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一提到司馬相如，人們更多聯想到他華美瑰麗開創先河的辭賦文學、灑脫不羈浪漫傳奇的愛情故事，但客觀地講，在浩瀚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他是一位當之無愧的時代英雄。所謂英雄，就是指那些才能勇武過人之人。英雄有兩種，一種是造時勢的英雄，一種是時勢造就的英雄。造時勢的英雄推動了英雄時代的誕生。縱觀中國歷史，漢武帝就是這樣一位締造時勢的英雄，他用自己的大智慧為當時社會精英、時代英雄們打造了一個可以毫無保留地展示自己的舞臺，並和這些英雄們一同締造了一個群賢畢至、文武鼎盛的「英雄時代」；而司馬相如則是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造就的時代英雄。
漢武帝在位時期，由於他的勵精圖治、知人善用，湧現出一大批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賢才俊傑，漢王朝迎來了接續文景之治之後，最強盛的時代！在政治方面，他任用主父偃頒布「推恩令」，削藩平亂，鞏固和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經濟方面，任用桑弘羊實行鹽鐵官營，鑄造五銖錢，改革經濟制度，鞏固政權的統一。在軍事方面，他任用衛青、霍去病擊敗匈奴，拓寬了疆域，徹底解決了邊患，為漢帝國的強大奠定了基礎。外交方面，派張騫出使西域，加強了漢朝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最終鑿通了絲綢之路；任用司馬相如等人經略西南夷、南越、閩越地區，拓展了東南、西南、東北疆域，鞏固、強化了邊疆軍事防務，推進了東南、西南、東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在意識形態上，採納董仲舒建議，將儒家思想確立為主流統治思想，統一了國家意識形態，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從此奠定了儒學千百年來中國社會思想基礎地位。班固對此評價道：「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在這樣偉大的時代，抓住機遇脫穎而出，是那時一切有抱負的青年人的共同心願。司馬相如就是這樣一位青年。《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司馬相如在年少時就有很高的理想抱負，跟現在很多熱血青年一樣，他也有自己的「偶像」，甚至因為仰慕偶像而改名，他的偶像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藺相如。為此，他勤奮苦讀、刻苦鑽研，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不斷地儲備能量，終成一代文章大家。班固對此評價道：「及司馬相如遊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
但是，像所有英雄所必然經歷的一樣，他不是一開始就為人所重用！所謂「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在未遇到漢武帝之前，司馬相如也曾經歷過懷才不遇的失意和落寞，空有一番抱負而無可以施展的舞臺。漢景帝末年，司馬相如遊學京師，擔任武騎常侍，他最擅長文，但是由於漢景帝不喜歡辭賦，所以他滿懷文採卻沒有得到賞識，他藉口生病辭掉了官職，和眾多遊士一起跟隨梁孝王旅居梁國。不難想像，這樣一群熱血青年在一起，激揚文字，自然也感染了司馬相如，他把自己的弘大抱負轉變為創作靈感，寫出了他的第一篇代表作《子虛賦》，這篇傾注了他才華與理想的賦既奠定了他作為賦聖的地位，也奠定了得到漢武帝賞識的基礎！一位時代英雄即將在未來冉冉升起!
但梁孝王死後，這群青年失去了庇護，再沒有像梁孝王那樣熱愛文學的達官貴人出現，他們懷揣滿腹才華卻無人賞識，空有遠大抱負卻無舞臺展示，很多人因此失望甚至心灰意冷的度過餘生。司馬相如跟大家一樣，進取之路再次受阻，懷著鬱郁不得志的心情，不得不離開梁國回到成都，返鄉貧居。但相如卻依然心存微光，沒有因此而消沉，在應臨邛令邀請前往參加卓王孫、程鄭的宴會上，他的學識、作派都展現出獨特的氣質和風骨，這次際遇相如初顯遊說才華，便「一坐盡傾」，也是因為他的才華，讓臨邛才女聽琴知音，選擇與他終身相伴，他們私奔回成都，一起面對家徒四壁的現實。而在當時社會，私奔違背禮法，卓王孫一氣之下斷了他們的生活來源，更是讓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過慣安逸生活的貴胄公子和富家千金，生活突然轉入困頓，甚至跌入低谷，為了生存，不得不自謀生路，返回臨邛，變賣掉僅有的值錢之物——車馬，開了一家酒鋪，文君當壚酤酒，相如身穿犢鼻褲「與保庸雜作」，這些都是在當時很丟人現眼的，甚至他的的嶽父卓王孫都以此為恥，不願出門，可想而知，這位因《子虛賦》聲名遠播的才子，受到多少世俗庸人的白眼嘲弄。但因為心中有弘大抱負的光芒照耀，他並不為俗世所動，深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如遒勁的青松，面對逆境的風霜雨雪，默默積蓄能量等待東風的到來。而這一等就是十年，這十年是他積蓄能量，厚積薄發的十年！這十年是他不改初心，修麟磨爪的十年！這十年是他臥薪嘗膽，蓄勢待發的十年！這十年的蟄伏磨礪，終將他這塊精鐵錘鍊成了一把國之利器!
十年之後，漢武帝讀到《子虛賦》當即就被文章中恢弘壯麗的盛世景象所吸引，這就是他心中擘畫的大漢王朝，這就是他想要的盛世氣象！他驚嘆「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在得知這是司馬相如的作品後，漢武帝大為震驚，立即召見了他。經過十年沉澱，此時的司馬相如學識修養又更進一步，他認為此賦格局太小不值得看，當場以賦抒懷，借《上林賦》刻畫出他心中的一代明君：氣勢充溢、信心十足、勤政愛民、胸有溝壑、計深謀遠，在他的治理下國家富庶、國力強盛，但他也懂得享受生活，雖奢侈但不廢政務：「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遊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幹戚，載雲䍐，揜群《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這正是漢武帝想要實現的統一、強大、富庶的太平盛世，是他心中構想的大漢帝國，而他就是讓這一切變為現實的明君帝皇。從16歲即位起，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心中就已經有了一個疆域遼闊的漢帝國構想，一個包括南海與西域的戰略大布局，解人難得，精通辭賦的司馬相如，如桀驁於世的良駒遇到了賞識他的伯樂，漢武帝看到了他辭賦中的對強盛帝國的憧憬、輔助明君實現霸業的期盼，他們是君臣，更是知己!
當時，為徹底解決北方遊牧民族匈奴對漢朝的長期威脅，漢武帝在厲兵秣馬加緊備戰的同時，還積極開展外交活動，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繫飽受匈奴侵害的小國，為打敗匈奴尋找助力。此外，為確保戰爭來臨之時不會腹背受敵，他也在思考如何妥善解決四川西部、南部和雲南、貴州一帶居住的少數民族地區等西南夷地區問題。由於秦末漢初的戰亂以及對匈奴的戰事影響，漢初對西南夷地區的行政管理出現空白，成為一片未知區域，這對於即將計劃與匈奴開戰的漢武帝來說，無異於一個巨大的充滿未知的變數，他要將這個變數轉化為有利於漢王朝對匈奴作戰的穩定助力。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同意了唐蒙上書徵夜郎之兵以制越的請求，派他從巴蜀地區開鑿南夷道以通夜郎。唐蒙為了完成項艱巨工程，沿用治兵策略，依靠嚴刑酷法強徵勞役來推動重大工程的完成，在徵調巴蜀二郡的吏卒一千人後，還擅自多徵水路運輸人員萬餘人，並以軍法處死了部族的頭領，引起巴蜀百姓的驚恐、抗拒和衝突，完全不利於漢武帝通「西南夷」為穩定的構想，甚至還危及西漢在巴蜀地區的統治。在此情形下，漢武帝啟用了司馬相如這個熟悉巴蜀和「西南夷」情況，理解其戰略意圖，且在巴蜀民眾中享有崇高威望和號召力的「知己」，「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臨危受命，寫下了《喻巴蜀檄》。整篇檄文先頌揚了漢武帝的功績，然後進一步闡釋了政府通「西南夷"政策，安撫巴蜀民眾，解釋那些嚴刑苛法的過激政策"皆非陛下之意也"，並開導巴蜀民眾要像守邊將士一樣報效國家，地方「三老」要多教導民眾認識通「西南夷」的正確性，支持漢武帝開通西南夷的主張。由於檄文的安撫和訓誡，危機由此成功化解，唐蒙得到了巴蜀民眾的支持，成功開通到夜郎的南夷道。受到南夷道開通的鼓舞，漢武帝決定開通西夷道，但唐蒙顯然沒有從開通南夷的經歷吸取教訓，還用同樣的方法再次徵發巴郡、蜀郡、廣漢郡的士卒數萬人開通西夷道，但這次歷時兩年之久，耗資巨大，人員傷亡慘重，道路卻沒修成，以致遭到巴蜀民眾與丞相公孫弘的反對，西夷道開通受阻，而此時邛、笮等部族首領聽說南夷與漢交往之後得到豐厚賞賜，因此也想與漢朝建立關係，請求稱臣置吏。在此情形下，漢武帝考慮調整策略，再次向他的知己司馬相如徵求意見，相如從地理交通和歷史沿革兩個方面，對此事進行了客觀分析。這番中肯客觀的分析打動了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他再次派司馬相如持節出使西夷。為了消除反對與質疑，為出使「造勢」，司馬相如寫下《難蜀父老》，以問答的形式，詳細闡明了開通西南夷的重要意義，並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支持對西南夷地區的開發，最終他成功了——「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這兩次危機的成功化解，充分展現出司馬相如傑出的外交才華、超高的情商和敏銳的政治眼光。作為同事，他積極補臺，沒有直接斥責唐蒙的做法，反而對唐蒙做法進行耐心的解釋，為唐蒙開通南夷道掃清障礙；作為下屬，他讀懂了漢武帝的想法，真正理解了漢武帝對少數民族的不同政治考量以及政治構想，認真解釋傳達漢武帝的旨意，堅定支持和貫徹政府的重大決定，讓巴蜀地區的民眾理解、支持國家政策，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他審時度勢且不盲從，堅定站在有利於國家利益的一方，積極化解社會輿論的劣勢，耐心引導民眾從國家長治久安、邊疆穩定的國家大局考慮，確保了漢朝西南地區的穩定，客觀促進了邊疆地區的開發。他首提並實踐了對西南夷地區「羈縻」政策，諫言漢武帝在西南夷地區效仿秦朝設置郡縣進行治理，妥善處理朝廷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讓這些地區在政治上從屬於中央王朝，經濟上發揮溝通南北的重要作用，確保了社會治理和經濟貿易等的正常運轉，是名副其實的拓邊功臣，南方絲綢之路的開拓者之一。司馬相如終於如他的偶像藺相如一般作為外交家、政治家在英雄輩出的歷史舞臺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為大漢帝國作出巨大貢獻，成為赫赫有名的時代英雄。「交情通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司馬相如與漢武帝，既是君臣，也是心靈高度契合的摯友，漢武帝兩次啟用「知己」司馬相如化解危局，是對他的信任和肯定。司馬相如不辱使命、成功化解危機，因為「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開通「西南夷"就是「非常之人」要做的「非常之事」，成就的自然是「非常之功」。這更像是對漢武帝「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呼應、解釋和強有力的回答，他的心中，裝的是幫助漢武帝成就大一統的家國情懷。
在那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司馬相如才華得到知音的賞識，政治抱負有了得以施展的平臺，何其有幸！漢武帝在實現自己大一統帝國的霸業中，遇到了一位真正理解自己、願意成就漢朝大一統共同奮鬥的好戰友，何其有幸！英雄因時代而凸顯其非凡才華，時代因英雄而更加輝煌。「辭賦之宗」司馬相如不僅在蜀學文學領域取得了傑出成就，他更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2020年6月5日，他與常璩、文翁、陳壽等10位歷史名人一起成功入選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實至名歸，作為天府文化傑出代表之一，他帶給我們的啟示更將歷久彌新、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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