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中國文藝理論70年的嬗變與發展，是一個篳路藍縷又高歌猛進的過程。70年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從邏輯和辯證法角度看，這三個階段表現為螺旋式上升的過程，表現為「正—反—合」的運動。這個發展過程，總體上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努力朝著實現自主建構的方向前進的。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始終是這個演化和發展過程的主軸。我們應總結和珍視這個經驗，以增強建設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信心。
關鍵詞：70年；文藝理論；嬗變；發展；主要經驗
作者簡介：董學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的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伴隨著社會主義前進的步伐。走過了不平凡的歲月。70年裡，我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有過高歌猛進的輝煌，也有過淺唱低吟的艱困；有過大面積的躁動與混亂，也有過反思後的冷靜和清醒。不管什麼時候，不管什麼情況下，我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總是同祖國和人民同行的，總是在風浪中不斷地探索跋涉的。
如果把這70年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時段，並用這70年文藝理論的發展同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狀況相比，同此間歐美和蘇聯文藝理論的變化情況相比的話，那麼，我們有理由也有自信做出如下的判斷，即新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是日新月異的，是在世界文論格局中後來居上的。得出這個判斷不是憑空編造的，而是建基於新中國文藝理論70年來取得的巨大變化與成就，建基於縱向和橫向客觀比較與分析基礎之上的。
我國文藝理論70年來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什麼呢？為了回答得簡明，我想用三句話來加以概括：一、它使一個原本凋零羸弱的單薄的學科，變成了一門根基紮實、視野開闊、學理深厚又不斷創新的重要基礎性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二、它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不斷汲取、吸收和借鑑國內外優秀思想文化成果，目前已經達到與國外優秀文藝理論同步發展、平行對話甚或有所超越有所創造的理論狀態與水準；三、它在反覆實踐、試驗和創新的過程中，總結了中外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馬克思主義指導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的重要意義認識，提升到了空前自覺的高度。
毫無疑問，上面這種對我國文藝理論成就的概括，是有其特殊視角的。也就是說，這種概括，不是從某些具體的文論觀點變化出發的，而是從宏觀的整體狀況進行總結的，因此，它可能有不夠全面的問題。再者，這種概括，由於不是從文藝理論的某個具體時段或某一具體現象出發，而是從半個多世紀文藝理論運動歷史長河的軌跡和趨勢中加以歸納的，所以，它也會有遺漏、有盲區，且線條比較粗化。但這種宏觀的概括有它的好處，那就是可以省略對一些細枝末節的辨析和評價，並能帶來俯瞰文藝理論發展規律與前瞻趨勢的效果。
新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的70年，應該說是一個不算長也不算短的時區。倘若再給這70年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劃出幾個明顯階段的話，那麼，我認為大體可以劃分為這樣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至1978年，即通常所說的改革開放之前的所謂「前三十年」階段；第二個階段是1979年至2012年，大體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所謂「後三十年」階段，亦可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形成和發展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直至如今的階段，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提出並付諸實踐的階段，也是「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提出並實踐的階段。這三個階段的劃分，當然是相對的，是從歷史的大脈絡出發的。倘若有研究者從某些具體的文藝理論現象出發，從某些重要觀點的演變出發，或者更換一下探討角度，從文藝理論體系建構的特徵出發，那麼，得出與上述三個階段劃分不同的另外階段劃分方案，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也是有其實際意義和價值的。
新中國70年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涉及的面很廣，探討的問題很多，為了論域的相對集中，本文在分析70年文藝理論演變和發展時，主要以文論教材的編寫為重點，同時兼及一些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階段，可以說是破舊立新的階段，是篳路藍縷、高歌猛進的階段。這一階段，拉開了我國文藝理論當代學術傳統的序幕，確立了當代文論的價值導向，重建了文論研究的規範，是我國文藝理論作為一門固定學科的確立期和奠基期。當然，這一階段也經歷了探索中的波折，前進中的坎坷。
眾所周知，20世紀初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文藝理論研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個弱項。當時文藝理論研究的著作不多，比較規範的文論教材也很少。據有學者統計，到20世紀40年代，雖說對文藝自身規律的認識有一定突破和進展，但從論文和教材的數量上看，還不及30年代。由於歷史傳承的原因，40年代文藝理論教材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基本保留了30年代以來在內容和體系上以西方教材為主的範式；一種是提出了一些新理念，體例上也較之先前有較大調整，為其後的50年代文論教材的更新和發展提供了初步基礎。這其中，有一定影響的，是重慶華中圖書公司出版的田仲濟著《新型文學教程》(1940)、大連實業出版公司出版的王秋瑩著《文學概論》(1943)、上海永祥印書館刊行的顧仲彝、朱志泰合著《文學概論》(1945)、香港生活書店出版的以群著《文學底基礎知識》(1945)、世界書局出版的張長弓著《文學新論》(1946)、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蔡儀著《文學論初步》(1946)、香港中國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的林煥平著《文學論教程》(1948)等。①
新中國成立後，迅速改變了這種文藝理論凋零的局面。文藝理論研究不但從內容上發生了質的改變，而且學科規模和研究隊伍也急劇擴展。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門建設了文藝理論教學和研究機構，聚集和培養了一批致力於文藝理論研究和教學的學者。與此同時，蘇聯專家來華講學，引進並學習蘇聯文藝理論，也為我國新文藝理論的確立起到很大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在文藝理論上是實行「一邊倒」政策——向蘇聯學習的。當時我們承認「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而蘇聯則「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②。請蘇聯文藝學專家到中國來講學，辦文藝理論研究班，就是我們在文藝理論上向蘇聯看齊學習的具體表現。客觀地說，這種學習和借鑑對推動新中國文藝理論的形成和進步，就是今天看來也是有益處、有幫助的。這種益處和幫助，我認為至少有兩點：一是使我們的文論界初步了解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藝理論學科的基本面貌，儘管它是「蘇式」的馬克思主義和「蘇式」的文論系統，但確實是同新中國成立之前那種舊式西方文論格局嚴格區別開來了；二是它有利於我們實現一種對「教科書理解模式」的建構，有利於實現了以蘇聯文藝理論教材為新中國教材建設藍本的轉變，有利於實現對文藝學學科基本原理的全面把握。這對正在建立自己學科系統的中國學者來說，無疑是有指路的功能的。
以蘇聯專家畢達可夫1954-1956年在北京大學講學及舉辦文藝理論研究班為例。實踐證明，這個研究班的確培養了不少優秀的文藝理論家和學者，在其後的我國許多高校和科研部門發揮了突出作用。畢達可夫的講稿，一經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譯出，名為《文藝學引論》，1958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便在文論界產生不小的影響。1956-1957年到北京師範大學講學的蘇聯專家是柯爾尊，講稿由北師大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組譯出，名為《文學概論》，195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也產生了類似影響。20世紀50年代，我國學者還翻譯出版了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阿拉伯莫維奇的《文藝論教學大綱》等教材。這些書對推動我國文論研究和教材編寫起到了示範的作用。
此間，受季摩菲耶夫、畢達可夫及其他蘇聯文藝理論教材的影響，也因國內高校文藝理論教學的急需，在1956年前後，我國相繼出現了多種文藝理論教材，初步統計有不下十幾種之多，翻譯的文論著作就更豐富，可以說，新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迎來了它的初創和奠基期。
當然應該承認，那時的向蘇聯文藝理論學習是有局限的。造成這種局限，既有時代條件的因素、蘇聯文論自身缺陷的因素，也有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文論思想研究和理解不夠的因素。對此，我國有些文論家是有清醒的認識的。譬如，畢達可夫文藝理論研究班班主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兼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著名文藝理論家楊晦先生，就在為《文藝學引論》教材出版寫的「後記」中，鄭重地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該書「所講的只能是從蘇聯方面出發，所能運用的也多是蘇聯的文藝理論成就」，因此，中國讀者「必須避免教條主義的搬用」③。這就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要同中國的文藝實際相結合，要總結和提升中國自己的經驗，言必稱「希臘」，本本主義是不行的。楊晦先生的看法，代表了中國學者自信而求實的態度。
我們不難看到，接下來的中國文藝理論，走的正是一條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理論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或者說，走的是一條探索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道路。這樣，我們的文藝理論就從學理和框架層面擺脫了「蘇聯文藝學模式」的弊端，汲取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特別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營養，並重點結合我國古今進步文藝作品的經驗，為初步建立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教條主義是要不得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也是要不得的。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文藝理論，它的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都要跟自己國家的歷史方位、文化傳統、文藝水準和實際狀況相吻合，不能犯水土不服的毛病。因之，我們必須「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鑑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④，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體系。
在這方面，我認為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1963-196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分上、下冊出版，1978年被定為高校文科教材)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1961年成立編寫組，1963年形成討論稿，1978年被定為高校文科教材，1979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第一版)，這兩部建國後首批全國統編教材，可以說是這一階段我國構建有自己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教材的傑出代表，是我國文藝理論研究達到新水平的重要標誌。形象一點地說，是我國文藝理論建設的兩座高峰。這兩部教材，「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結合我國的文學實際，總結、發展了以前的文藝理論研究成果，建立起自己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為我國建設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藝理論奠定了基石。由於它們正處在草創階段，加上時代因素與編著者的某些局限，難免有種種缺陷。但就總體而言，它們代表了建國以來文藝理論教材的最高水平，標誌著我國有自己特色的文藝理論的初步建立。在其後的很長時間，它們被許多高等院校採用，其框架結構與論述方式，也為以後的許多文藝理論教材模仿、採用，影響深遠。」⑤剔出這兩部教材中歷史局限造成的瑕疵，把它們拿來同當今歐美和我國某些流行的文藝理論教材相比，應該說是立得住、不遜色的。
眾所周知，在這兩部教材出現之前，我國文藝理論教材主要有三種模式：一種是深受歐美影響的模式，主要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使用、建國初做了一些改良、後來就基本棄之不用了的；一種是採用翻譯過來的蘇聯教材或者採用國人編寫帶有蘇聯文藝理論模式特徵的教材；一種是1958年提出「教育革命」口號後出現的一批比較簡單化的教材。這類教材多是學校組織集體編寫，體例上有較大變化，突出強調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思想及相關文藝論述，存在破多立少、科學性和知識性較差、思想方法片面絕對的弊端。
前述兩部全國統編教材就不同了。它們沒有對哪一種理論生搬硬套，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遵循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以文學的外部和內部規律以及創作和鑑賞的一般規律為主幹，同時繼承中國古代文論注重讀者與批評、重視作者創作過程的優良傳統，大大完善了文藝理論的結構系統。同時，緊密結合中國和世界的文藝實際，引用古今中外大量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以翔實、豐富、有力的內容來論證自己的理論，使文藝理論不再只是空洞的口號和論斷，而是成為與文藝實際密切結合的有血有肉的完整的整體。這在新中國文論史上是第一次有價值的嘗試，是發展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可貴的一步。回顧和總結新中國文藝理論歷程的時候，我們應當有這種認識高度，應當有這種理論自覺，應該承認並開掘其突破性的進展和巨大的創新意義。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過頭來，當我們把這兩部教材放在中國現代文藝理論發展史和世界文藝理論發展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的時候，我們是有理由也有權利指出它在創立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面是有超越前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單就打破了沿襲蘇聯教材模式這一點，單就與本國國情與文藝實際深度結合這一點，單就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包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理解的準確度這一點，單就改變了當時學術風氣、樹立了良好學術規範這一點，單就它語言樸素平實、自然流暢，表達方式上十分中國化這一點，單就它制定出從本質論、作品論、發展論到創作論、批評鑑賞論邏輯框架這一點，說這兩部教材標誌著具有中國特色文藝理論教材的真正開始，標誌著中國文藝理論研究進入了新水準的階段，是完全能夠成立的。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有學者還這樣評議： 「這兩部教材在我國建國後文藝理論建設中的地位，是應當肯定的」，它們不僅長期以來「在社會上，在高等學校中的中文系教學中，發生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後來的教材「從整體來看，在較長時期中並未超越它們的成就」⑥。這種個人意見也是實事求是的。
前些年，我國學界曾有一種看法，認為「文革」前包括上述兩部統編教材在內的我國文藝理論研究，都是受「蘇聯模式」影響，都是教條主義的，因而主張應把這一頁徹底地翻過去。這種看法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實際的。誠然，這兩部統編教材自身是存在某些簡單化和政治化缺欠的，但這是時代的印跡，並非是根本性的缺點。不難發現，兩部統編教材之後「另行編寫教材，也基本上是以其為藍本，並沒有超過其基本觀點和理論體系的範圍」⑦，理論發展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只是對先前缺陷的逐步克服。這一情況，就有力地說明了這兩部教材在觀念和範式上的價值。
文藝理論研究在「文革」時期是乏善可陳的。由於受到「左」的思潮影響，上述兩部優秀的全國統編教材遭受冷落，此間出現的一些適應政治環境的文藝理論著述，其觀點和學術內容多陷入絕對、偏激的泥淖，文藝理論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性地位也遭到喪失。這一時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為滿足給工農兵學員進行文藝理論教學的需要。開始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論思想的研究和篇章講解式《馬列文論》教材的編寫。這一情況，是在先前文藝理論教材遭到批判、不能再講授的環境下，我國文藝理論教師和文論工作者不得不採取的一個學習、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文論學說的方法。它對後來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還是起到一定推動作用的。
從改革開放伊始到本世紀初，是新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嚴格說來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算起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期，中國的文藝理論研究也進入了新階段。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祝詞》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們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⑧，並從多方面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和任務。毫無疑問，這一時期由于堅持改革開放，我國文藝理論的思考空間獲得了極大拓寬，我國文藝理論事業取得了空前發展。這一階段，我們形成了完整的文藝學學科發展架構，形成了文藝學本科、碩士、博士健全的學位授予機制，形成了陣容比較齊整的文藝學科研隊伍，出現了研究領域擴容、拓深，大量教材、專著和論文疊出的可喜局面。
這一階段，我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的最大特點，就是借國門洞開之機，大量引進外來學說，對文藝理論學科的特性認識更加多樣和多元，其研究的外延不斷拓展，內涵不斷深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方法、多角度、多層次的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格局。這當中，有一些學者是以紹介、引進和詮釋外國文藝學說特別是現代西方文藝學說為己任；有一些學者是以吸收和轉化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營養為己任；也有一些學者則是在複雜多元的文論境況下，把探索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如何從經典形態向當代形態轉化與過渡作為重點。這三類學者，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景觀，他們又都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和貢獻。
第二個階段的文論研究，如果從具體的語境出發，那麼可以說是從清算多年存在的「左」的文藝思潮，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恢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傳統開始的。之後，隨著思想解放的進一步深入，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隨著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新提法取代「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舊提法，大大激發了文藝理論的生產力，使我國文論研究迅速出現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從未曾出現過的中外文論大規模交匯、交融、交流和劇烈碰撞的局面。西方文藝學說——無論是近代的還是現代、後現代的都接二連三、堂而皇之、大張旗鼓地被引進來，登上中國文藝理論的舞臺。一時間，讓人有一種目不暇接、五顏六色、眼花繚亂的感覺。這是由國際國內環境巨大變化造成的新面貌。這種面貌改變了學術交流不暢、原始資料匱乏、研究條件簡陋的局面，使我國文藝理論研究獲得了空前的機遇。
由於能夠傾力且直接地汲取西方現當代文藝理論成果，所以，從80年代到90年代，我國文藝理論研究方法的變革、突破和更新，有力地推動了文論觀念和話語體系的拓展，極大地轉變了原有文論研究的思維模式，催生出文藝理論形態的多樣化和各種文藝理論的分支學科。如文藝心理學、文藝符號學、文藝闡釋學、文學敘事學、文藝生態學、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比較詩學、新批評、接受理論、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少數話語研究、身份研究、區域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等等。這些分支學科的著述，猶如雨後春筍，競相進發。這種多元探索、多向思維、多層深入的狀況，極大地活躍了文藝理論工作者的頭腦，使他們有了更廣袤、更寬闊的理論空間，使他們更加看清了我國文藝理論在世界文論版圖中的位置與特性，並為我國整個文論學科的發展注入了新動能。近來有學者這樣說：「向國外文藝理論敞開開放的胸懷，用國外的理論來激發出文藝理論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並以此作為構建中國文藝理論的養分和基礎，突破了過去僵化的文藝理論體系，使文藝理論學科成為當時最活躍的理論領域，這正是新時期文藝理論的重要經驗。」⑨這個評論是許多人感同身受的。
新時期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的經驗，一言以蔽之，就在於它有開放的心態和探索的勇氣。從開放而到引進，從引進而到消化，從消化而到反思，從反思而到創建，這正是新時期我國文藝理論走過的一條路，也是新時期我國文藝理論取得進展的一個標識。新時期文藝理論領域提出過許多新的「轉向」、命題，也發生過多次激烈的學術論爭。這些「轉向」、命題和論爭，儘管角度不同，學術見解有別，但從根本上講，都是圍繞著如何正確對待西方文藝理論學說、如何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和文藝觀、如何科學有效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話語而進行的。或者換一種說法，這些「轉向」、命題和論爭，都是圍繞著如何處理好「守正」與「創新」的關係而進行的。時間和實踐是最好的老師。通過充分說理的討論，學者們普遍意識到：「守正」，最核心的內容就是要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上的指導地位；「創新」，最本質的訴求就是要體現出具有時代色調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精神。文藝理論研究只滿足於自身的自娛自樂是不行的。文藝理論研究不能只當「留聲機」，當「二道販子」，不能只從事從理論到理論的「知識旅行」，更不能搞成只是少數人吹噓、追捧和欣賞的「圈子文化」。文藝理論研究要保持一種與時代和人民相向而行甚或攜手同行的理論襟懷和學術激情，改變理論研究眼睛向外、無視或滯後於社會現實和文藝實踐的狀況。有學者把文藝理論不停的「轉向」，歸結為「40年來中國文論由政治範式到審美範式，由審美範式到文化研究範式的演進過程」，並以為「這基本上是一個文論思維方式由本質主義到關係主義，再到文化歷史主義，也即從簡單到複雜的進化過程」⑩。這種歸納，顯然比較表面和現象化。事實上，前述這種「演進過程」，從範式轉型角度講是一種「進化」，若從學理本質或價值取向上講，則是一個逐漸疏遠和偏離唯物史觀的「退化」過程。
我們聯繫這一時期文藝理論教材的建設狀況，也能說明這個問題。新時期的文藝理論教材建設，的確琳琅滿目、百花齊放、可圈可點。據不完全統計，不把翻譯的以及美學方面的教材計算在內，僅就我國學者自主編著的各級各類文藝理論教材，從上紀g80年代到本世紀之初，大概就有近二百部，它們猶如滿天星鬥，各自閃爍。但仔細分析，情況卻很複雜。這裡有基本沿襲60年代統編教材模式的；有力圖加以修補、深化認識和進行局部突破的；有大體依據或效仿西方某一文論學說進行構建的；有別出心裁、另起爐灶、重新思考理論框架的；有主張編寫教材要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上「出新不出格」(11)的；有主張要徹底「審美化」或「文化化」的；有主張貫穿「主體性」、實踐存在論或生命哲學的；有主張採取反本質主義立場的；也有主張面對理論碰撞要進一步體現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文藝理論學科研究的。因此，這一時期我國文藝理論教材編寫呈現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景觀。其中，影響較廣泛的有《文藝學新編》(王向峰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文藝學導論》(吳中傑著，江蘇文藝出版社，1988)、《文學原理——發展論》(錢中文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文學原理》(王元驤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文學原理》(孫子威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藝術生產原理》(何國瑞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文藝學新論》(狄其聰、王汶成、凌晨光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文學理論新編》(陳傳才、周文柏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文學理論教程》修訂版(童慶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文學理論》(劉安海、孫文憲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文學理論新釋》(顧祖釗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文學原理》(董學文、張永剛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文學理論新讀本》(南帆主編，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等。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新時期文藝理論研究在學術規範和觀念領域的巨大變化。
從反思的角度看，應當承認，這一階段我國文藝理論研究在迅猛發展的同時，確也普遍存在明顯的弱點和不足。這個弱點和不足，倘若歸納起來，我認為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在引進西方學說和探討文藝理論問題時不能很好地同中國文藝和中國社會的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二是相當一部分文藝理論研究在哲學根基上出現或整體或局部的偏離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傾向。其具體表現為：有些文藝理論研究很大程度上存在消化不良、水土不服或「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有些文藝理論研究存在缺乏自主話語，「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或熱衷於「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12)的現象；相當一批文藝理論研究在對待引進國外學說時如何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問題上，在如何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說問題上，存在著「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會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有的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沒有學術上的學理性和系統性。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籤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13)這種情況。
面對這種情況，正是我們黨提出了在理論上「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14)的號召。進入新世紀不久，黨中央在2004年就組織實施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其中「馬工程」重點教材——《文學理論》，就是在這個時候集中全國十多位專家(後來又補充一些年輕專家)開始起步編寫的。幾年間，七易其稿，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可謂新時期我國對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投入最大的一個項目。這部教材今天看來雖仍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從新時期文藝理論發展歷程來看，它畢竟是明確高舉馬克思主義文論旗幟的重要成果，畢竟對扭轉之前一段時間文論研究的嚴重混亂和「西化」傾向起到了遏制與校正的作用。該教材在指導思想中明確寫道：「本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分析文學現象，揭示文學活動的特徵和規律，幫助學生初步掌握系統的文學理論知識，樹立科學的文學觀。」(15)這就無可辯駁地再一次證明，我國文藝理論研究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才是正路；只有依靠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才能實現科學化；「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16)「馬工程」重點教材《文學理論》的出版，大大推動了新時期我國文藝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的重新重視，大大提振了構建文藝理論自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自覺和自信。
到了2009年，教育部啟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項目又上馬了。從全國各高校抽調來的12名文藝理論教授組成編寫組，歷時將近十年，幾經修改，特別是後來增添和補充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相關論述，到2019年基本完成了全書的編寫和修改工作。《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繼《文學理論》之後，又一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的重大工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這部教材，其最大的功績，是它在歷史和邏輯統一的前提下，首次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完整的體系性建構。這種體系性，不僅包含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和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論，而且囊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尤其是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全部內容。它把170多年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的成就有機地組織在一部教材中，並勾勒出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狀貌，這不僅在中國文藝理論界，而且在世界文藝理論界，都是具有首創之功的。它是中國文藝理論家為世界文藝理論做出的新貢獻。
新中國文藝理論的第三個階段，同第二個階段是彼此銜接著的。但為什麼要把黨的十八大以後至今單獨劃出一個階段呢？那是因為我認為從文藝理論發展史角度考察，此間確實發生一些帶有新質特性的變化。
這一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也進入了新時代。這一階段，產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新形態，對應著「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17)，讓人們看到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雛型。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18)的重大戰略任務。我們之所以把這一時期劃為文藝理論發展的一個階段，就是因為有習近平關於文藝問題系列重要論述發表作為標誌的。習近平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以及2019年3月4日在全國政協聯組會上的講話和2019年7月16日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不僅高瞻遠矚地總結了我國70年來我國文藝工作的主要經驗教訓，而且帶有世界眼光地擘劃了新時代文藝創作和理論發展的未來；不僅深刻透徹地揭櫫了新歷史條件下文藝活動的普遍規律，而且鞭辟入裡地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新訴求、新前景和新路徑；不僅探索創新了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充滿問題意識地解答了人們關切的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和實踐之問。習近平關於文藝問題的系列重要論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寶庫，提升了中國特色文藝理論境界，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推向了新階段。
這第三階段，還有一個顯著特徵，那就是它從歷史邏輯和辯證法的高度，完成了新中國文藝理論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完成了一次大跨度的「正—反—合」的矛盾運動。可以說，它既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理論回歸，又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理論創新；它既徹底擺脫了外來文論的不良影響，又透射出俯瞰21世紀的新銳發展的理論目光；它既是完全自主和中國化的理論，又自信地站到了世界文論版圖的中央；它與前兩個階段是一派相承的，其軌跡又顯示出超邁和升華的特徵。中國文藝理論在今天，已經成為世界文藝理論家族中日益重要的創造性力量。這是我們主張把這第三階段單獨列出的又一理由。
這第三階段還在進行當中。通過分析此階段業已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我們也可以判斷出這一階段文藝理論內涵的變化。習近平同志在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提出了「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號召，隨後在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又提出建設「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要求。他一再強調，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總結經驗，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並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我想，這個號召和要求，對我國文藝理論界同樣是適用的。我國文藝理論面臨著構建和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艱巨任務。這是我國文藝理論界跟上形勢，立足國情、世情和實際，提煉文藝新特點，總結文藝新規律，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理論成果，把當代中國文藝理論不斷推向前進的需要，也是廣大文藝理論工作者的夢想與追求。建設「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正在成為第三階段的實質性內容。
必須看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已經進入新的發展周期。在持續的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張力結構中，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已經展現出它的獨特容貌。換句話說，在當代世界文藝理論的大棋盤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不僅獲得了自己特有的身份，而且為人類文藝理論的未來提供了新的選擇與發展的可能性。
在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統轄下，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它的好處在於，一方面可以把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功能落到實處，進一步明確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戰略，提升文藝理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總體水平，增強文論研究的創新動力和廣闊空間，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得以呈現；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觀點，更好地吸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外國先進文化的精髓，堅持問題導向，弘揚批判精神，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真正成為解決重大實際問題的鑰匙。這是新的發展階段賦予文藝理論的使命。習近平同志提出並倡導「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提出並倡導「中國精神」和「中華美學精神」，這也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具體表現。有學者這樣評述，認為「充分倡導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典型特色」。「倡導中華美學精神，是富有新時代特色的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突出體現，是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華傳統文化相融相合的成果。」(19)這個判斷是能夠成立的。
第三階段在文藝理論體系和學理內容上的推進，主要表現在如下一些地方：其一，是初步解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發展和市場經濟的關係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取向在這一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這是當代我國文藝理論面臨的特有的問題，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有適應和佔有市場的一面，也有拒絕市場消極取向、獨立於市場趨利性的一面。如何在觀念、制度和政策上找到社會主義文藝和市場經濟的平衡點，這是現實和歷史給文藝理論提出的一道新課題。這個課題在習近平的系列文藝論述中，已經基本予以解決了。其二，是初步解決了處於與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激蕩中我國文藝理論如何既保持開放心態又能構建起獨立的民族精神大廈的問題。這本是個老問題，但如今卻有了新難點和新特點。例如，為什麼說「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怎樣才能「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範」？如何「學習借鑑世界優秀文化成果」，「堅持洋為中用、開拓創新，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如何使「文藝在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具有獨特作用」(20)？等等。習近平的文藝論述，結合中國的文藝實際，都給與了有時代新意的回答。其三，是初步解決了全媒體時代文藝理論面臨的諸多前所未遇的新問題。在全媒體時代，文藝的形態、存在方式、情感模式、思維理路、表達形式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改變。誠如有學者指出的：「人在這個時代成為介質人、媒介人。人如何在這場媒體革命面前講述文藝，文藝如何表現介質化、媒介化存在的人，同樣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典型文藝問題。」「新文論體系構建必須關注新的時代人的新質，揭示文藝與人的新質的關聯，推動文藝去表達人的新質、建構人的新質或批判人的新質。新文論體系有責任使人的新質透過其所倡導的優秀文藝作品取向，變成更好的新質、更豐富的新質。」(21)應該說，習近平的文藝論述，已經帶動整個文藝理論界去攻關許多新的課題，已經把我國文藝理論研究推入到新的階段。
新中國70年文藝理論走過的路，既是平坦的，也是坎坷的，既是康莊的，也是曲折的，其中有許多歷史的經驗值得總結。習近平同志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說：「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來黨和人民的奮鬥實踐，深刻解讀新中國70年歷史性變革中所蘊藏的內在邏輯。」(22)我們文藝理論界也應當做好揭示這個「內在邏輯」的工作。
我們如果不為浮雲遮望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事求是，那麼完全有資格說，新中國文藝理論的70年，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不斷深入和加強的歷史，就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引領下，從具體歷史語境和文藝實際出發，不斷豐富和發展有自己特色文藝理論的歷史。
70年的跨度，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的三個階段，從本質上講，進行的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實踐和探索。這三個階段之間有區別，但不能相互割裂、相互對立。總結和探討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理論的歷史經驗，應當把前後相連的三個階段貫通起來考察。這樣，我們才能站在文藝理論運動更高一級螺旋式上升的高度，通盤審視和把握以往文論發展所反映的主客觀條件。
如何把這70年文藝理論變化的進程統合起來加以研究，這是一個重大而嚴肅的課題，需要文論研究者付出艱辛而長期的努力。這裡，我只就其中的關鍵之點做些初步探討性的嘗試。
從學科的意義上看，中國文藝理論的話語體系，經歷了一個從學習蘇聯到學習西方、直至自覺建構中國自己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體系的過程。這個過程，既表明了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從不成熟、不完善逐步地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時也表明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應是我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區別於其他國家文藝理論建設的根本標誌。我們應該把文論建設的主要精力，放到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創造屬於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上來。
從前瞻的意義上看，雖說大的形勢為我們提升文藝理論話語權提供了歷史機遇，但真正要提升我們在世界文藝理論上的話語權，還是任重道遠的。應當承認，目前世界上的文論格局總體上還是「西強我弱」，我國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文藝理論話語權，仍處在結構性的弱勢地位。這是由複雜的多種多樣歷史原因造成的。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中國的文藝理論理應在國際文論話語體系中開闢出一條新路，理應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破除迷霧、不懈拼搏，保持定力、凝聚智慧，為人類文藝理論科學做出更大貢獻。但這要靠什麼呢？歸根結底，還是要靠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特別是要靠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這是70年文藝理論歷程得出來的結論。
這裡可能有人會提出疑問：靠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學說來發展我國文藝理論行不行呢？我的回答很坦率：那是不行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中，「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批判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新發展新形態的左派學者其實並不多；一些左派學者實質上已經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實質，藉助各種外在資源和新奇的形式包裝，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裝扮成一種『時髦』的商販文化；少數左派學者甚至在根本立場上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以不同方式批判、否定和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23)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我們不能拜倒在「西馬」文論的腳下。所以說，以文藝理論「西馬化」來取代文藝理論「中國化」，是不妥當的。我們應當重視對「西馬」文論的研究，但這種研究，說到底是為了把握蘊藏其中的有價值的問題，從而為更好地理解和解決我們自身問題服務，為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提供有益的借鑑和啟示。習近平同志說：「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新成果，我們要密切關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鑑別，既不能採取一概排斥的態度，也不能搞全盤照搬。」(24)這應是我們對待「西馬」問題態度上的根本遵循。
為什麼有些人不喜歡馬克思主義文論而熱衷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原因很多。但我以為，這跟有些人習慣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作恩格斯當年批評經濟學家對待黑格爾全部遺產時所說的那樣，認為它「不過是可以用來套在任何論題上的刻板公式，不過是可以用來在缺乏思想和實證知識的時候及時搪塞一下的詞彙語錄」(25)不無關係。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顯然是將其中立場觀點方法系統，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活的靈魂與威力給窒息了。
眾所周知，文藝理論話語權的核心是同國家意識形態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文藝理論話語權，體現的是包括國家價值觀因素在內的文化觀念和審美理念。文藝理論研究的實踐反覆證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佔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26)我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無論發展到那一步，都不能忘記這一條。不僅不能忘記，而且應該把其中的道義優勢轉化為學理的話語優勢，以此穩實地站在世界文藝理論的前沿。「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深刻變革，置身這一歷史巨變之中的中國人更有資格、更有能力揭示這其中所蘊含的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為發展馬克思主義做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要有這樣的理論自覺，更要有這樣的理論自信。」(27)習近平的這一忠告，為我們總結文藝理論70年的經驗指明了方向。
我同意這樣的看法，即70年間我國文藝理論經歷的多次論爭，其本質上都是圍繞著如何正確認識、對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而進行的。以文藝與意識形態關係為例。上世紀50至70年代，學界和文論界一直把「文藝」界定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80年代後逐漸廢止了這個界定，提出「文藝」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看法；到本世紀初，有學者又指出「審美意識形態」概念及其理論不科學，文藝應當界定為「可以具有意識形態性的審美的社會意識形式」。這種變化，一方面說明了正確理解和領悟馬克思主義對文論研究的極端重要性，一方面也說明了文藝理論的偏頗和失誤多是由於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述的誤讀和曲解造成的。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我國文藝理論不斷發展的前提。我們既不能被外國文藝理論和中國古代傳統文論牽著鼻子走，也不能走某些西方學者那種隨意把某種西方學說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拼湊」、「融合」、「嫁接」的老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要增強實現文藝理論中國化的自覺性，增強構建有中國特色文藝理論的勇氣和信心。同時，也要看清存在「在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28)的缺欠，不畏艱辛，不辱使命，為推動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做出貢獻。
再者，70年文藝理論的歷史證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確「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29)。什麼時候「雙百」方針貫徹好了，我們的理論批評和文藝創作就有大的發展；什麼時候漠視或背離「雙百」方針，我們的理論批評和文藝創作就會蕭條沉悶。從事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一定要有學術討論、爭鳴和辯論的氛圍，這是推動其發展的不竭動力。實踐表明，學術爭鳴不僅不會妨礙文藝理論發展，反而會成其為發展的助推器。文藝理論爭鳴上的沉寂期，往往就是發展的停滯期。真理是越辯越明，是存在於討論之中的。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不能沒有討論，沒有爭鳴，不能自認為合理就行了，一定要在討論、比較和爭鳴中獲得發展。任何輕視和放棄「雙百」方針的心態和做法都是有害的。
歷史告訴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先進性的根本保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本質特徵；堅持解決「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課題；堅持處理好古今中外文論之間的關係，立足實踐，努力創新，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主要途徑。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我們是不能躲躲閃閃、含糊其辭的，是不能「當紳士」、做「騎牆派」和「看風派」的，是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的。我們的文藝理論研究，「出現一些失誤是難免的，但學費不能白付，要吃一塹長一智，舉一反三，避免同一種失誤一犯再犯」(30)。我們的文藝理論變革，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它是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因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原理不能丟。這是透過70年文藝理論運動的風風雨雨得出來的最基本的經驗。
注釋：
①參見毛慶耆等著：《中國文藝理論百年教程》，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3、113-151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頁。
③[蘇]畢達可夫：《文藝學引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528頁。
④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⑤毛慶耆等：《中國文藝理論百年教程》，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頁。
⑥樊籬：《文學理論教程》，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71-372頁。
⑦賴大仁：《也談現行文學理論教材問題》，《光明日報》2002年8月14日。
⑧《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頁。
⑨蔣述卓：《重視新時期面向新時代》，《文藝報》2019年5月22日第3版。
⑩泓峻：《「在場者」與中國當代文論史》，《文藝報》2019年3月15日，第3版。
(11)狄其聰等人提出的文論教材編寫思想。所謂「不出格」，就是指不違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原則。參見狄其聰、王汶成、凌晨光著《文藝學新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頁。
(13)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14)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3、31頁。
(15)本書編寫組：《文學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16)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頁。
(1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頁。
(18)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19)孫書文：《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理論發展的新境界》，《文藝報》2019年8月26日。
(20)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6、26、22頁。
(21)馬建輝：《新文論體系構建與我國當代典型文藝問題》，《中國藝術報》2019年7月10日。
(22)習近平：《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談話》，《人民日報》2019年3月5日。
(23)張亮：《開啟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研究新局面》，《光明日報》2019年9月2日。
(24)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9月30日。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26)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27)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7年9月29日)，見《人民日報》2017年9月30日。
(28)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29)《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頁。
(30)《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