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社會的西西弗斯神話──《我失去了身體》

《我失去了身體》是一隻斷手的都市「奧德賽」，同樣也是短暫的主人納烏費爾尋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導演並沒有給故事一個完滿的結局，斷手離開了身體，納烏費爾也消失在雪夜，一切仍將繼續，西西弗斯推動著命運的巨石緩緩前行。

2019年5月，法國導演傑赫米·克拉潘（Jérémy Clapin）以其首部動畫長片《我失去了身體》（J』ai perdu moncorps）獲得了第72屆坎城電影節影評人周單元大獎。該片將詩意與想像力結合，甫上映，就在法國獲得極大好評，有評論者斷言，「我們將目睹一位偉大的電影人誕生」[1]。該片改編自吉羅姆·洛朗（Guillaume Laurant）的小說《快樂的手》（Happy Hand），不同於小說的線性敘事，影片以主角納烏費爾和他的斷手兩條線索交叉敘事：一邊是斷手為了尋找主人，在巴黎的鋼鐵叢林中冒險；另一邊是導演用交叉蒙太奇勾勒出納烏費爾厄運重重的人生──幼年在車禍中失去父母，被寄養在叔父家，家庭教育失當，他沒能成為鋼琴家或是太空人，而成了一個碌碌無為的外賣員。因為一份遲到的訂單，他邂逅了加布裡埃爾，然而辛苦求愛只換來她的冷眼。最終，一次操作失誤讓他失去了右手。

《我失去了身體》海報

影片以斷手事故作為敘事原點，兩條故事線分別以順敘、倒敘回到這一原點，但片名並不以納烏費爾的視角取名「我失去了右手」，而以斷手的口吻取名「我失去了身體」。導演承認在此之前也想過其他名字，「『我丟失了一隻手』『我找我的身體』『我把手給鋸了』，但還是想要保留以手的視角為主題」[2]。從小說到電影，敘事的重心從納烏費爾轉移到斷手上。原著中納烏費爾與表兄衝突、追究斷手事故的責任、納烏費爾報復等情節都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斷手的意識流回憶。「尋找」是兩條敘事線的共同點：斷手尋找身體，納烏費爾尋找加布裡埃爾。兩條敘事線在巴黎的地下鐵中交叉。斷手被醉漢推下月臺，呼嘯而過的地鐵險些令它粉身碎骨，地下鐵內滋生的碩鼠將它當作盤中餐。腹背受敵之下，斷手拾起廢舊的打火機，用火光逼退老鼠，抓住地鐵把手成功脫逃。鏡頭轉至地鐵內，納烏費爾跟著加布裡埃爾走上地鐵，卻沒有勇氣坐到她身旁的空位上，只能在幾步開外默默看著她的背影。地鐵到站，加布裡埃爾下車，納烏費爾猶豫片刻也衝出車廂，卻找不到加布裡埃爾的蹤影。身後的地鐵離開月臺，敘事時空再次轉換。傷痕累累的斷手吃力地抓住月臺旁的鐵柵欄，頭隨斷手的視角切遠，一棟廢舊大樓在月光下格外醒目。

《我失去了身體》劇照

在尋找自我的「奧德賽」中，納烏費爾與斷手被畫上了等號，身體成為主體性的隱喻。成年的納烏費爾以一個背影出場，此時他正在忍受比薩餅店老闆的責罵，在機械的道歉後，一段城市蒙太奇展現了他的回家之旅：巴黎密集的地下鐵，鱗次櫛比的建築，在現代化的大都市中，納烏費爾的身影越來越渺小，他的面孔亦如地鐵中冷漠的大眾一樣疲憊。此時，他變成了一個符號，湮滅在都市的日常生活中。納烏費爾作為現代化生活中的「小零件」，處於「一種非常的『耗盡』（burn-out）狀態」，在繁重的工作後，「剩下的是後現代式的自我身心肢解式的徹底零散化」。[3]他的主體性在瑣碎又重複的日常生活中消磨殆盡。導演以一場斷手事故，將人之主體性的喪失具象化，納烏費爾和斷手都是現代社會中殘缺的「零件」。

在城市的鋼鐵叢林中，沒有完整的「人」，更沒有完整的「家」。「巴黎沒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們住在層層疊疊的盒子裡。……居所和空間之間的關聯成了人為的。在這種關聯中一切都是機械的，內心生活從那裡完全消失了。」[4]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如此寫道。「家」的概念只存留在納烏費爾的童年記憶中，現實生活中的叔父家僅僅是一間宿舍，叔父的冷漠與表兄的霸道，使納烏費爾的私人空間被限定在一張小小的床墊上。「沒有臥室的孩子跑到自己的角落裡蜷縮著」[5]，但是納烏費爾甚至沒有蜷縮的空間，他只能在窗戶的水汽上畫冰屋，以回憶記憶中的家宅。同樣，斷手也在尋找身體的過程中誤入他人的家宅。富有隱喻性的是，兩間家宅的主人分別是盲人和嬰兒，前者目不能視，後者口不可言。無論是納烏費爾寄宿的叔父家，還是斷手誤入的家，家宅都不再是庇護所，而只是一個人為的空間。但這並沒有抑制納烏費爾和斷手對家的嚮往，因為空間總能代替時間激起人對過往的回憶。在盲人鋼琴家的琴聲中，「坐」在琴架上的斷手幻想著彈奏者是納烏費爾，殘缺的斷肢凝視著主體；在嬰兒的臥室中，斷手拾起奶嘴放回嬰兒的嘴裡，嬰兒抱著斷手入眠，隨後斷手「夢」到了關於身體的記憶。家宅空間給予流離失所的人以安全感，它成為了整個宇宙。在這個宇宙中，納烏費爾找到了主體性的影子。遇到加布裡埃爾後，他決心建造一座「冰屋」，為無趣的生活注入想像力，填補主體性喪失的空虛，而那間用木板搭建的「冰屋」也成為了斷手旅途的終點。

在這場尋找自我與家的旅途中，聲音是唯一的線索。納烏費爾從小就喜愛錄音，童年的理想之一就是成為鋼琴家，他的父母也是音樂家。在人生灰暗之際，是加布裡埃爾的聲音點亮了他，使他跨越35層樓的距離，愛上一個陌生女子。此外，草木吹動的聲音、雪落的聲音、雨聲、都市的嘈雜聲也都得到了細緻的呈現，「聽」是觸摸這座城市的最好方法，也是抵達回憶的唯一途徑。片中納烏費爾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幾盤童年的磁帶。聲音是流動的回憶，童年的種種經歷都浮現在眼前。影片結尾處，殘廢的納烏費爾躺在床上，反覆聽著童年的最後一盤磁帶，聲音記錄了那場改變他一生的車禍。車禍的起因並不是那隻突然闖出的鹿，而是頑皮的自己：父親為了阻止他將話筒伸出窗外的危險舉動，才來不及做出反應導致了悲劇。諷刺的是，正因為他將話筒伸出窗外，才錄下了車禍的全部過程。痛苦、懊悔、憤怒，諸多情緒都融入納烏費爾反覆摁下重播鍵的動作。斷手遠遠凝視著身體，如同納烏費爾凝視著過去，但他卻不能重新介入童年。因為回憶中的童年是黑白的，與彩色的現實相比，它是過去時，是失活的。如同斷手，即便身體近在咫尺，也無法與之相連，傷口的結痂隔開了兩個本為一體的截面。影片以納烏費爾縱身一躍作結，他給加布裡埃爾留下了磁帶錄音機，聲音記錄了他跳向起重機的全過程，但是也給觀眾留下一個疑問──告別一切的納烏費爾將要去哪裡？一切線索如同雪地裡的斷手被悄無聲息地隱匿。尋找身體的手找到了身體，卻無法與身體相連，那麼殘廢的納烏費爾最終找到失去的自我和家園了嗎？鏡頭掃過屋頂那間破爛的木頭「冰屋」，顯然，他並沒能找到。

很明顯，《我失去了身體》並不是一個尋夢巴黎的童話。在斷手超現實主義的夢幻外表下，是變形的現實。影片的背景取材於巴黎，但是觀眾並不能在短暫的冒險中看到美麗的巴黎風光。導演將鏡頭放置在距離斷手80釐米的地方，「在這個距離下，觀眾會覺得自己在觀察和介入的邊界上」[6]。斷手眼中的巴黎是如此骯髒破敗：巴黎的夜晚是由垃圾箱裡的死鴿子、地下鐵內的碩鼠和公園的垃圾組成的；施工隊的路障與柵欄如同城市血管上的壞疽；被阻塞的主幹道裡除了汽車的鳴笛，還有行人的謾罵。斷手眼中的巴黎不再是一座時尚之都，而是波德萊爾筆下的惡之都：「擁擠的城市！充滿夢幻的城市，大白天裡幽靈就拉扯著行人！」[7]這樣的城市是無法孕育童話的，斷手與納烏費爾的尋夢之旅只能以失敗告終。

《我失去了身體》劇照

導演克拉潘無意沉默於無奈與徒勞的哀嘆，他以一個荒誕的結尾為這齣悲劇作結。納烏費爾留下了象徵回憶的錄音機，與加布裡埃爾不告而別。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他跳到廢舊大樓旁的起重機上，發出勝利的歡呼，歡呼後是長久的沉默，聲音戛然而止，納烏費爾如同隱匿在大雪中的斷手，消失在加布裡埃爾的生活中。納烏費爾並沒有跳下高樓結束生命，而是走上一條新的道路──畢竟生活不會因為厄運而終止，命運的巨輪仍在轉動。片中加布裡埃爾曾向納烏費爾提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改變了命運，你會做什麼？」後者的回答值得深思：「你不會因為可以挽回什麼而改變命運。你低著頭，雙手交叉。」改變命運本來就是個偽命題。斷手歷盡千辛萬苦的跋涉，最終卻被薄薄的紗布阻擋；納烏費爾煞費苦心討好心上人，卻因為一句玩笑被拒之千裡。如同推動巨石的西西弗斯，一切歸為原點，付之東流。此時，加繆的話言猶在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納烏費爾也應該是幸福的。

在後現代的語境中，人不再是人，殘缺的人不可能找回主體性，只能以「非我」的狀態生活在失序的世界中。當代的西西弗斯神話，高懸頭頂的巨石不再是諸神的懲罰，而是瑣碎的日常生活，毫無目的的循環令人們漸漸失去了「人」的主體性，最終成為一臺機器。失去，同樣也是納烏費爾前半生的縮影，父母、愛人、理想，甚至作為身體一部分的手都離他而去，這自然是一出命運悲劇；但荒謬的人生對於不自知者是悲劇，而對於自知者卻是一齣喜劇。在經歷人生種種後，納烏費爾終於看到了生活的荒謬，他不再「對大地的想像過於著重於回憶」，也不再「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8]，這一刻，他靜靜審視著自己的生活，苦難沒有離他而去，但他至少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巴黎的大雪中，當代西西弗斯繼續推動著命運的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