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麗萍
2019年2月中旬，我們與陳冠中的採訪約在北京CBD附近的一間咖啡館裡。相比於周遭打扮入時、相談甚歡的商務人士，67歲的陳冠中既不十分扎眼也不隨流。
20多年前，查建英曾在《中國波普》裡形容第一次在北京見到陳冠中的印象：「他究竟是何方神聖？是一個想掙大錢的投機商，還是一名能幹的經理人，難不成他只是一個知識分子，想憑藉文化掮客的角色在商場出人頭地？」
投資商、經理人、出版人、雜誌編輯、知識分子、作家，這些身份都曾經是陳冠中示人的標籤。而今天，坐在我們對面的陳冠中只是一個讀書人。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把他定義為區別於學院派知識分子的「民間知識分子」。對於自己所走的「民間」道路，陳冠中也曾追本溯源探究過，到底是哪些書啟蒙了自己。
在《較幽的徑》、《或許有用的思想》中，他把原因歸咎於「幾本書」： 「大學第一年（1971年下半年），不慎看了幾本書，被罰走了30年的幽徑……大概是當了大學生後，想與眾不同吧，我幹了一件幾近反香港的事——摸上藏在尖沙咀漢口道某大廈五樓的『文藝書屋』。那裡，幾乎只賣臺灣書。」「在60、70年代交接的幾年，『文藝書屋』就像是臺北非官方精英文化在香港的窗口。」這其中包括白先勇、余光中、李敖、張愛玲、劉紹銘、梁實秋、林語堂、殷海光、聶華苓等等，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陳冠中的「中文文學想像的母體」卻是臺灣作家。
在回顧大學時期的自己時，陳冠中十分坦誠，他承認直到畢業才對所學的社會學專業有了頭緒。「年輕時，大概沒有文化偏食症，只有貪玩症，這嘗嘗，那試試，還要東張西望、上下求索，生怕錯過什麼。這樣的人嘗不出真味道，也學不好真功夫……」即便如此，在陳冠中的記憶裡，大學裡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門人類學入門課程，「我竟然對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維克多·特納、艾德蒙·裡奇有感覺，還接觸到了列維史特勞斯的結構主義。」除此之外，1972、1973年是反抗文化的年代，陳冠中也受到一些新左思想家如馬爾庫塞、布萊希特的影響，以及當時香港最有權威的知識分子刊物《明報》月刊的影響。
1974年從香港大學社會系畢業後，陳冠中到激進的波士頓大學進修新聞學，並選修了一些社會科學和政治學課程。他接觸到的學者包括《美國人民的歷史》的作者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當時還很年輕的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以及社群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麥金太爾。陳冠中曾形容這一時期的自己：「1974至1975年，我在波士頓大學的時候，想學新聞，想學社會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並想靠惡補當代小說練好英文，結果在一年三個月時間內，囫圇吞棗看的書遠超過大學三年。」
陳冠中步入社會的頭十年，正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中裡根-柴契爾上臺時期，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復興，這一說法背後的價值觀與當時香港年輕人的「發財願望」不謀而合，帶著西方新左派傾向的陳冠中選擇走的是較少人走的文化幽徑。1976至1986的十年間，陳冠中開書店、辦香港第一份城市文化雜誌《號外》、寫文章、出書、為電影公司寫劇本，踏入影視行業。在《中國波普》中，陳冠中用「痛苦」來描述這一時期。這種感受與威爾·貢培茲在《現代藝術150年》中所說的交相呼應：「英國首相柴契爾在1979年的一段聲明中宣稱，「不存在所謂的社會」。她認為，人—首先並且最重要的是—必須照顧好自己。那並不是嚴厲的愛，更多的是壞運氣：成敗全靠自己。」
在此期間的陳冠中，一隻手忙於在經濟上獲得獨立，另一隻手繼續自己在思想理論層面的探究。1982年他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這是一本編排有方、富於洞見的介紹性著作，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過去一百年裡關於意識形態和語言問題的幾場大論戰。」在最近出版的《烏託邦、惡託邦、異託邦》中，這本書中的部分章節被再次呈現。這一切的經歷都為陳冠中迎接下一個人生轉機做了鋪墊和準備——1992年的北京之旅。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呆了兩年多，然後去了臺北6年——令我大開眼界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加上之後在北京，這就成就了我長達二十年在知識上的調整補充期。那時開始，我跟內地文化、知識界的朋友連續而緊密地接觸，隨後若干年我一面補課，追溯、辨識同代內地讀書人的知識宗譜，一面交流、思考他們當前的問題意識，因為我是帶著同中有異的『前知識結構』進來的，難免有衝撞、也有互補，需要不斷對話。」
以上便是2000年以前，陳冠中所走過的30年「更幽的徑」。之後陳冠中定居北京，重新回到了自己用書海建造的「學院」。
在了解了陳冠中的人生階段和閱讀經歷後，或許會給我們另一個看待閱讀的視角。在閱讀日益被當作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的時候，更多的信息和知識意味著什麼？是彰顯自我審美的砝碼，還是「人間不值得」的灑脫？在《是荒誕又如何？》一文中，陳冠中說：「意識到世界的荒誕是啟蒙的一種徵兆，而人們需要相信荒誕可以消解，而不是接受荒誕作為本體。」
問=經濟觀察報·書評
答=陳冠中
問：在你以往對自己作品的談論中，你常提及惡託邦這一文學類型，這和反烏託邦有什麼區別?
答：惡託邦也等於反烏託邦（Dystopia），只是不同的翻譯。惡託邦就是烏託邦（Utopia）的反面，但不見得是去反對烏託邦主義。現在很多人不相信存在烏託邦，雖然也知道烏託邦主義有它的價值。
問：反烏託邦小說和科幻小說有沒有重疊的部分？
答：有，都屬於未來、屬於科幻小說的一部分。很多科幻小說都是關於末日，而末日就是惡託邦了，都是這種思路，去描述一個惡託邦狀態，如果是好萊塢式的或中國式的英雄主義，那麼人類就可能得救；但如果不是的話，那基本上人類就是以毀滅告終。
問：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小說創作的？
答：我在大學就開始寫短篇小說，但香港是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我是不可能以寫小說為生的。我只能一邊賺錢，一邊斷斷續續寫作。我也從來沒把自己當小說家，更不太敢去嘗試長篇，所以最開始我寫的都是短篇。直到1998年，我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但寫小說並不是我的重心，我一直在做那些所謂「正經」的事情、賺錢的事業，哪怕都是和文化有關的事業，也同時寫不同的文章。直到2000年，再來北京定居下來，我才明確自己想要多寫小說，就慢慢推掉所有工作，2003年之後開始專心寫作。開始的時候我嘗試去寫不同類型的小說，很多都沒有寫下去。
曾經我還想寫一本叫《上海閒人》的小說，因為我是上海出生，然後很小就去了香港，所以我從小在香港廣義「上海人」的圈子裡長大，對上海有不一樣的感情。後來我看到張愛玲曾經有一個英文寫作計劃叫《上海Loafer》，但沒有動筆。我就覺得這個書名不錯。「Loafer」就是不做事的多餘的人的意思。我覺得自己算是這樣的人，可以寫個《上海閒人》，但我對上海幾乎沒有什麼記憶，所以怕寫出來不真實，就停下了。
之後就到了2008年，那年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情，整個國家的氣氛發生了變化，尤其在奧運期間，中國人自己對中國的看法跟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開始變得跟之前不一樣。於是我意識到可以寫一部小說，反思一下這些變化。2009年初，我在一家郵局門口看到「盛世華誕」的慶祝橫幅，觸發我以《盛世》為名寫這部小說。後來，也有人把《盛世》當做科幻小說。
也是因為《盛世》的出版，2010年開始就一直有人請我去參加科幻小說的研討會，因此我也見過劉慈欣、認識了韓松等科幻作家。其實科幻小說下面確實包含很多亞類型，如烏託邦小說和惡託邦小說，還有一種就是烏有史。華文烏有史著作不多見，西方烏有史小說更多一些，比如美國小說《高堡奇人》。
寫完《盛世》兩年後，我終於回頭去看了《1984》跟《美麗新世界》，才發現20多歲時讀的這兩本書很深的影響了我。
問：在烏有史中講述真實歷史，是你以後小說創作的方式嗎？
答：不會，我總要嘗試新的類型，或混合各種手法。當代小說的類型和流派已經沒有清晰的分類了。七八十年代，最好的作家、包括香港作家，其實都多少會去迎合潮流，但是到了90年代後的西方和千禧年後的華文寫作，就沒有潮流了，你願意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手法寫作都可以。這也是現實主義之後各種潮流帶給作家的便利之處，沒有一個清晰的風格分類，都是混雜體。後現代歷史學領域也有人認為，歷史寫作其實也是某種小說敘事。他們對所有真實的東西都持懷疑態度，覺得真實的東西都是虛構的，這種觀點在十幾年前的學術界很流行。他們挑戰了很多以往的歷史事實，認為歷史著作都是語言效果，但其實這類主張也是有些極端的。
問：你不認可這種觀點？
答：有些真實的東西還是比其他的東西更真實，我們應該儘量去尋找這些真實，不能認為無所謂對錯、真假，二者之間沒有界限。但因為經過這一輪的學說洗牌之後，歷史書寫跟小說書寫的界限變得更模糊了。而反烏託邦小說和烏有史小說其實是建立在大量的現實基礎之上的，以未來喻今。類型小說，比如愛情小說、職場小說，好像是描述現實生活的，但其中虛構的成分很大。
問：2000年，你為什麼選擇留在北京而不是出生地上海？
答：我選擇定居內地，是因為我作為一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如果不回到內地，可能就沒法寫內地。北京現在也是我最熟悉的地方。1990年代初，我在北京住了兩三年，當時是代表一個香港公司來做文化投資，在北京結識了很多朋友。
為什麼沒有選擇上海？1992年到1994年，上海改革開放才剛開始，幾乎所有的文化產業都在北京。其實我的情結是上海香港人，但我一直沒有好好寫過上海，以後可能會寫。我一直對上海有個猜測：1949年以前的上海人可能跟1949年以後的上海人不是一種上海人——現在的上海人可能不喜歡這樣的說法。我從小在香港接觸的都是從上海到香港的上海人圈子，他們的行為跟後來我們刻板印象裡的上海人完全不一樣。這些在香港的上海人其實是最豪爽、最愛顯擺、最喜歡花錢請客的「海派」上海人。但如今人們對上海人的定見是精明、算計、拎得清，完全是另外一種形象。
這可能也是我選擇留在北京的理由。北京能碰到各式各樣的人，大家不是應酬也很願意見面、吃飯，上海人是不太會的。我在上海的朋友，聯繫都比較明確。但北京不一樣，你能在飯桌上認識很多圈子外的新朋友。而且來訪北京的外地人都願意聊一聊北京發生的事情，在飯桌上的話題也比較嚴肅，起碼是全國話題，很多事情和消息都能在飯桌上得知，但一般印象裡上海人更喜歡聊的是歐美話題或日常生活話題。
問：波士頓的留學經歷對你有什麼影響？
答：我真正開始理清思路是在波士頓留學期間（1974-1975年），這一年多我看的書是大學三年的數倍。當時正好趕上美國嬉皮文化運動的尾聲，波士頓大學也是運動中比較激進的一方，所以當時大學裡有很多從哈佛、麻省理工被趕出來的學者。我選修了一些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課，其中有一個英國的社會學家叫安東尼·吉登斯；還有一個學者叫麥金太爾，是社群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後來寫了一本書，叫《德性論》，影響很大。但1975年越戰結束，校園的氣氛就平和了。
回來之後，我在香港和一些同學開了個獨立書店——一山書屋，是在灣仔一個非常破爛樓宇的二層，我們還盜版當時在大陸禁止出版的書。因為做書店的關係，就開始接觸當時香港的文化圈、認識一些文化人，有時候去拜訪一些作家，也開始寫一些文章。之後就創刊了《號外》雜誌。
問：你在香港、北京、臺灣都待過，這幾個不同的城市文化場域和環境對你衝擊最大的是哪裡？
答：分不同的階段。我40歲才離開香港，之後就沒回去長住過。所以40歲以前，香港對我的影響是決定性的。40歲之後，北京對我的顛覆和影響非常大。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和大陸同年代人的經歷、知識結構、閱讀經驗、看問題的方式完全不一樣，所以就需要我下功夫了解和熟悉他們的思考路徑，這對我的影響最大。
問：具體哪方面的知識是你之前根本不了解的？
答：比如說中國問題、共產黨黨史。
問：最近在讀什麼書？
答：最近寫的小說和北京有關，所以在看有關北京歷史的書，包括很少有人注意的日治時代的文學或者民國早期的京味文學。比如一個旗人作家穆儒丐寫的《北京，1912》，他用民國初年的白話寫北京，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京味兒文學。
另一方面我很感興趣的是，未來20到30年中國會發生什麼變化，我們會碰到什麼樣的科技、生態奇點、社會制度會出現哪些拐點。目前我比較贊同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Ulrich Beck）的—個說法，他有一個本書叫《風險社會》，講工業革命之後，人類主要關心怎麼分配貨物或好處(Goods)，包括財富和福利；但進入風險社會以後，人類要分配的是災禍帶來的痛苦（Bads）。如果未來社會出現大的災難，痛苦是公平的平攤給每一個人,還是形成階層分化，一些人受到保護，另一些人承受更多的痛苦？這是對未來政府和制度的考驗。
卡爾·波蘭尼寫的《大轉型》對我的啟發也很多，這本書是我1974年在波士頓時麥金太爾要學生讀的第一批書之一。波蘭尼跟哈耶克是同代東歐出來的知識分子，但進路迥異。哈耶克只針對共產主義，認為限制自由市場就會走向奴役之路；但波蘭尼的觀點是針對納粹、法西斯主義和共產集權作出的論斷，他認為如果建立一個完全自行運轉的市場，就會把社會的肌理破壞，社會就會反彈，不光是社會主義的反彈，也會出現法西斯主義的反彈，所以他認為市場是要調節的，不能讓它肆無忌憚的橫行，否則會毀掉整個民主制度。雖然這本書寫於上世紀中期，但他的結論直到今天這個民粹時代依然很有借鑑意義。
陳冠中的書單：
《大轉型》
（匈）卡爾·波蘭尼/著
馮鋼、劉陽/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5月
《最後的知識分子》
(美)拉塞爾·雅各比 / 著
洪潔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年3月
《風險社會》
（德）烏爾裡希·貝克 /著
張文杰 、 何博聞 /譯
譯林出版社
2018年2月
《美麗新世界》
（英）奧爾德斯·赫胥黎 /著
陳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7年6月
《北京，1912》
穆儒丐 /著
陳均/編訂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鐵葫蘆圖書
2015年11月
《世界就是這麼結束的》
（英）內佛.舒特(Nevil Shute) /著
陳婉容 /譯
逗點文創結社 /譯
2014年1月
《我們》
（俄）葉夫根尼·扎米亞京/著
範國恩 /譯
譯林出版社
2013年12月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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