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單回顧中國傳播研究發展歷程與歷史背景的基礎上，本文著重探討在經濟、生態與文化的三重危機下，中國傳播研究如何重建歷史的、整體論的和批判的理論視野，通過回歸歷史與社會來探尋當代中國的主體與價值，並重塑傳播研究的人文精神與想像力。
一、危機與轉型的時代
與改革開放後「西學東漸」的其他社會科學門類一樣，傳播學研究在中國的逐漸興起和繁榮有兩個重要的歷史背景，一是文革之後到1980年代末期人文領域通過各種思想文化運動逐漸建構的新的現代化思維和「發展主義」觀念；二是19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科學體系的逐漸形成和各種西方社會科學範式在大學中的制度化[2]。
從思想基礎來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將文革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在「告別革命」的語境下追求「思想解放」的「封建/反封建」的二元思維轉換為「傳統/現代」這一新的二元思維[3]。先鋒小說、第五代電影、「85新潮」等連續不斷的文化事件構成了一股強大的「歷史反思運動」。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們對革命歷史的理解和對中國這一文化政治共同體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現代化的想像與對西方的想像逐漸耦合在一起，形成了至今仍沒有褪色的「彼岸情結」。然而，與人文領域不同，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科學界仍然處於質疑和否思正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階段，西方社會科學的建制尚未成形。正如蘇力的描述，這個時代「人文學科可能還好一點，還有些傳統；社科大致可以說是一片空白」[4]。
1990年代，大學與研究機構中的學科界限漸漸明晰，西方社會科學體系開始被大規模引入，學術評估也越發繁瑣和嚴格。加上「科教興國」的國家政策，前期在人文領域內所形成的現代化與發展思維開始大規模地進入社會科學界。與此同時，新的學科分化和聚焦微小實踐的科學研究方法也推動了技術理性的復歸。
對於新聞傳播研究來說，這些思想、制度轉變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改革開放前後傳播思想的變化率先體現在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理論的修正和改造上，即新聞思想的「撥亂反正」上。在1980年代初期的新聞改革中，「最流行的一個觀點是新聞媒介有其自身規律, 它不為人們的意志所轉移, 不被任何暴力所動搖。新聞工作必須遵循新聞媒介的規律」[5]。
隨著中國與西方知識界溝通渠道的建立，中國新聞界對新聞規律的自發探討立刻與美國實證主義傳播學建立了關聯，並深受其影響。這兩種思想體系在意識形態上有著共同的特點，即在「意識形態終結」的前提下，淡化權力概念和社會歷史背景，將新聞傳播視為價值中立的信息過程。對於拋棄了「工具論」和「階級鬥爭」話語並希望建立學術相對獨立性的中國新聞學界來說，實證主義傳播學中的「傳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饋」等概念所隱含的科學主義色彩不但有吸引力，而且在當時具有學術政治上的解放性[6]。例如抹掉價值因素的「信息」概念後來成為新聞改革中強調新聞面向市場的服務功能的出發點。政治宣傳內容之外的「純信息」[7]和讀者、觀眾的信息需要被不斷地強調和重視。又如，與市場調查和收視率買賣聯繫在一起的「受眾」概念也基本上顛覆了政治意義更鮮明的「群眾」概念[8]。這些觀念細節的轉變隨後帶來了一整套重新理解傳播問題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作為一種「翻譯過來的現代性」，這些「去政治化」的傳播思想為傳播實踐中市場機制的引進開闢了道路。
與此同時，已經在高校中制度化了的傳播學科也成為媒介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由此，高校教育的改革與媒介市場化改革形成互動，使得1990年代形成的各種傳播觀念至今佔據著傳播研究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市場需要」帶來了新聞傳播研究內部的迅速分化，傳統的新聞史論和新聞實務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而新興的傳播研究內部則繁衍出市場調查、廣告營銷、媒介經濟、新媒體、科學研究方法等眾多領域。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學者們似乎越來越難找到可供相互溝通學術與思想的共同話語框架。這種「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學科狀況使得傳播學難以加入其他人文社科領域就共同面對的中國現實問題而進行的各種討論。除了「市場需求」有增無減，傳播研究的學術尊嚴與學科地位面臨危機。
從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一切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主義和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做法所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文化效應和生態效應就已經引起了國內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警覺。「三農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生態問題」、「社會分層問題」、「腐敗問題」等不斷走進各個學科知識分子的視野當中。各種反思和質疑的聲音首先來自最早建立「傳統/現代」思維的人文領域，王曉明在十年前發表的文章頗能代表部分「80學人」的懺悔與追問[9]：
當時的知識界是如何熱烈地呼籲經濟「現代化」：「政企分家」、「價格闖關」、「打破大鍋飯」、「砸碎鐵飯碗」，大街上懸掛出「效率就是金錢」的標語，學者們更一個勁地鼓吹「轉變所有制」……效益至上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是歐美化……可是，誰能想到，還不到十年，這些響亮的籲求和口號都紛紛褪色，甚至嚴重變質了，非但喪失了當初大部分的正面意義，有的反成為某些壟斷勢力侵蝕社會的堂皇藉口……目睹這樣荒謬的現實，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識界的熱烈鼓譟，我實在是感到羞愧。怎麼會那樣一廂情願，竟以為世界上只有我們想像的那一種「市場化」，一旦實現了這樣的「市場化」，整個社會就能夠逐步獲得全面的解放？
同樣的反思也逐漸出現在社會學、法學，甚至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領域。進入新世紀以來，「發展的幻象」已然被中國知識分子大膽地提出，而強調跨學科和回歸人文精神的「公共性」問題也越發引人注目。在這樣的背景下，主流社會科學的視域、方法和價值都開始面臨質疑，一位社會學家甚至對當前社會科學研究脫離現實問題的狀況進行了這樣的諷刺[10]：
人們在形成階級分層的時代去研究職業分層，在頻頻發生社會衝突的時代去研究穩定結構；在制度變遷的時代去討論「微小實踐」；在勞動生產過程之外去研究勞工；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強調「價值中立」。
如果說社會科學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是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發展觀念的累積效應，那麼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則進一步突顯了發展轉型的緊迫性。更重要的是，當下的危機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而且是生態和文化層面的。它不僅關涉平等、民主等傳統議題，更是直接影響到人與自然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包容與和諧問題。這樣的「三重危機」構成了我們所面對的當下世界歷史現實。阿芒•馬特拉（A. Mattelart）曾經指出，在歷史上會出現一些「關鍵時期」，它們「特別期待那些針對現實問題的批判性分析」[11]。對於中國的傳播學研究來說，這樣的「關鍵時期」已經迫近，傳播問題和中國發展問題越發成為解釋全球性危機和探尋出路的兩個關鍵領域。一方面傳播業不僅自身構成了資本積累的重要場域，而且成為全球金融體系和生產體系加速擴張的重要基礎設施；另一方面，中國傳播業中所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以及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在大眾傳媒中的表達都是中國融入全球市場體系這一過程的重要體現[12]。
我們急需回答的是，大眾傳媒在中國失衡的經濟結構和新的社會階層分化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城市/鄉村的二元社會結構如何憑藉城市中心的文化傳播得以維繫，這種結構又如何適應全球市場體系轉而維繫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傳播業內部的生產過程遵循何種邏輯進行勞動控制與內容生產，這種生產邏輯與文化領導權的塑造之間有何關聯？傳播資源在中國社會中的分配是否與維持現存發展模式的政治經濟結構相適應，這種分配模式與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有何關聯……總之，傳播在當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賦予了傳播學者重要的學術使命[13]。在「中國崛起」的語境下，中國傳播學者在理論創新方面更是任重道遠。然而，主流中國傳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精英民主政治訴求、現代化理論框架和工具理性導向在完成了其「告別革命」和為傳媒商業化和消費文化的流行提供學術合法性的使命後，已無法使本領域在「三重危機」下在理論創新方面有所作為。如果一場危機可以像葛蘭西所說的那樣，「創造一個有利於某些新思想傳播的環境；創造一些圍繞著國民發展的整體後果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途徑」[14]，那麼對於傳播研究來說，它就是真正的「危中之機」，關鍵在於我們如何把握時機去推動超越和轉型。
二、回歸歷史與社會
人文社會科學思想與範式的轉變並非單純自發反省和發展的結果，它是全球政治經濟轉向中的重要一環。沃勒斯坦曾經提出一個謎題：「正是在二戰期間，在物理學內部牛頓世界觀在其基礎方面飽受攻擊之際，在社會科學內部，這種世界觀的影響卻達到了極點」[15]。歐洲哲學與社會思想的發展向來與科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對應關係，然而當耗散結構理論和相對論對平衡一律的世界觀念形成巨大挑戰的時候，為什麼主流西方社會科學卻專注於挖掘各種脫離時空的恆定與普遍的發展規律？這種對發展與規律的熱衷又如何被推廣到第三世界國家？這一過程與同時發生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否存在關聯？
一些學者回到冷戰的歷史背景中來回答這一問題，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例如，柯文（P. A. Cohen）曾經指出，將第三世界的近代歷史分割為傳統與現代的思維模式源自冷戰時期的美國社會科學界，「它適應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意識形態上的需要，被用以對付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落後』和『未發達』現象的解釋。同時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說法來解釋『傳統』社會如何演變為『近代』社會」[16]。美國學者雷迅馬（M. E. Latham）在《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一書中更是詳細描述和分析了冷戰時期美國為了與蘇聯革命範式的發展模式爭奪第三世界國家而在經濟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界構造出「現代化理論」的過程[17]。作為在這樣的知識/世界權力關係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冷戰社會科學」[18]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主流傳播學成了斯姆普森（C. Simpson）筆下的「脅迫的科學」（Science of Coercion）[19]。無論這些解釋的說服力如何，他們回歸歷史與社會權力場域來認識社會科學研究的視角都是十分具有創見的。中國傳播研究幾十年來正是在試圖發現抽象的發展規律的努力中不但悖論式地成了新的市場經濟與社會文化權力關係的構建者，而且在現有發展模式出現危機的時候，失去了對其從宏觀歷史與重大而又緊迫的社會現實問題的高度進行反思與創新的能力，從而也逐漸遠離了中國思想界的前沿。
我們所說的回歸歷史並非僅僅指重視新聞史、傳播史的研究。當然這部分研究也是極為重要的，它們有助於在時間的維度上闡明當下的各種媒介與傳播問題。然而，我們更願意強調的是將傳播的研究放回到中國人探尋其獨特現代化道路的漫長歷史中來加以審視的一種思路。這是一種更宏大的歷史觀，它一方面排斥媒介中心主義的局限，強調在傳播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來分析問題，另一方面也強調在內外互動中來理解中國革命與發展的歷史，將中國傳播問題看作是世界體系結構與意識形態變遷的一個組成部分。沿著這樣的思路，在中國傳播的語境下至少有兩個「歷史」問題值得重視：
首先，正如林春所言，重新回歸歷史意味著對中國反抗殖民歷程和社會主義遺產進行價值重估[20]。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價值重估影響到對當代中國國家角色的認知，從而涉及到如何理解今天傳播領域內的各種原則、現象與問題。霍布斯鮑姆（E. Hobsbaum）將20世紀稱作「極端的年代」。在這一時期，民主、平等、民族主義等啟蒙思想已遠播到第三世界，民族自覺與擺脫殖民的革命鬥爭高潮迭起。剛剛經歷辛亥革命失敗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歐洲內部持續不斷的戰爭烽火和走下神壇的西方文明，開始探尋自己獨特的現代化出路。資本主義世界邊緣的反體制運動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條件下演變為一場尋求底層力量支援的農民戰爭，這使得中國革命既具有紮根基層的群眾路線又具有政黨領導並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組織原則。不僅如此，建國後的現代化建設所帶來的技術理性和官僚結構也不斷面臨各種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的挑戰和修正。這樣的複雜歷史過程絕不容得任何對國家角色和革命歷程的簡單認定。正如汪暉所言，「在當代情境中，近代傳統——包括社會主義傳統——事實上有可能被轉化為一個批判性的傳統，一種重構新的歷史想像的資源」[21]。
在傳播領域，從五四到延安一直得到推行的群眾路線（工人報刊、記者下鄉、通訊員制度、群眾辦報）與奉行至今的「黨性原則」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對立統一的關係，又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逐漸替代和變形？自由主義、專業主義、技術理性等作為指導新聞傳播實踐的各種意識形態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又有何種實質的訴求？當代中國傳播業的發展怎樣放在內部的改革和外部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互動中來考察？同樣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如何在當代的傳播活動中再現？近年來《集結號》、《色戒》、《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等媒介文本不斷引發爭議，他們都在試圖以不同的理解來書寫和解釋歷史。與此同時，將「六十年代」釘在原罪的恥辱柱上的簡單做法也開始受到挑戰。福柯式的知識與權力關係命題[22]讓我們必須重視這些文化傳播現象，而如果不回溯到歷史與意識形態的譜系中，我們就很難解釋，甚至很難察覺這些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離開歷史就意味著喪失了重要的政治敏感。
其次，重新回歸歷史不僅意味著回溯過往來理解和關照當代，它也意味著以一種動態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社會與傳播問題，藉此為知識分子發揮超越現實的想像力提供機遇。隨著20世紀革命與冷戰年代的漸漸遠去，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觀念與後現代的消費文化都在試圖抹去歷史的痕跡。「意識形態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的呼聲大行其道，它們不僅在呼喚一種「遺忘」，更在阻礙一種「參與」。這種「去政治的政治」強大到足以關閉人的自由意志為另類理想社會進行的任何想像。如果有人說，「五四」以來，中國年輕學子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缺乏參與歷史建構的意識，恐怕不會引起什麼異議。「有沒有用」甚至已經成為衡量各種思想和知識價值高低的唯一標準。艾倫•伍德（E. M. Wood）對這種社會思潮的諷刺似乎能給我們一些警示：「它與任何整體的、系統的、結構的、過程的『宏大敘事』為敵。這種敵意延伸到否定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來批判的觀念。然而這卻並不妨礙這些思潮將『市場』看作一個普世的和必然的自然法則，並自相矛盾地阻止任何對這一整體權力的批評。後現代的碎片化和偶然性在這裡與『歷史的終結』這一『宏大敘事』詭異地聯接在了一起」[23]。總之，回歸歷史意味著將過去、現在和未來連接成一個統一的時空脈絡，並將各種現實問題放入這個脈絡中來理解，這是所有批判思想紮實的根基和來源，也是個體尋求自身主體意識的重要途徑。
回歸歷史不僅意味著將傳播問題放置在時間的連貫承襲中來認識，它還意味著回歸社會的空間場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一種整體性的政治經濟取向對傳播研究的重要意義。正如戈爾丁和默多克（P. Golding & G. Murdock）所言，這一取向「將大眾傳播過程的各個層面與社會結構、社會過程的核心要素連接起來」，它主要關注以下三個問題：「傳播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狀況與更廣義的社會財富、權力的分配不平等狀況之間的關係；這些不平等狀況的合法化過程；最後，社會抵抗與政治鬥爭的源泉，以及挑戰與收編的辯證關係」[24]。在傳播研究中，無論是行政研究的取向還是批判研究的取向都或多或少地忽視了社會的重要性[25]。這突出地體現在聚焦「制度」、「結構」的抽象演變規律和「國家/市場」的二元論等思維模式之中。一個積極的、蘊含變革力量的社會很難進入傳播研究的視野。
近年來，國內外的理論家們將社會的視角帶入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例如，美國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M. Burawoy）提出並總結了一種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路徑。這種思路將社會置於一個與國家、市場相依存但又殊異於國家、市場的首要地位，它綜合了葛蘭西（A. Gramsci）和波蘭尼（K. Polanyi）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葛蘭西創見性地發掘了市民社會在資本主義高級階段中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市民社會提供了一個鞏固階級關係和挑戰資本主義的重要領域。波蘭尼則詳述了市場擴張對社會的威脅，並預見了一個應對危機，重新構建自身，並孕育社會主義民主萌芽的積極的社會[26]。在中國傳播研究中引入這樣一種思路並不意味著西方概念的簡單嫁接，而是一種展開研究視野，克服傳播研究的沿海－城市－中產階級傾向（並從全球政治經濟和階級關係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傾向），將社會各個階層的狀況和文化政治互動納入思考範疇的一種本土化努力。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將文化研究中的各種概念在中國語境下加以拓展和重塑，從而將對話語實踐的考量也作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必要補充。
三、探尋主體與價值
用國家與市場的二元分析視角來認識中國社會的變遷不僅容易忽視各種動態的社會力量，也難以從更具體的角度理解生產關係與文化領導權的形成過程。因此，當我們不斷重複「制度」或「結構」的重要性的時候，當我們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爭論不休的時候，如何從「結構的歷史」和「技術的歷史」回到「人的歷史」中，從無休止的制度設計的爭論回到動態的歷史邏輯中，關注「人民」在歷史中的命運變遷，關注他們對結構和歷史的影響，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研究中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在傳播學的研究中，結構主義的思路專注於傳播業內外的權力體系，特別是媒介的所有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散及其對政治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在這些論述中，國家、市場與資本力量常常成為天然的主角，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和人的群體、人的實踐則往往被懸置和忽略[27]。在一個動態的全球社會中，在宰制的力量越發強大，而抵抗的力量也積極萌發的歷史條件下，行動者的重要性理應得到重新重視，作為社會主體的勞動者也越來越多地回到了批判知識分子的視野和書寫中。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具體到中國的社會中，究竟哪些群體，哪些階層被當作社會的主體和行動者？在文化傳播中，在知識分子的視野中，主體是如何被建構和再現的？
今天，欲求去階級化的哈貝馬斯式「公共領域」而不得的中國傳播學人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雖然「階級」話語在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和意識形態中退場了，但是「階級」問題本身並沒有在現實中消失。相反，「中產階級」成為市場主義意識形態熱衷構建的主體和「市民社會」主人，而為工人和農民作為「階級」主體存在的政治空間與傳媒空間基本消失了[28]。在有關政府部門與一家電視臺2009年合制的以「保護農民工健康，防治職業病」為主題的宣傳畫中[29]，著名電視主持人倪萍身著白綠相間、靚麗整潔的服裝，滿面和藹可親，微笑著端坐在七個身穿黯淡的藍色工作服，頭戴安全帽，臉上、身上沾滿煤汙，但卻同樣面帶微笑的礦工中間。在煤礦工地的背景下，倪萍與礦工們親切地懇談，畫面的一端寫著「保護農民工健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貴州衛視牽手倪萍傾情關懷」。
這則公益廣告的表面用意自然傳達得準確，然而帶給我們更大衝擊的卻是隱藏其中的對不同階層之間社會關係的認知。這種認知體現為畫面的「主角」（倪萍和通過倪萍來表達關懷的官員、媒體、都市中產階級）與散落在她周圍的「配角」（社會底層勞動者）的溝通當中，這種溝通以身份、財富、私人生活、社會地位的差異為前提，而溝通的主題則是「我們」對「他們」的「關懷」與整個社會的「和諧」。只要稍稍對中國媒體社會新聞報導和評論有所關注的人就應該知道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敘事模式和社會認知。我們想要追問的是，這種「主角—配角」，「主體—關懷對象」的結構是如何在中國的傳播與文化實踐中構造的？憲法中的領導階級，如何在現實世界和媒介世界中變成了「弱勢群體」？將大城市中產階級塑造成中國社會主體的媒介與媒介從業者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場域中，他們為何如此認識中國社會？
當然，本著「人文關懷」的精神來關注「弱勢群體」至少還讓下層勞動者出現在了都市中產階級的媒體當中。伴隨幾十年媒介商業化過程，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農民、工人被隔絕於傳播渠道之外，大量面向他們製作的媒介產品也難以為繼，紛紛下馬的狀況。當然，在國家與市場夾縫中也出現了主流媒體之外的另類傳播活動，例如大量工人與下層知識分子的網絡表達，甘肅農民自辦的《金鐘》雜誌等等。可以說，在現實的傳播領域中，各種關涉文化領導權的行動遠沒有停滯，問題是傳播研究者是正視和關注這些現象，還是也深陷在主流媒體構造的以都市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文化世界當中，不斷忽視那些「被沉默」的大多數。如果在一個所謂「中國的時代」，國際化了的中國傳播研究不想再局限於為西方的全球媒體和高等教育產業提供智力補充和合法性基礎，而是希冀從「主權的中國」邁向「主體的中國」[30]，那麼研究者們就急需超越他們的精英意識和階級局限，不囿於在全球市場的自由主義話語體系中關注那些作為消費者和「公民」的新崛起的都市中產階級，而是重新將目光聚焦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群體的工人和農民身上[31]，將他們看作是社會變革的主體，而非接受「人文關懷」的「他者」和「弱勢群體」。
一個更廣義的主體與主體性問題不僅關涉階級意識和不同社會利益表達這樣的維度，它還涉及到生存的意義、生活共同體（community）與共同價值的問題。作為應對現代社會各種危機而提出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這樣的概念不僅意旨某種社會與政治的組織類型，也包含了對一種生活方式的描述。正如趙文詞（R. Madsen）所言，一個完全建立在實用契約關係和個人利益基礎上的市民社會概念必然是不穩定的。從涂爾幹到託克維爾，很多社會理論家都強調過前現代社會的宗教與政治傳統在維繫現代社會穩定、團結和道德原則方面的重要意義。然而「現代西方社會理論卻從未解決如何讓現代市場與前現代道德傳統和諧相處的問題」[32]。
當然，對意義、生活共同體和共同價值的追求並不意味著對某種本質化了的族群身份和傳統文化價值的回歸。當代中國，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都出現了大量回歸傳統的文化傳播實踐。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今天的所謂「傳統」完全是在與「現代」的對話中產生的，這決定了它也僅僅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純粹的古董。正如張旭東所說，「根本沒有所謂『傳統』這種東西，只有傳統的『效果史』，只有當代人對『傳統』的不斷的重新發明的歷史。這個『傳統』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斷生成、不斷再生產和重新製作的」[33]。在這個意義上，「傳統/現代」的二元論不但是無法成立的，也有可能成為限制知識分子想像的桎梏。試圖通過「恢復」中國傳統帶來社會和諧，甚至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努力更是難以和文化的外部可能性直接劃等號，甚至有可能成為壓制其它現代文化想像的霸權。
除了「恢復」傳統的努力，中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尋求意義與價值的努力都應該納入到傳播研究者的視野當中來進行討論。例如，網際網路上愈演愈烈的有關中國歷史和發展方向的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各種爭論；網絡世界與中國社會中各種民族主義的表達；1980年代「新啟蒙」話語和思維方式的重新復歸；各種宗教和類宗教活動在中國城市和農村中的重新興起甚至國際化等等。總之，在一個共同的宏觀物質條件下，新的生活共同體需要把自己重新作為意義的基本單位塑造出來，它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傳統」原封不動的復歸[34]，也不應有封閉的規矩和統一的標準。在這個意義上，「少談主義」、「價值中立」等社會科學立場非但不會消滅爭論，其本身就可能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霸權。我們固然可以對各種文化身份認同的具體政治內涵進行批評，但是愈演愈烈的現代化和全球化不會根除人類對共同歸屬和集體記憶的需求，正是這些對意義與價值的追尋幫助人們認識他們的歷史、他們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他們的未來[35]。北京的搖滾歌手汪峰在2009年新創作的專輯裡，已經開始吶喊「空空如也」，追問現代的都市生活「有意思嗎」？並開始希望回到1980年代美好時光的「春天裡」。我們只是希望這種追求另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不要又成為一種布爾喬亞的波西米亞，不要重複王曉明所描述的那種「思想解放」，而是放在「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語境下重新認識我們的處境和共同面對的問題。
四、重現烏託邦
尼採嘗言，真理是一個價值事件。而將事實與價值相分離，並將事實塑造成一個客觀、中立的範疇，這僅僅是近代思想的產物[36]。脫胎於歐洲啟蒙思想的現代社會科學傳統對於我們系統地認識人類社會確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當技術理性成為一種「規訓與懲罰」的霸權，將「科學/非科學」的認識框架強加給知識分子和整個人類社會時，我們就必須反省「啟蒙辯證法」的課題[37]。如果「科學無法脫離價值」這個命題成立的話，那麼烏託邦就從來沒有消失過，處在不同社會場域的人們只不過是提出了不同的烏託邦想像而已，例如自由市場烏託邦、科學主義烏託邦、共產主義烏託邦等等。
誠如東歐理論家齊澤克（S. Žižek）在分析了此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背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時所論，「與其說意識形態烏託邦時代已經過去了，毋寧說，資本主義不受挑戰的霸權是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恰當的烏託邦核心維繫的。掌權的烏託邦（the utopia in power）驅除了另類世界烏託邦，並把自己偽裝成實用現實主義」[38]。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是要重建烏託邦，而是要在認識到歷史並沒有終結，意識形態也沒有終結的基礎上，通過回歸歷史與社會，在對人類共同體所面臨的「三重危機」有強烈的焦慮感和對華語學人在人類知識共同體中應有的貢獻與擔當有充分自信基礎上，重新討論我們應以什麼樣的烏託邦來建構我們的學術想像和學術實踐。沃勒斯坦對此做出過樂觀的展望：「知識世界已經面臨著基本的認識論挑戰，即克服『兩種文化』的人為劃分並且創造一種新的、重新統一的科學/哲學（scientia / philosophia）的認識論。我相信，在未來十年中，這會成為知識世界的核心理性問題，它不僅會導致新的理性建構，而且不可避免地導致產生新的知識結構和徹底修正滲透學院生活的文化」[39]。齊澤克則在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多重矛盾之後，旗幟鮮明地宣稱：「Communism，Again！」[40]。
承接前文有關歷史問題的討論，在中國的語境下，我們將「重新發現烏託邦」特別地指向一種在全球反殖與反資運動中所形成的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思想和對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理想社會的可能性期待。這同時是一種自省式的學術努力，它堅持解釋「一種試圖實現自我社會價值的人類勞動的力量與一種將勞動降格為市場交換商品的力量的正在進行的鬥爭」[41]。這種鬥爭不僅存在於廣義上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當中，也存在於學術界內部。包括中國學人在內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坐擁上百年的革命歷史資源，共享著建設另類社會成功與失敗的豐富經驗，今天仍然在文明互動和壓迫反抗的世界中尋求意義的生產，他們曾經是、也應該繼續成為替人類尋求出路的關鍵群體，是世界主義批判思想復興的希望。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超越抽象乏味的「中國文化」的教條，避免將文化本質化，避免將文化多樣性的想像限定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我們如何避免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同一遊戲規則內部進行零和遊戲的層面上來認識所謂「中國崛起」的現象。這種烏託邦想像不僅關注傳播制度和傳播產業的問題，它還歷史性地將人的主體、人的生活經驗、傳播實踐、社會想像和他們對霸權的反抗一同納入分析的視野。
總之，回顧近30年來的中國傳播學研究，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近乎完全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社會體驗放置在割裂的、專門化的西方知識體系當中。我們既缺少在自身經驗內部尋求關聯和統一解釋的努力，也缺少將西方知識體系還原到其自身歷史語境下的意識。在這樣的研究狀況下，我們很難產生獨立的理論想像力和創新能力。我們要麼把西方知識作為普遍真理，作為一種柏拉圖意義上的「理念」或「形式」接受下來，然後再想自己如何造出一個「摹本」或「摹本的摹本」；要麼作為文化市場上的符號資本用來進行功利性的交換[42]。在工業商品的交換中，我們是生產者，西方是消費者；而在知識和文化的交換中，西方是生產者，我們成了消費者。歸根結底，新自由主義思潮所創造的一個沒有時空維度的，終結了歷史與意識形態的「同一個（平的）世界」掩蓋了我們對意識形態和烏託邦的體察，也讓我們失去了追求另類價值的文化想像力。面對一個危機與轉型的時代，能否回歸歷史與社會，找到社會的主體與價值，從而重新發現解放性烏託邦是大時代賦予我們的考驗與使命。康德說，人類有希望的義務。面對經濟的、文化的和生態的危機，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國能否提供一種新的理念和出路而不是陶醉在「大國崛起」的迷夢中？中國的傳播學界到了反思與行動的時候了。
（本文載於《現代傳播》2010年第5期）
【注釋】
[1]本文緣起於趙月枝已發表的兩篇英文文章以及2009年12月在中國傳媒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講座提綱。趙月枝相關英文文章出處見注釋13和31。
[2]本文使用「西方」這一概念主要出於論述方便，並無簡單絕對地理解域外思想的意圖，而「西方社會科學」也主要指脫胎於19世紀，並在冷戰時期達到巔峰的各種尋求普遍規律的「現代化理論」。
[3]賀桂梅在「80年代、五四傳統與『現代化範式』的耦合」一文中詳細分析了這一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實踐。參見，賀桂梅. 80年代、五四傳統與『現代化範式』的耦合. 文藝爭鳴. 2009（6）: 6-18.
[4]蘇力. 80學人與30年人文社科發展. 蘇力，陳春聲主編.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 北京. 三聯書店. 2009：7。
[5]李良榮. 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 新聞大學. 1995.（春）：3.
[6]趙月枝. 國家，市場與社會：從全球視野和批判角度審視中國傳播與權力的關係. 傳播與社會學刊. 2007（2）: 25。
[7]李良榮. 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 新聞大學. 1995.（春）：3.。
[8]Zhang, Yong. From Masses to Audience: changing media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reform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2000, Volume 1,Number 4：pp. 617-635.
[9]王曉明. 九十年代與「新意識形態」. 天涯. 2000（6）: 7-8.
[10]沈原. 市場、階級與社會：轉型社會學的關鍵議題.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封底。
[11]Mattelart, Armand. Introduction: For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Volume 1, pp. 23-7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79.
[12]Schiller, Dan.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197.
See also Zhao, Yuezhi.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13]Zhao, Yuezhi. Studying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at a 「Privileged」 Mo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a Media Colloquium on Chin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nenberg School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ecember 13-14, 2009. http://uscannenbergchinamedia.ning.com/page/thought-pieces-1（2010-2-22）.
[14]Gramsci, Antonio. Analysis of Situations, Relations of Force, in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Volume 1, pp. 108-11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79: 11.
[15]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範式的局限. 北京. 三聯書店. 2008: 32.
[16]柯文著，林同奇譯. 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增訂本）. 北京. 中華書局. 2002: 55.
[17]雷迅馬著，牛可譯. 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3.
[18]Schiller, Dan.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xiii.
[19]Simpson, Christopher.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1]汪暉. 歷史的可能性——想像與實踐：答北京大學中文系師生問. 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73.
[22]福柯有一句被反覆引用的名言：「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話語的年代」。福柯部分地繼承了尼採和巴塔耶（G. Bataille）等人的傳統，他重視現代權力與知識形式的相互聯接。
[23]Wood, Ellen Meiksins.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
[24]Golding, Peter and Murdoch, Graham（1978）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71-88.
[25]趙月枝. 國家，市場與社會：從全球視野和批判角度審視中國傳播與權力的關係. 傳播與社會學刊. 2007（2）: 25。
[26]Burawoy, Michael.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j], Politics & Society. 2003（31）: 193-261.
[27]王維佳. 作為勞動的傳播：我國新聞工作者的勞動狀況研究. 北京大學博士論文. 2009.
[28]呂新雨、趙月枝, 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公共性的重構. 「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1949-2009：共和國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國會議發言稿. 2009年12月。
[29]宣傳畫可見http://acftu.workercn.cn/contentfile/2009/07/03/112459233615804.html.（2010-1-30）.
[30]鄧正來. 序言. 全球化、社會發展與大眾媒體.（英）斯巴克斯 著. 劉舸、常怡如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12。
[31]Zhao, Yuezhi. Rethinking Chinese Media Studies, in Daya Kishan Thussu（eds.）.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85.
[32]Madsen, Richard.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2）: 188.
[33]張旭東. 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 北京. 三聯書店. 2003: 8.
[34]同上。
[35]Zhao, Yuezhi. 「Rethinking Chinese Media Studies」, in Daya Kishan Thussu（eds.）.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87.
[36]參見，汪暉. 「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 天涯. 1998（6）.
[37]參見，霍克海默、阿道爾諾著. 渠敬東、曹衛東譯. 啟蒙辯證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8]Žižek, Slavoj.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2009, p. 77.
[39]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範式的局限. 北京. 三聯書店. 2008: 3.
[40]Žižek, Slavoj.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2009, p. 77.
[41]Mosco, Vincent. Political Economy, Communication, and Labor, in Gerald Sussman and John Lent（eds.） Global Productions: Labor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pp. 13-38.
[42]張旭東. 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 北京. 三聯書店. 200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