂，他認為「潞王倫稍疏」，「親且近莫如福王」。按照封建禮法的繼承權原則，血緣關係的親疏是決定性因素，那麼為何作為南京政壇主流聲音的東林黨人都更傾向於潞王朱常淓呢？
史可法在給時任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回信中所作的解釋是福王失德，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等，以此認為福王朱由菘難主社稷。而「潞王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這也是以錢謙益、姜曰廣、張慎言等人為首的東林黨的一致意見，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賢愚的標準要比倫序來得重要。若果真如此，那麼在我等看來也無不可，然而「潞王素有賢名」的說法恐怕還要打個大大的問號。
福王是個戲迷，而潞王好古玩，「指甲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二人相比同為紈絝子弟，公子哥做派不相上下，很難說誰賢誰愚。當時的太常少卿張希夏，就在私下裡和《南渡錄》的作者李清說起他對潞王的印象，認為：「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更有人認為，潞王和錢謙益這對組合與福王、馬士英這對組合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敗壞與馬士英何異！」）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也頗能說明「潞王素有賢名」不過子虛烏有之說。弘光政權覆滅後，避居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奉弘光太后之命於順治二年六月八日（1645年7月1日）監國於杭州。但這個被東林黨寄予厚望的「賢藩」卻在監國僅五天後，聽說清軍逼近，便不顧黃道周等人勸阻，向清軍投降了。
南明諸君中也就後來的隆武帝朱聿鍵還算有點「中興之主」的氣質，就個人品德來說也是當時宗藩中比較少見的「喜讀書，無聲色犬馬之好。」當時多爾袞錯估形勢，覺得江山已經唾手可得，執意重啟剃髮令，嚴重激化民族矛盾，各地反清復明勢力紛紛死灰復燃。而對普通老百姓而言清軍來了「留髮不留頭」，剃了頭後，南明官兵來了又被視為逆民誅殺。為此隆武帝特別下詔：「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這在當時算得上難得有人情味的一句話了。然而朱聿鍵雖有心銳意進取，但當時各地督撫皆擁兵自重，不受節制，他也是有心無力。並且朱聿鍵繼承大統是很偶然的事，本身根基不穩。他甚至不得不以「儲位」為誘餌，換取魯王朱以海、永明王朱由榔等宗藩的支持。縱觀古代王朝，「明君」是極其罕見的物種，總是盼明君比幻想中彩票還不切實際，也更可悲！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扯遠了。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所謂「潞王素有賢名」之說以及貶低福王的「七不可」，不過是東林黨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一種輿論宣傳。那麼這其中又有何內情呢？
想要把來龍去脈梳理明白，就得將時間線扯回到萬曆年間所謂「國本之爭」的一系列事件上。萬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朱翊鈞在去慈寧宮給太后請安的時候，沒控制住荷爾蒙衝動，「私幸」了一名宮女王氏，使其懷上龍種。次年六月神宗冊封王氏為恭妃，八月恭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洛，也就是萬曆皇帝的皇長子。
等到朱常洛已經長到十九歲了，萬曆皇帝還是遲遲不肯將他立為太子。此中原由，則是因為萬曆心中對太子人選另有所屬。那便是他最寵愛的鄭貴妃為他所生的一位皇子，也就是後來的老福王朱常洵。由此便引發了萬曆年間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國本之爭」。
經過滿朝大臣高舉禮法倫序的大旗往復相爭，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不立朱常洛為太子，同時將包括朱常洵在內的其餘四子封為親王。後來其他幾位親王均按祖制到各自封屬地就食，唯獨把福王留在身邊。這是不符合規矩的，按照明朝禮法，親王成年後必須到封地居住，而且無宣召不得入京。圍繞這一問題，大臣和萬曆皇帝之間又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扯皮拉鋸。最終萬曆不得不妥協，1614年三月，老福王離京就藩於洛陽。
由此我們基本可以得出結論，東林黨人之所以非要棄福王而意在潞王，比起更像無稽之談的「潞王素有賢名」，不妨說是因為害怕福王若上位，遙想起當年「國本之爭」的恩怨，來個秋後算帳。李清在《南渡錄》中就分析說：
因江南數在籍臣恐福王立後或追怨……謂：「潞王立，則不惟釋罪，且可邀功。」
《明季南略》中則記載了另一種說法，稱馬士英最初其實也是奔著潞王來的：
或雲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發一日，且渡江，乃奉福王登舟，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兵護行。
「以兵護行」四字甚為關鍵，這也是馬士英手中最重要的籌碼。顧炎武在《聖安皇帝本紀》中也說：
時士英握有兵權在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
在這樣一個既成事實面前，哪怕掌握南京主流輿論的東林黨也只得接受，筆桿子畢竟硬不過槍桿子。
四、清兵入關
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引清軍入關的故事在民間通俗文學和影視劇的演義下，已經是家喻戶曉。實際上清廷對吳三桂的招撫很早就開始了，1642年，清軍攻克松山、錦州後，皇太極就致書吳三桂，勸他「幡然醒悟，決計歸順。」十月，皇太極再次致書吳三桂：「大清國皇帝敕諭寧遠城吳大將軍：今者明祚衰微，將軍已洞悉矣。將軍與朕。素無讎隙，而將軍之親戚，俱在朕處。惟將軍審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並且命吳三桂的舅舅祖大壽給吳寫信，祖大壽在信中說：
際此廷攬之會，正豪傑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
不能說吳三桂沒有動心，他雖然猶豫未決，但此時的吳三桂自覺迴旋餘地尚大，並沒有接受清廷招降。
等到1644年三月（農曆）明亡之時，吳三桂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原因在於吳三桂所部的遼東官兵一直處在與清軍對峙的狀態，而與大順軍並沒有多大恩怨，「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顏，乃修表謀歸李賊。」並且自己的父母等直系親屬都在北京，處於大順政權控制之下，選擇歸降大順也有投鼠忌器的原因。
三月二十二日，吳三桂在永平府（今河北省盧龍縣）張貼告示：「本鎮率領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但當吳部行至河北玉田縣，離北京近在咫尺之時，吳三桂卻突然改變主意，轉而對大順持敵對態度。
吳三桂為何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大反轉，史籍中記載了三種說法：一是吳三桂聽說他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捕追贓；另說吳誤信從京中私自逃出的奴僕謊報吳襄全家被大順軍抄沒，吳三桂「聞其父大將軍襄為所系，索餉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剪所忌耳。乃率兵還。」。第三種說法最為人津津樂道，吳三桂因留在北京的愛妾陳圓圓為大順軍所掠，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然而真實情況是什麼已難以考證。
此後吳三桂給清軍寫信求援，內云：「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多爾袞接信後知道形勢緊迫，為了防止山海關被大順軍佔領，下令日夜兼程進軍。當清軍到達距關城十裡的地方駐紮時，大順軍與吳三桂部正在激戰中。
吳三桂眼見李自成兵力雄厚，自己獨木難支，便親自帶領部分兵馬衝出關門，請清軍立即參戰。當時多爾袞率領的清軍已經到達距關城僅二裡的威遠臺觀戰。見到吳三桂後，他對吳說：「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珠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接著又吩咐吳三桂：「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說完讓吳三桂回關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在滿洲鐵騎加入戰場後，局面瞬間逆轉，大順軍的陣地很快被突破，只得落荒而逃。
李自成退回北京後，經過斟酌，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在倉皇舉行登基大典後，就立即率領部隊退出北京。沒幾日，清軍由朝陽門進入北京。《小腆紀年附考》記述多爾袞率軍入城的經過：
（明朝官民）備法駕迎太子於朝陽門，望塵俯伏。及登輿，非太子也；眾駭愕間，前騶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則我大清攝政王率滿洲兵入城矣。城上白標驟遍……
當時謠傳崇禎死後，太子落入李自成之手，並且在大順軍與吳、滿聯軍大戰時被裹挾至前線；李自成戰敗後，太子被吳三桂所救，留在軍中。多爾袞正好利用這一傳聞，加上當時北京城還無人知道吳三桂實際上已經降清，於是便讓部隊謊稱奉太子還朝。
對於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今人無不痛罵其漢奸行徑。但在當時南方的弘光朝朝野眼中，吳三桂的形象頗為正面，他甚至被看成是功臣，認為他聯手清兵，擊潰李自成，為崇禎帝報了仇。那時，人們普遍認為，吳三桂才是真正盡到了人臣對於君主的義務，堪稱表率！戶部侍郎賀世壽在奏疏中，更將吳三桂比為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名將李光弼、郭子儀：
如吳三桂奮身血戰，仿佛李、郭，此乃可言功拜爵，方無愧色。
弘光登基當月，明廷就決定晉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卷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
清廷方面也樂意將吳三桂比作申包胥，以此來為自己的滿洲鐵蹄入關尋求正義性。
五、弘光覆滅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以福王為首的南明統治集團，卻還完全是一幅醉生夢死的景象，「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當時的南京城中，「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帳，十裡珠簾。」
吳三桂的引狼入室之舉，弘光朝野上下不僅嗅不到半點危機感，還無不認為是一大快事，都主張應該儘早與吳三桂取得聯繫，借清軍之力共同剿滅「流寇」。劉澤清曾致書吳三桂，聲稱：「當長安（這裡指弘光朝的首都南京）未聞此音之先，澤清曾有成議，約結清王入駐內地，共圖滅闖。今親翁此舉，正與初議暗合也。」
弘光帝更是表彰吳三桂「氣壯山河，功格天壤。」
簡而言之，「聯滿剿寇」是南明上下此時都認可的基本國策。時人比喻當時南明縉紳的心態：「譬人之父有為賊所殺，度己之力不能報復，忽有義士焉，為我手刃之，則即以此身相報，猶存乎見少，況此身外之長物哉！」
史可法也一再致書清廷，要求「合師進討，問罪秦中」。還有人認為弘光應該當兒皇帝，尊清帝為父，另外有人則主張說：「彼主尚年幼，與皇上為叔侄可也。」於是，南明方面派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為使臣，出使北京，要求與清帝結為「叔侄之君，兩家一家，同心殺滅逆賊」。然而清廷收了禮物後，只丟下一句：「無多言，我國不日發兵下江南。」左懋第見清方態度強硬，毫無和談之意，便要求祭告先帝陵寢。清方斷然拒絕道：「我朝已為你們哭過了，祭過了。你們哭甚麼，祭甚麼，葬甚麼？先帝活時，賊來不發兵；先帝死後，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使團在北京可謂受盡屈辱，左懋第和馬紹愉皆被扣押，只有陳洪範因為願為清方內應，得以放回。
順治二年二月，攻佔了陝西的清軍兵分兩路，一路由英王阿濟格率領追擊李自成，一路由豫王多鐸率領進取江南。
南明都師大學士史可法名義上擁有節制江北全軍的權力，但跋扈的將領並不肯聽其令，江北四鎮中只有高傑被其忠義感召，願意聽其調遣。但高傑卻被叛將許定國誘殺，部眾四散，史可法只得退守揚州。其時從陝西敗走的李自成部逼近武昌，駐守湖北的左良玉為躲避大順軍的兵鋒，舉著清君側的旗號，揚言聲討馬士英、阮大成等人。馬士英下令黃得功等江北諸將抵禦左軍。史可法本有意和平解決左良玉兵變，留下江北諸鎮抗擊清軍。馬士英卻揚言：「寧死於清，不可死於良玉之手。」
清軍則趁南明守軍內戰之機長驅渡淮，很快將史可法所部包圍在揚州城。在清軍紅衣大炮的猛烈轟擊之下，很快城陷。史可法被俘後拒絕多鐸的勸降，壯烈殉國。
揚州陷落時，南明軍隊的內戰還在進行，此時左良玉已經在東下途中病死，其子左夢庚在被黃得功擊敗後降清。
這時清軍也已經打到長江北岸，隨即在瓜洲大舉渡江，明軍可謂不堪一擊，毫無抵抗力。次日晚，朱由菘與宦官數十人出奔太平府（今安徽當塗），投奔黃得功，馬士英則挾太后逃往杭州。五月十五日（6月13日）南京的禮部尚書錢謙益等人開南京城降清，歷時一年的弘光小朝廷遂告滅亡。一周後叛將劉良佐在蕪湖與黃得功部對壘，黃得功部下將領田雄、馬得功有意降清，叛軍趁黃得功不備，暗發一箭，射中黃得功喉部，黃得功自刎而死。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田雄負弘光皇帝於背，馬得功執弘光二足。弘光慟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也。』弘光恨，齧田雄項肉，流血漬衣。」次年，朱由菘在北京被殺。
結語
弘光朝的覆滅並不表示南明的終結，後來的隆武、永曆、大順軍、大西軍包括福建鄭氏政權的反清抗爭都還在延續。哪怕多年以後清廷已經坐穩了江山，許多南明遺老們依舊隱於鄉野，志在復明。著名畫家萬壽祺，寫有一闋《病中風雨》，頗能顯露這些前朝遺老的心緒：
夢千重，家萬裡，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渾不記，牆角多情，猶掛崇禎歷。
萬壽祺·麻姑圖軸
本文主要參考書籍：顧誠：《南明史》 光明日報出版社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 新星出版社李潔非：《黑洞：弘光朝紀事》 人民文學出版社秦暉：《鼎革之際：明清交替史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孔尚任：《桃花扇》 三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