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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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很少不帶雪茄出鏡。雪茄是他最常用的道具，像手機一樣減緩焦慮的可控第三者。雪茄與切・格瓦拉總要聯繫在一起，那是20世紀象徵著蓬勃、進取、力量、戰鬥、叛逆的符號。而勞力士表是他出鏡必備的另一「道具」。
切・格瓦拉青年時期的自拍像
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就拿起了照相機;在他從一個文藝青年轉變為一個革命者的過程中，「照相機是槍的升華物」――時時與槍相伴的，是書、哮喘噴霧器，以及脖子上掛著的照相機。
格瓦拉死後，他的屍體被直升機送到了一個地方醫院並展示給媒體。他的遺體照片成為了一個傳奇，當時的場面氣氛神秘而沉重，一位修女說，他死去的樣子如同基督受難，39歲的格瓦拉死得十分純真無瑕。
如果說從玻利瓦爾時代到今天，曾經湧現過一位能夠讓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年輕人為之傾倒的英雄的話，就非切・格瓦拉莫屬。「浪漫冒險家」「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塵世的耶穌」……說的都是他。
1967年10月9日，這個男子漢死於玻利維亞。但關於這位時代英雄所引發的話題持續發酵至今。古巴詩人欽蒂奧・比鐵爾說：「一個人若想成為一個神話，並成為許許多多散落而又熱切的希望的象徵，前提就是這樣的人物應該為人嚴肅而且莊重……因為歷史上的烏託邦需要一些具體的面孔來體現。」切・格瓦拉顯然成全了人們的期待。
關于格瓦拉被擒時的情景有幾個不同的版本。有人說在衝突期間，有幾個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擊！我是切・格瓦拉，我活著對你來說比死更有價值。」另一說法是他被捕獲時佩戴著剛收到的禮物，一塊勞力士手錶。捕獲他的人此時還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將其囚禁在一間破落的校舍整整一夜，雙手綁在木板上。第二天下午，他被玻利維亞陸軍中士槍斃了。一些人認為那個槍斃他的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頭開槍。而被廣泛認同的是，他開槍射中的是格瓦拉的雙腿，以令他的面孔保存完整以便證明身份，並假裝是作戰的創傷以隱瞞他被槍斃。另一個版本是在行刑前劊子手顫抖著不敢開槍，格瓦拉平靜地對他說：「開槍吧，膽小鬼，你只是要殺死一個人而已。」他的屍體後來被直升機送到了一個地方醫院並展示給媒體。在場的一位記者寫道：「他就這樣死了。當他們把防腐劑注入他半裸的髒兮兮的遺體，人群叫嚷著要看上一眼時，難以想像這個人曾是拉美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他的遺體照片成為了一個傳奇，當時的場面氣氛神秘而沉重，一位修女說，他死去的樣子如同基督受難，39歲的格瓦拉死得十分純真無瑕。
世界各地到處都是切・格瓦拉的頭像，格瓦拉最經典的形象在1960年3月6日被定格。那一天哈瓦那人民為紀念「庫弗號」輪船的80名遇難者舉行了一場集會，媒體為切・格瓦拉拍下的這張照片：頭戴綴著小金星的貝雷帽，帽簷下面過剩的鬍子和頭髮攪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一雙明亮、堅定的眼睛深沉而痛苦，凝視著遠方。這個形象後來被成千上萬地印刷在青年人的T恤衫、酒瓶子和打火機上。藝術作品和流行海報、咖啡館、酒吧以及大街小巷的牆體塗鴉讓人們記住了切・格瓦拉的面孔。格瓦拉的出名，不僅因為他領導的古巴革命和他的共產主義理想，更得益於他的好形象和抓住他某些英俊瞬間的攝影師們。
法國瑪格南圖片社的攝影師René Burri也曾拍攝過一組流傳甚廣的格瓦拉照片。1963年，René Burri在接受《衛報》記者的採訪時講述了拍攝現場的故事，「Bergquist（同行的另一名記者）在切・格瓦拉辦公室與他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在那兩個半小時裡，我拿著相機圍著他們不停地拍照。那真是一個拍攝切・格瓦拉千載難逢的機會，幾乎可以拍下這位名人的所有狀態：微笑、憤怒、正臉、後背。我當時用光了8卷膠片。他正試圖用照片和地圖說服她（指Bergquist），甚至沒看我一眼。他有菸癮，偶然間切・格瓦拉自顧自點燃了一支雪茄抽了起來。」
坊間傳聞格瓦拉抽雪茄是為了治療哮喘，雪茄是否有如此功效暫且不論，事實上格瓦拉很少不帶雪茄出鏡。雪茄是他最常用的道具、像手機一樣減緩焦慮的可控第三者。「雪茄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是槍，是道德，某些時候幫助我戰勝自己。」雪茄與切・格瓦拉總要聯繫在一起，作為20世紀象徵著蓬勃、進取、力量、戰鬥、叛逆的符號，格瓦拉為世界各地的雪茄生產商做了許多免費的廣告。
一邊受著哮喘的折磨，一邊發展著由作為冒險家的曾祖父和祖父開創的冒險、不安現狀的家族傳統，格瓦拉從小喜歡各種運動，遊泳、騎馬，踢足球。他「不用馬蹬就學會了騎馬」。偶爾也騎驢，因為當年，「祖國之父」何塞・聖馬丁就是騎著毛驢翻越安第斯山去解放智利的。在足球場上，格瓦拉自稱「勇士」，從小立志要當足球運動員的格瓦拉中途改變了理想，而他卻成為了足球明星迭戈・馬拉度納的英雄。
1950年，格瓦拉在醫學院放暑假時，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了約4000多公裡的路程。1951年，格瓦拉決定和自己的藥劑師好友阿爾貝託・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開始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他們休學1年，環遊了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的Norton摩託車。他們於1951年12月29日出發，決定的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路途中，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
在摩託車背上，兩個年輕人窮困潦倒，又經歷了幾次生病。摩託車壞了好幾次卻沒錢修理。一路上，各處留情的格瓦拉愛過不止一個女人。那些望著他的背影流下眼淚並發誓等他回來的姑娘，以及有夫之婦吆喝來的一群棍棒……他的摩託車所到之處，都留下了女人的痕跡。格瓦拉在南美旅行期間曾寫下這樣的日記：「我把我的那個女伴引到湖畔，談了一會兒生物化學以後，我們雙方同意進行局部解剖學，我希望不要鬧到談論胚胎學的地步」，後來人們把這段旅行稱作「荷爾蒙之旅」。
格瓦拉一生放浪不羈愛自由，1965年，格瓦拉在埃及開羅和《大金字塔日報》一個記者觀賞夜景，一個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顧記者勸阻，將這個女子帶進了下榻的酒店，還讓警衛到其他地方看看，最好能再送幾個這樣的姑娘來。他曾說「從來沒有人規定一個男人必須一輩子和一個女人過日子。不要偏袒婦女，並且認為男人是罪魁禍首，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格瓦拉的第二任妻子阿萊伊達在一本回憶格瓦拉的書中說道，她有吃醋的毛病，雖然身為格瓦拉的秘書，卻從不拆看他的私人信件。格瓦拉的放蕩不羈沒有減損他的魅力，甚至可能在這一點上比環遊世界更讓浪漫青年們著迷，這位情聖是否引來了人們在這方面的紛紛效仿也不得而知。他的理想主義和詩人氣質讓他一生寫了許多日記和情書，也讓他愛上許多姑娘。他在後來的革命徵途中曾說，「儘管這可能很荒謬，但真正的革命是由偉大的愛所引導的。」一本在幾年前出版的名為《切語錄》的書評價他說，「直到今天，格瓦拉都是個偉大的情感標本。」
格瓦拉抱著全心全意了解大千世界的心情，義無反顧地折騰自己年輕的命運。「荷爾蒙之旅」為他帶來的不僅僅是那些深愛他的女人，更為重要是，此時的他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夢想與志向也發生了變化――他的國際主義思想在旅行中漸漸產生。1952年9月，他乘飛機回到阿根廷，他在日記中寫道：「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格瓦拉一直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傳記作家泰沃說，他生命中最後那段日子在玻利維亞打遊擊戰的空閒，經常爬到樹上抄詩。「他被抓住的時候，當兵的搜查了背包，發現兩個筆記本：一個記著與哈瓦那聯絡的密電碼，還有就是這個綠本子。」 這個綠本子上的絕命詩抄在格瓦拉遇難40周年之際，才在墨西哥出版。為了紀念，格瓦拉的粉絲會藉由各種理由讓他重新活一遍。
然而，格瓦拉最廣為流傳的嚴肅作品是那本教科書般的《遊擊戰》，這本書是他在古巴革命中的經歷總結。或許因為古巴革命進展得太順利，以至于格瓦拉在談遊擊戰時基本都是處於一種很理想的狀態。人們逐漸發現，他在古巴革命中發揮的作用更多的是基於他的理想主義、浪漫冒險情結以及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心上。一種由狂熱的共產主義理想帶來的激動人心比他的革命本身更切中人心。
在格瓦拉死後，「他成為第三世界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這位戰士以一種幼稚的激進遊擊戰，一種以卵擊石、視死如歸的氣概，成為當代最偉大的烏託邦戰士。」――《切語錄》這樣評價他，「切，就是革命、烏託邦和青春的同義詞」。當和平年代朝九晚五的理想主義者們看到這樣的句子：「我整天只能坐在辦公室裡批公文，其他人卻在為他們的理想出生入死。我根本就不想當部長，也不想這樣庸庸碌碌虛度年華。」簡直就要沸騰了！被過度曝光和過度言說的格瓦拉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一種消費時代的時尚符碼。話劇《切・格瓦拉》的編劇黃紀蘇說：「它們被包裝成焰火爆竹，點綴著商業文化的天空。」
搖滾青年和文藝青年身上的一腔熱血與格瓦拉的精神氣質暗合，人們借題發揮了太多，憑藉幻想造了一座自己的神。在格瓦拉流傳的語錄中有這樣一句話：「實際上，就算是耶穌基督本人擋住了我的路，我也會和尼採一樣，毫不猶豫地像踩死一隻蟲子一樣擊倒他。」格瓦拉有滅神的勇氣，人們對他所進行的封神演義卻轟轟烈烈地進行著。
格瓦拉不小心挖通了一條供人幻想的通道，在這個通道裡，成全了滿滿的情懷，卻不再有具體的革命內容，他成了一群人的精神寄託、一個時代的英雄。離他近一點兒，都會染上一種洋氣味兒。格瓦拉若是不死，人們都不知道該在T恤、搪瓷飯盆和菸灰缸上印點什麼，拳王泰森的腹部又會紋著誰呢？
冷戰時期的美國《時代》周刊曾說：「切是一位危險人物，他的臉上充滿著使婦女為之動心的傷感微笑。這種著裝使他與20世紀60年代那種革命激情與充滿北美大陸的反叛氣質相吻合。美國的激進分子把他當成自己的目標與榜樣。即使那些整天在臺上嘶吼的搖滾歌手也是如此。因為沒有多少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會像他一樣，性感、不拘一格，甚至有些放肆。這些都是執政者與革命者令人難忘的形象，切輕易就做到了。」
「一個歷史時期或一種風尚、一堆人群需要的格瓦拉，甚至比一個個體需要的格瓦拉更虛假。在我的戲劇中的格瓦拉，是我的格瓦拉，與別人怎麼想無關。 」張廣天這樣評價他所導演的話劇《切・格瓦拉》。這是性幻想自由的時代，格瓦拉是政治人物，也是大眾明星。他是屬於女人的，也是屬於男人的，一劑雞血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