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傳播研究，正在成為人文學科研究的聚合現象。它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是跨學科研究的新表徵，是接近翻譯的新路徑。它以「問題」為單位，匯聚各個學科的力量，來解決因翻譯引發的各種問題、觸發的各種現象，正在引起學界的新思考。
翻譯傳播研究有別於翻譯傳播學
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翻譯傳播研究重點關注翻譯的傳播現象和問題，並探尋譯本的傳播規律。它有別於其他翻譯研究，比如譯介學，同時又與其他類型的翻譯研究呈並列關係，互相補充，共同構成翻譯研究的科學圖譜。各類翻譯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各有各的重點關注對象。譯介學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研究，關注的是翻譯文學中創造性叛逆現象和規律；而翻譯傳播研究則是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待的，更多關注知識在社會場域或不同語言文化系統之間的轉移、準入、流傳、接受與變異等內容，它又有別於翻譯傳播學。
蘇珊·巴斯奈特就曾指出，「我相信比較文學或者翻譯研究就本身的資格而言並不是學科，它們只是走近文學的方法。試圖爭論這些龐大而鬆散的研究領域是否是不同尋常的學科是毫無意義的，這是因為它們非常多樣化，而且是由語言學、文學、歷史、政治、電影、戲劇等其他學科組合成的一個綜合體中派生出來的。比如，記憶研究——另一個龐大的領域——是否是一門學科，而我還是要回答說不是，因為記憶研究也是依靠藝術、社會科學和醫藥科學一系列既有學科而來的」。類似的研究還有很多，比如認同研究、倫理研究、傷痕研究等。
翻譯傳播研究以問題為導向，以知識傳播為重點，藉助其他學科方法、視角和進路，剖析翻譯的各種傳播問題和現象。比如，譯本在目的語文化中的接受度研究，就要藉助語言學、心理學、傳播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另外，它重點關注知識在傳播過程中失真、走形、變味的原因，即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問題。此處提出的知識傳播概念，並不是說它不涉及信息的傳播內容，主要是出於對連續性或整體性文本的考量，比如學術類文本、文學類文本、政治文獻類文本等。同時，我們也可以將其狹義化，稱其為文本類翻譯傳播學。這樣區別，最主要是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淆和誤解；同時，希望將之前提出的「翻譯傳播學」這一概念進行微調，以更精確地描述和關注翻譯的傳播現象和問題。那麼，它們二者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翻譯傳播研究將翻譯傳播學精細化
科學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對某一類特殊現象進行界定，從概念限定出發，建構可行的理論，依託可靠的研究進路，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社會現象進行探索，並得出規律性的總結，為人們提供一個清晰的學理圖譜或圖景，為知識生產、創新和共享提供智慧支持。「翻譯傳播研究」這一概念，正是通過多種豐富的實踐和案例的觀察才謹慎地提出來的，是「翻譯傳播學」的精細化表現。
國內外對「翻譯傳播學」理論的建構還處於探索階段，尚未形成系統和具有說服力的學科體系。我們要建立「翻譯傳播學」，基於兩個原因：一是翻譯學本質上是一門邊界廣闊的開放型學科，為我們理解和闡釋「翻譯傳播學」提供了可能性；二是翻譯與傳播互為一體。翻譯是一種跨文化傳播活動，譯者作為翻譯傳播中信息的傳、受者，在翻譯中擔任的主要任務除了還原、重構和建構文本的意義之外，還肩負著傳播文本知識的重任。知識在源語文本、譯者、目的語文本、讀者之間的交互流動，說明了翻譯與傳播之間具有內在聯繫。
一門新興研究學科的出現，學界最關心的是其獨特的研究對象以及據之建立的學科體系。之前的「翻譯傳播學」，關注「翻譯」和「傳播」的內在聯合關係，認為其重心應該落於傳播學，可以考慮建立一個新的學科，為翻譯學的研究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理論框架和學科空間，包括操控研究、媒介研究、文本研究、角色研究、效果研究、噪音研究等內容，為一些感興趣的學術夥伴提供一個學科思路。「翻譯傳播學」已引起國內許多高校的重視，比如湖南師範大學的翻譯傳播學二級點的建設。
從學科領域劃分看，根據研究對象不同，學科可分為研究事物性質的學科和研究事物之間關係的學科。前者屬於本體研究，後者為關係或交叉研究。按照目前的翻譯研究的發展現狀，我們可以將「翻譯傳播研究」歸為關係研究的範疇，旨在揭示翻譯與傳播之間的關係，一般為跨學科研究。在翻譯理論研究中，出現了兩種學科理論的互借現象，如翻譯地理學、翻譯倫理學、翻譯生態學等，為翻譯研究增添了新的學科增長點。考慮到研究領域的特殊性，我們不妨用「翻譯生態研究」「翻譯地理研究」「翻譯倫理研究」等概念來表述，它們的學術包容性更強，也更有助於中國翻譯學的學科內涵建設。關係學科是本體學科的進一步延伸和探索，為學科的理論建構和空間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關係學科從本體學科分化出來，是科學向著精細化、系統化方向發展的必然結果。「翻譯傳播研究」就成為一種精耕細作的翻譯研究領域。
翻譯傳播是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領域
傳播貫穿於翻譯過程始終，同時又是翻譯的延伸。文本在「跨文化旅行」中，其既有的知識是否得到完整系統的認識、理解、轉化和表達，以及譯本的文化適應和接受程度如何，都是翻譯傳播研究的考察內容。源語文本是否能順利到達目的語讀者那裡，並得到原汁原味的解讀、理解、接受和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傳播要素。如果傳播得當，文本的接受度和美譽度就高，否則，將引發很多重要問題，比如中央文獻的對外翻譯傳播，就是一個特殊的研究對象。作為國家話語的重要知識載體，中央文獻尤其是國家領導人文獻，對中國話語實踐的對外表達和國家形象提升等具有核心作用，翻譯一開始就面對諸多現實問題，比如中國特色的政治術語表達等。
中央文獻對外翻譯傳播中有一點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即受眾問題。大多數研究中提倡的傳播效果過於寬泛化，看似將受眾納入視野來考察，並用大量的數據和語料庫來支撐，證明文本離開母語環境的跨文化存在，比如館藏情況；這些只是說明文本的旅行，但沒有考慮受眾的接受情況。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受眾的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項目等不同級別的項目也給予支持，但通過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大多數文獻（包括學術文獻和政治文獻等）外譯研究並沒有將受眾進行嚴格區分，而是將受眾群體視為一體，等而同之。拿中央文獻的對外傳播受眾來說，他們通常是一些國外的政治家、政策顧問、專業外交人員、學術研究人員、社會精英人士等特殊群體，而不是傳播學領域中提及的普羅大眾。
這個特殊群體是一個窄眾概念，具有特定的群體性和社會特徵，不同於社會大眾，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擔當著社會輿論領袖的角色，對社會輿情的動向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多次學術研討會的專題討論中，我們感受到多個學者對中央文獻傳播和接受度低的悲觀情緒，以及許多研究論文的「接受度不高」的無奈結論。通過評析，我們發現，出現類似情況的主要原因出於對受眾群體的界定上。就像武俠小說、玄幻小說、偵探小說、兒童文學等類型文學擁有特定的閱讀者群體一樣，中央文獻的外譯本也同樣受到特定人群的關注。因而，對文本受眾的重新界定，就能為我們評價中央文獻對外傳播效果提供一個新的可行思路。
除了受眾類別之外，翻譯傳播還要考慮受眾的其他因素，包括噪音因素、心理因素、倫理因素、需求因素等。另外，從文本的理解度、接受度、可讀性和美譽度等幾個方面來判斷的話，我們還可以藉助語料庫或話語分析手段，對特定閱讀人群對待中央文獻的觀點、態度和價值取向開展定向性的精準分析，從而得出合理客觀的結論，獲得豐富的研究資料，從而豐富翻譯傳播研究的內涵。
（本文系2019年度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習近平治國理政話語的翻譯傳播研究」（2019SJZDA1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城市發展智庫）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6月16日第1948期 作者：張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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