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於2016年的《釜山行》雖然是一部喪屍題材的商業電影,然而在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之外,這部電影最具價值之處,是它在災難之中加入了對人性的探討。《釜山行》入圍第11屆亞洲電影大獎,足見對這部被劃為「商業片」的佳作的肯定。
《釜山行》講述的是:證券公司基金經理徐碩宇因為忙於工作而忽視家庭,導致妻子提出和他分居。在女兒生日那天,孔侑飾演的男主徐碩宇帶著女兒坐上開往釜山的火車準備帶女兒見媽媽。然而在這列火車上,一名感染者衝進車廂迅速屍變,對所見到的人群發起攻擊,隨著時間的推移,車廂的喪屍越來越多。在這生死存亡的時刻,在這趟開往釜山的列車上,千常務、尹相華、徐碩宇,以他們三個人為代表,展開了一場在極端環境中關於人性的探討。
千常務是一個集團的高層。當他在列車上遇到喪屍時,他的第一反應是不折手段救自己。徐碩宇、尹相華和棒球小子通過擊打和避開的方式,穿過四節有喪屍的車廂,為此,千常務煽動其他乘客和徐碩宇等少數人對立。
當喪屍即將威脅到千常務的生命安全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把別人推出去保護自己,甚至是女人、小孩,在他眼裡都可以作為被利用的工具。
毋庸置疑,千常務是一個極其自私的人,而這很大程度上跟他所處的地位和所擁有的權力有關。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教授凱爾特納經過多年的實驗室和田野實驗中得出結論:有權的人仿佛遭受腦損傷,不善於從別人的觀點中觀察事物。事實確實如此,當人處於某一個較高的位置,輕視普通員工,甚至壓制普通員工,也不會對他有多大的影響。久而久之,他容易喪失共情的能力。換句話說,領導者當上領導之前,會設身處地地理解他人,擁有共情的能力;當他能成為領導,卻失去了這種能力。這是權力的悖論。
自私的觀念形塑了自我與世界的關係。因此,千常務的內心把複雜的世界簡化成有利和無利兩部分。至於倫理道德,基本不在考慮範圍內。他向列車長求救,列車長不顧危險,下車救他。他卻抓住列車長,替他擋住喪屍。自私的觀念根深蒂固,這讓千常務在遇到喪屍這種極端事件中表現得更加直接。
千常務缺乏同理心,甚至通過欺騙,利用別人的同情達到自己的目的。為了保全自己,更是把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當做可以利用的對象。人們都知道,在災難面前需要與人合作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然而多年身居權力層的千常務。自私的思維已經固化,因此在災難面前,千常務關於人性中的自私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釜山行》這部電影中,人性的閃光之處,人性的善,在尹相華大叔身上表現得最為深刻。在喪屍暴動的整個過程中,尹相華大叔始終處在最危險的地方,他衝在最前面去和喪屍拼命,在無法撐下去之時,他仍舊示意讓別人先走。
尹相華和千常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人:一個有擔當負有責任感,一個卻極端自私毫無同情心。
尹相華雖然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很粗獷的大叔,然而在面對喪屍群時,他卻一直打頭陣,自己衝在最前面保護其他人,而最終,他也因為救別人而犧牲自己。他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選擇了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他人,人性的光輝在此得到彰顯。
韓劇《孤單又燦爛的神》中的池恩倬下午開車,要去參加會議,剛要從直路右拐,上另一條直路,看到右邊不遠處的幼兒園校車坐滿了小孩,左邊一輛無人駕駛的貨車因剎車鬆動而從坡上直衝下來,面對著幼兒園校車,很快要撞上了。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她沒有右拐,而是橫在下衝的貨車和幼兒園校車之間,貨車撞到她的汽車。
池恩倬是一個普通人,在危險的時候挺身而出,犧牲自己,挽救了幼兒園的小孩。尹相華也是這樣,無怨無悔地犧牲自己,換來他人的生命。
心理學表明,在危險的情況下,大部分人出於本能,企圖擺脫而又無能為力,產生恐懼的情緒。恐懼導致強烈的壓抑感,從而驅使人迅速逃跑,即使有一定能力的人,也可能會選擇逃生,並不是自己站出來,保護別人。洛夫克拉夫特說,人類最原始且最強烈的情緒就是恐懼,而最原始且最強烈的恐懼就是對未知事物的恐懼。喪屍恰恰屬於未知事物,電影中的人的恐懼是最原始最強烈的。尹相華克服了這種恐懼,放棄自己的生命,保住他人的生存。
在踏上那列火車之前,徐碩宇是一個忙於工作不顧家庭的男人。從一個細節可以看出,他對家人的漠不關心:在送給女兒的生日禮物時,他買的禮物與之前的重複了,可見他根本不關心女兒的喜好,平常對女兒不聞不問。而在事業中,徐碩宇也是個自私冷漠的人,作為證券公司的經理,為了公司的利益犧牲了很多個體投資者。
在女兒生日這天,他被迫送女兒去見住在釜山媽媽。也正是在這趟列車上,徐碩宇這個自私又冷漠的人發生了改變。
徐碩宇雖然不像千常務那樣極度自私且冷漠,但他的自私的觀念顯然是個人與環境長期互動,從而形成的,所以力量很強大。或許如果觀眾在看到未踏上這列火車的徐碩宇時會認為,他不會轉變。社會心理學有一個基本歸因錯誤:高估行為的內容和性格因素的影響,低估情境因素作用的傾向。某些人犯了基本歸因錯誤。實際上,情境的作用超乎人們的想像。
在遇到喪屍的危險局面中,尹相華大叔救他女兒,流浪漢救他。這種極端環境之下他人的關懷和風險,促使徐碩宇意識到自己的狹隘,懂得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美國恰爾迪尼、雷諾和卡爾格倫三個社會心理學家從社會規範的角度設計了一個實驗:實驗者先把城市圖書館停車場的空地打掃乾淨,同時,實驗者在這裡的所有車的擋風玻璃上都放了很多傳單;只要一個從圖書館出來的讀者(經過的參與者)來到停車場取車時,就有一個實驗助手出現在面前撿起快餐食品的袋子,暗示此處不能丟垃圾;那麼,讀者丟傳單的概率多大呢?經過計算,研究人員發現只有百分之四左右。
讀者發現車的擋風玻璃放了很多傳單,很想丟傳單,但是看到實驗助手撿起垃圾的動作,被不丟垃圾的情境壓制了,丟的概率很小,足見情境的力量。
正是情境的力量,促使徐碩宇改變自己的行為和性格。之前,他總是顧著自己,連教育自己的女兒也是如此。但當在去往釜山的這趟火車上遇到喪屍時,在這個特殊的情境下,他改變了一貫的作風。看到他人不顧一切幫助他和女兒,徐碩宇內心那份善良被點燃,在絕境之中他不再像往常那樣崇尚個人主義,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處,而是選擇了和他人互助協作,共同抵抗喪屍。最終,徐碩宇也因為救女兒和尹相華的夫人,在回憶女兒出生時的美好場景中,逐漸屍化。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徐碩宇完成了人性的轉變。
《釜山行》這部災難片描繪了一幅喪屍來臨之時列車中的眾生相。在這眾生之中,有像千常務這樣長期身居高位的人,在遇到危難時把他人當做救命的工具;有像尹相華這樣,在極端危險事件中挺身而出,捨棄自我而成全他人;也有像徐碩宇這種在特殊情境中從自私變為願冒風險以及和他人互助的人。
實際上,災難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在災難來臨時人們超乎尋常、有悖人性的選擇,比如千常務。然而人性的光輝也往往在災難之中愈加閃亮,比如尹相華。災難並非只是會激發出人性中罪惡的一面,也會激發出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比如徐碩宇。
一位著名作家曾經說過,文學的意義是不可見的東西被看見,這句話其實適用於所有的藝術作品。在電影《釜山行》的災難中,三個人物具備同樣的作用,這部喪屍片,使人性中不可見的東西變得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