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廣闊視野、擅長為人們講述故事的博雅史家
1959年，加勒特·馬丁利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歐洲史，他的課廣受歡迎。據他的友人葛肖伊（Leo Gershoy）回憶，在馬丁利的課堂上，「大家都在引頸諦視，眼中閃爍著光芒，他笑容和藹，口中常常接連吐露一連串詞彙，機智、歡快，卻又不失嚴謹，他會談論詩歌、戲劇和小說，會講述他摯愛的音樂，他欣賞的掛毯和繪畫，以及烈酒和美食，極少有人在這些方面具有可以與他媲美的品味。他熱衷於談論先前的西部拓荒者，他曾追隨其中很多人的足跡重走當年的舊路，還有早先遠航的帆船，它們如何被建造，又被怎樣的海員以何種方式駕駛」。而與此同時，這位擁有廣闊視野、擅長為人們講述故事的博雅史家，卻又有著歷史學科班訓練留下的性格烙印。評論家萊特（Louis B. Wright）對這位老朋友的「古板」記憶尤深：「在調查完所有相關數據之前，他甚至不會得出哪怕是試探性的結論。」畢業於他門下的博士生，日後成長為新一輩歷史學家的金頓（Robert M.Kingdon）更是描述了導師性格中有趣的兩面。一方面，課上的馬丁利步履輕捷，頻頻走下講壇，「總有新鮮有趣的事情要講，常常帶動起充滿活力的討論」。不僅如此，他還會慷慨地宴請學生，在餐桌上為學生講解高級法式料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無法容忍一個傻瓜」，「當真會呵斥一位未作準備的學生」，雖然他的門生後來感到，這種批評竟然「比起鼓勵更加有益、有效」。浪漫與嚴謹，就這樣看似矛盾地匯聚在馬丁利的身上，而他一生筆耕所引來的美譽和爭議也大多與此相關。
就在這一年，馬丁利的《無敵艦隊》獲得了評論界和讀者的熱烈反響，同時被列入「每月一書俱樂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和「史書俱樂部」(「History Book Club」)的推薦書目，並榮獲普立茲獎，被認為「是一流的歷史作品，同時也是高超的文學作品」。這部歷史著作不僅在美、英兩國躋身暢銷書之列，還被譯成多種語言，半個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成為經久不衰的暢銷書。憑藉是書，馬丁利得到了歐洲方面的認可，先獲得了西班牙政府的特別嘉獎，接著又受邀擔任牛津大學訪問教授，在此次訪學中，他突發肺氣腫，1962年隆冬時節病逝於英國。
馬丁利的學術生涯頗有大器晚成的意味。生於1900年的他，在生命的黃金時代連逢兩次世界大戰和1930年代的大蕭條。他兩度從軍，先是在一戰末期進入陸軍43步兵師服役，獲中士軍銜，後來又在剛剛建立起學術聲譽之際，從1942至1945年，連續服役於海軍後備隊，在華盛頓特區為情報官員授課，獲少校軍銜。雖然他在求學生涯的三個階段均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哈佛大學，卻在二戰結束初期教職收緊的情況下，無法達成任教母校的心願，由此於1947年拾起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鞭。
除了客觀因素的不利，馬丁利勤於寫作卻慎於發表的個性，也令他在「不發表就出局」的現代學術生產機制下，不能及時獲得應有的認可。他的博士畢業論文，一部以亨利八世時期的英西外交為題、厚達數百頁的長篇著作，從來不曾付梓。他發表過的論文曾經受到名家肯定，卻為數不多。真正讓他為學術界廣泛熟知的作品，還要算是分別於1941年、1955年出版的歷史傳記《阿拉貢的凱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和聚焦外交領域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Renaissance Diplomacy）。前者與《無敵艦隊》一樣，罕見地受到史學界和市場的雙料好評，後者則獲得了同行專家的高度重視，這部運用了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種語言的原始文獻，論述嚴密，文筆生動的作品，被著名歷史學家、評論家赫克斯特（J. H. Hexter）稱讚為「此前半個世紀最出色的歷史著作之一」。可是即便是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這部今天已有定評的佳作，馬丁利當初也曾大度地採納出版商的建議，刪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沒有保留原稿。
加勒特·馬丁利
馬丁利缺乏那種為今日的學術工匠所必需的「識時務」的氣質，這使得他在現代學術評價體系下既不得其法，也不以為憾。他在史學領域的勤勉——自修了多門西歐語言及其十六世紀手寫體——和述而不作、作而不急於公諸讀者的做派，更像是出自文人氣質、不計利弊得失的浪漫耕耘。馬丁利對精緻優美的修辭的執著，讓人聯想起本科期間他對莎劇研究的摯愛——年少時的他還發表過一篇探討莎學的文章，收錄在美國大學優等生聯誼會（Phi Beta Kappa）的刊物上——以及碩士畢業後的他前往伊利諾州西北大學，同時執教歷史、文學，廣交文學界友人的老派紳士的博雅風範。可是，這種氣質自然會招致一部分鄙棄修辭的史家的非議。與此同時，馬丁利也並不是著作等身的文章快手，無論是對修辭的精心雕琢，還是對史料爬梳的精益求精乃至錙銖必較，都讓他的「學術生產」速率跟不上時代的要求。在他身上，可以一併窺見思想、文風上的浪漫與思維、治學上的嚴謹。在褒獎者的心中，二者相得益彰，使得他的作品雅俗共賞、文質彬彬；在批評者的眼裡，二者又互為牴牾，使得他的作品有了文學不該有的鐐銬和史學不該有的風流。而無論是浪漫還是嚴謹，都在專業化、標準化、高度量化的現代學術考核機制下逾越了中道，顯得不合時宜，卻不乏可愛。
戰爭的歷史背景
具體到《無敵艦隊》一書，它非但是對一場重要戰役的深描，也是對歐洲歷史的一段全景式摹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書的價值既來自作品本身，也得益於十六世紀歐洲史的特殊地位。
十六世紀的歐洲至少發生了這麼幾件大事：一是文藝復興的火炬從義大利傳播到了整個西歐，二是宗教改革的成果得以初步奠定，三是新航路的深入開闢和全球貿易體系的浮現，四是身為民族國家前身的領土國家的地位得到鞏固，以之為基礎的現代外交制度亦隨之成型。這些導致歐洲開始走上了一條通往現代世界的獨特道路。
在《無敵艦隊》中，馬丁利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梳理了戰爭的歷史背景，在人物刻畫和細節描寫的背後，其實反映的是歷史學家馬丁利對「大歷史」脈絡的宏觀解讀。
首先，就經濟領域而言，戰爭的直接導火索之一，當然是英、西兩國關於海上霸權的爭奪，這也是歷來被寫入我國歷史教科書、最為讀者所熟悉的一部分史實。但細究起來，這場爭奪又經過了兩個階段的鋪墊。首先，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利用西班牙與起義的尼德蘭屬地的矛盾，從背後支持尼德蘭革命，以此牽制西班牙陸軍，以至於西班牙派去收復尼德蘭的名將，如奧地利的堂胡安、帕爾馬公爵亞歷山大•法爾內塞，都得出了「欲得尼德蘭，先取英格蘭」的一致看法。其次，伊莉莎白大力支持海盜走私行動，遂有了霍金斯、德雷克等海盜頭目對於西班牙本土及其海外帝國的一系列襲擊，這些揮之不去的威脅從十六世紀六十年代延續至無敵艦隊起航前的1587年。而且相比於該年4月德雷克對卡迪斯灣的奇襲，他在5月的聖文森特角海域做出的一個看似小小不言的決定——燒毀擄掠來的本將被無敵艦隊用來儲存食物、淡水的大量木桶板——最終被歷史證明，「給西班牙造成的損失可能要嚴重得多」。
也許是因為國人對宗教天性冷感，大部分國內史家在寫到英西兩國爭奪海上霸權之後，都會自然而然地把筆鋒即刻轉向無敵艦隊的起航。但是，具有紮實文獻功底的馬丁利沒有落入「為了遏制英格蘭的海上擴張，西班牙派出無敵艦隊」這一傳統歷史敘事的窠臼。在日記、檔案、外交文書等原始文獻的佐證之下，馬丁利為讀者還原了十六世紀歐洲的社會心態和歷史語境。馬漢之後的理論家把這場戰役單純看作一次爭奪制海權和經濟利益的現實較量，而馬丁利則準確地指出，在時人眼中，這場大戰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雙方在英吉利海峽上的碰撞「是一場末日決戰的開端」，歐洲已經在天主教、新教的對立之下一分為二，這一仗將決定誰是真正為上帝揀選的光明、正義的一方，「還將決定基督教世界未來會何去何從」。為這場宗教之戰而奔走的各方，就本人而言，很可能都是可敬的人物，他們中有英格蘭的聖公會、清教、天主教的各派人士，有法國的胡格諾派、天主教的信徒，也有西班牙、羅馬教廷的天主教人士以及得到這兩方支持的耶穌會士。
在第六章中，馬丁利尤其悉心刻畫了流亡的英格蘭天主教徒威廉·艾倫博士的形象，他拋棄殷實的家業，辭去牛津大學聖瑪麗學院院長一職，甘於流亡羅馬，過起清貧的生活，只為與耶穌會士帕森斯一道，為天主教勢力在英格蘭的反攻鞠躬盡瘁。意識形態的不容調和就是這樣將私德高尚的人們安排進了你死我亡的對立陣營，從馬丁利冷峻、細緻的人物性格剖解中，讀者想必能夠讀出大歷史下的個人命運的荒誕與脆弱。
受到宗教立場的主導和利益關係的撩撥的，還有紛繁的國際關係及各國的國內形勢。無敵艦隊一役表面上只發生在英格蘭、西班牙之間，但實際上關心甚或是間接參與到戰爭周邊事務中來的，還有蘇格蘭、法國、神聖羅馬帝國、尼德蘭、教皇國和其它義大利城邦。十六世紀是現代外交發軔的關鍵時期——關於這一點，接下來將與中文讀者見面的馬丁利的另一部代表作《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正是該領域的經典著作——如果說伊莉莎白和腓力是棋盤上對峙的雙王，那麼各國外交官的穿針引線則交織成了縱橫其間的棋盤本身。在這些外交官裡，先後出任西班牙駐英、法兩國大使的門多薩是一位貫穿全書的人物，他的故事還將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當中。依託外交人士的縱橫捭闔，一方面，戰前的平衡和寧靜得以維持，另一方面，敵對雙方的陣營也呼之欲出。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如蘇格蘭與英格蘭的恩怨、奧地利看待西班牙的微妙心態、尼德蘭與英格蘭的利益交換、義大利城邦對西班牙的敢怒不敢言、教皇國對英格蘭的口蜜腹劍、法國的「三亨利」連同其背後的外援力量的混戰，共同把戰爭推向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境地。
全書別開生面地選擇以遠在英格蘭的瑪麗•斯圖亞特的受刑作為開篇，一上來便意在提醒讀者，注意從全局視角來審視這場戰役的宏大背景：福瑟林格的刑斧落下的那一刻，也斬斷了依靠外交維繫著的天主教、新教陣營彼此間的最後一線和平希望，大戰從此變得不可避免。法國的三亨利之戰是伴隨無敵艦隊一役同時發生的極富戲劇性的事件，與瑪麗·斯圖亞特和伊莉莎白的糾葛一樣，這場國內鬥爭也因為種種原因與國際關係纏繞在了一起。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
所謂的三亨利，是指新教加爾文宗胡格諾派的領袖，納瓦拉國王亨利，法國天主教勢力的領袖，吉斯公爵亨利，還有瓦盧瓦王朝末代君主亨利三世。其中，合法的國王亨利三世卻是最孱弱的一方。吉斯的亨利背後有西班牙國王和羅馬教皇的支持，但他覬覦王位的憑據，只是一份把家族世系上溯至查理大帝、明顯屬於偽造的譜牒學文獻。納瓦拉的亨利背後一度只有英格蘭等各方口惠而實不至的支持，但是他擁有一支堅定的武裝力量，還因為亨利三世無嗣而擁有確鑿的王位繼承人身份。
就在吉斯的亨利成功攻佔巴黎之時，無敵艦隊也揚帆起航，一時間，天主教的事業似乎就要在陸海之上雙雙結出果實。孰料，1588年卻見證了天主教優勢局面的脆而不堅。當無敵艦隊於8月鎩羽而歸後，1588年聖誕節的兩天前，吉斯的亨利也被亨利三世派人謀殺於十五年前他策動聖巴託羅繆之夜大屠殺的同一座王家城堡之中。就像聖公會和清教的信徒在大海上擊敗了天主教的艦隊一樣，法國的胡格諾派也在陸地上完成了面對天主教同盟的反敗為勝。
馬丁利的筆觸停在了亨利三世的遇刺上，但法國的宗教戰爭其實還沒有終結。假如你認同《無敵艦隊》的序言中，著名史學家J.H.埃利奧特的判斷，即無敵艦隊的故事不應停留在1588年，而是應該延續至十六世紀九十年代再度進擊英格蘭的西班牙艦隊的話，那麼法蘭西的故事也可以稍作延長，可以談一談一度獲勝的亨利三世同樣被刺死後，天主教徒與納瓦拉的亨利（他成了合法的新任國王，也就是波旁王朝的開國君主亨利四世）的又一個四年鏖戰，談一談亨利四世為調和兩方矛盾而在一生中第五次改變信仰，又變回天主教徒，但隨即卻頒布《南特敕令》，給予胡格諾派宗教自由的故事，甚至還可以談及新國王在1610年的最終遇刺，一名狂熱的天主教徒刺殺了他——三亨利的死竟也殊途同歸。
「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海戰」
在完整交代了上述三方面的背景因素後，《無敵艦隊》的焦點終於轉移至戰場。值得注意的是，馬丁利與單純津津樂道於海戰細節的許多前輩史家不同，他一上來就先對這場大戰的歷史地位給予高屋建瓴的判斷。誠然，這場海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能是二十世紀以前規模最大的一場海戰。單是西班牙便一次性出動了一百三十餘艘戰船、兩萬餘名士兵，英方在整場戰役期間分批次調撥的人力、物力與西班牙相比，也並不落於下風。然而，是役在海軍史上的特殊之處，卻遠不只是量上的積累所能涵蓋的。
一些讀者可能會對馬丁利何以認為這一幕「揭開了海軍戰史上新的一頁」，是「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海戰」感到不解，可是這一論斷恰恰體現了曾經進入海軍服役數年的馬丁利，在眼界上較之尋常史家的長處。因為在十六世紀以前，世界各地的海戰雖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接舷戰始終是克敵制勝最重要的殺手鐧，而這種確實更能體現英勇與尊嚴的作戰方式，其實是把海戰視作了變相的陸戰，並沒有充分發掘戰艦、海軍作為專門化的作戰平臺、軍種的獨特優勢。
海戰第七天，被引火船衝散的無敵艦隊
正因為海戰曾是陸戰的延伸，我們才會看到，雅典是如何從一個立國之初並不以海上貿易和海軍見長的國家，在經歷兩次希波戰爭後，一躍成了海上的超級強權，一貫專擅陸戰的斯巴達又是怎樣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晚期，竟以海軍正面擊敗雅典，打破了這場陸海強國之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互隔空較量的怪圈。由於當時的海戰並不具有後世這種較高的專業門檻，所以充沛的財力、充足的木材和出色的陸軍，完全可以在經過短期整合後，轉化為一支強大的海軍。
事實上，直到無敵艦隊一役爆發時，英格蘭、西班牙作為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軍強國，其各自任命的海軍統帥也並不具備多麼非凡的海上作戰的專門技能和背景。霍華德勳爵「已經年逾五十，不過擔任海軍大臣一職還未滿三年，他之所以當選，與其說是因為展現出了適合海戰的指揮素質，毋寧說是因為非凡的家族世系」。至於西軍總指揮西多尼亞，這位對海戰知之甚少的公爵第一次領導艦隊，便是這場關乎國運的決戰，明智的他在受命伊始便乞求國王免除這副重擔：「我的健康無法勝任這樣一次遠航，根據有限的海上經驗，我知道自己一貫暈船，而且極易感冒。」可以說，兩國的統治者仍未意識到，現代海戰正在悄悄拉開帷幔。
所幸實際參戰的幹將中，有人敏銳地覺察到了時代變遷的律動，那就是我們熟知的海盜頭目霍金斯，還有與他亦敵亦友的船舶設計師溫特。伊莉莎白時期，此二人長期負責艦隊的建造和修繕工作，得益於他們力排眾議，打造出了形制更長、航速更快、操控性更強、搭載火炮更多、更適於搶風航行的新式戰艦，設計出了依靠遠程快速火炮摧毀對方船體的新式海軍戰法，英軍才能在開戰後一直佔據主動。
這種在莊嚴的布陣之餘，更注重機動靈活的穿梭包抄，倡導以今非昔比的火炮攻擊技術來豐富單一的接舷絞殺的理念革命，源自新航路開闢後遠洋航行、交戰的客觀實踐，特別是在霍金斯、德雷克等海盜的奉旨劫掠中屢試不爽，而這些出身草莽卻身經百戰的海軍軍官也更容易突破思維定式和制度慣性。相形之下，西班牙因為封建貴族傳統的根深蒂固，依舊更青睞高高的船樓，它們制約了航速和搶風性能，卻搭載了更多志在登船後展開白刃戰的士兵，而且看上去的確恰如重裝騎士的高頭大馬和鮮亮鎧甲，符合貴族的雄壯與威嚴。
正因如此，這場規模空前的海戰也是一場代表新式戰艦、戰法的崛起，見證了風帆戰列艦嶄露頭角的革命性戰役。從彼時到十九世紀，儘管戰列艦的動力由風力改為了蒸汽，船體由木材變作了金屬，但是作戰的基本理念卻一以貫之。而這才是格外為馬丁利所強調，其意義遠在具體戰術細節之上的重要之處。
以上就是馬丁利憑藉無敵艦隊這個題目，以小見大，為我們勾畫出的十六世紀歐洲史的全景。難得的是，這種宏觀上的把握並不曾削弱細節描寫，相反，本書歷來為讀者和評論界津津樂道的地方，恰恰是其多線並行之下剝洋蔥式的敘述體系和個性鮮明的人物塑造。《無敵艦隊》以「揭幕」命名第一章，其正文也儼如一場戲劇，藉助分屬各自立場的眾多人物的不同視角，編織出了交錯而精緻的敘事網絡。雖然自己就是該領域的專家，但馬丁利謙稱，他不認為自己得出了足以打破這個故事的既有框架的新鮮認識。不過，與前人相比，馬丁利卻第一次充分利用現有的各方面史料，以全景式的大歷史視角和縝密的行文，為讀者講出了一個至今為止有關這個故事最為精巧、深邃和富有邏輯的版本。而且，書中宏觀綜述與微觀深描的結合，正面描寫與草蛇灰線的並行，單一與多元視角的比照，長時段與短時段觀察的交替，本身即是一種歷史研究和寫作的創新。
非但如此，馬丁利隱藏在敘述中的若干分析，絕不是像他在序言裡自謙的那樣，只是「削弱了一些既有觀點，又使另一些得到夯實」。實際上，正如前文已述的那樣，僅就國內常見的歷史教科書而言，《無敵艦隊》雖已問世半個世紀之久，仍然在許多方面提供了尚未被我國史學研究者吸收、消化的前沿認識。
無敵艦隊航線圖
尚未被我國史學研究者吸收、消化的前沿認識
其中的一些要點上文已有所提及。例如，1588年的這場海戰經常被國內史學界拿來和英格蘭於同年組建非洲公司、又於1600年組建東印度公司等事件並列，以此說明，這是英格蘭在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謀求海上擴張，與老派霸主西班牙產生矛盾的必然結果。但是馬丁利利用足夠的原始文獻向我們證明，至少在1588年，經濟絕不是驅動國家發動戰爭的首要因素——馬丁利還會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中證明，對現代早期的外交而言，經濟利益同樣不是最主要的推動力——後世的重商主義思維和以國家利益為基礎來分析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觀點，在當時並不存在。時人眼中的這場大戰實則是三十年戰爭之前的又一場極其重要的宗教戰爭，「它決定了已經沒有人能夠仰仗武力，重新在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眾多繼承者身上強加宗教的統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敵艦隊一役實為馬丁•路德、加爾文領導的新教革命在軍事史和國際關係史上的後果之一。
又如，國內通行的歷史教材仍然大多認為，是役中西班牙的落敗標誌著，持續了近一個世紀之久的西班牙的制海權的易手。可是馬丁利卻用他的統計告訴我們，「與西班牙歷史上的任何連續15年相比，1588年到1603年間，從美洲押解至西班牙的財寶都要更多」。至少在伊莉莎白一朝，英、西雙方對新航路的爭奪只能說是各擅勝場。
另如，過去的中西史家無不強調，發生於無敵艦隊起航後的那場被稱為「新教之風」的風暴的重要性。在西方學術界，新教一方的學者、文人歷來熱衷於渲染上帝憑藉他的風雨擊潰天主教徒的想像，因為這就意味著新教與英格蘭是蒙神祝福的事業和土地。有趣的是，西班牙人和其他天主教徒也喜歡上了這種謠傳，很顯然，這是因為如此一來，就可以將戰敗的禍因推諉給天意。
與此前的史家不同，馬丁利先是細緻地分析了這種仿佛有著我國古代「天人交感」色彩的認識的由來：在第十五章中，他用大量筆墨，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解剖了開戰前曾多年盛行於歐洲的源自佔星術的不祥預言，闡明了這一預言是如何左右社會輿論的。原來，1588年本來便在當時的數字命理學中被認為將是兇兆之年，而當年5至6月，天氣湊巧地果然「就像佔星師預示的那樣狂暴不安」，所以格外方便了謠言的滋生。雖則如此，馬丁利也在第二十章中全面分析了艦隊遭遇風暴後，西多尼亞公爵的妥善處理，並且準確指出，當無敵艦隊於7月21日重新揚帆出海時，形勢已「大致恢復到了兩個月前的狀態」。即便無敵艦隊的確戰敗了，考慮到大軍曾在西多尼亞指揮下及時開展修繕工作，戰敗的緣由也絕不應該歸結為這場天災。
再如，過去的中西史家還喜好把這場戰役描繪成「以弱勝強，大衛擊敗歌利亞的故事」。但這一神話之所以在西方流傳開來，同樣是為了突顯新教一方為神揀選的必然性。事實是，開戰伊始英軍的艦隻數量雖不及西班牙，但也達到九十餘艘之多，而且英軍一線艦船的噸位絲毫不落於下風，整支艦隊的火力、航行性能甚至遠在西班牙海軍之上。更不必提，整場戰爭期間，擁有近海作戰之利的英軍源源不斷地得到了本土的支援。
最後也最為重要的一點還在於，馬丁利既吸收了執筆之前的十數年裡，西方史學界為英軍總司令霍華德翻案的最新成績，又率先在這部重要作品中，態度鮮明而公正地重新刻畫了西班牙總司令西多尼亞公爵的肖像。很久以來，極為弔詭的是，交戰雙方的總指揮官所發揮的作用一向遭到了史家的嚴重低估。以英軍為例，直到今天，許多國內歷史教材還認為指揮英軍的是德雷克。其實這一點誤解已經在二戰後得到了西方史學界的糾正，《無敵艦隊》及時採納了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而通過自己紮實的史料勘考，馬丁利又決定為西多尼亞翻案。
沒錯，歷史總是會兩次產生影響，一次是在發生時，另一次是在被詮釋時。馬丁利也承認，「就其今日的影響來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傳說已然變得與真實的歷史事件同等重要，甚或更加重要」。但他依舊堅信，「還死者以公正，縱然是遲來的公正，仍然意義非凡」。得益於細節上的考證，我們才終於知道，原來本應指揮西班牙大軍的聖克魯茲侯爵，在其遽然辭世後留給西多尼亞的其實是個爛攤子，西多尼亞自知欠缺海軍指揮經驗，勇敢地再三推辭帥位卻不能如願，抱著鞠躬盡瘁的決心接過了使命。饒是如此，他還是幫助艦隊在第一次出海以及遭遇風暴、經過短暫休整後第二次出海之前，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備戰水準。兩軍接戰後，他雖然不能搶回上風向（這是由艦船性能的落後所註定的），卻也並未犯下那些後人曾認為的明顯過錯。相反，他禮賢下士、虛心納諫，甚至在許多時候身先士卒。在艦隊遭遇火攻後，他親率旗艦，關鍵性地掩護亂軍成功重組了新月陣型，將損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回顧這場戰爭，西班牙的戰略判斷一開始就存在決定性的錯誤：其一，在兵力優勢並不明顯的情況下，試圖孤軍深入敵方近海，繼而登陸作戰，不啻為痴人說夢的自殺行動；其二，帕爾馬公爵的陸軍與無敵艦隊的匯合，本是入侵計劃的關鍵，可是作為原定匯合地的敦刻爾克周邊水域，根本沒有滿足西班牙蓋倫帆船所需水深的錨地。也就是說，在西多尼亞接過帥位之時，敗局就已然註定。而且，就是為了徒然等待帕爾馬的到來，停靠在加萊的無敵艦隊才意外地迎來了整場戰役期間唯一一次實質性的敗仗。而即使這樣，西多尼亞還是率軍避免了大潰敗，真正釀成重大損失的，是加萊一戰結束後，退往東北方向的無敵艦隊只得選擇繞行愛爾蘭、蘇格蘭時，在陌生海域遭遇的沉船事故。無論如何，西多尼亞最終仍帶領四十四艘戰艦回到故土，盡全力保存了可觀的有生力量，體現出了應有的「指揮官的領導才華和意志力」，在那種局面下，很難相信有人能夠做得更好。可以認為，馬丁利的研究推翻了先前主導這方面認識的西班牙歷史學家杜羅（Fernández Duro）的觀點，為歸來後心灰意冷、竟無心為自己辯護的西多尼亞討回了公正。
結語
總之，《無敵艦隊》並不缺少建立在堅實的歷史學研究之上的創見，即使這些創見一如埃利奧特在序言中所說，畢竟沒有「為既有的故事框架帶來實質性的改變」——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歷史著作何其稀少！——那麼至少馬丁利以他縝密的考據夯實、驗證了這個故事的框架，又在榫卯咬合的細節上使之完美了許多。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無敵艦隊》才會在問世以後，始終出現在有關這一題目的專業和普及類推薦書目的前列，甚或是第一位。而對至今仍然在這個題目上存在些許誤解的國內史學界和歷史愛好者而言，本書在該領域的特殊貢獻——無論是馬丁利自身的研究創見，還是他以優美、睿智的文筆將前人研究之異璧精巧地熔於一爐的偉大嘗試——就像是一幅竟無冗筆的全景畫，值得我們細細玩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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