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被黑得最慘的皇帝，不是隋煬帝，也不是秦始皇，而是萬曆皇帝，萬曆皇帝所處的時代，其實是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始於「萬曆中興」，這是一個被我們遺忘的盛世，而絕非《明史》中所說的那樣，「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韓國歷史文獻《光海君日記》記載道：「初萬曆皇帝哀聞至，本國上下，舉哀行服，滿日而除。」光海君李琿是李氏朝鮮第十五任國王，宣祖李昖之次子。朝鮮人聽聞萬曆皇帝去世的消息，舉國哀悼。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他帶著自鳴鐘、《坤輿萬國全圖》、大西洋琴等物品，來到北京，覲見萬曆皇帝，獲得萬曆的信任，並長期居住在北京。萬曆皇帝對利瑪竇帶來的自鳴鐘，非常感興趣。根據《利瑪竇中國札記》的記載，萬曆皇帝向利瑪竇詢問了歐洲的許多事情：歐洲皇宮的樣式、歐洲帝王的穿戴、歐洲的土地肥沃程度、歐洲的民俗等等。
萬曆皇帝對歐洲國家的事物充滿了興趣，與後世的乾隆、道光相比，有天壤之別。乾隆皇帝對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帶來的槍枝、望遠鏡、地球儀、鐘錶和英國最先進的炮艦模型，嗤之以鼻，說：「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之時，道光皇帝居然不知道英國在什麼地方，而早在明朝，利瑪竇就已經帶來《坤輿萬國全圖》了，並且萬曆皇帝還向利瑪竇詳細詢問了歐洲的風土人情、宮廷生活。
彩色版的《坤輿萬國全圖》
在利瑪竇的筆下，萬曆年間的明朝仍然是繁榮、富強的，而不是《明史》中所說的那樣，「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利瑪竇在日記中說：「帝國四周的防衛非常好，既有由自然也有由科學所提供的防禦。」這裡的「自然」指的是利用地形優勢，「科學」指的是火器。中國當時不僅陸軍裝備優良，海軍裝備也優良，可以說是非常重視海防，利瑪竇說：「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徵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
宋元以來，中國的算學、天文學、地理學等科學知識已經落後於歐洲了，利瑪竇來到中國，開啟西學東漸，中國的傳統的算學、天文學知識與歐洲的數學、天文學知識發生了交流而再度復興，並有可能受到西方傳教士的啟發而發展為近代科學，但是，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卻發生了一次大轉折，令人感到惋惜。
明朝末年的西學東漸與清初的西學東漸是完全不同的，明朝末年，西方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是處於開放狀態的，因為明朝皇帝根本就沒有參與到西學著作的翻譯與學習中，明朝時期的西方科學並不是深藏宮禁，明朝皇帝是讓西方傳教士與當時的士大夫互相交流，而不是讓他們與自己交流，明朝皇帝的做法非常有利於科學知識在士大夫中間的傳播，並有利於科學知識的普及。
而在清朝，情況是恰恰相反的，在清朝，西方傳教士更多的是與皇帝交流，而不是與士大夫交流，相比之下，我們會發現，明朝皇帝不喜歡管「閒事」的態度，反而有利於科學的傳播。
在明朝，民間誕生了很多的科學巨著，比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幾何原本》、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等，但是，我們在康乾盛世時期的清朝，卻發現不了一本民間的科學巨著，這說明清初的科學研究活動主要集中在宮廷，被皇家獨攬，正如梁啓超所說：「就算他（康熙皇帝）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作他失策。」
清朝統治者把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學儀器，當作歐洲人進貢的皇家禮器而加以收藏，並沒有將這些儀器用作科學研究，康乾時期，清朝宮廷深藏的科學儀器，多達千件，大量的望遠鏡被擱置在一邊，直到清朝滅亡的那一刻，這些科學儀器都沒有產生過實際的作用，更沒有推動清王朝走向富強，如今，它們都成了文物了。早在明朝的時候，徐光啟就認為製造科學儀器，對於天文觀察非常的重要。
《明史》是清朝官修的史書，主要的編撰人是張廷玉，直到乾隆年間才正式刊行，編纂《明史》的時間，前後長達100多年，清朝皇帝為什麼要不斷修改《明史》呢？
因為「清室之先，起於明之建州衛。」明朝和清朝，在中國古代是比較特殊的，因為這兩個朝代曾經共存了一段時間，而且這段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這一年，是明朝的萬曆四十四年，1644年，明朝滅亡，但是，南明也存在了較長一段時間，所以，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與萬曆、天啟、崇禎幾乎是同時的。
清朝修《明史》之時，為了論證自身取代明朝的合理性與正統性，往往對明朝後期的皇帝進行貶低，「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論斷，其實是為了顯示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反明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如果明朝這個時候，還處於盛世，老百姓安居樂業，那麼，努爾哈赤起兵反明就失去了正當性和合理性了。
「清室之先，起於明之建州衛。」努爾哈赤本是明朝的官員，他起兵反明，在中國古代，還存在對皇帝不忠的問題，所以，清朝一方面貶低萬曆皇帝的功績，另一方面，也極力隱諱「清室之先，起於明之建州衛」的事實。
《明史》在刊印之前，康熙、雍正、乾隆都看過，清朝皇帝有時甚至會親自修改《明史》，對進呈上來的書稿，提出不同意見。
萬曆十七年（1588年），萬曆皇帝開始怠慢朝政，史稱「萬曆怠政」，在此之前，萬曆朝的局面是非常好的，史稱「萬曆中興」，如《明實錄》記載道：「皇上臨御十年，綱紀修明，中外奉法，倉庫充盈，四夷賓服，足稱治安。」但是，我們要說的是，萬曆怠政所產生的消極作用被後世的史書誇大了。
萬曆皇帝不上朝，與他的健康狀況有關，萬曆皇帝身體比較肥胖，我們從流傳下來的畫像中也能看得出來，他經常頭昏目眩，腰痛腳軟，而之所以如此，與長期沉迷於酒色有關，這也是歷代皇帝的通病。
萬曆皇帝，早在萬曆十四年（1586年），就生了一場大病，此時的他才23歲，身體極度虛弱，頭昏眼黑，頭暈不止，只得「靜攝服藥」，孟冬（農曆十月）祭祀太廟的活動，萬曆皇帝不能親自參加，而讓勳貴代勞，他說：「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禮。」到了萬曆十五年（1587年）的三月初六日，明神宗才「聖體初安」。
宮闈之事，外界知之甚少，對於萬曆皇帝屢次以疾病為由倦怠朝政的做法，當時的大臣都普遍認為這是萬曆皇帝懶惰的藉口，但是，後來，他們也發現萬曆皇帝確實是身體不好，萬曆二十一年，身體剛剛有所好轉的明神宗參加了慈聖皇太后的萬壽聖節，他在皇極門，接受群臣的賀禮，大臣們難得見一次皇上，心情都非常愉快，隨後，內閣首輔王錫爵被單獨召見，萬曆皇帝要與他討論朝政，君臣談話結束之後，王錫爵甚至依依不捨，他說：「今日見皇上，不知再見何時？」萬曆皇帝隨後表示，他也希望經常與王錫爵見面，「只是朕體不時動火」，心有餘而力不足。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三路兵馬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京師震動，內閣大學士方從哲，希望萬曆皇帝在文華殿與群臣共商遼東戰事，但萬曆皇帝以疾病纏身為由，不願前往文華殿，之後的很多事情，萬曆皇帝都以疾病為由推辭，方從哲也覺得外界傳言可能屬實，萬曆皇帝稱病是假，偷懶是真，與此同時，萬曆皇帝自己對傳言也有所耳聞，他對方從哲發了一頓牢騷，說：「且疾病痛楚，是人所樂受否？真疾非假。」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王皇后病逝，方從哲借這個難得的機會，與太監溝通，得以在弘德殿見到皇上，這是方從哲當內閣大學士八年以來，第二次見到皇上，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在長達八年的時間裡，都很難目睹天顏，何況普通的官吏。
方從哲與萬曆皇帝見面之時，萬曆向旁邊的司禮監太監示意，表示自己的病情可以如實告訴閣臣了，萬曆皇帝又抬起手臂，讓方從哲看，方從哲一路跪行到皇帝的御榻之旁，發現神宗果然非常的消瘦，於是就安慰他，要好好保養身體。萬曆皇帝在接見方從哲時，他有時候都聽不清方從哲講的話，經常讓旁邊的太監複述，此時的方從哲才明白，皇帝是真的病了，而且病入膏肓了，讓一個疾病纏身的人，看奏摺，處理政事，確實是有點勉為其難，但是，他也沒有辦法。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在彌留之際，召集內閣大學士方從哲、英國公張惟賢、兵部尚書黃嘉善、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八人來到弘德殿，萬曆皇帝見到他們之後，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面部，表示病情已經惡化到如此地步了，命不久矣，但是，仍然憂慮遼東的戰事，隨後，方從哲向萬曆皇帝上奏了用人、發帑等事，萬曆皇帝均一一答應，將手連握數次之後才斷氣。
萬曆皇帝彌留之際，仍然憂慮遼東戰事，對於方從哲提出的用人、發發帑等事均作了答覆，一個在彌留之際，仍然憂慮國事的皇帝，我們看不出這個皇帝有多昏庸、有多懶惰。
但是，萬曆皇帝彌留之際的細節，在《明史》裡被省去了。這些細節在朝鮮史料《燕行錄全集》中得以保留，原文為：「（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放御醫，皇帝御弘德殿，引接閣老方從哲、英國公張惟賢、兵部尚書黃嘉善、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八人，將手指面，教各臣看一看病至如此，又慮憂東事。方從哲等奏用人發帑等事。皇上將手連握數次，不久斷氣，是日酉時崩逝。」
萬曆皇帝因身體健康原因而怠政所產生的消極影響，肯定是有的，因為在中國古代，政事的最終決策權在皇帝，皇帝如果長期怠政，容易造成朝廷的中樞機構無法有效運轉，但是，萬曆皇帝仍然通過內閣，掌控著朝政，萬曆一朝，並未產生宦官之亂，也未出現外戚專權，且沒有產生奸臣、權臣，萬曆一朝的局面，總體來說，仍然是好的。
明朝在萬曆年間的社會經濟仍然是繁榮的，明代的人口在萬曆年間達到峰值，當時有2億人口，這是自漢唐以來，中國人口數量的峰值。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解除海禁，承認民間海外貿易的合法性，史稱「隆慶開關」，但是，明穆宗在位的時間比較短，明代的海外貿易在萬曆年間繁榮發展，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就是在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
因此，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講，明代在萬曆年間，是一個盛世，而這個盛世被大多數人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