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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本文基於嚴肅史料而寫。
古代朝廷有一種專門給皇帝、朝廷和官員提意見的官員，俗稱「言官」，司馬光對「言官」的基本標準提出「不愛富貴、愛惜名節」的說法，到了明朝，言官們則進化到「善辨是非、敢論曲直」了，從首輔到宦官，從錦衣衛到貪官權臣，都在言官的打擊範圍之內，明代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言官隊伍，多達兩百多人，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種自知之明？
言官在唐代叫諫議大夫、左拾遺、右拾遺……等等，杜甫就做過「拾遺」，能確定的是，即使有這種專門提意見的官職，基本上也都是裝潢門面的，不過，不管好歹，大清之前，皇帝老兒還肯裝潢門面。
這個角度說，肯裝B總比徹底不要臉好一些紀昀（紀曉嵐）曾有一次委婉地跟乾隆說起救濟東南民眾的事情，被乾隆一頓嚴厲呵斥，說：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以倡優蓄之，何敢妄談國事！
乾隆就算是徹底不要碧蓮了。
一代大學者，不過是個賣藝搞雜耍的「倡優」，何況其他人乃至平民？所以，一個大清、一個大明，這兩個偉大的朝代，真是太偉大了----明朝創造了最流氓的政權，清朝建立了最專制的制度。
中國歷史上，我最怕朱元璋，我今天也就只敢說說已經死去的朱元璋。
朱元璋利用錦衣衛做了很多事，包括著名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殺人無數也株連無數，錦衣衛成為朱皇帝清洗功臣的工具，經過幾次運動，大明帝國朝堂上下血雨腥風，草莽民間也戰戰兢兢，歷史學家評論有明一代，尤其在朱元璋手裡，君權得到了極度擴張，情報機構的觸角深入到人們生活中的每個角落，比如國子監祭酒（約等於教育部長）宋訥因為僕人打碎了茶具而在自己家裡生氣，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問：你昨天為什麼生氣？並拿出宋訥昨天生氣的一張畫像，宋訥頓時汗溼衣衫，叩頭如搗蒜，趕緊如實稟告。
那時候沒有智能相機和攝像頭，錦衣衛都能做到如此細緻入微的監控，可怕不可怕？朱元璋清理完功臣後廢了錦衣衛，並當眾焚毀錦衣衛的刑具----朱皇帝心裡很清楚自己做了什麼，也能做到給民間一個交待，也算難能可貴，總比那些搞死好多人但始終不認錯的人強太多了，比如艾希曼。
但太祖用過的招數，就是開了先例了，繼任者往往會隔一段時間就拿出來使一使，比如明成祖朱棣，不僅恢復了錦衣衛，還開設了東廠，此後憲宗又開始了西廠，人類第一巨富的大太監劉謹則開設了內行廠……
錦衣衛監視所有官民，東廠不僅監視官民還監視錦衣衛，而西廠除了監視官民，還監視錦衣衛和東廠，然後內行廠監視官民和「兩廠一衛」……最後大家都對皇帝負責……
除了脫褲子廷杖讀書人，剝奪他們最後的體面，再把所有國民都至於極為嚴密的監控之下，說明朝是歷史上最流氓最黑暗的朝代，我看不算過份。
但錦衣衛們也絕非跋扈到影視劇裡那樣----錦衣衛拿人，要先從司禮監那裡申領「駕帖」（逮捕證），然後呈請刑科給事中簽字，這「給事中」也就是七品到九品的芝麻官職，但權力很大，國家大事必定有他們的參與，錦衣衛不敢怠慢----他敢越過給事中拿人，就有麻煩了，給事中會在皇帝那裡揪住不放，沒辦法，給事中的權力就是皇帝給的，為的就是制衡（歷史上最著名的給事中，應該是大詩人王維）。
歷史上的帝王，基本都不是糊塗蛋，他們很清楚----一旦權力不受限制將是可怕的災難，必須得制衡、監督，所以這些專門負責提批評意見的部門和官職，往往都有任務，比如唐朝的御史臺，每一百天得提出至少一條意見，不然罷官，這算不算逼著官員「妄議朝政」？
錦衣衛何等跋扈兇悍，錦帽貂裘繡春刀，風頭無倆，令人望而生畏，但流氓如大明，它的流氓頭子----皇帝，也有害怕的人，而這些人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
比如大名鼎鼎的萬曆帝，正觀賞歌舞，忽然聽到巡城御史的喊聲，趕緊示意歌舞停演，旁人不解，萬曆說：我畏御史。
別說萬曆，比他腕兒大得多的唐太宗，正準備去打獵，聽說魏徵來了，趕緊收了弓馬，魏徵說：皇上不是要去打獵嗎？李世民不好意思地說：我是想去，怕你說我奢靡，還是不去了……
一國之尊，至高無上，生殺予奪的皇帝，會怕一個小小的御史？皇帝殺一個御史還不跟捏死個螞蟻一樣？但皇帝不會這麼做，因為他不是草包，他知道自己即使貴為人主，也終究是個人，不可能永遠正確，所以他需要給他提意見的人。
按歷史書的說法，這些都是「專制的封建帝王」。
我也算讀過幾本書的小混混，囫圇吞棗地把《廿四史》、《資治通鑑》、《史記》這些書都掃了一遍，綜觀整個中國歷史，還是我前面說過的那句話：我最怕的人是朱元璋。
這人做事做絕，不留餘地，但他又不是不計後果地一味蠻幹，所以看他那些政令，基本都是出於為政清明的「正義」之舉，但最後往往造成血流成河、屍堆成山。
朱元璋對貪官恨之入骨，甚至制訂了「剝皮實草」的酷刑---把貪官的皮剝下來，裡面塞上稻草做成展覽品，朱元璋到底是否實施過這個酷刑目前沒有明確證據，但自從朱元璋在朝堂上用鞭子活活打死朱亮祖父子開始，他的後代們算是把「廷杖」發揮到極致了。
我看了記載後對比現在，我覺得除了中東某些國家的刑罰，文明社會裡，只有新加坡的鞭刑大概能跟明朝的廷杖相提並論，鞭刑的目的不是要人命，所以執行起來「很人道」，比如要經過醫生檢查，以確定嫌疑人的健康可以受得住鞭刑，有的人檢查身體時一切正常，結果挨了兩鞭子就休克了，所以讓你回家修養幾個月再來挨剩下的。
明朝的廷杖不是，最高上限規定是一百下，但最多八十杖，一條命就沒了，打得狠了，三、四十杖結果一個人也不是沒可能，這種慄木大棒子，沉重結實，打人的那端包著鐵皮，鐵皮上有倒刺，如果行刑的人有意「回手」，那基本上四、五十杖就把你屁股、大腿上的肉剝到見骨頭了。
我們上文說到的萬曆帝，想要立鄭貴妃的兒子福王為太子，遭到包括言官在內的大臣們的反對，萬曆被激怒後廷杖禮部尚書（外交部長）洪乃春，從此後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裡，無數言官和大臣被廷杖，開貶，但這些人前赴後繼，15年的對抗過程中，搞得萬曆身心交瘁、鄭貴妃悶悶不樂，帝國朝堂被這件事攪得雞飛狗跳，直到福王去洛陽就職，這幫以文人為主要組成的「廷杖敢死隊」才算「放過」皇帝。
萬曆帝原話怎麼說的我忘了，反正就是一個鬱悶、悲憤，大意是說：朕貴為天子，終被群臣所制，不得不送愛子離京遠去……
我想他一定覺得很窩囊，但我覺得這也是大明這個朝代最高光的時刻----對人類來說，還有什麼比「把權力關進籠子」更無上光榮的？
扯遠了，我們說朱元璋呢。
明朝這麼流氓，被大臣和言官搞得沒脾氣的皇帝多了去了，陰鷙狠絕如太祖朱元璋，也對言官禮讓三分，不是他怕言官，是他知道：再偉大的朝廷，也需要批評者。
太祖朱元璋肅貪力度之大，以至於到了無官可用之地：地方官員因為貪汙被拿下，還沒處理完，官員駐地又有案件要處理，於是這個犯事兒的貪官帶著手枷升堂，這也是大明王朝一大奇觀：戴罪之人在一幫虎狼之徒的監視下給跪在堂下的人判罪，判完那人，他自己再去受審。
具體哪年忘了：大明王朝全年派官364人，一年後殺六人，徒流、入監358人，合計364人，犯罪率100%，偵破率100%.
大明啊大明，可真是政治清明。
到了郭桓案，六部長官中的四個正職，以及六部所有的副職，全部被殺掉，加上中層和基層殺人更多，約三萬多人腦袋搬家，並捎帶將民間很多富戶抄家，「百姓中產之家大抵皆破」。
那時候的富人還不知道移民這一說。
以至於官員們早朝前要和家人惜惜道別，因為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這不是我胡說，有真實的歷史記載，不信各位去查。
很多官員吃不住壓力，打算回家種地，惹不起總躲得起吧？對不起：你一天是社團的人，一輩子都是社團的人。
老朱說了：「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言朝廷官難做」（《大誥·奸貪誹謗第六十四》），誹謗朝廷是重罪，立馬收拾！
今天的重點是最後這個不起眼的「小案」：空印案。
按明朝規定，各地每年必須派人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帳目，有一個數字對不上，那就回去核對，再重新造表，那時候沒有高鐵、飛機，遠一些的地方去一趟京城，往返得兩、三個月，敢有兩三、次對不上帳目，下次再來就得穿棉襖了。
所以官員們讓辦事員提前把蓋好公章的空白帳冊帶在身上，進京後一看數據不對，立馬造表就是了。
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損耗，所以戶部接收的數量和地方發運的數字會有差異，但只有到了戶部才能知道具體差額，以至於官吏們除了攜帶空印文書，沒有其他辦法，而這辦法從元朝就開始沿用了。
朱元璋知道了這事兒，偉大的帝王覺得自己被部下們當成了SB愚弄。
所有的官員都知道這件事，只有他這個最高元首不知道，老朱勃然大怒，要殺人了，大臣們屏住呼吸，沒人敢出聲。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出現了，他叫鄭士利，沒有官職的一個生員（秀才），最底層的人，在所有高官噤若寒蟬的時候，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給朱元璋寫了一封信。
鄭士利明確指出：空印只是騎縫印，無法再派其他用場，皇帝您是好心，官員們也沒錯，所以，這是個誤會……
朱元璋沒殺他，讓他去做苦力了，對於經常把官場變成屠宰場的朱元璋來說，這已經是極大的慈悲了，鄭士利真是好運氣。
此時此刻所有的大臣都在等著看朱元璋的笑話：全國一千多個縣，你把這些官員都處理了？誰來主持工作？
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主印官全部殺掉，副手杖一百充軍，各省言官監督不力，該殺就殺，該抓就抓，名副其實的一掃空（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就是在這個案件中受牽連無辜而死）。
看這些記載，我往往倒吸一口冷氣，慶幸自己沒有活在明朝，尤其沒有活在朱元璋的統治時期，朱元璋的殺氣透過紙背，600年來還是那麼讓人不寒而慄。
而鄭士利，一介平民，名留《明史》。
朱元璋為什麼不殺他？因為朱元璋自己很清楚：他可以用暴力奪天下，沒辦法繼續用暴力治天下，權威和暴力能讓人閉嘴，但不能改變歷史規律，更不能永遠遮擋人們的雙眼。
結語
銀川的老弟樹蕾，有一天看了我的朋友圈，留下一句話：
「大聖此去欲何?」
「踏南天，碎凌霄。」
「若一去不回……？」
「便一去不回。」
我哪裡有大聖的手段和雄心？我乃一介草民，逢刀必斷，但所幸未曾生於牆頭，感謝爹娘把我種植在堅實的大地上。
（因為接了廣告，所以不打賞，大家打賞那麼多次，我也該偶爾奉上心意，回報各位的深情厚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