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小說為何崩盤
何映宇
官場，有太多的貓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是不可言說的秘密，不可觸碰的禁區，直到1998年，王躍文50萬字的長篇小說《國畫》出版，才揭開了這層神秘的面紗。
一幅國畫，拉開了荊都市政壇勾心鬥角、朱懷鏡宦海沉浮的序幕，官場與歡唱，權力與情慾，在小說的棋盤上展開角逐。那些如朱懷鏡一般趨炎附勢的官場弄潮兒，讀到這本小說，會不會對號入座，會不會有百爪撓心之感？
官場是個大染缸，官場還是個鬥獸場，各色人等各懷心腹事，正直、虛偽、陰謀、陽謀，都成為小說家絕好的素材，才使得王躍文之後，陸天明、張平、閻真、周梅森、黃曉陽、小橋老樹……一大批作家投身到官場小說的寫作之中，使得這類小說迅速成為中國類型文學的一個重要陣營。
陸天明的《高緯度戰慄》15萬冊起印，2012年，寫《二號首長》的黃曉陽以430萬元的版稅位居2012年第七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13位，王躍文的《國畫》出了5版，僅2012年湖南文藝版《國畫》當當網上就有評論6036條，王躍文的名字成為了暢銷書的標籤，也使得他的書成為盜版商瞄準的對象。
有一年的全國書市上，王躍文發現華齡出版社推出一本作者署名為「王躍文」的新書《國風》，並大肆宣傳、對外徵訂，可是他並沒有寫過這本書啊，仔細一看他才發現，《國風》僅在封三內側以極小文字註：「王躍文，38歲，河北遵化人氏，職業作家。發表作品近百萬字。」而他本人為湖南漵浦人，當年已42歲，顯然不是同一個人。一打聽才知道，《國風》作者王躍文，其實原名王立山，農民，小學文化，當時從事的是煤炭生意，見王躍文的官場小說暢銷，竟起了打擦邊球的主意，沒想到李鬼碰到了李逵，被當場戳穿。
如果不是官場小說有強大的市場，誰會以這樣的方式借東風？有人說：「《國畫》與其說是官場揭秘，不如說是官場百態圖。」其他的官場小說何嘗不是如此？它們以自己的方式刻畫揭露著中國官場的現實，這是一種寫作，也需要一點勇氣。
不去清源，哪來河清有日？
導演陸川的父親陸天明是官場小說中的一員猛將，自《蒼天在上》一炮而紅至今，陸天明這個名字就和反腐敗文學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寫這樣的題材，或多或少都會碰到一些阻力。有一次，陸天明到一個區縣去採訪，那裡的領導聽說陸天明是寫反腐小說的，當即板下面孔來說不歡迎他來，他感到很委屈，難道作家都只能歌功頌德或者寫風花雪月？他覺得，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就應該向公眾說真話，承擔起這種責任！
除此之外，陸天明的思考，似乎比那些簡單反映官場腐敗的作家更深入了一層。在《高緯度戰慄》一書中，他用大量篇幅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除了制度的原因，公眾本身是不是腐敗的溫床？
現如今，好像大伙兒都在罵腐敗，但一到了各自的實際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沒有圍著他們轉？公眾為了自己的利益，哄著他們、寵著他們、媚著他們，爭先恐後地表忠心。就像陸天明在《高緯度戰慄》這本書裡寫到的代理省長顧立源，他是如何從一個政績突出的領導者蛻變為一個聽不進任何反面意見的一意孤行者的？正是社會土壤和社會空氣造就了顧立源的人生和人性的轉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陸天明大聲疾呼：「不去清源，哪來河清有日？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是有責任的！」
從社會身份的角度來說，《高緯度戰慄》中的「勞爺」這個人物在辭職離開公安系統之後就只是一介平民，可是這樣一個沒有組織背景的人卻對一個代理省長展開調查，有讀者說，這不對呀，難道不應該由組織出面來進行對一個政府官員的審查嗎？陸天明的解釋是：「當然，一開始勞爺辭職以後，還不是孤軍奮戰，他有原省委書記的授意。我之所以要讓勞爺置身於這樣一個處境之中，還是從刻畫人物性格的複雜性的考慮出發做出這樣的選擇的。勞爺在調查的過程中，原來一邊倒的想法逐漸動搖了，他感到困惑，不知道代理省長顧立源究竟算是一個可以稱之為『惡』的腐敗分子，還是一個為陶裡根市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有功之臣？我想如果他還在公安系統中，恐怕不會有這樣劇烈的思想鬥爭。」
人性的複雜性恐怕也正在於此。最終，勞爺還是死了。勞爺的幻滅感來自於他找尋不到出路、無法明辨是非的痛苦。正義有社會正義和法律正義之分。社會正義是一種實質正義，法律正義是一種形式正義。
官場中的一切，古人早已玩過
黃曉陽《二號首長》的副標題是：「當官是一門技術活。」
這句話的潛臺詞是：當官，需要技術，也就是說，你得熟悉這裡的規則。
「如果有規則存在，就一定有潛規則，甚至有反規則。」黃曉陽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專訪時說，「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潛規則和反規則，其實根本就不存在規則。人類研究權力學規律，很多人認為是要根除潛規則和反規則，這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一件事。真正要做到政治清明，恰恰不是根除潛規則和反規則，而是要研究這三種規則，掌握這三種規則，並且找到最好的辦法，對潛規則和反規則進行約束。一個社會如果潛規則和反規則盛行，不是規則出了問題，而是約束力出了問題。」
在這種意義上說，黃曉陽覺得我們的社會確實出了問題。不是今天才有的問題，甚至在權謀學巨著《三國演義》出現之前，就已經出了問題。「這個根本問題是，我們從來不去研究權力學規律，更不去尋找限制潛規則和反規則的方法。我們的所有文化，始終在強調規則的正統。
如此一來，無論是在文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我們看到的是大談規則而暗中廣泛使用潛規則。《三國演義》如果作為一本寫軍事謀略的書，無可厚非。而實際上，我們的社會，無不將其當成一本官場教科書在讀，於是，我們讀到的全是陰謀論。這也是我們的社會中陰謀論盛行的一個重要源頭。」
黃曉陽說，他的小說因為對號入座所引起的麻煩，肯定有，「但這種麻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相反，更多的官員，在替他當義務宣傳員。正因此，之前不得不靠明星傳記作為生財之路的他，因為一部《二號首長》紅透了半邊天。也可以說有意種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我得承認，《二號首長》給我帶來了很多意外，其中包括經濟收入。具體數目，我不便透露，但我可以說，這部書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可能超過了此前我所有收入的總和。」
至於官場中的勾心鬥角，他坦率地說：「我不懂。」但他在研究春秋戰國歷史時，懂得了陽謀和陰謀，把這些規律作為一把尺子，量一量今天的社會，他就發現，今天官場中人玩的一切，古人其實早已經玩過，幾乎沒有什麼新東西。至於在權力學規律層面，更是沒有任何創新。
參謀有道，高下立分，《高參》中的主角是參謀，黃曉陽似乎一直對秘書、參謀、幕僚這一階層非常感興趣。
黃曉陽不認為這些智囊角色是腐敗的根源：「在中國，秘書、參謀一類，和舊中國的幕僚制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特別是在今天大反腐的背景下，很多秘書出身的人出事了。而幾乎所有的媒體人看到的卻是另一面，將其和過去的幕僚制度進行了連結。因此得出結論，這樣的職位設計是有問題的。而實際上，這是一個大誤解。
在西方政治體制中，也存在一個類似於中國幕僚的體制，他們稱為智囊。西方政治中的智囊，包括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權力結構中設置的，比如一些參謀機構。另一部分，是社會機構，比如一些民意調查機構，高校的政策研究機構以及財團的情報分析機構。一個高級官員大到管理一個國家，中到管理一個省，而事實上，他們又不比別人多幾個腦袋，靠一個腦袋來決策，絕對是不科學的，也絕對是獨裁的。所以說，參謀團隊或者西方所說的智囊團隊的存在，是必要的。有關這一點，我相信行政結構內的人是看得很清楚明白的。不明白的只是普通民眾。我之所以一再寫與此有關的小說，就是想讓普通民眾也明白這個道理。」
官場小說：這樣真的好嗎？
陸天明已經很久沒有推出新作了，黃曉陽的這本新作，將背景搬到了民國，和我們嚴格意義上所說的官場小說，還是有一點區別。
在中央大力反腐的大背景下，官場小說的前景卻似乎變得有點暗淡不清了。2013年9月，《人民日報》發文：「近幾年流行的官場小說、宮鬥劇就是這種社會風氣投射到文藝創作中的一個結果。
這些作品的一個共同主題是權謀：誰的權術高明誰就能在社會或職場的殘酷『競爭』中勝出；好人鬥不過壞人，好人只有變壞、變得比壞人更壞才能戰勝壞人。」這篇文章主要批評《甄嬛傳》，卻連帶著將官場小說一併納入討伐的對象。
寫作環境，似乎沒有那麼寬鬆。可是你也不能說《人民日報》說得不對，這些年官場小說日漸式微，究其原因，恐怕還不是外部政治勢力的壓制，而是內部文學寫作的崩盤。
借著官場小說的名頭，從揭秘仕途進退，官場沉浮，演變為泛濫成災的渲染權色交易，官場小說，不再是反腐先鋒，而成為了晉身官場的初學者學習權謀之術的葵花寶典。一時間，泥沙俱下，官場小說嚴重變味，當然影響到讀者對它的閱讀期待和市場表現。
就是具有代表性、曾經引起轟動的官場小說，我們也不難發現這些作品的軟肋。就像當年的階級鬥爭小說，壞人就是壞人，好人就是好人的臉譜化現象比比皆是。
張平《國家幹部》中的嶝江市常務副市長夏中民，還是「清官模式」中的青天大老爺，高風亮節，嫉惡如仇，似乎沒有人性中的弱點，也不依靠民主政治的建設，最終還是「省委書記解決問題」的老套路。
許開禎的《政法書記》像是新時期的黑幫小說，王曉方《駐京辦主任》中的人物，不出聲則已，一說話就滔滔不絕長篇大論，而且都是革命大道理，不免讓讀者厭煩，同時也讓他們猜疑，這是不是作者為了湊字數而想出的一招？
一定是東風壓倒西風，沒有例外，新一輪的高大全的光輝形象冉冉升起，人民的好幹部經過一番腥風血雨，總能讓反方惡人束手就擒，實現圓滿的好萊塢式大結局，問一句：這樣真的好嗎？這真的是中國官場的現實嗎？
如果官場小說就是意淫中國官場，給讀者一個虛無縹緲的亮色未來，那麼這樣嚴重脫離現實土壤的文學之花，也是必然要枯萎的吧？
黃曉陽說得很坦率：「就我個人看來，目前中外小說中，還沒有一部真正寫權力學規律的所謂官場小說。國內很多官場小說，尤其是網絡上的一些官場小說，寫的其實是黑幫故事，只不過將一些小說人物安在官場人物的身上。我的《二號首長》，我希望有的讀者能讀明白的，只是這樣一句話：『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謀。』而不是很多人看到的陽謀和厚黑。」
作家葉兆言對此也直言不諱：「我讀過一部反腐小說，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這本書裡更多的是描寫腐敗，寫一個人如何受賄，如何玩美女，如何快樂逍遙，最後受到懲罰。對於這樣的小說，我毫無興趣，它和解放前的黑幕小說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說句不客氣的話，就是誨淫誨盜，打著紅旗反紅旗，打著反腐敗旗號在腐敗。」
在葉兆言看來，腐敗根本不值得小說家去描寫，因為反腐必須要靠法律，靠制度，讓文學來反腐，就有點當然了，恐怕也未必有什麼效果。不過話又說回來，有一些反映官場現實或者說潛規則的小說，通過出版以及改編電視劇的方式公之於眾，總比完全包在紙裡繼續黑幕來得好吧？
有一點光明，就讓這光明衝破黑暗，走向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