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1980年的新星音樂會，我想當時的北京人沒有不知道的，當年《北京晚報》復刊不久，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跟《人民音樂》主編、中國音協流行音樂學會常務副主席金兆鈞聊起新星音樂會，他的話匣子一下打開了。在他看來，這不僅是一場音樂會，也是見證改革開放後思想解放、影響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的大事。
1980年，《北京晚報》一宣布舉辦新星音樂會的消息，金兆鈞就聽說了，那時候他正在讀大三，學校裡的同學們很快就熱烈討論起來。「新星音樂會，最扎眼的就是一個字——星。」金兆鈞說，當時剛剛改革開放，人們對很多事都有激烈的爭論，其中一個就是能不能叫歌唱家為「歌星」。
「對一些稍微正統的老同志們來說，歌星會讓他們想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周璇，她的音樂風格和立場與同時期的音樂是很不一致的，所以老同志們不太接受。」但新星音樂會的消息一出來，社會上開始有人討論：踢球的能叫球星，演電影的能叫影星，為什麼唱歌的不能叫歌星？
當時正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氣氛極為活躍，在金兆鈞的記憶裡，《北京晚報》舉辦的這場音樂會本身就是爭論的對象，「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事件。」後來，朱明瑛、鄭緒嵐、蘇小明、任雁等歌手登臺，「有已經出名的，也有新人，雖然從學術意義上說，不是所有人都是完全的流行唱法，但這批歌星已經不再用高、強、響、硬的方法歌唱，表演風格很接近大眾，適應了新時代的要求。」
金兆鈞感嘆，音樂最先成為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發應，說是一場啟蒙並不過分。「耳朵的啟蒙比視覺快得多，也簡單得多，這些音樂在演出中一唱，收音機裡一播，大家很快就能感覺到不同的氣氛。」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就是作曲家谷建芬創作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反映的剛好是當時年輕人的心態，雄心壯志為國家的「四個現代化」奮鬥青春，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
這場音樂會的影響，沒有因為它的落幕而結束。「中國流行音樂產業的發展是在這之後開始的。」金兆鈞說，「按理說，做演出是演出公司的事，《北京晚報》作為北京一家特別有影響力的報紙做了場音樂會，對北京乃至全國都有示範作用。這不只是一場娛樂性的音樂會，而是一種導向。」在這之後，北京、廣州兩地的流行音樂市場迅速發展。
金兆鈞記得，改革開放前很長的一段時間，全國僅有一家唱片社，「新星音樂會之後沒多久，當時的東方歌舞團成立了自己的錄音公司，等到了1983年，全國就蹦出來300多家音像出版社。」多家出版社的出現，既得益於國家政策允許，也要禁得住市場的考驗，就需要大量的新作品和人才。「這時候，谷建芬、王立平、陳曉光等一大批詞曲作家出現了，在新星音樂會之後逐漸釋放自己的作品。」
新星音樂會上的新人也反向刺激了流行音樂的創作和審美。「當時有歌星本來是拉二胡的，不是唱歌的，但只要能感動人就可以唱，觀眾就喜歡。」金兆鈞說，這和原來聲樂界認為字正腔圓、受過訓練才能唱歌的想法顯然不同，「但這就是流行音樂的特點，這無疑對後來的年輕人，甚至對創作者都開拓了新的思路。」
作為一場在北京首都體育館上演的音樂會，新星音樂會也塑造了一種新的文化生活方式。「體育館怎麼能開音樂會？在過去想都不能想。可這場音樂會過後，首體在北京年輕人心裡就不只是個搞體育的地方了。」甚至在現在的音樂圈，年輕音樂人只有登上北京首體開了個人演唱會，才有底氣覺得自己是個「腕兒」。後來，北京還有了工人體育場、鳥巢等大型場館，成為一代代人文化生活的記憶。
「新星音樂會開了個頭，當時影響大到無論你是贊同還是反對，都會來關注。」金兆鈞說，「有關注就有不同的思考，比如關於演唱的風格、題材和體裁，直到今天，時代變化了，這些仍然是要繼續討論的問題，促進後人不斷的探索和發展。」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戶端 | 記者 韓軒
編輯：關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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