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鏡陶
著名作家張翎出版了散文集新作《三種愛》，通過實地探訪、查找文獻書寫了生活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三位歐美女作家喬治·桑、白朗寧夫人、艾米麗·狄金森的人生故事。
不得不承認，後世對當年成就卓著、著作豐富的喬治·桑和白朗寧夫人的作品已經興趣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她們驚世駭俗的羅曼史。不過，在男性掌握話語權和社會資源的時代，女作家們的情感經歷和她們的創作經歷密不可分。
「把女人的文學史說成是女人與男人的關係史，儘管粗魯殘酷，令人難堪不安，但離真相本身並不算遙遠。」在當時，女作家們不過是「有思想的胸脯」。不過，如果能通過對她們情感經歷的追索，一步一步使讀者們走進她們的頭腦和心智，從而關注她們的作品，也總比讓她們的文學史被遺忘要好。
出於謀生的考慮，過去張翎分配給寫作的時間是很有限的，她做了十七年的聽力康復師，剩下的時間也被家庭、社交、旅遊、閱讀所擠佔，分配給寫作的時間只有碎渣，她只捨得用來寫小說。不過現在時間寬裕了一些，閱歷有所增加，她開始寫作散文。
在一次回國旅行中，張翎遇見了當年復旦外文系的同學陸建德教授。陸建德現在仍在從事英美文學研究，他是《三種愛》最早的讀者，幾年前讀到電子稿時就鼓勵她繼續書寫歐美女作家的情感經歷，將她們的生平和作品引介給國內的讀者。
《三種愛：白朗寧夫人、狄金森和喬治·桑》，張翎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2020年3月版。
【對話張翎】
在男性掌握社會資源和話語權的年代裡，
脫穎而出的歐美女作家
張翎，著名作家，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現定居多倫多，曾出版《餘震》、《金山》、《勞燕》等。
新京報：寫作歐美女作家的情感經歷和創作生涯，你是什麼時候誕生了這一想法？
張翎：我本科就讀的是復旦大學外文系，這次和我一起接受採訪的陸建徳教授是長我一級的師兄，也是精通中西文化的資深學者。在當年的同學中，很多人華麗轉身進入了其他領域，而一直堅持待在學術或寫作圈子的人，並不是很多。所以畢業幾十年後，在一次回國旅行途中，我偶然再次見到了陸建徳教授（當時他是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時，真是非常驚喜。這次的《三種愛》出版，書中涉及的話題正好是我們共同的偏好，相信我能從他那裡蹭到一些智慧火花。
我出國後修的第一個碩士學位也是英美文學專業。日後我成為了華文作家，英美文學帶給我的影響總還會時不時地「侵蝕」我的漢語寫作。我發現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那段時間，歐美文學史上開始出現一些非常優秀的女作家，她們在那個男人佔據著幾乎所有社會資源和話語權的時代裡，艱難地尋找著寫作的狹窄可能性，她們的路上障礙重重，有來自維生的、感情的、社會習俗的多重製約。能真正跨越這些障礙脫穎而出的，真是合了一句英文說法是「鮮少而間隔遙遠」（far and few in between）。
她們有的只能以男人的筆名來發表作品（如喬治·桑和喬治·艾略特），有的選擇放棄成為妻子和母親的權利，比如簡·奧斯汀就終身未婚。她們都遭遇了和同時代男作家相比不知要嚴苛多少倍的才華審視和道德評判。
拜倫雪萊大仲馬等男詩人、男作家在女人和婚姻的泥潭裡不知打過多少滾，他們的私生活也受詬病，但卻不影響他們的作品被人擁戴。相反，伊莉莎白（即後來的白朗寧夫人）與一個單身男人的自由戀愛，以離開故土家園並永遠失去父親的遺產為代價。喬治·艾略特與一個深愛的已婚男人的長期穩定同居關係，遭到了整個英國文壇毫不留情的唾棄和排斥。這些女子作為作家的燦爛才華和作為人的超常勇氣，使我很早就產生了探討她們生活、把她們進一步推介給漢語世界讀者的心願。
詩人艾米麗·狄金森
新京報：《三種愛》中寫到白朗寧夫人、艾米莉·狄金森和喬治·桑三位女作家。對於國內讀者來說，白朗寧夫人和艾米莉·狄金森和喬治·桑並不是國內讀者最耳熟能詳的歐美女作家。為什麼會選擇書寫她們三個人的故事？這個系列的散文還會繼續寫下去嗎？計劃還會寫誰？
張翎：白朗寧夫人生前在英國詩壇裡的名字遠比白朗寧先生響亮，曾經被傳提名桂冠詩人。喬治·桑在巴黎文壇名噪一時，當時許多著名的男作家、音樂家、畫家，如德拉克洛瓦、安格爾、李斯特、舒曼、孟德爾頌、巴爾扎克、雨果、福羅拜、海涅、大仲馬，無不以是她的座上賓為榮。
但時過境遷，當年最熱捧的名字，現在卻被淡忘了，也許她們會在將來的某個時刻因某個無法預測的契機，會被人再次從灰塵裡淘洗出來，就像張愛玲那樣。張愛玲當年在上海紅透半爿天，但解放後完全銷聲匿跡幾十年，若非夏志清的挖掘，恐怕她還不知要在故紙堆裡沉埋多少年。
這本書首選了這三位作家，除了個人興趣之外，還因為我的旅行計劃。我在書寫每一位作家之前，都必須要到她們的故居實地採風。這三位作家的故居在行程上安排起來比較順手，就先選擇了她們。但我感興趣的女作家遠不止這本書裡涉及的三個人，將來我可能還會以續集的方式進入這些人的生活，如喬治·艾略特、簡·奧斯丁、凱薩琳·蔓殊菲兒、佛吉尼亞·伍爾夫等等。當然，這一定要看體力和興趣是否能夠維持。
新京報：你之前以小說創作聞名，極少寫散文。小說和散文，分別在你的創作生涯中各自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辭去聽力康復師的工作後，你會多創作一些散文嗎？
張翎：我花在小說上的時間最多，是因為對時間分配上的吝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都不能以寫作維生，所以做了十七年的聽力康復醫師，用薪水來養我的寫作夢。那時候我一天的時間被謀生啃去了最肥的一塊，剩下的那一小塊再被家庭、社交、旅遊、閱讀一一瓜分，最後留給寫作的大概只剩下碎渣了，我只捨得把它餵給小說。
我極少寫散文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懼怕——散文世界讓我感覺不安。在小說的天地裡，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想法掩藏在我的人物身後，我始終站在他們的影子裡，不一定非要暴露自己的態度和姿勢。在小說的世界裡，我感覺既過癮又安全。
而散文的世界則全然不同。失去虛構這道巨大的屏障，我的個人情趣癖好、視點看法，都將無遮無攔地展現出來。我總覺得有些個人觀點是內衣，只適合晾在後院，而不適宜曬在大街上。就是因為這種躊躇思量，使得我不經常在散文的曠野裡漫步。
現在時間相對寬裕一些，而且隨著閱歷增長，如今的臉皮也比過去粗糙一些，會更隨心所欲地寫作，任憑靈感引領，無論是哪種體裁、哪種語言。
新京報：你曾經接受採訪時說，你喜歡旅遊，《三種愛》也是你到三位女作家的故居拜訪後創作的。《三種愛》可以算是一種旅行文學嗎？旅行在你的創作中有怎樣的作用？
張翎：這跟旅行文學還不太一樣，因為在這種行程中我對所謂的名勝古蹟不太感興趣，對當地的人文地理也不是特別在意。我的重點只在尋找這些人的生活足跡，還有這些足跡在她們的人生和文學作品裡反射出來的印記。
旅行是我寫作的一部分，無論是小說創作還是文化散文創作，我幾乎都會去實地採風，有時還會重複去。比如為寫《勞燕》，我去了溫州中美合作抗戰舊址；為寫《金山》，我去廣東開平調研碉樓歷史；為寫《三種愛》，我分別去過三位女作家在美國、義大利和法國的故居。我的寫作習慣通常是以做案頭開始的，沿著案頭產生的靈感，再去尋找舊跡。通常我身處作家故居、故裡的時候，我對故事或人物已經大致了解了，我期待故地採風能讓我漫無邊際的想法落地，有時也指望採風過程中發現的某個細節，能啟發出案頭工作裡缺失的新靈感火花。
「在寫作時，
我沒有明確地感到自己的性別立場」
新京報：你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也在加拿大讀了英美文學碩士，此後旅居加拿大多年，卻一直用漢語寫作，是海外華人作家的代表，漢語教育和英語教育對你的影響都很大。英美文學和華語文學分別給你的寫作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張翎：漢語給我的不是影響，而是文化最基礎的根。所有其他語言（如英文法文）才是影響，它們像是給根施了各種營養成分，或給根做了一次嫁接，使枝葉多生出一種意象。另外一種語言不僅是語言，其實也是另一雙眼睛、另一片文化視野。這裡有兩種解釋：你可以說多一種文化理解會幫助擴寬視野，但你也可以說多重視野稀釋了原始視野的情感濃烈度。年輕的時候我很堅信第一種說法，現在不再那麼肯定，有時會問自己：英美文學的教育到底給我的漢語寫作帶來了什麼？假如我不出國，我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作家？
新京報：你提到，把女人的文學史說成是女人與男人的關係史，離真相併不遙遠。三位女作家都算是憑藉著創作才華和情感經歷，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文學界有所成就。你覺得研究女作家的情感經歷，對於讀懂她的作品意味著什麼？
張翎：在那個男人一統文壇的世界裡，女人的文採是不可能繞過男人而另闢蹊徑的。即使是最精彩的女人，也必須知道怎樣在男人的圈子裡混日子。如艾米莉·狄金森這樣的「隱士，」也會在書信中對每一個出版人、編輯、文人極盡謙恭溢美之詞（她在世時沒有發表過任何有案可稽的署名作品。）
把女人的文學史說成是女人與男人的關係史，儘管粗魯殘酷、令人難堪不安，但離真相本身並不算過於遙遠。十九世紀的女作家們大都同時使用著腦子和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開充滿智慧和勇氣的互動和博弈。她們被男人的才華刺激，也用自己的才華刺激男人；被男人的身體徵服，同時也用自己的身體徵服男人；被男人稱霸的文壇鉗制，同時也在男人的聲望和地位中尋找縫隙，甚至以男人的筆名，悄悄地滲入瓦解並重塑著男人的世界。
用普萊切特形容喬治·桑的一句話來概括這些女人，她們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過了她們，文學不可能再退回到沒有她們的時候，一切都已經不同。
法國作家喬治·桑
新京報：你的小說作品多以女性為主角，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者也常常會把你歸類為女性主義作家。你創作時有明確的性別意識嗎？你認為自己是女性文學作家嗎？你是否喜歡被人稱作女性文學作家？
張翎：我不覺得自己是「女性主義」作家，首先我覺得文學不該以性別作區分。其次，在寫作時我沒有明顯意識到我的性別立場。再者，我的小說並不完全以女性為主導位置，比如《勞燕》《金山》《向北方》《流年物語》等等，並不是以女性為主導人物的。我的女性人物給人留下的印象比男性深刻一點，大概是因為書寫女性時不需要做跨性別想像，個人的一些直接經驗使用起來比較順手。僅此而已。我從來沒有有意識地把女性擺在男性的對立面，只是我的女性人物雖然渴望男人，但不會賴在男人身上，在男人選擇離開的時候不會低身下氣地乞求。她們和男人的關係有時相交，有時平行，在做妻子或情人的時候，多少有些母性冒出芽尖。假如這就是女性主義，那我就只好認了。
女作家們「既是最『驚世駭俗』的人，
也是愛情『原教旨』的最堅定信奉者」
新京報：白朗寧夫人、艾米莉·狄金森、喬治·桑都生活在保守的年代，但她們的女性意識卻是非常超前和驚世駭俗的，對婚姻、愛情、婦女權益的觀點都非常大膽。你覺得她們的女性意識在今天過時了嗎？今天的女性的生活環境在哪些方面比她們生活的時代改善了嗎？今天女性想要寫作，還有哪些困難？
張翎：的確，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和這幾位女作家的時代相比，生存空間有了很大改善，起碼女作家不再會單單因為性別本身而使發表渠道受限，女性追求創造性職業也不再是標新立異的事。但那個時代的一些問題依舊還困擾今天的女性作家，比如獨立維生的問題，比如，妻子和母親角色和個人成長之間的衝突，東方社會中通常以男性為主女性為輔的家庭結構模式，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通過家庭教育和社會反饋產生的自卑心理等等。這些因素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現在，甚至在將來都會依舊影響女性作家的寫作。
新京報：喬治·桑和她的情人蕭邦、繆塞的情史是大眾津津樂道的八卦談資，繆塞和蕭邦的創作都受到這段情史很大的影響。你怎麼評價他們之間的情感關係呢？
張翎：毋庸置疑，喬治·桑給每一個和她共享過生命的男人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她是那個年代裡全歐洲，甚至全世界範圍裡知名的女子，無論在生命熱情和文採上，都是男性視線中出類拔萃、前所未有的景致。但凡走進她生活的男人基本是一個類型：年輕，文採飛揚，身體孱弱。桑杜、繆塞、蕭邦都無一例外。
喬治·桑的生命熱情是吸引他們的最重要原因。這是一種角色顛倒——他們是飛蛾，喬治·桑才是火。喬治·桑的「火」，給他們的生命留下了重大的影響，蕭邦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他和喬治·桑同居的日子裡創作的。但過於熾烈的激情總是不能持久的，他們的生命體量無法與喬治·桑抗衡，最後必然都是以喬治·桑的厭倦為終結。
新京報：三位女作家的婚姻並不是像同時代人一樣循規蹈矩的，白朗寧夫人選擇了違抗父命私奔，艾米莉·狄金森終身未婚，喬治·桑和丈夫分居並擁有多個情人。這些女作家的社會身份和家庭身份是否存在衝突？婚姻和愛情對她們意味著什麼？
張翎：無論她們的婚姻狀況如何不同，她們有一點是非常一致的：她們只選擇和自己靈魂相通的人一起生活；如果沒有，寧願獨身。以喬治·桑為例，儘管她離開丈夫到巴黎的日子可以用「聲名狼藉」來形容，但她和每一個男人都堅守了兩情相悅的底線。愛情對她們不是維生的苟且之計，也不是利益上互用。
白朗寧夫人一生不僅自食其力，還維持了一家三口人的生計，而且，她在世時的名氣已遠遠超過她的丈夫。這些女作家選擇和男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是理解和靈魂相通，所以她們既是最「驚世駭俗」的人，也是愛情「原教旨」的最堅定信奉者。
新京報：白朗寧夫人和喬治·桑的羅曼史，是否會影響後世讀者和學者對她們文學成就的評價？
張翎：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後世對她們作品本身的興趣已經非常淡薄。我在做案頭的時候，發現當年作品數量驚人的喬治·桑，現在在英語世界裡只有一部英譯本，而白朗寧夫人的詩集，幾乎一整個世紀沒有再版過了。後世依舊念念不忘的，是她們驚世駭俗的情史。這雖然是一個不盡如人意的現象，但是假如她們的情史能夠引起後世的關注，使得後世能借著這個引子進入她們豐富的精神的文學世界，那也總比她們被時間徹底遺忘要好，就讓她們的羅曼史為她們的文學史做個歪打正著的廣告吧。
英國詩人白朗寧夫人
新京報：《三種愛》和一般的作家傳記有什麼區別，能提供什麼樣的新視角？
張翎：在《三種愛》中，我對這些作家的生平資料做了個人視角的整理和解釋，我的詮釋並不遵從時間線索，也不一定追究某起事件，但是通過我對她們的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了解，我試圖找到聯繫她們精神和文學世界的那條脈絡。換句話說，我用我的井蛙之見，解讀她們廣闊的思想天空，也許片面，但是獨特。
新京報：艾米莉·狄金森的房間裡懸掛著白朗寧夫人的畫像，白朗寧夫人曾冒著患肺炎的風險穿越巴黎去尋找喬治·桑。她們本是素不相識。在當時男性主導的文學界，其他優秀的女性作家對她們來說是否有特殊的意義？
張翎：由於那個年代傑出的女作家很少，她們的觸角很自然掃向與自己靈魂相通的女性——即使她們不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她們一生中也許能夠見面，也許只能通過書信交往，也許只能通過閱讀對方的作品，產生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
佛吉尼亞·伍爾夫是晚於她們半個多世紀後出生的，她所處的年代已經有了很大不同。雖然她依舊生活在男人聲音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文壇，但她身邊的布魯姆斯伯裡團體中（the Bloomsbury Group），已經有了一批優秀獨立才思敏捷的女作家女詩人女藝術家，伍爾夫和她同性密友之間的交流機會，已經比前面幾位女作家寬闊了許多。但隨著同性交流和砥礪機會的增多，同性之間的勢利眼和彼此排斥的情形也開始出現，蔓殊菲兒就在日記書信中談到過伍爾夫對她的冷遇——這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對話陸建德】
張翎繼承了復旦外文系學生中文創作的傳統
陸建德，前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劍橋大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英美文學、中國近代文化與政治。
新京報：閱讀張翎的新書《三種愛》有什麼感受？
陸建德：男女之間，在保護少年兒童的權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愛無禁區。年齡、種族、財產、門第、健康狀況都不應該是愛情的障礙，但是在具體的歷史、社會語境中，愛情是被各種看不見的藩籬局限起來的天使。張翎這本新作中講述了三個衝破藩籬的愛情故事。應該說，我是《三種愛》最早的讀者之一。
幾年前，張翎把文稿電子版發給我，讓我先睹為快，我當時就非常喜歡，希望她接下去再寫。拿到這本紙質版，有老友重逢的感覺。這本書篇幅不大，寫起來卻要花費很多工夫。了解作家的生平，總是對進一步理解欣賞她們的作品是有幫助的。
歐美國家傳記寫作非常流行，但是寫出好的傳記並不容易，首先必須對作家那個時代的風氣習俗有一種深刻的認識，還得充分挖掘作家的書信、日記、筆記以及相關人物的回憶。傳記還不斷更新，有的舊版本就被淘汰了。為撰寫《三種愛》，張翎涉獵了很多這類書籍，還尋訪愛情故事主角的故居，讓讀者產生一種親切的現場感。
新京報：張翎本科以及在國外攻讀的第一個碩士都是英美文學專業。你覺得英美文學教育給她的中文寫作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陸建德：我跟張翎是復旦大學外文系的同學，她是七九級，低一級，但是她的同學都非常優秀，互相砥礪，形成一個足令母校驕傲的群體。張翎在著作的前面部分，回憶了昔日的校園生活，我眼前也浮現出她剛進校時的模樣。她喜歡創作，在學生時代就曾聽聞。現在她如願以償，二十餘年來不斷有新作問世，成為當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
我先說一下外文系學生的中文創作。復旦的中文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因盧新華的《傷痕》而名聲大振，但是外文系的學生是不是人人爭讀盧新華，我有點記不起來了。不過，要說外文系的學生對中國文學不感興趣，有失公允。自從現代教育體系在中國確立之後，外文系師生在文學創作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五十年代後才出現一些變化。
張翎小說的行文、風格帶著外文的影響，這並不是一種短處。我以為不能過分依賴有一種關於中文句式、中國文學的本質主義想像，我們的文化和傳統是雜糅的，中國現代文學是我們傳統文學的一部分。外文系的師生，自從新式大學創辦以來，一直走在創作的前列，這段歷史，在諸多現代文學史中可能講得還不夠。
我進外文所的時候，袁可嘉先生還在上班，他是九葉詩人之一，而這些詩人中有幾位就是外文系學生，比如張翎的同鄉、詩人唐湜，他就是浙大外文系的，杜運夑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英語專業，陳敬容主要是自學成才，多譯作，長期在社科院外文所的《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鄭敏在美國讀了英國文學，後又長期教授英國文學。兩年前《王佐良全集》出版，以前只知道他的英語文學修養讓人欽佩，我讀到他創作的新詩，也是讚嘆不已。穆旦也是西南聯大英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他在英國浪漫派詩歌翻譯上有卓越成就，創作的詩歌與英詩存在互文性。至於當今外文系學生中文水平如何，我倒是非常關切甚至擔心的。
重提這一話題，是想請《三種愛》的讀者意識到，中國現代文學從產生之初就與外國文學的翻譯引進不可分離。民國年間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文學開路先鋒，往往在外國文學方面積累了豐富的閱讀、翻譯經驗，並把這種經驗創造性地溶入自己的中國文學創作。他們絕無一絲半點的排外心態，即使是文化上相對「保守」的翻譯家林紓，也在《閩中新樂府》中全面批判十九世紀末流行的習俗。他的譯作所產生的影響，現在還是一個學術研究的富礦。儘管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在政治上與林紓分道揚鑣，他們卻是這位大清舉人翻譯事業的繼承者。
1964年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文學所分出獨立，當時好幾位學者都是民國年間外文系的學生，在創作上也有出色成就，除了前面提及的袁可嘉，還有馮至、錢鍾書（借在文學所）、楊絳、卞之琳、李健吾以及仍健在的宗璞。去年辭世的童道明也是戲劇作家，不過他要晚一輩。外文系畢業生從事創作，是民國年間形成的傳統，張翎是這一傳統的繼承人。
新京報：《三種愛》中寫出了三位女作家在以男性主導的文壇中遇到的種種困難，你認為歷史上的知名女作家在寫作過程中遇到了哪些性別阻力？
陸建德：歷史上，我國女性的寫作才能，由於諸多原因，沒有充分發揮，我相信古代（唐宋之前）有些歸於女性名下的作品是偽託的，後來所謂的「閨閣體」、「香奩體」限制了女性詩詞作者的想像空間，當然很多實際上還是由男性代言。女性作家的湧現主要還應歸功於始於晚清的新式教育體制和新文化運動。一個世紀以來，當代中國女性作家成就已能與男性作家比肩，她們不滿足於自己的性別角色，作品完全是「跨界」或者說「越界」的。
女性寫作需要克服一些難以想像的困難，伍爾夫在近百年前做的系列講座《一間自己的房間》提出女性寫作必備的一些基本物質條件，不然女性如何寫作？伍爾夫來自世家，不必為生計操勞，當時英國很多知識女性作家忙於操持家務、帶孩子，根本沒有寫作的時間。我想起英國文學學者昆妮·利維斯，她對伍爾夫提出批評，道出很多新女性的心聲。
張翎多年在海外生活，對此深有體會。歷史上很多女性的才能被埋沒了，英國浪漫派詩人代表之一華茲華斯有個妹妹叫多蘿茜，她的日誌已經整理出版，她具有一雙長於觀察的眼睛，描寫能力極強，但是她總是把自己定位在華茲華斯的助手、陪伴者的身份上，如果讓她在生活上獨立，她會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小說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女性讀者和作者。十八世紀英國女性小說家其實是很多的，簡·奧斯丁看不起的羅曼史作者大都是女性。英國十七世紀出過一位艾芙拉·本恩，她是女界的笛福，可惜不到五十歲就去世了。就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而言，喬治·艾略特是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不輸於任何男性作家，包括狄更斯和薩克雷。每個作家都是不同的，我們不妨多多關注他們各自的特點和長處。喬治·艾略特也有豐富的情感經歷，而且不怕觸犯時忌，她或許會成為張翎下一個關注點。
《三種愛》中提到的三位女作家，
仍然是風中的旗幟
新京報：你作為英美文學研究者，如何看待張翎在《三種愛》中提到的三位女作家？
陸建德：這本書裡談到三位女作家，第一位白朗寧夫人，現在讀書界恐怕所知不多，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小說這一文學類型在世界上已形成壓倒性優勢，部分與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有關。我曾聽說，某出版社出奧斯丁的作品，為了生意經，想用劇照當封面。伊莉莎白·白朗寧是維多利亞時代早期最傑出的女詩人，其實她有眾多先行者，當今學界越來越關注浪漫主義時期女詩人的生平和作品，這是遲到的公平。
伊莉莎白比羅伯特·白朗寧大六歲，早年騎馬受傷，行動略有不便，很早就寫詩，四十年代中期出名，羅伯特是她的仰慕者，幾次三番去她家拜訪，兩人就相愛私奔了，在義大利佛羅倫斯住了下來。英國人喜歡義大利是出了名的，佛羅倫斯所在的託斯卡尼地區是首選。義大利也常為英語文學提供背景，拜倫、雪萊等人的詩作自不必說，亨利·詹姆斯的好幾部小說則把讀者帶領到義大利城市的街巷和大宅子。
白朗寧夫人年僅55歲就走了，她的父親巴雷特先生不幸成為維多利亞時代最動人的愛情故事裡的惡棍。他在牙買加種植園發了財，伊莉莎白私奔後，始終未獲他的原諒。他的固執和所謂原則蛻變為冷酷，而寬容、原諒（英文forgiveness）才應該是使得生活美好的重要因素。
白朗寧夫人的《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詩》是情詩的典範，書名奇怪，因為羅伯特·白朗寧曾戲稱她「葡萄牙人」。她的詩才在生前已得到普遍的認可。我倒想在此囉嗦一句：白朗寧的詩歌走出抒情的窠臼，開創「眾聲喧譁」的局面，我國的研究者對此的關注是不夠的。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喬治·桑一度與巴爾扎克、雨果和司湯達等人齊名，由於她的小說多田園色彩，與時代進程不合，她的名聲一百多年來似被同時代男性作家蓋過了，但是她是追求婚姻和愛情自由的典範，這種精神是永不過時的。在法國十七世紀的文學史上，賽維尼夫人的書簡和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說走在歐洲女性創作的最前列，後來一些沙龍女主人的貢獻也是難以估量的，她們其實是文學事業的贊助人。喬治·桑激發起詩人、鋼琴家的創造熱情，堪稱另一種意義上的贊助者。
在藝術家的愛情故事裡，喬治·桑和蕭邦的故事是最耐看的。喬治·桑在兩人的關係中處於強勢，多少扮演了母親的角色，她對蕭邦的分析，不妨在此引用。她說，蕭邦是一群出色的矛盾事物的縮影，「這樣的矛盾事物只有上帝才能創造出來，而且它們自有其特殊的邏輯」：
如果蕭邦同我相處時是那麼忠誠，那麼親切，那麼愉快，那麼殷勤，而且態度恭順，尊重別人，可另一方面，他卻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對於我周圍的人的那種生硬的態度。他同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他那時而寬容、時而古怪的反常心理便會一發而不可收拾，他總是先高興得不知所以，後來又對他們厭惡得要命，反來復去，難以捉摸。
喬治·桑的精神支柱實際上來自她的兒子，蕭邦卻曾刺傷過他的心，可見一對戀人的裂痕並不完全由感情上的冷淡所致。
我也想到英國學者利維斯對勞倫斯的批評。勞倫斯和比他大六歲的弗裡達相愛後，弗裡達離家出走，三個孩子由她丈夫撫養，但並不是所有女性都會斷然作出這樣的決定。勞倫斯讀了《安娜·卡列尼娜》後不大容忍安娜的猶豫，利維斯認為安娜捨不得兒子，勞倫斯缺乏對她同情的理解。我想愛情並不是超越社會關係的。
艾米麗·狄金森的詩歌完全是打破常規的，我們原來以為她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實際上她既有多彩的情感經歷，又有不怕引起物議的膽量，令人遺憾的是她不像白朗寧夫人那麼幸福。狄金森逝世後她的生命就不再屬於她的了，親友中會有人來審查她的作品，希望留下沒有任何缺憾的淑女形象，哪些詩該收，哪些不該收，就不是作者所能決定。但是沒有缺憾，或者說想像的中規中矩的「完美」，卻不一定是豐滿的。我們原來看人，經常傾向於作二元對立的判斷，好人壞人，黑白分明；逾越界線，就為社會以及輿論所不容。這種偏狹的心理習慣不利於社會的成熟和文學及其批評的健康發育。
我堅信，小說憑藉作者想像的力量能促進人類相互之間的理解和同情的力量。詹森博士在談及傳記寫作時曾經說過：「我們在思量他人的命運時，想像常會將我們暫時置於他人的情景中。」（葉麗賢譯文）小說的移情力量是類似的。
張翎的《三種愛》是夾敘夾議的傳記，作者自己對人生的體會和感悟也深入其中。作為讀者，我們進入了伊莉莎白·白朗寧、喬治·桑和艾米麗·狄金森三位女性的情感世界，她們仿佛就生活在當今我們中間，不再是陌生的十九世紀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這不免讓人回想起1918年《新青年》雜誌的「易卜生專號」，胡適和羅家倫翻譯的《玩偶之家》就是在那一期刊出的，從此女性解放成為開明社會的主流價值。魯迅的文章《我之節烈觀》也是發表在1918年。中國人在新文化運動的鼓蕩下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路程，女性名義上取得了平等地位，但還是面對各種壓力，受到不公平待遇，男女性別失衡就是無言的證據。在少數偏遠的角落，某些男性還懷念所謂的「女德」，當年被魯迅所批判、擯棄的「節烈觀」依然存在。《三種愛》裡的三位女性作家、詩人曾經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追求女性的平等和婚姻自由（白朗寧夫人），走出婚姻的自由（喬治·桑）以及獨立愛情的自由（迪金森）。她們的範例至今仍是風中的旗幟。
隨著文學批評研究中女權意識的提升，越來越多以往被邊緣化的女性走到了前臺，這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我相信張翎還會將更多的女性作家作品、生平和愛情故事收入她的視野之內，《三種愛》之後，還會有更多的愛。
撰文丨鏡陶
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