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有尺度的。在不同的尺度上觀察經濟現象、思考經濟問題，會產生不盡相同的認識，得到不盡相同的結論，從而提出不盡相同的對策建議。
例如時間尺度，當分析一個經濟現象時，有經驗的經濟學家通常不會籠統地給出結論，而是會說「在短期，……；在長期，……」。除此之外，微觀與宏觀也是經濟學中常見的劃分尺度的一個標準。
經濟增長的尺度時間尺度的差異在「增長經濟學」研究領域體現的最為突出。增長經濟學是經濟學學科大樹上的一個繁華茂盛的分支學科。有些學者甚至會認為，經濟增長是所有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領域，與增長相比，其他任何經濟問題的重要性都不值得一提。
的確如此，如果在遙遠的太空有外星人長期關注地球的話，他不會注意到美聯儲什麼時候加息，更不用提耶倫在傑克森霍爾(Jackson Hole)會議上演講的新動向；他也不太會關心布倫特油價或WTI油價的上漲或是下跌，以及上海的房地產調控新政引發了居民到民政局門口排長隊離婚……
但是，他一定不會忽視：在十八世紀之前長達百萬年的歷史上，這個星球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水平長期維持在低水平，幾乎沒有發生顯著變化；而從十八世紀後半頁工業革命開始，工廠、城市、路橋、各種不斷升級的製造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變化則可謂翻天覆地。他顯然還會注意到，在星球亞歐大陸的最東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城市化突然加速了，晚上越來越燈火通明了，鐵路和高速公路越來越密集了，東部沿海港口的大型貨輪越來越多了……
經濟增長的確很重要。特別是在長期來看，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如果A國保持2%的人均GDP增長率，那麼大約需要35年國民生活水平才能翻一番；而在另外一個人均GDP增速為9%的B國家，國民生活水平才能翻一番只需要不到8年。在A國是一代人的時間，而在B國，一個人在生命中可以目睹和親歷A國幾代人的經濟變遷。
上述對比並不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間的人均實際GDP增速高於8%，而有很多國家的人均實際GDP增速不足2%。所以，不僅學者關心經濟增長，政府和企業家也很關心經濟增長。
正因為經濟增長如此重要，所以在增長經濟學這個分支學科上，又發散出許多更細的分支——不同的學者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分析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就好比是，有的人拿著望遠鏡，有的人拿著放大鏡，有的人拿著顯微鏡；有的研究用的是衛星測量，有的用「步量法」，有的用捲尺，有的用米尺，有的用的則是遊標卡尺。
從遊標卡尺到衛星測距國家統計局每個季度會發布以季為頻率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及其增速數據，資本市場和新聞媒體密切關注下一季度中國實際GDP增長速度是7.0%還是6.9%，花費很大力氣做分析、做預測。有研究者還會關注和使用以月為頻率發布的工業生產數據、財政收支數據、進出口數據，甚至以更細化的旬、周、日為頻率的電、鋼鐵、水泥產量消費量數據來研究短期經濟增長。這是比較小的尺度。
稍微大一點的尺度是以半年度和年度為頻率研究經濟增長。在中國，按照慣例，每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會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分析總結上半年的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研究制定下半年的經濟走勢和政策制定。在每年12月份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通常會對下一年度的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定調。在三月份召開的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常常會包括對當年度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判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等機構也會對主要經濟體未來一年的經濟增速進行預測分析。
月度、季度、年度，這些都是相對較小的尺度。不過政府非常關注，因為直接涉及到稅收、貨幣政策制定、短期就業形勢、以及選票；金融市場上的參與者也非常關注，部分是因為短期經濟形勢的變動會影響資產價格，部分是因為政府會根據短期經濟形勢變動進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調整，而資產價格對這些政策變量非常敏感。
但對許多經濟學家而言，他們會認為「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是6.9%還是7.0%」、「IMF對明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期從3.0%上調到3.1%」這樣的話題毫無意義。他們更關心的是放在五年、十年的維度上，一座城市、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以及全球，為什麼會實現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前景如何。
這類研究不關心短期的政策變動和金融市場波動。他們考慮的是更長尺度上的問題——中國在十三五時期平均經濟增速會是多少？要實現「雙百年目標」中的第一個百年目標，需要什麼樣的改革措施？為了實現這一中長期目標，在「穩增長」和「促改革」應該做出怎樣的權衡取捨？中國按照匯率折算的經濟規模是否會在2025年前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等等。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某個季度或者某一年度的經濟增速是高0.1個百分點還是低0.1個百分點當然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再來看更大尺度上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什麼日本和德國能快速從廢墟中實現經濟崛起？什麼因素促成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維持了長期穩定的高速經濟增長，原因何在？這樣的增長趨勢未來還能否持續？是否存在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如果存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應當如何借鑑中國的經驗？要素積累重要，還是全要素生產率（TFP）重要，經濟政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應當更關注前者或者後者？這些顯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對於中長期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借鑑意義。
但這仍然不是最大的尺度，還有一類經濟學研究的是更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工業革命為什麼會首先發生在英國？相應的，為什麼當時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沒能爆發工業革命？是什麼因素導致了18世紀之後東西方經濟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在眾多的從前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中，為什麼有的後來成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有的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而有的則長期位居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列，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
順治八年（1651年），清朝政府第一次進行丁冊編審時，全國人口數量大約為6500萬，而到鹹豐元年（1851），全國人口數量則達到了4.3億。是什麼因素引起了這樣的人口大飛躍？
關於工業革命和「大分流」的研究被稱為是經濟學的「聖杯級問題」之一。阿森莫格魯（Daron Acemoglu）、詹森（Simon Johnson）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研究認為，歐洲國家在1500年到1850年間的崛起主要得益於大西洋貿易機會與中世紀後期各國制度條件的交互作用。李伯重的研究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並不遜色於同時期的歐洲，在有些地區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存在走向近代工業化的可能性。但是，管漢暉和李稻葵通過整理和估算1402年到1626年中國明代的主要經濟變量，研究發現明代整體經濟增長不快，年均GDP增長率為0.29%。通過比較研究之後，他們指出，「在明代的經濟發展水平下，發生英國式的工業革命可能存在著一定困難」。
在阿森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著名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地起源：一個實證研究》中，他們發現，如果一個地區早期歐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比較高，那麼殖民者就不會長期定居，從而不會設立鼓勵經濟發展的制度，而是設立掠奪型的制度；相反，在適宜歐洲殖民者生存的地區，殖民者就會設立鼓勵經濟發展的制度。制度的差異性具有慣性，導致了不同地區的後續經濟發展走上了不同軌道，影響至今。他們因而採用早期殖民者死亡率作為制度的工具變量（IV），研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解決了內生性問題。
復旦大學的陳碩和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啟盛的研究認為，玉米作為一種新的糧食作物從新大陸引入到中國，這一因素可以解釋1776年到1910年中國人口增長的19%。同時，陳碩和龔啟盛的研究還發現，玉米引入對中國城市化和實際工資水平的影響不顯著。他們據此得出結論，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中國，玉米的引入導致了「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增長。這一研究結論與上述「大分流」問題也是直接相關的。
在世紀之交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J. Bradford DeLong曾發表過一篇論文，指出全球人均GDP在20世紀增長了超過8倍，在19世紀增長了不到3倍，相比之下，之前千百的經濟增長几乎可以忽略不計，甚至在許多個世紀中人均GDP是下降的。事實上，在18世紀之前，人均產出的年均增長率不足0.1%。Delong總結到，生活在21世紀時點上的人們，即便是在那些比較落後的國家，也值得這個星球過往歷史上的絕大部分人羨慕。
如果放到最長的尺度上，增長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與人類學、考古學結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例如，人類如何由採集狩獵時代轉型步入農耕時代？城市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最早的城市發揮什麼樣的功能？為什麼會出現國家，國家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等等。儘管這一類研究對象尺度之大已經超出了一般人所關心的範圍，而毫無疑問是重要的——這是科學研究中事關人類發展和人類文明演進的元問題。
同樣是在研究「經濟增長」問題，但不同尺度上的研究歸納出的理論、得出的結論則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在以季度、年的小尺度上，關注的重點是邊際消費傾向、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等問題；在稍大一點的尺度上的經濟增長理論則強調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重要性；如果時間尺度更大，那麼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則會發揮更關鍵的作用。但在最長的尺度上，制度、文化這些因素的作用則必須得到強調；那麼是什麼因素在根源上決定製度和文化呢？「地理決定論」往往成為一個終極解釋。
政策討論的尺度：區分增長問題與波動問題嚴格的說，討論某個季度、某個年度的「實際GDP增速」，表面上看是在討論「經濟增長問題」，但實際上還暗含了「經濟波動問題」。在季、年這樣的尺度上，經濟增長因素與經濟波動因素往往是疊加在一起的。中國的高層經濟決策者明白這一點，所以用「三期疊加」來定調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08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遭受衝擊，前景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當時很多人在擔心，全球經濟有可能重蹈1930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的覆轍。大家知道，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就是從大蕭條發端的。基於對大蕭條的原因分析，凱恩斯提出了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和對策建議。根據凱恩斯的理論，應當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應對危機，刺激經濟。主要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在2008年危機之後普遍採用了凱恩斯式的危機應對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本人就是研究大蕭條的資深學者。
但也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反對救助政策的理由中最常見的一條是：「經濟增長關鍵要靠創新，而不是貨幣放水」。反對者常常會搬出所謂的「經濟學的嘗試」，例如沒有免費的午餐、貨幣不能創造價值等等；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違反了基本的經濟學常識。
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分歧，主要是由於兩者在認識和分析問題時所把持的尺度是不一樣的。凱恩斯主義者關注的經濟波動問題，所把持的尺度是短期的，在短期內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確是有效的，這一點已經得到了眾多研究文獻的支持。而反對者表面上看雖然也在討論如何應對經濟波動的問題，但實則把持的是長期的尺度，針對的是經濟增長問題。在長期看來，貨幣政策當然不可能一直有效，要素積累、人力資本提升、制度改善、創新和專業化分工才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
在各自的尺度範圍內，兩者都是對的；但如果超出一定的尺度去討論尺度之外的話題，就可能犯錯誤。
就好比治水，百年之計的原則當然是疏導，但在有些緊急關頭，加固堤壩、抗洪搶險則是最佳選擇，甚至可能是唯一選擇。又好比是救火，長期的大的原則當然是加強宣傳教育、預防為主，但在火災發生的緊急時刻，對策就不再是宣傳教育和預防了，而是必須先滅火救災。
如果有人拿著「治水之道在疏不在堵」、「火災是對不注重消防安全的人的懲戒，救火會引起道德風險」等理由來反對抗洪搶險、反對滅火救災，這顯然是荒謬的。
同一個理論，放在不同的尺度上，可能是對的，有可能是錯的。小尺度上的常識，在大尺度上不一定成立。不論在經濟學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如此。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對於個人而言，勤勞普遍被認為是一種美德，而作為人類整體而言，恰恰是出於偷懶的心理、出於對閒暇和安逸的追求，才推動了科技進步和社會進步。
那封著名的信2010年11月15日，23位經濟學家和政策評論家聯合籤名，給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寫了一封公開信。他們在信中指出，量化寬鬆政策會造成「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風險」，呼籲美聯儲停止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這封信的籤名者中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老布希時期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Michael J. Boskin、諾貝爾獎獲得者Ronald I. McKinnon、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Niall Ferguson、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前主任Douglas Holtz-Eakin等。
事後的進展大家已經知道，美聯儲並沒有遵從這一建議，繼續實施了新一輪量化寬鬆。美國經濟也沒有受到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困擾。
2013年11月15日，三年之後的同一天，投資人Barry Ritholtz發表博客文章指出，事實證明那封信的作者們完全錯了。他還特意把公開信原文貼在了博客上，作為「鐵證」。
但並非所有的人都像Barry Ritholtz這樣認為。有人會說，雖然還沒有出現貶值和通脹，但這只是因為時間還沒到，「等著瞧吧，會來的」。
公開信的籤名者之一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這麼做的。彭博社在2014年對這封信進行了一次追蹤報導，採訪了眾多籤名者中的8位。弗格森告訴彭博社：「請注意，我們在信中沒有寫明期限」，「美國事實上仍然存在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風險」。
另外，還有籤名者在捍衛之前的觀點時，對「通貨膨脹」一次做了引申解釋，指出，他們在信中所說的「通貨膨脹」不僅指消費品物價，還包括資產價格。這樣擴大概念內涵，當然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但是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在通常的經濟學討論中，「通貨膨脹」並不包括資產價格上漲。這種抗辯擴大了概念的尺度。
高效的政策討論須要事先界定尺度所操持的時間尺度不同，對經濟現象的判斷就可能是不同的。一些預測者常會利用這一點來「保護」自己，而這種做法恰恰也導致的預測的模糊性和政策討論的低效率。
預測錯誤的人總會以「等著瞧吧，會來的」作為擋箭牌——的確如此，就算一個壞了、停止運轉的時鐘，每天也總有兩個時間點指針所指向的時間是對的。但究竟是下個月會來？還是明年會來？還是三年五年之後？還是「長期」？凱恩斯早在一百年前就厭煩了這樣無意義的防守，他毫不客氣地反駁道，「在長期，人都是會死的」。正如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羅克（Philip E. Tetlock）在《超預測：預見未來的藝術和科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沒有時間表的預測是荒唐可笑的」。
顯然，不論是對通貨膨脹的定義，還是預測時間的界定，都需要有一個精確的尺度，然後謹慎地在該尺度之內進行探討和表達。在不同尺度上的爭論只能是關公戰秦瓊，對於釐清政策思路毫無意義。彭博社2014年的追蹤報導顯示，不論是當年的寫信者還是伯南克，四年時間過去之後，雙方都保持原有觀點不變，並且依然強烈反對對方的政策主張。考慮到尺度的不同，這不難理解。
事實上，類似上述這樣模糊的分析判斷和低效率的政策討論並不鮮見。如果能夠明確尺度，那麼政策討論的模糊性就會降低，討論的效率也會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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