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參與鐵帽子親王逼宮事件，又派人刺殺皇四子弘曆未果，忍無可忍的雍正決定賜死自己的三兒子弘時。在暢春園康熙駕崩的御塌前，弘時非常不服氣，問雍正弘曆究竟有哪點比他強。雍正說「只有弘曆才能夠繼續推行朕的新政，也只有弘曆才能夠把這個國家治理好。」之所以要殺弘時，是因為雍正認為弘曆沒有自己的那種剛毅，對付不了心腸狠毒的弘時。單從對自己兒子的理解程度來看，雍正的眼光遠遠不及自己的父親康熙。康熙臨終時對自己幾個兒子的點評全都擊中要害，讓人心服口服，然而雍正對弘曆卻是實實在在的看走了眼。
在弘曆妥善處理好河南科舉罷考事件後，雍正召見了弘曆了解情況，並與他探討了一下關於新政的話題。弘曆義正言辭地聲稱「新政絕不能停止！田文鏡就算有錯，為了新政也絕不能處置他。」弘曆接著跪了下來，慷慨表態：「苟利社稷（當年的胤禛也曾對太子胤礽說了苟利，可惜被胤礽給打斷了，可見能否說完苟利是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重要標誌），雖千萬人吾往矣。讓兒臣跟他們去鬥，就算得罪了全天下的讀書人，兒臣一個人擔下來。」一席話說的雍正心頭暖洋洋的，多年來可能除了胤祥的話，雍正從沒有這麼舒心過了。於是，雍正語重心長地憶起了歷史，講起了初心，談起了擔當，還格外關心地告訴弘曆，「任何時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讀書人。」弘曆絲毫沒有反駁，而是鄭重的點了點頭。雍正要弘曆學康熙莫學自己，這是一個父親對兒子的寵愛，卻不是一個皇帝對儲君的栽培、對國家的負責。晚年的康熙知道自己過度放縱官吏，致使吏治不整，盛世虛晃，所以他對儲君的要求是「做一個孤臣。」晚年的雍正知道自己與士紳官吏形同水火，致使政局動蕩，心力交瘁，然而新政如果想要推行下去就必須依靠強人意志，而他卻要求儲君去與士紳妥協。一方面是他過分相信自己的力量，認為自己能夠在有生之年解決好這個矛盾，另一方面則是他也陷入了暮年天子的普遍心態困境——穩定壓倒一切。
弘曆在這場交流會中的表現堪稱完美。弘曆解決河南科舉罷考事件的方法是非雍正式的。如果是雍正親自解決河南問題，相信他會用足「法術勢」三道利劍，威脅利誘、策反造勢，領頭的幾個絕對沒有好果子吃。但弘曆不是這樣，他去了以後就跟生員們聊起了《聊齋》，說了一個生員中舉，老婆激動的故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既沒有得罪士紳，又把問題妥善解決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弘曆說自己願意得罪全天下的讀書人就是一句場面話，他可從來沒幹過得罪讀書人的事情，只是因為雍正比較愛聽，所以他就順坡下驢罷了。因此，弘曆見了雍正，隻字不提自己解決河南問題的經驗，卻反覆強調自己對雍正路線的堅決擁護，表態要矢志不渝加以貫徹落實。這種避開自己與一把手在方法上的分歧，反覆強調自己與一把手在路線上的統一的思路無疑是向一把手錶忠心的最好方式。雍正果然龍心大悅，認定了弘曆會繼承自己的事業，推行自己的理念，卻忽視了弘曆本身的氣質特點。
在《雍正王朝》中，弘曆在初次廢太子的康熙四十七年時就已經是一個六七歲的能說會道的孩童了，然而歷史上的弘曆卻是康熙五十年出生的。這種時間上的變動主要是為了突出康熙對弘曆的喜愛和栽培。弘曆斯文儒雅的形象也非常契合康熙以「仁義」治天下的理念。因此，在雍正看來，弘曆幾乎就可以當做自己父親的翻版來培養，他多次要求弘曆不要忘了皇爺爺當年的一番苦心。然而雍正卻忘了那個處處學康熙的八爺胤禩，其實在很多人的心中也是非常契合康熙的「仁義」形象的。
雖然同樣是排行老四，新四爺弘曆在性格、形象、處事風格上一點也不像剛毅果敢、殺伐決斷、性情偏激的老四爺胤禛，反而更像「以仁義收買人心」的八爺胤禩。弘曆在官吏士紳面前永遠是一副溫文爾雅、通情達理、穩重敦厚的模樣，在皇帝面前卻是嫉惡如仇、力行新政、矢志不渝的形象。換句話說，他在官吏士紳面前是官吏士紳需要的模樣，在雍正面前是雍正需要的模樣。在不同的人群面前自由切換面孔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標誌。所以說，弘曆比他的八叔甚至他的父親都要高明的多。胤禩就是因為不知道康熙需要的是什麼，才導致自己在父親心中落了個「處處學朕，卻又處處學得不像」的印象。
弘曆當然知道弘時要殺他，所以他才能逃出生天。有鑑於康熙四十七年的熱河事件中胤禔、胤祉因為搞兄弟鬩牆而被康熙訓斥的教訓（鄔思道給弘曆的啟蒙教育就是這些宮闈故事，所以弘曆必然對這些前朝往事了如指掌），弘曆見到雍正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三哥呢？」好一個仁義的親王！估計雍正自己都要為這個兒子暗暗喝彩了。再後面的事我們就都很清楚了，雍正十三年，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駕崩，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繼位，年號乾隆。
乾隆繼位後不久，就下詔把雍正時期因貪汙被處分的官員全部官復原職，不久以後又下詔停止了他當年信誓旦旦表示不惜與天下讀書人做對也要推行下去的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政策，雍正新政三駕馬車——士紳一體當差、攤丁入畝和改土歸流，就這樣變成了兩架馬車。而這只是因為另外兩架馬車對士紳的影響已經不大了而已。到了乾隆後期，整個帝國就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了，英國訪華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五十八年訪問中國後，回到英國向議會寫出報告說：「中國是一艘破舊的大船，150年來，它之所以沒有傾覆，是因為幸運的遇見了極為謹慎的船長。一旦趕上昏庸的船長，這艘大船隨時就可能沉沒。中國根本就沒有現代的軍事工業，中國的軍事實力比英國差三到四個世紀。」
我們這麼對比一下看吧，愛新覺羅·弘曆 （1711～1799年），華盛頓（1732～1799年），拿破崙（1769～1821年），牛頓（1643～1727），康德（1724～1804），瓦特（1736～1819）。這些人物其實都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中，但我們現在看來他們卻好像是來自不同的歷史空間。雖然弘曆的父輩們也沒有做到把中國轉型為近代社會，但是他們至少在努力革新，至少在銳意進取，至少在憂患奮進。然而弘曆除了謅幾句狗屁不通的詩，在珍貴字畫上玩彈幕，揮霍著父輩的遺產，炫耀著低俗的審美，享受著四方的阿諛，沉浸於天朝的美夢之外，他似乎什麼都沒有做過。從這個角度來說，金剛不可移其志的雍正最終還是輸給了販賣仁義藥丸的胤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