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南京上空的藍天白雲，與電影院正在上映的文藝片《白雲之下》有點呼應的感覺，該片獲得去年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藝術貢獻獎」，也是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一帶一路」電影周開幕影片。導演王瑞是中國「第六代」導演代表人物、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主任。3日，他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這次還曾半天連軸跑過8個影城，累並快樂著。
天空偶現的藍天白雲，總會讓身處都市的人們興奮，對此王瑞笑說，《白雲之下》的片名確實受到了取景地呼倫貝爾草原的啟發，草原上的雲彩真的很好看，上午，天空一絲雲都沒有，純藍色，到了下午，就能眼看著雲彩從天邊一點一點起來。
《白雲之下》的故事圍繞著一對蒙古族牧民夫妻，他們因生活追求不同而產生某種生活分歧，妻子薩如拉認為美好的生活就是和丈夫在草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丈夫朝克圖厭煩了枯燥單調的牧人生活，他認為美好的生活不在草原而在遠方，一次次不告而別。很多觀眾表示，看似方言電影，但這樣的「困境」在城市裡一樣會發生，很真實。
拉一條時間線就會發現，《白雲之下》對王瑞有著很特別的意義：這是對他自己的一個交代，也是對亡妻的一個交代。
王瑞26歲左右開始當導演，頭銜和榮譽也不少：中國導演協會會員，中國「第六代」導演代表人物，參與了諸多中國影視作品的創作並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中國電影華表獎、「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代表作有電影《離婚了，就別來找我》、《沖天飛豹》、《冬日細語》等。「但說句大實話，那會我並不快樂。那是10多年前吧，有次我跟妻子聊天，表達了我的不快樂。雖然當時我已經是資本的搶手人物了，拍過的電影和電視劇都大賣，但到那會為止，我還沒有拍過一部自己真正想拍的片子。」王瑞說，妻子想讓他開心，就去找了她的好朋友、《激情燃燒的歲月》編劇陳枰，請她幫忙寫個本子，於是陳枰就推薦了草原小說《放羊的女人》，「故事的開頭是女人滿世界找跑了的男人，發瘋一樣地找，結尾是男人回來了，開始找他的女人，卻發現女人不在家了。」王瑞說，他是個好奇心重的人，故事打動人之外，這種循環的故事結構也很有挑戰性，就想把它做成電影。
雖然恰好是草原上的故事，但王瑞本來就對草原有莫名的親近感。上大三的時候，他在一個老師的戲裡客串，為了角色表演就學會了騎馬，後來騎馬就成了他的愛好。再後來，他有兩部影視劇，都在草原上取過景，1997年的《北方故事》和2000年的《射鵰英雄傳》，「就像你突然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發現那裡的氣場就是跟你很投，說不清道不明的。」王瑞很喜歡騎馬，吃羊肉，而且牧民也特別淳樸，他有很多蒙古族好朋友，比如艾麗婭他們。
然而因為是文藝片，投資方遲遲不給準信，後來乾脆攤牌說這片子不賺錢。那會中國電影正在轉型，文藝片投得少了，就這樣擱置下來。
2009年，王瑞的妻子患病去世，「這時我對這個片子有了執念，特別特別想拍它。前幾年，突然又有人投資了才開拍。」影片結尾，有一段王瑞獻給亡妻的話，這份交代打動了很多觀眾。
王瑞大學畢業後的人生階段被剖成了兩部分：1989年畢業後留校任教，20多年裡，一邊拍戲一邊教學；2012年，接替田壯壯導演擔任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主任，8年忙於行政和教學。剛畢業時他是二十六七歲的年輕導演，一開始沒啥名氣，劇組一開機就得到場，平衡不好的時候自己很分裂。後來慢慢有名氣了，資本才願意等他。那會是導演中心制，在劇組在片場，對大小事務都要拍板做決定，「所以人就很任性，覺得這輩子恨不得全是『我想幹什麼』，『我想怎麼做』。」
他摩挲著手裡的原子筆，坦言道，做導演的人，剛開始肯定會有一個膨脹期，「這個工作的性質就是會讓你以自我為中心。因為你不這麼想，這事（導演）就沒法幹。一個導演要是優柔寡斷，還怎麼拍戲？導演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解決問題，劇組裡大小事務都要問你。每天都做決定，如果導演有選擇恐懼症，那這活就沒法幹。」所以拍戲那些年給他的副作用就是很獨斷。
怎麼形容當時的狀態呢？王瑞想了想，打了個比方，「我覺得拍戲的人很像水手，拎著一個箱子到處走，這份生活讓我迷戀。而恰巧我的職業又是安定的，所以年輕的時候就總在衝突和撕裂。」這份撕裂感也會帶來另一種成就感，王瑞說，北京電影學院有個開明的傳統，堅持讓老師出去拍戲。一年當中可能有段時間在拍戲，另一段時間在教學，如果能保持好平衡，對創作、對教學都好，「我們一旦當老師當久了，拍戲時就特別想探索更多新東西，以便回學校講給學生們。」說到授課，王瑞疫情期間也嘗試了網課，結果發現網課雖然便捷，但互動不行，「我看不到學生眼神裡迷惑的瞬間，你看啊，我們坐在這個會議室裡，就算有10個人坐著，誰產生一個小表情，我都能看清，但網課不行。」
在王瑞的導演當得風生水起時，他沒有拿到國際獎項，倒是在全職行政工作期間用一個暑假和一個寒假拍攝的《白雲之下》得到了國際獎項的肯定，而他的同班同學是著名的婁燁、王小帥導演，他們都是國際電影節常客。聊到此間的反差，王瑞很淡然，「《白雲之下》的獲獎，對我個人來說，這不重要。如果我年輕時能拿，或許會對事業有幫助。」說到兩位老同學，王瑞非常佩服，堅持拍文藝片是很難的，但他們都咬牙做出來了。所以王瑞也希望，《白雲之下》這次獲獎能對文藝片發展添加一些希望，給資本投資一些信心。
在記者這一個多小時的採訪中，王瑞語言平淡冷靜。他告訴記者，8年前他徹底回校，就在辦公室忙行政，在文件上簽字，安排教師課程，性子磨到能安靜地寫毛筆字，用他的話說就是「很慘」。
「當時召我回來當系主任，我其實很抗拒，我覺得我是個野慣的人，就應該拍戲。而且當老師，對創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傷害，創作時需要不具象的感性，如果你冷靜地弄出一個作品，必然是乾巴巴的。而當老師，你就要把啥事都搞清楚，這樣才能教給學生，這就好像一個是牛奶，一個是奶粉。」聽起來，王瑞至今都還有著些許抗拒。「但也帶給了我一些其他的東西，比如成熟。」王瑞特別善於從正反兩面去看待事情。他告訴記者，2017年，《白雲之下》開始拍攝，他突然發現自己比年輕時冷靜得多，不刺兒了。
《白雲之下》裡討論到了遊牧和定居的選擇，「如果我年輕時拍這個戲，會贊成繼續遊牧，但現在我學會了替別人思考：遊牧就意味著子女教育成了大問題；遊牧意味著常搬家，只能帶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生活就很苦。我們這些住在都市空調房裡的人，居然在替他們做選擇，這很荒唐。其實蒙古包的保溫保暖都不行，我住過。」王瑞坦言，這些變化，是系主任的行政工作經歷教給他的。
他從電影圈子裡徹底拔出來後，過上了學校與家的「兩點一線」的宅生活，他的軌跡是這樣的：每周日的晚上，開車回學校，住宿舍，然後周五晚上，再開車回家。而在校期間也很少出學院門，宿舍距離教學樓也就兩三百米吧。他每天一早在辦公室坐著，很有可能一天的工作就是籤幾個字，但不能離開，要考慮系裡大小事務，比如今年誰該評教授了；誰拍戲回來了需要課時，得給他排上；老師出去拍戲，他得幫忙代課，「最瘋狂的一次，我一學期上了600多課時，幾乎每天都在上課。哎，如果光讓我教學倒好辦了……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會選拍戲和教學。」
K=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孔小平
W=王瑞
K：這是第一次出來電影路演嗎？
W：這應該是我人生中第二次路演，上次是1997年出來宣傳我的電影《離婚了，就別來找我》，那會還不叫路演，叫宣傳。這一路相當於收集觀眾意見吧，雖然我以前也會看影評，但沒有這麼直接，可以面對面互動。有些觀眾的觀影水準很高，令我吃驚。當然也有觀眾讓人哭笑不得，他們長期被電影「套路」。能通過複述就把觀眾講哭的電影不一定偉大，電影像音樂，我再怎麼形容它，你都不明白，一旦你自己聽了，卻能被感動。
K：教書這麼多年，你的得意弟子有哪些？
W：我不願意說哪些導演是我帶出來的。每個學生都挺棒，但每個人的命運不一樣，開竅時間也有先後。我確實教過他們，但他的成就其實跟我沒多大關係，他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也有天分很高的學生，到現在連戲都沒拍過。我還有個習慣，在校期間幾乎不跟學生吃飯，跟他們的交往反而是畢業後。我們現在一個班只能招到18個人，越往後越是單獨教學，很容易打成一片，但只有保持距離了，他才會聽我的。如果師生關係太膩，這事就壞了，可能就把學生給毀了。
K：你從上海電影節過來，無論從導演系主任出發，還是導演本身出發，你此行有什麼感悟？
W：我認為短時間內，如果技術上沒有特別大的突破，有一些電影還是得在電影院裡看，包括我這部《白雲之下》。電影藝術的魅力、視聽的魅力，恐怕這個東西（指指手機）解決不了，至少現在解決不了。
K：你說喜歡草原，喜歡騎馬，現在還會去騎嗎？
W：偶爾會去，（說著翻出手機，給記者看了一段兩年前騎馬的視頻）。
K：下面有新片拍攝計劃嗎？
W：路演跑完回去，為學院的新一學期做準備。未來退休了，還是很想拍戲，已有兩三個本子在準備了。
文｜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孔小平
視頻｜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戎毅曄 戴哲涵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