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很少遇到口碑好、評論佳的德國電影。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受邀參展的《感化院》卻給電影節帶來了新的德國氣象。
這部根據真實歷史改編的電影糅合了社會的壓抑與青春的傷痛,講述德國最嚴苛的青少年矯正機構裡發生的故事。將社會題材與個人心路結合的故事很多,對於德國電影來說尤其如此。制度、教條、自由、尊嚴,往來反覆。
虐心故事中藏著民族的反思。
這使得這些作品裡儘管有相似和重複,卻和好萊塢的類型、模式都不相同。說起來,我們可以先回顧回顧60到80年代,德國新電影NewGermanCinema ,這是德國在世界電影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時期。出現了克魯克、彼得-沙莫尼、法斯賓德、荷索、文德斯、施隆多夫、沃爾夫岡-彼得森等電影導演。1962年,來自慕尼黑的26個電影人,帶著一紙宣言來到國際短片電影節所在地奧伯豪森,提出了「奧伯豪森宣言」,他們對德國電影越來越趨同於美國好萊塢的形式和商業性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他們號稱「我們現在要製作一種新的德國故事片,這種影片需要自由「。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克服電影的商業性。我們要違背一些觀眾的愛好,創造從形式到思想都是新的電影。我們準備在經濟上冒一些危險」,也許就是這一宣言的影響,德國電影的風格化就此烙印。
主要是德國本土電影過於強調電影的純藝術性,大部分德國電影色彩晦暗、過於注重心理描寫、偏愛表現人性的扭曲方面,給人強烈的壓抑感,與情節動人的其他國家影片相比缺乏觀賞性和娛樂性。
一位德國元老級電影人這樣評論:「德國電影往往以傳教士般的熱情,試圖以一種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姿態向觀眾灌輸理想、進行說教,影片中晦澀深奧的對白,書生氣十足的電影腳本,把德國電影推到享受和消遣的對立面。」德國電影人在歐洲電影風格化和美國好萊塢模式的矛盾衝突裡不斷探索,不得不說,2015年馬克·布魯蒙德(Marc Brummund)導演編劇的電影《感化院》給了德國電影新的希望。
在美學追求和製作方式上有「作者電影」和 「藝術電影」的影子。但在編劇和情節設置上又有好萊塢的矛盾尖銳,構思縝密、情節完整、人物形象豐滿和現實內涵深刻。
影片改編自真實的故事,拍攝地也回到了真實的事發地拍攝。講述一個14歲的青春叛逆期少年Wolfgang,跟隨再婚的母親與繼父生活在一起,日趨緊繃的關係再也無法維繫日常生活的平靜,他最終被遣送至一所以天主教會學校為名,實則如同少年監獄的偏僻之地。
長期的殘暴管理、嚴酷的勞作生活,終於讓感化院中的青少年爆發了殊死的抗爭。終於他的反抗喚醒了所有人,他們集體唱思念母親的歌,呼喊著自由,自由,自由,監舍從震驚到毆打然後是束手無措。讓人不禁想起《死亡詩社》《放牛班的春天》《逃離瘋人院》等電影。在又一次的殘暴毆打中,Wolfgang用鐵楸拍打了監舍的頭以後與最好的朋友Anton開始了逃亡之旅。本以為到家見到母親,就能重獲自由的他,再次被拋棄。母親最終在感化院門口艱難地拋棄了Wolfgang,無論他怎樣證明自己受到的虐待,無論他怎麼狂奔追趕,載著母親的車仍然頭也不回地駛離。等待他的是喪心病狂的舍監的報復:將他活埋。面對死亡,他終究沒有求救,哀莫大於心死。一雙穿著皮靴的大腳走到了墓穴邊上,蹲了下來,用雙手一點一點撥開Wolfgang臉上的泥土。Wolfgang不斷顫抖,依偎在院長不知兇惡還是善良的懷抱中。院長的畫外音:我在感化院呆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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