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電影漩渦裡的一個好人

2021-02-07 影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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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完才發現,蔡康永說的是庫布裡克不是庫柏力克,是坎城而不是坎城。


《吃吃的愛》上映11天,內地票房僅2648萬,加上臺灣的1000多萬票房,總體已經很難越過影片的成本線5656萬,從生意的角度來看,蔡康永的導演處女作是賠本的。



「這就是人生,我也不是電影史上第一個賠錢的人,也只能這樣,難不成我要去死嗎?」蔡康永在臺北首場謝票活動上說,讓聽到的人都想同他一道苦笑。


專訪那天,蔡康永以我的名稱呼我,那是他的工作人員預先做好的功課,也是團隊對待採訪的多年習慣。坐下來後,他攤開手掌,想幫我把錄音筆放在離他最近的地方。坐在這位臺灣頭號主持人面前,我全然沒有嚴陣以待的感覺。面對工作人員的躁動,他還從容地講了那些在內地主流輿論裡敏感的性取向話題。


採訪他之前,我做的額外功課,是把許多大導演和名作的臺灣譯名與內地譯名對應好,但採訪完才發現,他說的是庫布裡克不是庫柏力克,是坎城而不是坎城。


蔡康永顯然是一個懂得匹配環境的人,它看起來是本能,並非世故。它首先來源於名門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很小的時候,蔡康永就知道打牌和應酬是兩回事;孩提時代就登臺表演,慘綠少年時代是所有人眼中的優等生,蔡康永的生活確也有了舞臺的性質,很早明白每個人有他的角色;大學教育階段,好萊塢務實的電影評價標準,又令面向觀眾的商業法則在他的電影觀裡根深蒂固。


但也正是這種本能,讓蔡康永慣於做一個好人,即使是在統籌全局的導演之位上。

  

他不想以「蔡康永導演處女作」為噱頭,甚至並不想在成片中加上「蔡康永導演作品」的字幕,這使得他的回歸電影圈,更像是一種共襄盛舉的順勢而為;他滿心裝載觀眾,願意多次為觀眾而調整,但又始終有「夢中夢」的表達抱負,退步與抱負之間,有一種銜接上的缺憾,給影片帶來的直接觀感是尷尬的;他甚至不大願意去麻煩自己的女主角們,總是預先為她們規避掉麻煩,可麻煩、困難就是比溫存、順利更常見的存在啊······


《吃吃的愛》成為了蔡康永人生中少見的失敗,他似乎以足夠從容的態度面對了它,而輿論對他的失敗也足夠寬容。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因此難過,會因此而難過多久。我只知道,那次上映前的採訪中,他設想了這部電影之後可能走上的兩條導演路。


然而,在那場謝票活動上,蔡康永卻說,短期之內,他不會再當導演了。


進取的人生


蔡康永在包圍著他的人群中,找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縫隙,向我們揮手,告別《吃吃的愛》在北京的最後一個通告日,他飛回了臺灣。


第二天,臺灣地區傳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消息,臺北媒體把這個消息告訴正在路演的蔡康永,那一刻他難掩驚喜之情,回頭對男主角金世佳說:「你居然跟我們一起參與了歷史的一刻。」


蔡康永與金世佳在臺參與歷史性的一刻

  

蔡康永等待這一刻已經很久。


我相信優秀是一種本能,但仍試圖為他的銳意進取,找到一些緣由。我問他是否如小S所說,17歲就已經出櫃?我又問他,有這麼一種說法,同性戀者在潛意識層面知道自己無法繁殖後,在創作上會更進取,因為希望以作品的形式留在世上,你同意嗎?


這時,宣傳團隊已經開始躁動,蔡康永依然笑得溫柔,用一種「不要聽小S亂講」的語氣回答:「17歲真的是不太可能啦。」


「17歲這樣做的話,是要面臨很大的壓力的。」蔡康永又認真起來,他的高中時代在一所類似英國貴族寄宿型的學校裡度過,「那類學校對於這件事情有一種很曖昧的態度在,他們全校都是男生,學校裡的氣氛跟外面不太一樣,所以說17出櫃這件事雖然不是真的,可是當時的確感覺不到外面社會的壓力。」


這種壓力,在蔡康永走出寄宿高中的城堡後,一直沒有卸下。「我媽媽很早就過世,我父親在的時候,沒有,沒有所謂的出櫃這件事。」


2000年,蔡康永的父親蔡天鐸去世。2001年,李敖訪問蔡康永時,問道:「你是gay嗎?」蔡康永坦然承認。


之後,蔡康永便成為臺灣娛樂新聞的焦點人物,在華人社會,作為公眾人物的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所以我後來也不太鼓勵別人這樣做,我說你要照你自己的人生決定,你不能夠因為我度過這樣的時光,就認為你可以,因為當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你不一定有辦法處理。「


至於「無法繁殖因而更熱愛創作」之說,他說,鼓吹這樣的想法,是很危險的。「那些不做創作的同志要怎麼辦,對不對,他還是沒有辦法留下作品,你不能用這種想法去傷害他們說,他們既無法留下血脈,也無法留下作品。所以這個想法要謹慎的使用。」


「我覺得這是一個選擇。我有朋友,一對異性戀夫妻養了很多小孩,到最後覺得很不值得。倒不是小孩不孝順或者不聽話,而是覺得累死了,就是人生最精華的歲月的很多時間都來培育小孩,所以有的母親是真的跟我講說,早知道人生都會花費在這個事情上,她可能寧願不要養。」


蔡康永為自己進取的人生給出了另一個原因。


蔡康永的父親與母親


改變蔡康永家庭命運的太平輪

  

父親蔡天鐸是「太平輪」的擁有者,來到臺灣後,是島內有名的大律師,蔡氏一家被稱為「最後的貴族」。但出生時,父親已經五十歲,蔡康永很清楚,「我呢,是絕對沒趕上最後一批的,我是『最後』又過了很久以後,才出現的。」


這種「最後」又過了很久以後的家族氛圍,仍然對蔡康永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最直接的來自於大家長蔡天鐸。


蔡天鐸是上海人,他堅持家裡的玄關一定要夠大夠氣派,用最好的材料,因為客人來了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蔡天鐸喜歡瘋狂地買書,「我爸爸那時候的書房很好笑,他設計了好幾面書櫥,只要他買的書夠把這幾面書櫥放得漂漂亮亮就完工了,就不用再買書。」


在臺北的中華路國軍文藝中心看戲,蔡天鐸必須買到第一排的座位,那是達官貴人之間「兵家必爭之地」,也是留在臺灣的老兵最後的「戰場」。蔡康永總是坐在父親的身旁。


小時候的蔡康永

  

後來,蔡康永成為小小的京劇演員。他記得那年表演《四郎探母》,隨著鼓點越來越密集,蔡康永以武生造型鏗鏘亮相,臺下的老兵爆發出響徹會館的叫好之聲,在這個社交場裡,坐在第一排的蔡天鐸,望著臺上的小兒子,顯露出滿意的神色。


「大概是家裡太多書,以及在京劇舞臺上的「虛榮」,讓我覺得,被聽見和被看見是一種成就。」這是蔡康永的自我總結。


向通俗靠攏


寫《吃吃的愛》的劇本,花了蔡康永很長的時間。長到小S都會懷疑,電影是不是不了了之了。


那時候蔡康永著迷於日本女作家宮部美雪,她喜歡把筆下的每個人物都寫得很詳細,寫命案,連命案現場隔壁小店裡的老頭子她也寫一下,「你會覺得她對眾生都有感情」。於是蔡康永寫那些在電視圈受打壓的小明星往上爬的過程,每個角色都有它的訊息在,洋洋灑灑地,蔡康永寫下了厚厚的一版劇本。


製片人拿到後,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按你這個場次,最後就是部6小時的電影,不可能拍了。」


蔡康永有點不舍,「好不容易構建起來的一個人物,在90分鐘內就匆匆告別,實在是挺揮霍的」,可又覺得製片人說得有道理,他想起大學教育曾經教會他的商業電影法則,那所坐落在美國好萊塢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告訴他,商業電影時長以90分鐘為最佳,因為要考慮到觀眾的注意力集中程度。


金世佳、小S、林志玲

  

「這當然犯了故事推進的大忌,就是你很不專心,因為你東寫一個人物,西寫一個人物,最後劇本就變得很龐雜。」這樣想著,蔡康永說服了自己。於是,蔡康永狠心請了另一位編劇加入,以他人之手砍掉了當中的枝節,讓情節可以爽快地推進。


可是,他又有點不甘心。


蔡康永想起在中學時,一位高中同學為他打開了歐洲藝術片的大門,讓他看到了黑澤明、費裡尼、伯格曼的電影, 「那時候驚為天人,這些人太有種了。在慘綠少年時期,所感受到那種人生很空虛,很荒謬,世界很令人憤怒這些感覺,你在那些商業電影看不到,你在這些文藝片裡能看到。所以就覺得藝術片的導演才說中了我的心聲。」


蔡康永不能忍受一條單線的家庭通俗劇就這麼下去,他決定開開腦洞,於是另開一條平行時空來與現實交錯進行。


拿到這版劇本後,小S和姐妹淘預先看了一遍,範瑋琪和阿雅說,她們完全看不懂這個故事,也不知道電影出來會是什麼樣子。蔡康永意識到,這個剛建立起來的平行時空,在閱讀和理解上有困難,後來在拍攝時也會有一定的困難。


他又想到了觀眾。他認為觀眾其實只有力氣跟隨一個時空的主角,如果堅持要平行時空,兩條線,一定要分主次。「所以即使我還是拍了兩個人物都有各自的情感生活,可是最後剪的時候就只好把太空餐廳裡那些感情戲都剪掉,變成一個很抽象的、寫意的呈現。」


到了剪輯階段,蔡康永第一次知道剪輯師的力量有多大。「你把素材交給他以後,他有一段時間是不跟你溝通的,他根據素材剪了一個他覺得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見都沒有見過的東西,沒有按劇本剪,我當然是有驚嚇,也有驚喜。」


蔡康永去問剪輯師為什麼會這樣剪,「他就告訴我,你不可以讓這場戲搶掉前面那場戲」。蔡康永拍了一個感人的鏡頭,剪輯師說,可能這個鏡頭放在這裡讓觀眾落淚,等一下就哭不出來了。


他們總是用觀眾來說服蔡康永。就像在電視圈裡,王偉忠也曾」敬告「蔡康永不要再做文藝而不熱鬧的節目,收視率證明,製片人是對的。


蔡康永總是相信通俗的感染力,從小時候臺下老兵的叫好聲,再到大學給他的商業電影教育都是這樣告訴他的。


他何嘗不曾進入過藝術片繁盛時期的電影圈啊。


蔡康永參加第一個劇本工作是謝晉導演的《最後的貴族》,他與原著《謫仙記》的作者白先勇在美國修改劇本。


謝晉導演《最後的貴族》

  

那是1989年,侯孝賢憑藉《悲情城市》捧回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後來的1991年,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拿到東京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1993年,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又摘得坎城電影節的評審團獎,李安則以《喜宴》為臺灣帶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但在蔡康永看來,那種國際獎項上的繁榮是屬於手工業的繁榮,它始終沒有形成工業規模。「應該是有臺灣的生活被臺灣以外的人看見了的快樂,可是那些電影的票房並不理想,它沒有在臺灣引起市場的認同。」


「對,那是有侯孝賢和楊德昌的時代,但你看到這些人是不快樂的,整個社會對他們很冷漠,媒體對他們也並不一定友善,因為他們代表著新的力量,而舊的商業力量感覺到自己是被威脅的,所以有新舊兩代的搏鬥,整個氣氛還是低氣壓的。」


「當時電影圈氣氛也不愉快,很多什麼尾款拖欠之類的事情發生,聽起來不像一個健全的行業。」


那時候蔡康永的老闆很想靠拍電影拿獎,就找來了香港的導演許鞍華、關錦鵬,蔡康永便時常有跟他們相處的機會。有時許鞍華、關錦鵬會找侯孝賢聊天,蔡康永就在一旁。聽到侯孝賢說構想,可這些構想多少年都完成不了,蔡康永覺得特別沮喪:「他們電影圈的人聊一個案子,聊三五年都沒有效果,我覺得太慢了,覺得我的青春這樣耗費下去沒有道理。」


翻書觸電王

  

後來,蔡康永受張小燕提攜,藉由影評節目打入電視圈。


「電視是個更不友善的環境,你只要敢搞藝術,一個禮拜就讓你節目停掉。」但蔡康永說,還好他天生就愛通俗、娛樂。


離開的日子裡,蔡康永一路都在觀察電影圈有什麼不一樣。有一天,蔡康永看了一個六分鐘的視頻,叫《電影史上最了不起的100個鏡頭》。從默片時期的卓別林往後的鏡頭,他都完全認得出,到了現代的時候,突然就冒出了《鋼鐵俠》、《蜘蛛俠》的畫面。


「這個認知標準讓我很詫異。我當時就想說,好萊塢恐怕也是這樣吧,它越來越繁榮、錢越來越多的同時,只留下了越來越小的空間給那些不鳥市場的人。」


「我覺得,電影已經失去它神的地位了,它現在就是一個被消費的商品。」


安全的範圍


一天,蔡康永如常錄製完《奇葩說》,另一名主持人高曉松說要去找樂視影業CEO張昭談一個項目,當時吳宇森執導的《太平輪》由樂視影業主控,張昭知道蔡康永與「太平輪」的淵源,所以想找蔡康永。於是三人一起碰了面。


彼時,《太平輪》是樂視頭牌電影項目,它投資巨大,群星雲集,由華人導演中的佼佼者吳宇森執導。鮮花著錦,烈火烹油。



張昭熱情地說,他是美國另一所電影名校紐約大學的畢業碩士,與蔡康永有著相似的經歷,兩人聊起在異國他鄉組織同學、找錢拍片的時光,頗有共鳴,張昭便向蔡康永發出了拍一部電影的邀約。


六千萬的成本,張昭說。在當時新導演紛紛躋身十億俱樂部的電影市場,收回成本似乎並不難,蔡康永覺得,這是一個安全的數字。


況且這部導演處女作還有四家投資方共擔,曾製作《軍中樂園》的原子映像成為實際製作方,並有投資,另一家投資方凱擘公司則主要負責發行。除了這三家,投資方還有蔡康永在臺灣的經紀公司海灘娛樂,這家公司的老闆娘是演員曾愷玹,她不僅是該片出品人,還參與出演。



蔡康永環顧四周,發現手上有小S、林志玲,有《康熙來了》的藝人們,有《奇葩說》的朋友們,於是他決定把這些兜在一起,「紀念此時此刻的我的生存狀態「。


我問蔡康永,有沒有意識到,無論是合作方、題材和演員,他都下意識地給自己設定了一個安全的環境?


「題材跟人都是我能夠掌握的,這很重要。」蔡康永承認,他曾經試過想挑戰,比如去找韓國或者日本的攝影師,但製片人勸他,類似的工作團隊溝通是很麻煩的,希望蔡康永鄭重考慮需不需要付出這樣的代價。


蔡康永選擇安全的範圍,同時也周到地考慮合作者的安全感。


與林志玲認識十多年、共同主持過三十多期節目,蔡康永仍覺得,邀請林志玲加入自己的導演處女作是在為難她,「以她的工作時間分配,以她的地位,其實不大可能再演一個場次比較少的女角。」


到了片場,蔡康永對林志玲的表現總是滿意,有時林志玲都忍不住對蔡康永說,如果覺得不夠好,一定要告訴她,不需要客氣。


《吃吃的愛》有一場小S與謝依霖的牛奶池摔跤比賽,拍攝前,服裝師拿了摔跤服進來,蔡康永皺了皺眉頭:「S會不會覺得不好看?」於是他讓服裝師拿了另一套比較好看、可是並不是摔跤服的衣服。小S在首映禮上談起這件事,還是有點難以理解:「這有什麼關係呢?摔跤不穿摔跤服穿什麼呢?你怎麼知道我不願意穿呢?」


採訪中,蔡康永展望了《吃吃的愛》之後的計劃,他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更任性,把預算降到更低,是《吃吃的愛》的1/10或者1/100,享受粗糙的製作過程,「但收入就和小S辦千人演唱會一樣,根本不構成產業規模,在你的財產比例裡是不值得做的。所以除了自爽,除了向自己證明自己,跟向世界證明自己,此事沒有做的必要。」


另一條路,是一個比《吃吃的愛》更貴的電影,承擔的商業壓力更大,要不要做呢?蔡康永用原子筆託住下巴思考著。


「我目前想來,兩條路都不妥,我要拍劇集。」


蔡康永已經有拍網劇的計劃,在重複說話的宣傳期過後,他想要找編劇來聊一個十二集的劇集,「可以把故事鋪展得舒服一點,不要壓縮在90分鐘裡,因為我覺得創造一個人物很珍貴,90分鐘就讓它告別,實在挺揮霍的。」


我忍不住對他表達所想:「拍更貴更大且成功的電影,你可能需要成為一個『暴君』,比如詹姆斯·卡梅隆,比如王家衛。」


蔡康永點點頭,他說他採訪過王家衛,「我很敬佩,但我沒有嚮往那樣,所有人拿生命跟他耗。他講到他不管哪一部電影,去那個國家逛很多個月,帶大家東晃西晃,體會當地的生活氣氛,找景。我不知道他是否樂在其中,當他的家人在生活、孩子在長大的時候,他就在晃。整個劇組最後拍出來的東西,豐富到足夠他另外剪三部電影,那是他選擇的生活,不是我。」


「我看過暴君戲,但我好像做不到那個樣子,為了完成自己的電影,浪費人家生命的機率很高啊。」 蔡康永抿了抿嘴,「嗯,但是這個提醒我會放在心上,沒有必要再把自己捲入一個更大的漩渦之中了。」



來自新浪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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