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達尼埃爾·科爾尼奧教授主持的《新浪潮——影像書寫與新技術》的工作坊,以吳雅凌教授的講座作為收尾?立足當下,今天的藝術家們在其創作之旅上如何撥開迷霧,感受這多變的時代?這場回望古典的講座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思索。早在電影發明之初,它並不被主流智識階層所接受,被認為只是流連於街頭巷尾雜耍的小玩意。為了滋養電影這個新生兒,早期的電影人向文學取經,向戲劇學習。1920年代誕生了一批電影理論家,他們認為:電影是一種藝術,是一門綜合繪畫、音樂、建築、雕塑、詩和舞蹈這六種藝術的「第七藝術」;電影要有自己的語言,而不僅僅是對文學、戲劇進行模仿,更需要丟掉戲劇的拐杖,嘗試尋找並創立一種新的藝術語言。 當法國新浪潮的精神導師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探討《電影是什麼》時,涉及電影本體論、電影社會學、電影心理學和電影美學等諸多話題,與之同時,新浪潮的導演們正進行著身體力行的實踐,用影像語言去觸探電影的本質。這幫常年浸潤、生活在電影資料館或電影院的「新浪潮小子們」,嘗試創作和前人不一樣的電影,他們的方法之一是向電影發明之初的電影人學習,甚至更久遠,目光探至諸如古希臘的悲劇經典。他們拒絕浮淺的改編與無關痛癢的造作修飾,期望與遠古的經典對話,品讀歷史的厚度。法國新浪潮營造了一種巴洛克式的電影運動,在短暫的電影史上掀起了一場新的「文藝復興」。 吳雅凌教授娓娓道來,以一部法國新浪潮電影為引子,陪同大家穿越歷史的長河,跨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與那些在歷史的幽暗之處仍閃著微光的觸動人心的作品相遇。或許,我們可以用新的眼光重新面對眼前的世界,並作出藝術的回應。
吳雅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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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裡維特 Jacques Rivette,《狂愛》海報
雅克·裡維特 Jacques Rivette,《狂愛》拍攝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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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關係圖,上左:俄瑞斯忒斯,上中:赫耳彌俄涅,上右:皮洛斯,下左:赫克託爾,下右:安德洛瑪克
在《伊利亞特》中,安德洛瑪克的三次出場均圍繞她和赫克託爾的生離死別展開。拉辛評註這些涉及安德洛瑪克的段落時寫到:「高妙的手法,荷馬做到了融合笑與淚、沉重與溫存、勇氣與恐懼,以及一切打動人心的東西……」。在荷馬筆下,安德洛瑪克具有高貴的美德,她追隨赫克託爾的使命,懷抱未來的英雄。神話和歷史共同分享著一個重大主題,即血脈和傳統的傳承。
歐裡庇得斯Euripides (BC 480-BC 406)
歐裡庇得斯的兩部傳世悲劇《特羅亞婦人》和《安德洛瑪克》,描述了安德洛瑪克和赫克託爾的獨子阿斯提阿那克斯被殺、安德洛瑪克背井離鄉成為奴隸,以及安德洛瑪克和皮洛斯的獨子摩羅索斯獲救。獲救的摩羅索斯成為兩族唯一留下的血脈,在神話中,這個孩子和他的後代將成為莫羅西亞的王。至此,英雄戰士們在特洛亞戰爭中遺留下的傳承問題,在安德洛瑪克這個女性戰士身上得到了解決。
維吉爾Virgil (BC 70-BC 19)
讓·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
然而拉辛要討論的還有「人的問題」。拉辛生活在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自然科學和哲學蓬勃發展的17世紀,他親近古典,自帶歷史賦予的力量,在17世紀下半葉法國學界的「古今之爭」中持有鮮明的立場。在法國戲劇的舞臺上,拉辛以劇中人物的個人悲喜喚起公眾的無限同情和嘆息。
拉辛的人物兼具兩種身份,一是身為共同體成員的政治身份,一是發端於個體天性自然的有情人身份。毫無例外地,在現實中這兩種身份之間發生了劇烈衝突;毫無例外地,這些「小人物」不顧及自己在城邦中的社會責任,拼盡全力爭取個體的自由和權利,在情感和使命之間,選擇了情感;毫無例外地,悲劇一遍一遍上演。
夏爾·德·拉·福斯Charles de La Fosse, 《赫克託爾與安德洛瑪克訣別》,1699
夏爾·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19世紀,羅浮宮前,詩人波德萊爾驚嘆奧斯曼改建中巴黎的面貌,他想到了被放逐的安德洛瑪克,在《天鵝》中寫到:
「安德洛瑪克,我想起你!這小小的河
如哀矜的鏡子在當年映襯
你寡婦的殤痛裡的無邊莊重,
這騙人的西莫伊斯河水被你哭漲,
突然浸潤我變紛繁的記憶,
在我穿過那新的卡魯索廣場時。」
當年安德洛瑪克把一條陌生的小河命名為西莫伊斯,假想它就是故鄉的同名河。她站在河邊哭泣,哀悼回不去的故鄉的那條河。在波德萊爾筆下,高貴的公主淪落為異鄉的奴隸,如同潔白的天鵝坐在城市的汙穢堆裡,翅膀沾滿厚厚的塵土。安德洛瑪克想念故國亡夫,猶如天鵝想念故鄉的湖。
《天鵝》中的安德洛瑪克是鄉愁的化身,代表「那些喪失了就永遠找不回的人」,「那些無力應對時代和命運轉變的人」。安德洛瑪克的困境,正是現代人的困境——詩人深陷孤獨,在現代性的荒原中難以找到自己身份的認同。
弗裡德裡克·勞爾·雷頓Frederic Lord Leighton, 《安德洛瑪克被俘》, 1888安德洛瑪克穿越遙遠的時空不斷復活,各個不同,仿佛創作者帶著時代的目光回望遠去的歷史,各自誕生了當代的安德洛瑪克。這些傳世的經典作品在提供文學性的最高範例的同時,直接探究或至少間接折射了本時代最嚴肅的思想問題。文學與時代發生關係,與歷史發生關係,對觀古今不同的安德洛瑪克,神話書寫的關注重點從沉思共同體命運的「城邦學」逐漸轉為強調個體生命感覺的現代性危機意識。
雅克-路易·大衛 Jacques-Louis David,《安德洛瑪克哀悼赫克託爾》,1783
喬治·德·基裡科 Giorgio de Chirico,《赫克託爾和安德洛瑪克》,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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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古典往往是為了面對現在。重新面對歷史、面對古典,何嘗不是在困境中找回一縷微光,汲取遠去的時代和歷史帶給我們的力量。每個人的成長都是基於各自的人生體驗,試著一步一步向前邁進去讀懂「人」這一部「大書」,不斷打碎原來所珍惜的、所確信的東西,甚至打碎我們曾經賴以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也許是成長的必經之痛。如果在人生中有幸經歷幾次這樣的翻轉,難道不是極其幸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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