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感到當下的新聞有點無聊?
再或者,你是否感覺新聞已經逐步被社交媒體和朋友圈替代?
又或者,你是否感覺在新聞之外,還需要點什麼?
是時候,創造一種全新的新聞方式和話語表達——
它不僅報導新聞,更注重用新聞搬運想像;
用持續的好奇心,在信息過剩的年代,重新喚醒新聞的價值;
我們還可以共同前往文化現場,去觀察我們的世界,理解我們的時代,尋找生活的更多可能。
如果你已經厭倦了你所關注的公眾號推送,新京報·文化客廳(公號:iiiwenhua),可能會是你最佳的選擇。
掃描下方二維碼進行關注,你將收穫的,比想像中更多……
| 用文字搬運想像 |
/
/
幾百年來,對現實不滿的人們,從未停止過對那個「不存在的美好世界」的想像與嚮往。
在英國學者斯道雷看來,不管是川普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中的「再次」,還是英國脫歐運動口號「奪回控制權」中的「奪回」,都強調著對於「黃金時代」的烏託邦想像。
撰文 | 楚若冰
隨著川普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勝利,一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口號也傳遍了世界。川普團隊賣掉了數千萬印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紅帽子,無論在哪個選舉集會中都能看到民眾戴著相同的紅帽子。有專家分析,川普的成功「上位」,離不開「讓美國再次偉大」起到的巨大影響力。這句僅由四個英文單詞構成的簡單口號,究竟憑藉什麼發揮了作用?
川普戴著寫有「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的紅帽子
在英國文化學者約翰·斯道雷看來,「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口號,其實喚起了美國大眾對於美國歷史的某個「黃金時代」的集體性緬懷。川普讓人們相信,美國曾經偉大過,而他則會帶領美國回到那個時代。但是,所謂的「黃金時代」真的存在嗎?在斯道雷看來,這不過是存在於美國人幻想中的一個烏託邦。
大多數中國人或許都熟悉陶淵明筆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而與「桃花源」含義相近的「烏託邦」這一概念,在西方世界引領著從未停止過的討論。那麼,「烏託邦主義」究竟是什麼?在今天,它又能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發和思考?
7月2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研究所徐德林和劉方喜研究員聯合主持,英國桑德蘭大學媒體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約翰·斯道雷先生作為特邀嘉賓,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舉辦「激進烏託邦主義與文化研究的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斯道雷先生與大家分享了他對「激進烏託邦主義」的最新研究成果。
從柏拉圖時代開始,人們便從未停止對於神秘而美麗的烏託邦的探索。發展到今天,烏託邦已經變成了一個龐大複雜的議題與研究領域,也由此衍生出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烏託邦主義和烏託邦式實踐。
在烏託邦的世界中,人們或是展望未來,期望在未來找到一個完美之地;或是回顧歷史,懷念一個永遠只存在於過去的「黃金時代」。而約翰·斯道雷先生關注的「激進烏託邦主義」,相較於「過去」或「未來」,更重視「現在」, 即「此時此地」(here and now)。
那麼,「激進烏託邦主義」究竟指什麼?斯道雷表示,相比於我們更常見到的「藍圖烏託邦主義」對於未來世界的無盡暢想,「激進烏託邦主義」致力於把我們的當下「陌生化」,從而破壞人們心中對於「真實」的認知,打碎人們生活中的那些「必然」和「不可避免」。
激進烏託邦主義者們相信,當我們明白,我們生活中的「真實」只是當權者為我們編織的一個「真實」,我們就會明白,我們的生活並非不可改變。激進烏託邦主義希望我們相信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新世界是可能的,改變現狀也是可能的。只要人們相信並嚮往改變,人們就會願意行動起來。
為了進一步闡釋「激進烏託邦主義」,斯道雷講述了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在越戰時期的反戰運動作為例子。為了抗議美國發起的越南戰爭,在1969年到1971年之間,他們在美國各地展出了一系列反戰海報。
他們希望這些海報能夠激發人們對於和平生活的美好想像:如果戰爭結束了,我們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呢?他們相信,當人們喜愛自己想像出的畫面時,人們就會對其產生嚮往,並願意為把想像變成現實而奮鬥。在斯道雷看來,兩位藝術家的這一反越戰運動,是「激進烏託邦主義」的典型實踐。
約翰·列儂、小野洋子和他們的反戰海報
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
是對「黃金時代」的烏託邦想像
當被問及是否也存在著一種與「激進烏託邦主義」相對應的「保守烏託邦主義」時,斯道雷表示了肯定。事實上,在他年初剛出版的《激進烏託邦主義與文化研究》一書中,斯道雷就以川普的2016年競選活動為例,探討了一種「懷舊」的存在。這種「懷舊烏託邦主義」,其實就是一種「保守烏託邦主義」。
《激進烏託邦主義與文化研究》,約翰·斯道雷著,勞特裡奇出版社
「懷舊烏託邦主義」永遠關注過去,期望通過某種神秘儀式,回到過去的某個完美世界。在斯道雷看來,不管是川普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中的「再次」,還是英國脫歐運動口號「奪回控制權」中的「奪回」,其實都強調著一種對於過去的回顧和嚮往。
這些口號向人們勾畫了一幅有關過去的美好圖景,即在過去的某個時期,英國是擁有控制權的;在過去的某個時代,美國是偉大的。在這一框架下,不管是孔子對於堯舜時代的嚮往,還是今天許多人對於漢唐時期的緬懷,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懷舊烏託邦主義」。
在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的《鄉村與城市》一書中,他駁斥了部分學者對於某個只存在於舊日鄉村中的「黃金時代」的緬懷。在他看來,所謂的「黃金時代」永遠只存在於某個更遙遠的過去。當你真的回到某一個「黃金時代」,你就會發現,其實這個時代的人也在緬懷著之前的一個「黃金時代」。
《鄉村與城市》,雷蒙·威廉斯著,韓子滿 / 劉戈 / 徐珊珊譯
商務印書館,2013年6月版
從來沒有「黃金時代」,
但人類的嚮往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威廉斯認為,保守主義者對於過去的戀戀不捨,只是因為不願改變現狀。但是,這個永遠美麗、永遠神秘的「黃金時代」,真的存在嗎?顯而易見,答案是否定的。
許多人認為,「欲望」反映了人性的惡,所以該被壓制。但斯道雷強調,正是欲望的存在,讓我們成為「人」,所以欲望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各種層出不窮的廣告,都試圖通過滿足人們的欲望,來實現對人類的控制:「只要你購買足夠多東西,你所有的夢想都會成真。」然而,人類的欲望永遠無法被徹底滿足。因為我們總在尋找著更好的東西,也渴望著「此時此地」之外一個更美麗的新世界。
1516年,託馬斯·莫爾在他的作品《烏託邦》一書中把這種對於美好世界的欲望起名為「烏託邦」,這也就是「烏託邦」的正式開端。莫爾發明的「烏託邦」(utopia)一詞源於希臘語。Topos(topia)的含義為「地方」,而字母u既指代希臘語中的「eu」,意為「好、快樂」,也指代「ou」,意為「不存在的」。所以,「烏託邦」一詞指代了「一個不存在的美好世界」。
《烏託邦》第一版中的插圖
在斯道雷看來,欲望和烏託邦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不管是威廉斯認為的「烏託邦主義是欲望的關鍵載體」,還是E.P.湯普森的「烏託邦解放了欲望」,其實都是在論證「烏託邦主義」和「欲望」之間的緊密聯繫。
在激進烏託邦主義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是「對欲望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desire)。只有首先引導人們對某樣東西產生欲望時,才能在接下來號召人們去採取行動。「激進烏託邦主義」相信,通過對欲望的教育,白日夢也可以變成有意義的希望。當欲望變成人們對未來的某種期待,人們就會開始採取某種實際行動。
在激進烏託邦主義中,人類的欲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鼓勵人們去暢想一個「嚮往的生活」,去渴望更美好的世界,並為之付諸行動。儘管人們對欲望多加批判,「激進烏託邦主義」卻肯定「欲望」的積極作用。因為,欲望可以引發現實的變革,它是推動歷史前行的一種強大生產力。
烏託邦式的欲望追求
源於我們無法擺脫「缺失感」的糾纏?
斯道雷說,大多數人的一生都是同欲望抗爭的一生。我們羞於承認自己的欲望,卻也不得不妥協於欲望的控制。欲望,成了人們無法擺脫的原罪。而雅克·拉康關於「缺失」的論述,或許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安慰。拉康相信,每個人自出生起就是不完整的,我們的欲望來源於我們與生俱來的「缺失感」。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上,雅克·拉康進行了重新解讀。在他的分析匯總下,人類從出生那天起,就是不完整的個體,時刻處於一種「缺失」(lack)的狀態中。而我們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尋找能填補缺失的方法。大多數人對於浪漫關係的渴求,其實也源於這種與生俱來的「缺失感」。我們期望能通過對欲望的滿足,使我們重新回到最初母體中那個「完整的自我」。
雅克·拉康
斯道雷表示,拉康的精神分析學說,也適用於解釋「烏託邦主義」。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曾在某個時刻對烏託邦產生過欲望,這可能也正源於我們與生俱來的這一「缺失感」。人類對於這個並不存在的「美好世界」的追尋和嚮往,正是因為我們無法擺脫「缺失感」的糾纏。
正如在拉康學說中,人們一生都在不斷追尋一個圓滿的自我一樣,「激進烏託邦主義」也認為,人們不應停止對更美好世界的追求。烏託邦也代表了一種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欲望,我們走在一段沒有終點的旅途上,永恆地追尋著它。
「人性從根本上是有缺陷且不可改變的」,這是保守主義者們常用來反對激進變革的理由。在他們看來,因為人類的「性本惡」,所有試圖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計劃都將以失敗告終。
與之相反的是,「激進烏託邦主義」認為:「人性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同的。」人的本性絕不是一成不變的,21世紀的人類與5000年或10000年前一定大不相同。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更好,因為我們的人性在不斷改變並進步。
約翰·斯道雷在學術研討會現場
斯道雷介紹道,在激進烏託邦主義者看來,人類希望改變世界的這一「烏託邦式欲望」,正是人性中最好的部分之一。因為它促使我們去想像新的可能性,也傳達著希望。因為相信終有一天一個叫做烏託邦的美好世界會來到,所以我們才能有不斷前進的動力。
激進烏託邦主義在今天的意義:
或許不能直接改變世界,但可以引導人類去追求變革
在介紹歷史上的「激進烏託邦主義」實踐時,斯道雷提到了上世紀60年代一個名為「掘地派」(The Diggers)的嬉皮士群體。「掘地派」是在舊金山地區發展起來的一個激進的年輕人群體。他們向當地社區發放免費的食物,但想要獲得食物,首先要跨越一個所謂的「自由參照框架」(Free Frame of Reference),即一個塗滿鮮豔色彩的木架。「掘地派」們認為,當你跨越這一框架後,你就可以開始想像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自由的。
一名「掘地派」成員在發放食物
「掘地派」的一名前成員Peter Coyote表示:「(越過框架)就像一個邀請,你由此進入了一個沒有領導的自由世界。你可以開始重塑自己的世界,建立自己對自由的定義。我們的文化束縛了我們,而要改變這種束縛,就必須要想像並創造一種新的生活。當人們體驗了新的生活方式並享受其中,人們可能就會開始為之奮鬥。」
「激進烏託邦主義」的意義,或許就在於此——它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和欲望,它讓人們以全新的視角去想像「今天」。有關於生活的一切變革都是如此,它必須首先存在於我們想像中,然後才有可能在真實的物質世界中被實現。
在斯道雷看來,「激進烏託邦主義」或許不能直接改變世界,但它卻可以引導人類去追求變革。對於烏託邦的追尋,可能會是一個永遠沒有終點的人類旅程,或許我們永遠都無法抵達那個美麗彼岸。但我們仍需保持對於烏託邦的欲望和希望,因為這種力量足夠強大,它既推動著過去的種種變革,也會繼續推動人類歷史的前進。
「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擁有『希望』和『欲望』。除非我們確信,我們已走到歷史的盡頭,並已耗盡人類的全部潛力,否則早早就放棄『希望』和『欲望』的力量,實在為時過早。今天,我們不應一味批判『激進烏託邦主義』的不切實際,而應感激它賦予我們的全新思考、寫作和行為方式:拒絕現實,追尋不可能。」斯道雷說。
作者 | 楚若冰
編輯 | 崔健豪
校對 | 翟永軍
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