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強男，寧夏海原人，文學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12年8月至2016年1月在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研究工作，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在英國諾丁漢大學訪學。現任渭南師範學院高教研究室主任、學校黨政辦公室副主任、中華倉頡漢學院副院長。
「花兒」也稱為「西北花兒」，它是從西北這片貧瘠又熱烈的土地上長出來的一種民歌樣式，流布青海、甘肅、寧夏、新疆等省區，深受漢、回、藏、土、東鄉、保安、撒拉、裕固及蒙古等民族群眾的喜愛，眾口傳唱，經久不絕。據稱，「花兒」最初是麥客、筏子客、腳戶們的歌，是出門人的歌，在繁重的勞作間隙、寂寥的漂流途中、疲憊的奔波路上，漫一曲「花兒」，解乏，提神，人們便是以這種「輕」的方式撬動、消解著生活的「重」。
近年來，隨著國家到地方對傳統文化保護的越發重視以及「花兒」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一驅動，「花兒」研究逐漸成為一門「顯學」，無論理論研究還是編纂整理，都成果頗豐。既有卜錫文、趙宗福、柯楊這樣的前輩，也有許多以「花兒」為碩士、博士論文研究對象的後學。《「花兒」語言民俗研究》的成書屬於後者，是由青年學者曹強和荊兵沙合著的一部側重於「花兒」語言方面研究的著作。
兩位作者充分尊重了學界已經達成的「花兒」學術研究的共識，但又不完全迷信於權威，他們不僅多次深入西北「花兒」腹地實地調查，又詳細研讀了33部「花兒學」專著、46本「花兒」歌詞集，考察了18236首「花兒」，可謂做足做實了功課。而且，作為青年新銳，他們的思路和視野相對開闊，能夠在「花兒」生長的方言土壤以及傳統典籍中找尋論據的同時，還可以動用西方語言符號學方面的理論和國際音標等工具。在他們的「花兒」語言研究中，音韻學、語義學、訓詁學、修辭學交叉互用，可以看到逼近語言本身的、更具說服力的依據與方法。
如果要找出本書最大的特徵，那就是兩位作者基於問題意識、以舉隅的方式對「花兒」以往編選或研究中出現的謬誤錯漏進行了針對性糾偏。具體而言，本書詳細考釋了107組「花兒」歌詞的本字，訂正了「花兒」歌詞用字的訛誤；系統研究了臨夏「花兒」、西寧「花兒」、洮岷「花兒」、固原「花兒」、海原「花兒」的韻部、押韻類型和押韻特點等；梳理了「花兒」歌詞注釋存在的十個方面的問題；總結出「花兒」歌詞注釋應遵循的原則；分析了「花兒」的信息改值和增值接受現象；探討了「花兒」的對立修辭理論及隱喻認知範式等。
「花兒」作為一種民歌，首先是語言的藝術。《「花兒」語言民俗研究》一書集中從語言學的角度，觸摸到了孕育營養「花兒」的西北方言土壤，無疑是對「花兒」根部的一種逼近與凝視。為「花兒」研究提供了別樣的路徑，這種追本溯源式的研究，也是對「花兒」傳承與保護的莫大貢獻。
研究「花兒」語言，有益於「花兒」的傳承
記者：基於對「花兒」語言民俗研究這一角度，你們一定做了不少前期的田野調查工作，應該還有你個人的成長經驗。可否詳細談談？
曹強：我生在寧夏，長在寧夏，我的家鄉寧夏海原縣有「花兒故鄉」的美譽。我從小聽「花兒」長大，耳濡目染，非常鍾愛「花兒」文化。大學畢業時開始零星整理研究「花兒」，博士研究生時，我開始較為系統地整理研究「花兒」，發現研究「花兒」的學者眾多，成果豐碩，但「花兒」語言民俗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基於此，博士研究生畢業時，我們以「『花兒』語言民俗研究」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並獲批立項。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資金保障。從2009年到2015年，我們曾先後四次赴新疆、甘肅、青海、寧夏等地調查「花兒」，走訪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幾乎走遍了西北地區傳唱「花兒」的城鎮。
我們曾多次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使命不僅僅在於搶救和保護，更重要的在於如何傳承」。「花兒」歌詞裡的方言，積澱了異常豐厚而生動的民間民俗用語，它能傳承地方文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花兒」歌詞裡積澱的方言，已經大為弱化，不少已經消失。研究、記錄和保存這些瀕危的語言，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視角看尤其重要。因此，「花兒」歌詞裡保存的大量方言，是一種雙重身份，它不僅是記錄「花兒」本身的經歷，而且是一種古老的文化載體，研究「花兒」語言，有益於「花兒」的傳承。
記者：本書主體的語言研究部分，集中對以往選本和研究中的誤用、誤解進行了有理有據的糾偏。但書中列舉畢竟無法窮盡全部，換句話說，依你估計，本書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正源清流的效果？
曹強：縱觀「花兒」的近百年學術研究史，「花兒」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只有直面存在的問題，才能真正推進「花兒學」研究；只有理性分析存在的問題，才能提升「花兒」研究的高度。以往選本和研究中，誤用、誤解的現象非常多，嚴重影響著「花兒」的傳承與傳播。若任其以訛傳訛，那麼「花兒」的傳承，令人堪憂。因此，我們以問題為導向，研究「花兒」的語言問題。正如你所說，書中列舉畢竟無法窮盡全部。我們研究時已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所舉的例子都是經過反覆篩選，多次推敲的。如果量化，粗略估計這些例子可反映以往選本和研究中80%左右的誤用、誤解現象。
記者：在關於「花兒」的用字和押韻部分，在注音時你用的國際音標。其必要性有哪些？
荊兵沙：「花兒」是用當地方言歌唱的民歌，大多數學者分析「花兒」押韻時採用漢語拼音，大都存在注音不準確的現象，這給「花兒」的研究和交流帶來極大不便，不利於「花兒」走出大西北。楊沐先生曾說：「如果要把某一區域文化的研究提高到全國和國際水準，除了多學科和跨學科的參與，有否全國性與國際性的學術參與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花兒」是用方言演唱的民歌，方言成為許多外地學者研究「花兒」的障礙，「花兒」屬於世界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在國際的視野下研究和整理「花兒」。因此，分析「花兒」押韻時，使用國際音標標註讀音，一方面便於東部地區的學者或國外學者研究「花兒」，另一方面有益於「花兒」更好地傳承。
記者：儘管本書對民俗部分的書寫點到即止，事實上在語言研究部分也間接涉及民俗，想必這與「花兒」這種民歌的原生、野生的狀態分不開。你是否認同？
荊兵沙：是的。語言與民俗總是互相關聯，語言現象中通常包含民俗事象，民俗事象中常常打上語言的烙印。「禮失而求諸野」，「花兒」中保存著諸多已經消失的民俗事象，通過這些民俗事象可以探求或印證當地方言的語源及發展脈絡。這與「花兒」這種民歌的原生、野生的狀態分不開的。
記者：在談及「花兒」的修辭時，你首先提到「愛與怨」，表面來看「愛與怨」被理解成「主題」比「修辭」更直觀。請談談這樣切入的用意。
曹強：「主題」的意思是文藝作品中所表現的中心思想，或泛指主要內容等。表面來看「愛與怨」被理解成「主題」比「修辭」更直觀，但實際上「愛與怨」僅僅是「花兒」主題的很小的一部分。我們著眼點是「修辭論」，即把「花兒」視為一個修辭文本，突破狹義修辭學的範疇，在廣義修辭學的視閾下研究「花兒」的修辭文本，探討「花兒」的修辭藝術，通過「花兒」的言語組合，感知其內在情感的張力。
記者：在書中提到對「花兒」傳承人研究及關注不夠、「花兒」價值開發中過度看重經濟效益等問題。作為研究者，你對「花兒」保護與傳承方面有哪些可操作的建議？
曹強：我個人認為保護與傳承「花兒」應從下面五個方面著手：
一是關注和保護「花兒」傳承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同於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活態文化，只有靠人來傳承，才能代代相傳。一個民間藝人的消失，往往就是一個民族博物館的消失。關注和保護「花兒」傳承人，對傳承「文化」來說意義重大。
二是整理「花兒」文本音像資料。當前不僅需要搶救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應該重點思考如何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傳承，否則，今日搶救和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明日就可能會消失，成為束之高閣的文獻而無人問津。那樣搶救和保護的意義何在？豈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悲哀？整理「花兒」文本資料，正源清流，有助於「花兒」的傳承。
三是構建「接地氣」的保護傳承方案。讓「花兒」進入大學、中學校園，使學生樂學，而非被動地灌輸。
四是辦好以「花兒」為主題的茶園或主題餐廳。搭建傳播「花兒」的陣地，打造培養「花兒」歌手的平臺，營造傳承「花兒」的氛圍。
五是創新「花兒」的演唱方式等。在「花兒」演唱、伴奏等中融入現代音樂、文化等元素，使「花兒」吸引更多的年輕人，讓更多年輕人了解「花兒」、喜歡「花兒」。
文/ 記者 張海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