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向陽 北京師範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
來源：正和島
01、寫書評是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應正和島的邀請，為田濤老師的新書《理念·制度·人》和《我們為什麼要做企業家》寫書評，我感到光榮而艱巨。
「光榮」是因為承蒙田濤老師看得起，平時在微信裡交流較多，對他的立場觀點、知識結構和思想脈絡有所了解，也算是一個知己；「光榮」也是因為承蒙他把我當小兄弟看，對我懷有殷切的期待，經常不斷地鞭策我，是我難得的良師和諍友。
「艱巨」是因為寫書評時，至少要站在與田濤老師接近的水平和境界上，才能正確解讀原著，深入對話交流。否則只能狗尾續貂，做學習狀，寫個讀後感，喊一聲「好」而已。
可惜本人我缺乏田濤老師的人生閱歷，尤其是20多年如一日超近距離研究華為的專注，所以，寫起書評來，談何容易？！
「我不怕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我怕被誤解」，這幾乎是每個作者的普遍心態。關於這一點，我倒是多少有點信心，至少可以做到不誤解、不歪曲田濤老師的本意。
需要提前聲明一下：本文重點是寫書評，而不是討論組織管理之道。關於組織管理之道，關於華為，我不可能講得比田濤老師更透徹、更高明。
如果讀者更感興趣的是後者，建議直接去讀田濤老師的新書。多讀幾遍，其義自見。
另外，文責自負，我對我說的每一句話承擔最後的責任。雖然田濤老師對我的一些溢美之詞可能堅辭不就，或者對我的一些批評並不認同，但是，秉筆直書是我作為一個學者的一貫態度。
02、好的教員也需要教科書
如果說任正非先生是華為的「文化教員」，主要抓思想權和組織文化建設，那麼，田濤老師的這幾本書（包括《下一個倒下的是不是華為》、七本華為故事系列和這兩本新書）就是關於華為組織管理的教科書，尤其是組織文化建設和傳播的教科書。
如果沒有適當的教材，即使是優秀的教師講起課來也很可能詳略不當，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無法快速、系統地傳播知識和思想，批量化地培養人才。
四百年前捷克的教育家誇美紐斯（1592-1670）發明了教科書，極大地提高了教學效率，把昔日十幾個人的私塾變成了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成千上萬人的學校，可以讓任何一個資質平平的教師都能輕鬆勝任教學工作。
華為是一個擁有19多萬員工，33年歷史的龐然大物，經常讓那些關心它的研究者感覺如墜霧裡，盲人摸象。
田濤老師的研究工作相當於提供了一個儘可能權威的、框架明晰的教材，它加深了人們對華為的認知和理解，同時也提升了華為內部組織文化傳播的效率和能量。
03、本書的核心主題和潛在結構
這兩本新書是田濤老師過去三四年裡在各種不同場合，面對不同聽眾「講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所以，它不是那種層層遞進的、結構良好的著作，這使得讀者很難用幾句話提綱挈領地概括出其中的框架結構和核心思想來。
在我看來，這兩本書更像一個生機勃勃的思想叢林。
其內容從花蝴蝶薇甘菊到浩瀚星空，從猶太教、天主教到新教倫理，從軍事史、科技史到與任總之間互動中的各種小故事（例如，任總幫他把椅子挪到靠近火爐的地方，以照顧他的傷腿）等，包羅萬象。
而且諸多信息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既增加了閱讀的快感，也增加了解讀的難度。
總體來說，這兩本書的主題還是很鮮明的，而且作者本人已經儘可能地做了清晰的分類。
其核心關鍵詞主要包括人性、理念、文化、制度、企業家精神、創新、組織生成、演化和變革、領導力等。但是，我認為，這些關鍵詞在田濤老師的思想框架裡並不是同等重要的。
作為一個早年受過心理學教育的學者和顧問，田濤老師自然而然地把人性和理念（個人價值觀和組織文化）置於理解組織管理問題最核心的位置之上。
他特別強調，所有管理大師都是洞悉人性的大師，所有的管理都是基於對複雜人性的動態把握。他認為制度是在文化的土壤上派生出來的，制度受制於文化，同時制度對於文化有強大的形塑作用（「文化必須構築在制度的磐石之上」）等。
如果想用一個結構性的框架來理解，讀者可以想像一個由四五個從小到大重疊在一起的「鐵餅」，最上面一層肯定是人性和組織（團隊和社會），第二層是文化和制度，第三層包括領導力、創新和流程等。第四層可能才涉及到具體的各種職能管理，如生產、營銷、財務等。
以此類推，從核心到周邊，種種管理問題由近及遠，都囊括在這個概念體系之內，而且按照它們在影響企業成功的邏輯鏈條上的重要性安置得比較妥當。
此外，每一層「鐵餅」又代表一個陰陽圖，同時包括了兩種、甚至多種針鋒相對的力量。
例如，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欲望的激發和控制、組織契約與個人奉獻、英雄主義與機會主義和悲觀主義、企業家精神的陽光面和種種暗瘡等。
這些成雙成對的概念之間構成了一種二元性、悖論和張力、同時彼此之間也滲透著。
因為《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一書，任正非所提出的「灰度」的概念廣為人知。
事實上，灰度在華為有特定的應用對象和場景（主要用於處理人際關係和矛盾，以達到包容、妥協和共識），同時，灰度和清晰度之間也構成了一個更高級的悖論。
此外，灰度和另外一個概念「文化雙融」（美國國際管理學會前任主席陳明哲教授所提出）之間也有類似之處。更重要是，田濤老師把管理理解成一種永不停息的運動——一種反覆的折騰，不斷偏離「中道」以及向「中道」的再回歸。
如果把田濤老師的管理理念放到百年的管理學史中去看，更能明白他的思想的價值。
過去一百年的管理思想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叫最佳實踐（One Best Way Approach）（1910-1960年前後），認為世間存在某種最優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根本不需要考慮具體的情境。
例如，泰勒的車間管理、法約爾的一般行政管理、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等；
第二個階段是權變理論階段（Contingency Approach）（1970年到2000年前後），管理學者意識到根本沒有所謂的普適「管理規律」。每一種管理理論或者實踐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諸多內外因素，只有當兩者很好地匹配的時候才能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
這就是中國人所講的「執經達權」。
第三個階段就是悖論整合階段（The Paradox Approach）（2000年之後到現在），管理學者意識到組織管理中充滿各種悖論，例如，短期VS長期、技術驅動VS客戶中心、探索性學習VS開發性學習，強調經濟績效VS平衡社會責任等。
越是大企業，越是高層的管理者不是在非黑即白，或者非此即彼之間進行簡單地選擇，而是把諸多的矛盾和悖論，以一種動態和整體的方式整合在一起，爭取在獲得短期高績效中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作為一個非典型的、非科班出身的管理研究者和顧問，田濤老師一出手就達到了管理學研究的第三個層次，令人敬佩他的智慧和洞察力。
在他關於華為案例的深度分析中，他對組織管理中悖論的具體描述和理論分析是無所不在的，是豐富多彩的，是有現實質感的。
04、「搗糊的大師」和搗糨糊的傑作
有一位跟聽了七八年田濤老師講課的企業家說，「田老師，我怎麼發現你這幾年講座水平越來越高？！」也有一位華為高層看過這兩本書的文稿後評價，「基本上從底層邏輯上把華為講明白了」。
相比這兩本新書，田濤老師自認為2012年出版的《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是自己研究華為和組織管理的「入門書」。言下之意，他對於自己這兩本新書，以及這八年來的思想沉澱還是比較滿意的。
我通讀過田濤老師最近幾年的絕大多數書和文章，此次系統性地閱讀這兩本書的時候也感覺到田濤老師在過去的八年裡功力大增。
這種「功力大增」更多的不是表現在另起爐灶進入了新的研究領域，而是對原來自己就認定的組織管理的核心問題的理解在深度上、高度上、廣度上、精細度上、甚至在審美上都有了顯著性的提升。
打個比方或許讀者更能明白我的這個評價的含義。
這正如華為的核心價值觀「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長期堅持艱苦奮鬥」，聽起來完全是常識，幾乎不證自明，每個企業都能說得很溜。
但是在一個急功近利的浮躁時代和社會裡，當絕大多數企業和人在大多數時候行事背離常識、說一套做一套的時候，如果有那麼一個很另類的企業，它不懼壓力和種種誘惑，咬定青山不放鬆，堅守常識三十多年，在組織管理和工作的每一個方面，每一個點滴中都盡力踐行這個價值觀，那麼三十年後，這個特立獨行的企業與周圍其他企業之間的差異就會有雲泥之別，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田濤老師自己選擇的研究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和華為走了一條相同的道路，那就是專注專注再專注，聚焦聚焦再聚焦，所以，他們才是同路人。
田濤老師認為，「華為的成功首先是組織文化的成功」。在《我們為什麼要做企業家》中他講到，「任正非就是一個糊的大師」，他為了建立和傳播華為所信奉的核心價值觀，經常用各種詞，變著花樣，成千上萬次地在華為內部「洗腦」員工。
而在我看來，田濤老師這兩本書同樣也是搗糨糊的傑作（這是我讀完這兩本書之後最強烈的第一印象），圍繞幾個核心主題從多元化的視角，用跨學科的大量事例，反反覆覆，不斷深化和強化對這些主題的理解。
例如，他與霍金的關門弟子加爾法德博士探討宇宙演化規律與組織管理之間的異曲同工；他與格拉斯哥大學的兩位教授探討詩歌和唱歌對管理者的激勵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在任正非的管理實踐中，或者在田濤老師的書中，任何一個東西都可以拿來建立和傳播文化理念。
它或者是一篇文章一本書，一部電影或者電視劇（如《中國機長》《安家》《大秦帝國》《阿甘正傳》《林肯傳》等），或者是一張圖片（如傷痕累累的芭蕾演員的腳、或者被打成篩子一樣仍然堅持返航的戰機），甚至是登山時看到一個蜘蛛網，或者與人喝咖啡閒談時的某一句話（華為把「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印在許多辦公室的桌牌上）。
他們或者採集眾山之玉，或者借題發揮，總之，所有的素材最後都春風化雨變成了組織管理的「黑土地」，都緊密地圍繞著華為的核心問題，圍繞著如何打勝仗，如何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這大概就是搗糨糊的真實含義。
正如老和尚念經，萬變不離其宗。
浸泡在這種咕嘟嘟冒著熱氣的語言溫泉裡，它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我們對組織管理的理解，讀來具有相當的感染力和煽動性。
我個人每次讀田濤老師的書，都恨不得重生一回，年輕一回，自己去創業，或者跟著某個「任正非」式的創業帶頭人一起創業。只有這樣，才能不虛度此生。
這種衝動和感動是那些標榜「客觀理性中立」的管理學教科書根本無法達到的。
企業家基於自己的直覺、經歷和閱讀會經常講出一些非常漂亮的話，但是，這些話一般缺乏系統性和深入的考證。
而作為顧問和管理研究者，就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的解讀，提供知識出處，梳理邏輯結構，形成準確、完整、形象的表達。
例如，田濤老師認為華為核心價值觀三句話（「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長期堅持艱苦奮鬥」）之間形成一個閉環，保持了某種對稱關係。
以及核心價值觀三句話是道，而「自我批判」是工具，兩者之間維持一種張力關係等，這些論述都是因為對華為和組織管理研究浸潤已久之後的準確詮釋。
在建立和傳播華為的組織文化方面，任正非先生和田濤老師（還有幾位紮根華為二十五年左右的傑出管理學者，比如黃衛偉老師、吳春波老師等）一唱一和，相得益彰，為中國企業家和管理學者之間的合作關係樹立了一種典範。
我衷心地希望那些有雄心壯志的中國企業家，能有意識地多交幾個有思想的學者，雙方長期保持這種陪伴式的、顧問式的合作關係。既相互獨立，又相互砥礪，共同進步。
05、作者的雄心壯志和所採用的研究方法
如果說馬克斯·韋伯第一次講清楚了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與新教倫理之間的因果關係，那麼，田濤老師就是把馬克斯·韋伯作為自己的學術榜樣，他試圖講清楚華為的工作倫理和華為階段性成功的底層邏輯。
田濤老師深受馬克斯·韋伯的影響，他們兩者都特別重視人性、宗教信仰、理念、文化和制度等，而且他們遵從了相同的研究方法：基於詮釋學的、長期跟蹤式的案例研究方法。
田濤老師特別強調管理學者一定要走進現場，做扎紮實實的觀察和長期跟蹤案例研究，他認為這才是管理學研究的正途。
的確，案例研究方法特別適用於研究複雜的、新興的、長時程的、動態變化的現象和問題。
不過，因為作者所秉持的哲學觀點的不同（主要是本體論和認識論），案例研究方法又可以分為基於實證主義的案例研究、基於批判實在論的案例研究、基於詮釋學的案例研究等。
在我看來，以《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為代表的系列華為研究屬於基於詮釋學的案例研究的典範，這樣的研究在中國管理學界是極為罕見的。
詮釋學的研究方法最早起源於對《聖經》的解讀，即神學詮釋學。後來在15世紀文藝復興之後，逐漸應用於對所有經典文獻的詮釋，發展成為一般性的詮釋學。
一直到1820年前後，逐漸成為德國歷史科學和道德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例如，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等）。
它完全不同於同一時期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所發展出來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強調經驗積累和開發中小型的可檢驗的理論，研究要求秉持客觀中立、價值無涉等）。
詮釋學的方法強調研究者本身的主體性，不迴避個人所秉持的特殊視角的價值和局限性（「前見、前設」），強調採用整體的方法、強調個人感情或者民族情感的價值和影響，強調研究者的參與和行動，強調道德倫理的重要性（而非僅僅是事實和邏輯），強調研究的開放性和詮釋學循環，允許讀者對文本做出多樣性的理解等。
詮釋學強調意義建構和意義賦予，擅長用比喻和故事進行表達，而非採用數據和圖表進行說明。在詮釋學看來，講故事就是建立和傳播組織文化的重要活動。
「講故事也是少數領導者在不確定的關鍵時刻，影響大多數追隨者心智模式的重要手段」（引自深圳大學管理學院韓巍教授）。
創業之初，任正非畫了很多大餅，最重要的一個就講故事，並把故事變成現實。例如，「二十年後，電信業三分天下，華為必佔其一」。
此外，詮釋學的骨子裡滲透著想像力和創造性，滲透著自由主義，它強調組織和社會「規律」的人為建構性，而非「客觀規律」的外在強制性。
在我看來，所有那些一流的管理思想家都是詮釋學的擁護者，而基於實證主義的經驗研究大多屬於那些普通的學術勞工幹的活兒。
管理學界的大佬們心知肚明地玩著這套遊戲，而學術勞工們則以科學研究之名，畫地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
德魯克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典型的詮釋學的研究方法，他是反實證主義的，反分析哲學的，反對管理研究是與個人價值立場無關，反對管理學屬於某種狹義上的科學。
德魯克的書裡極少有數據和圖表，有的更多的是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臨近晚年，他甚至還寫了兩本小說，因為他覺得一般意義上的管理學著作已經無法滿足他的對人性、組織和社會的複雜性和微妙性的理解和表達。
另外一個管理學大師詹姆斯·馬奇，也是田濤老師很推崇的。雖然馬奇的研究非常學院派，但是，他深知象牙塔式的經驗研究的弊端，所以，不僅自己寫了8本詩集，而且還要求學生在《領導力》的課堂上研讀《堂吉訶德》《戰爭與和平》《李爾王》《聖女貞德》等小說。
因為詩歌和小說更能幫助管理者理解人性和社會，提高溝通能力和領導力。
暫且蕩開一筆，談點更深層次的知識體系問題。
許多人錯誤地認為，人文科學是最不重要的，或者認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三者之間的關係類似三個並列的「鐵餅」，認為近百年來自然科學在不斷蠶食人文科學的地盤。
事實上，如果您了解思想史和科學史，就會發現不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界定人文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全部脫胎於人文科學這個最古老的母體。
人文科學是知識體系中那個最大的基座，社會科學架構在它上面，而自然科學則是基座上那個最小但是最高聳的圓柱。是人文科學這個大基座定義了自然科學這個圓柱，而非反過來。
管理中最核心的，也是最難傳授的，大多屬於一些軟性技能，比如，商業倫理、領導力、溝通、歷史感、使命和責任心、誠實、創造力、想像力、審美水準、遠見和洞察力等。
提升它們需要管理者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長期滋養和薰陶。理解了以上的觀點，就能理解任正非先生和田濤老師為什麼推薦大家多讀一些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軍事的著作。
為什麼甚至要多看一些電影，從電影這種虛構的載體中體會人生和組織管理之道。
田濤老師雖然不是一個生活在大學象牙塔裡的學者，但是，以我和他的交往來看，他閱讀之廣，用功之深，勝過絕大多數學者。尤其是，他特別強調閱讀經典原著，強調追根溯源。
管理學者和顧問唯有擁有這樣的知識結構，才能與傑出的企業家之間進行高水平的交流，才能影響對方。
例如，田濤老師反覆閱讀《聖經》《國富論》《物種起源》《思想史：從火到佛洛伊德》《美國秩序的根基》等等大部頭著作，從中獲得巨大的啟發。
這讓我聯想起愛因斯坦的一段經歷，「每次當我閱讀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時候，我都深刻地體會牛頓比他身後的無數力學家更加了解自己的理論體系中的矛盾之處和局限性之所在。每次當我想到這一點，我就對牛頓產生深深的敬意」。
所以，讀書最好不要讀二三流的書，要讀就反覆讀經典原著。
為了研究科技創新，田濤老師最近幾年閱讀了大量的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普著作，例如，《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趣》《極簡宇宙史》等。他讀《我是未來：特斯拉傳》能讀得「淚流滿面」，而讀《物種起源》能感到「驚心動魄」，這種知識和情感之間的共鳴是讀書人的很高境界。
總之，田濤老師是一個有思想定力的人。
十年來，他很少追逐過那些五光十色的熱點和泡沫，而是倔強而執拗地向管理世界的底層邏輯不斷掘進，越挖越深。他的治學之道和研究方法值得中國管理學者借鑑學習。
06、充滿想像力和精巧比喻的敘事風格
讓我從目錄中隨便摘引幾句，欣賞一下田濤老師的優美文筆：
「創新是鬧劇、悲劇和戲劇的雞尾酒」，
「喝咖啡的兔子與親吻醜陋的青蛙」，
「卓越領導力：鹽中的鹽」，
「創新是客戶導向和技術導向的擰麻花」，
「卓越的企業家是能夠製造信仰的極少數人」，
「交易型人才模式，猶如戈壁灘上種植鬱金香」，
「清教徒們的修行之地：戰場、帳房、市場」等等。
我相信，這些直擊要害、膾炙人口的表達一定會廣泛地流傳下去。
我一直不知道田濤老師那種充滿想像力、豐富多彩的文筆、精巧的比喻、略帶誇張和決絕的表達方式，到底來自他大腦的何處？我很慚愧自己沒有這方面的才華，所以，對此有點小小的羨慕嫉妒。
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田濤老師年輕時原來是一熱血文學青年，思想的花蝴蝶亂飛，每天寫一首甚至幾首詩。
這大概是他妙筆生花的原因之所在吧，可見詩歌是最能訓練人的想像力和表達能力的文學工具。
我曾經在某個權威管理學期刊主持「煮茶問道·本土管理研究論壇」時，邀請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周長輝教授（同時也是著名詩人），就他用詩歌的方式啟發和點化企業家和高管的教育實踐寫了一篇文章，然後邀請深圳大學的韓巍教授等人，從詮釋學和紮根理論的角度進行解讀和對話。
但是，這組文章被認為過於驚世駭俗，離經叛道，不屬於「科學範式」，幾經討論和反覆溝通，至今無法正式發表出來，一直是我心中難以割捨的愛與痛。
讀田濤老師的書時，我驚喜地了解到一個故事。
2017年5月2日他與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亞當斯密商學院的兩位教授交流時，聽說他們近年來研究的方向是利用詩歌文化激勵員工熱情和組織活力（有意思的，其中一位教授既是理論物理學博士，又是一位熱情洋溢的蘇格蘭詩人），當他們談到華為30年來的各種正式集會都會集體唱歌時，「詩人」教授非常興奮，幾次與自己激動地緊緊握手。
我衷心建議中國管理學界開闊一下自己的理論視野，少幹點那些沒有名堂的美國式的調節變量和中介變量模型，多讀點歐洲大陸更加多元取向的研究，甚至多看點電影，多讀點有聲有色的小說和詩歌，用多樣化的手法啟發和教化學生的心靈，把自己的文章寫得有點人味和趣味。
否則，真的是在製造無人問津的垃圾PAPER。
07、幾點值得商榷之處
在某種程度上，我和田濤老師都是潮流的「逆行者」，我們的腦袋瓜上天生有一點點「反骨」。
對一切流行的觀點和所謂的「創新」，如果未經自己的批判性思考，我們絕不輕易認同，而且，我們都不熱衷於成為一個緊跟熱點的時政評論家。
秉筆直書，坦率地說，我認同他這本書裡90%以上的觀點，比如，「自組織理論是反人性邏輯的烏託邦」，「奮鬥的動力從來都不是自發產生的」，「創始人必須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自由要框定在秩序的根基之上」，「戰略的本質是試錯與糾偏」等，但是，我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提出來與田濤老師進行商榷。
我覺得中國學術界特別缺乏「坦誠辯證，理性對話」的精神和氛圍。
第一，散見於本書之中，田濤老師對現行商學院的批判是劈頭蓋臉式的嘲諷，經常一棒子打死，這一點我稍微有點不同看法。
作為一個混跡於管理學院的學者，我自己早已不做目前流行的那種定量實證研究，我認為它們價值很小。但是，我覺得在管理知識的建構過程中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這大概是管理學科發展過程中必須要經歷的一段「彎路」，所謂存在即合理。
另外，也不要忽視商學院在培養中低層管理人才和商業人才方面的可能貢獻（咱們不談傑出的企業家，傑出的企業家不是商學院培養出來的，而是在實踐中自我塑造，時代催生出來的）。
因為與這個時代離得太近，我們很難準確評價全世界商學院幾十萬名教授，花了幾十年時間（主要是從1980年到目前）所積累出來的經驗研究的價值（我自己也不能），評價的時候可以更加謹慎一些。
第二，田濤老師雖然很努力地學習科學史和科學知識，但是，他畢竟沒有受過系統的自然科學教育，有的觀點表達的不夠嚴謹。
比如，他說，他的自序的標題「人生是一個函數」就令人費解。他說，「人生是一個函數，你永遠不知道上帝在關閉某一扇門時，另一扇門的背後隱藏著什麼」。事實上，只要是函數，就有具體的方程式，不管結果是唯一解，還是多個解。
很可惜，人生或者組織管理根本不是函數，我們寫不出具體而明確的方程式。
組織管理如果有「規律」可循，也一定是多重因果的、非線性的，受運氣和偶然性的影響極大，而且「因果關係」不透明，隱藏在不確定和模糊性的濃霧之中。
另外一個例子，他所說的組織活力=資源X（空間÷時間）2，這明顯是從愛因斯坦的質能轉化公式E=MC2聯想來的，雖然很多啟發性，但是缺乏嚴格的論證。
總之，商學院的研究過於強調嚴謹性，缺乏相關性和啟發性，而田濤老師的研究雖然高度契合企業家所關心的問題，有很強的啟發性和強大的精神激勵，但是，嚴謹性上需要強化。
第三，個別地方語焉不詳，田濤老師可能需要把話說透。
例如，為什麼讀《物種起源》時讀得「驚心動魄」？我一直很好奇，也很納悶。是因為發現社會達爾文主義陰魂不散，真實的世界一直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
他在與任正非先生交流的時候問，「華為更像是哪一支軍隊？」任正非先生回答說，「更像韓先楚的部隊，或者薛嶽的部隊」。對於我這個非軍迷來說，完全聽不懂這背後要傳遞的信息是什麼。
總之，如果是作為一個更加嚴謹的學術著作，必須有更加嚴格的界定和說明。
第四，因為和華為的特殊關係，田濤老師肯定是有一些話是不方便講的，而且這種特殊關係也限制了田濤老師對華為做出不同於現在的其他解讀方式。
我一直認為，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我們不要被任何組織、政黨或者偉人的光輝燦爛的一面所遮蔽，一定要考慮到它的A面，也要考慮到它的B面，C面……，然後把他的ABC等面綜合起來放到當時的歷史情境去考慮，保持一種同情式理解。
比如，此書中講激勵和獎賞的多，講懲罰或者負面的少。打個比方，我們都知道那些常勝的隊伍，不僅僅「分贓分得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紮實，而且軍官手中那把手槍也不是吃素的。
它更多的不是射向敵人，而是逼著自己的士兵衝鋒陷陣，就地懲罰逃兵的。「格殺勿論」和「就地正法」是要掉腦袋的。
總之，我認為田濤老師的研究有其獨特的價值，甚至在某一個方向上很難超越（尤其是組織文化的研究上），但是，也只是他個人對華為的一種解讀，並沒有壟斷或者封閉死研究華為的其他可能性。這就是詮釋學的偉大之處——開放性。
08、企業家和管理者應該如何閱讀這本書？
因為這兩本書不是一個結構性很好的著作，裡面有太多的重複，所以，一般的讀者很難一氣呵成地讀完，我本人就是斷斷續續地讀完的。
但是，這種半結構化的著作也有它的優點——開放性和非強迫性。
它很像全息照相，每一個碎片同時包含了整體的所有信息。它也類似寺廟裡大和尚的開示，說的幾乎都是車軲轆話，顛來倒去，但是，在不斷重複中，每次的意思表達又略有不同。
說不定哪一個故事哪一句話就恰好「咣當」一下打開了你的心扉，讓你瞬間豁然開朗。
這種半結構化的著作也更適合企業家管理者碎片化的時間，讀者可以每次只讀內容上緊密相關的幾章內容，然後對照自己的企業和工作，組織自己的團隊反覆討論，想想對自己公司的發展有什麼借鑑和啟發。
今年疫情爆發之初，各路神仙大咖倉促之下開出了各種靈丹妙藥，田濤老師也寫了一篇文章，就是收入《我們為什麼要做企業家》的最後一篇《哪有什麼大師？大師是企業家自己》，我對這種強調企業家生存智慧和本能的觀點深表認同。
田濤老師的這兩本書是好書，但是，也只是渡人過河的工具。過了河，就不必再背著船走路。更不要讓船成為你的目的。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的韓巍教授評論說：
試想，哪個企業家、管理者沒有自己曾經行之有效的一套「理論」？哪個不算是一定程度的理論家？有自己理論的「理論家」沒必要也不可能對其他理論家的「理論」照單全收。高質量的閱讀就是「驗證-共鳴」、「啟發-領悟」，以及「質疑-反思」的過程。
要言之，不是像初學者需要接受結構化知識，而是要在比較開放的文本中尋找邏輯線索、經驗素材，重新結構化自己的認識，建構自己的理論，成為更好的理論家。
對，任正非就是這方面的高手。而我自己讀書從來不做筆記，不劃線，只是觀其大略而已。
「管理不在於知，而在於行」。德魯克的這句話過於武斷和決絕。更準確的表達應該是，「管理不僅僅在於知，更在於行」。
願田濤老師的書撥雲見日，點亮企業家和管理者的心靈，在更多的行業裡催生出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華為式的企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