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無害的男人
致死方休之疾
（五）
沒有身體的男人
他悔婚三次
踽踽一生
站在甲蟲的高度
俯瞰著眾生
他與世人 從未交談
卻從未耽誤過
人類發動戰爭
總統贏得大選
鄰居上床睡覺
也從未妨礙過你
每天晚上
按時下班 按時做飯
按時性交
用全部的溫柔來證明
一個男人的殘忍究竟有多不忍
他的淚水就緊咬了刀刃。
文 / 致死方休之疾
九十個詩人會在同一時刻
在黑暗的意義上
想起同一隻烏鴉
但九萬隻烏鴉組成一片移動的黑暗
飛越過一隻烏鴉
也不能令這隻烏鴉想起
烏鴉。
——于堅《便條集》
公元134年，猶太叛亂甫一平定，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us）籤署了「Diaspora」令，開啟了猶太民族長達千年的離散。猶太不再是猶太，正式更名為巴勒斯坦（Palestine），耶路撒冷改稱阿耶利斯·卡匹杜裡諾（Aelius Capitolion），整座城市的重建也依據羅馬的都市計劃而展開。幾千年後，受所有猶太人崇敬的耶路撒冷城市的街道設計完全保留著猶太民族最憎恨的敵人哈德良的建築風格，這難免讓人會心一笑。
Diaspora 的本義為「種子的散布」，引申為「離散」之意。哈德良皇帝並沒有為猶太人指出該去哪兒，只是嚴禁猶太人繼續住在耶路撒冷，至於離開之後做什麼，悉聽尊便。這種沒有目的的自由所帶來的空虛，最終消散在20世紀以色列建國的當口。
離散的1700多年後，與祖祖輩輩一樣，一支猶太人群體輾轉遷徙進入布拉格時，波西米亞莽林的頂上盤旋著幾隻寒鴉。這種鳥類給予一位父親以靈感，為他在1883年出生的長子取名為弗蘭茨·卡夫卡（捷克語「烏鴉」之意）。
卡夫卡居住在布拉格，至死未婚，這是他短短41年生命裡的Diaspora。
從20歲開始，卡夫卡聽從父親的建議，成天混跡於妓院，用一次次相同的姿勢來壓迫生存的虛無感，逛窯子如同經過心上人的家。由於眾所周知的父權氛圍，他把自己壓縮成一塊自卑易碎的餅乾，對婚姻的態度如同手淫，既羞憤又膽怯，即使他如此渴望愛情。
他一生中三次訂婚中的兩次，都是與一個滿嘴爛牙的胖女人。
他愛菲麗斯•鮑爾（Felice Bauer）。
他們交往達5年之久，僅僅卡夫卡寫給菲麗斯的信就有500多封（後被收錄進《卡夫卡全集》第9卷、第10卷），比任何一部他未完成的長篇小說都要漫長。
菲麗斯對卡夫卡的寫作漠不關心，對他的熱烈敏感也敷衍了事，在她的眼裡，卡夫卡就是一個幼稚的白痴。她嚮往的是一種純粹的注重個人生活品質的資產階級情趣生活。這段見少離多的書信愛情讓卡夫卡深陷恐懼，他們倆之間似乎橫亙著難以逾越的敵意，這種敵意來源於兩種不同的生活理想，菲麗斯努力促成卡夫卡成為安分的商業機器，而卡夫卡卻只願墮在自我的癖好中。卡夫卡說：「沒有她我活不下去，但和她在一起我更活不下去。」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源於對極端正義原則的貫徹，他取消了家庭。除了自由民，其他人不得擁有私有財產與家庭，國家幫助他們過著集體生活，共住共食共產共妻共子。這個森然的體系將專業化分工一以貫之，導致了婚姻與家庭的自然消失。柏拉圖天真地以為，私有財產與家庭會激起人們的利己貪慾，造成統一社會的裂解。千百年來，家庭倫理與國家秩序之間存在著難解的張力，這是封閉的共同體一致的宿命。
從現代意義上來說，婚姻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制度，權力強化了人們彼此間被迫合作的關係。所有的夫妻、親代之間並非一種自然而然，而是一種後賦關係。男性利益正是通過婚姻制度來竊取婦女和兒童的身份，使得不穩定的夫權向父權轉變。卡夫卡是如此痛恨父權，也自然拒斥婚姻，他似乎是個不折不扣的柏拉圖主義者。
然而，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婚姻的基礎在於人的「愛欲」（eros）。正是愛，使有朽的人類變得不朽。城邦（polis）生活無法給予所有秩序以井然一致，因為有一種東西永遠無法成為公共的，那就是愛。因此，政治生活的統一恰恰依賴於對愛的遺忘。這是所有烏託邦社會（比如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的尖刻之處。柏拉圖主義的愛情從始至終就是反愛情的，對於卡夫卡來說，這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的。
1914年，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拉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帷幕。卡夫卡終於毀了婚約，卻一個人哭得死去活來，菲麗斯禮貌地從他生命中消失了。卡夫卡寫道：「人的品質不同於水，不能從一個杯子倒進另一個。」
此時，他36歲，距離去世僅有5年時間。
卡夫卡一生中最崇拜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福樓拜，他的經歷也幾乎是沿著福樓拜的《情感教育》描寫的軌跡在向前。
37歲的他居住在布拉格黃金小巷22號，每天靠著隔壁咖啡店老闆施捨的幾片麵包來度日。在苦行僧的咖啡館裡，一個叫米倫娜•婕森斯卡（Milena Jesenska）的女人隨手拿起了他的《變形記》手稿，被眼前這個沒人願意看、也沒人看得懂的男人驚呆了。
米倫娜時年25歲，是報紙的專欄作家，與銀行家的丈夫一起居住在維也納。她的婚姻並不幸福，丈夫經常在上流社會裡鬼混，自己則守著禁慾獨活。於是她決定勾引這個才華橫溢的男人。她愛慕卡夫卡深幽的天才與純淨的魂靈，卡夫卡則在這個能夠徹底讀懂他的女人面前被剝得精光：「假如可以因為得到幸福而死，那麼我情願去死，假如一個已經註定要死的人可以因為得到幸福而活下去，那麼我情願活下去。」
卡夫卡淪陷在米倫娜的愛中，達到了創作的巔峰，彪炳的《城堡》就脫胎於這一時期。但這個無知的土地測量員K並不知道他寫下的吻將永遠到達不了它的目的地。
米倫娜雖然非常痛恨丈夫，但卻下不了決心離開。即使她非常渴望卡夫卡，思戀著他，她也能夠非常準確地抓住他的生存狀態。她的理性告訴她，這個男人，絕不適合當丈夫，她無法與一個沒有生活能力的人一起生活。她寫信給布羅德（Max Brod：卡夫卡一生的摯友，遺囑執行人）：「生活對於他，就像火車頭對於一個小孩一樣，他的書是如此讓人驚訝，而他自己，則更讓人驚訝。」於是在熱戀中，她毅然離開了卡夫卡，回到了並不愛她的丈夫身邊。
卡夫卡擔驚受怕、渾惑畏懼，他深深地愛著米倫娜，卻只敢通過郵件傳遞深情。信件只是寄往郵局，由米倫娜定時去取。信上既不署日期也不署姓名，有時只留個縮寫K。直到得知她是有夫之婦，卡夫卡仍然遲遲沒有跨出一步。
他曾寫信給米倫娜，要求她將身體交還丈夫，但把精神贈予他來保管。他明白得到的只是拒絕，他痛苦萬分，仍苦苦地用令人目眩的冷徹來觀看這個他註定無法忍受的道德世界，不僅終身無法走入那座嚴酷的城堡，而只能向著反諷的、預言性的死亡景觀迤邐進發。在婚姻的鐵籠面前，他無力將女人壓於身下，只能將文字釘在筆尖，以此告解自身的「性無能」。
他已病入膏肓。
帶著愧疚的愛，米倫娜也曾四度回來尋找卡夫卡，甚至打算與他結婚。但每次都被卡夫卡躲過，她只有帶著無盡的失望返回了維也納。卡夫卡切斷了與米倫娜的一切聯繫：「我所嚮往的是第三條道路，既不向你那兒跑，也不同她一起跑，而是通向某個孤寂之處。」這既是他的全部自由，也是他自由的一個部分。
既然愛情與性本身的運行自有其規律不至紊亂，那麼婚姻保證的究竟是什麼呢？不是愛，而是社會資源。
婚姻並非一紙民事契約，它是社會資源再分配的主要形式，確保了財產與人口的繼替、消費的整合、時間的分割、身體的使用、意識形態的凝聚。用責任義務、白頭之盟巧妙地勾連起了人口、財產與情感表達，以保證資源的生產與再生產。這個看似對愛情最為開放的年代，實則對愛情的控制達到了頂點。
一種全新的權力形式以身體為中心，扭結了繁殖、出生、死亡、壽命、健康水平的控制權力。婚姻雙方在默認的關係基礎上實現了對於雙方性與愛的監督，並使其通過社會權力所規訓的形式詮釋出來，從而在婚姻內外形成了對愛情控制的一種特殊向度。婚姻給予人們性愛與快感的合法化，但同時也將其牢牢地限制在權力的視野之中。權力一方面鼓勵了婚姻中的愛情，一方面壓制否定了更廣泛意義上的愛情，正是這種鼓勵、禁止和壓抑，最終使愛情消散在生活的細枝末節中。
按照科斯（Ronald Coase）的觀點，合作性組織（比如公司）的出現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婚姻這種合作形式的出現反而使得原本的弱關係變成了強關係，無限增加了交易成本，有可能演變成自詡逐利而居的人們做過的最愚蠢的一樁生意。
而在今天的柬埔寨，無數人的父母都在紅色高棉統治時期按照政府的「編號」來進行婚配的。由0到9十個數字組成的號碼，意味著不同的婚配、生育、蔭族的機會。這樣的烏託邦，才是禁絕人類性慾與愛情的那座城堡。
1921年的秋天，米倫娜又來到了那座熟悉的咖啡館，在那張空空的桌子邊上坐了很久很久，然後悵然離開。她與卡夫卡再也沒有見過面，那個男人用孤獨的一生貢獻了他的全部所愛。
此時，他38歲，距離去世僅有3年時間。
在1923年波羅的海的岸邊，40歲的卡夫卡在廚房偶遇了正在掏去魚腥內臟滿手血汙的19歲（另一說25歲）波蘭猶太裔少女朵拉•迪亞曼特（Dora Dymant），留下了「一雙多麼溫柔的手，卻幹著如此血腥的活」的殘酷之美。
這個德國難民營孤兒院的少女出身于波蘭工廠主之家，從小接受嚴苛而系統的希伯來式教育，聰明調皮又善解人意，像一株悲鳴的野薔薇。卡夫卡生命的最後兩年就是與她一起度過的，如果說卡夫卡一生中有著太多的悲情與孤獨，那朵拉則是那枚休止符。
朵拉對卡夫卡的照顧無微不至，極大地緩解了他持續多年的肺結核導致的咳血，她的溫柔甚至促成了卡夫卡又一篇小說《地洞》的誕生。由於朵拉從不把他當作一個作家，只當作一個愛人，卡夫卡在朵拉面前可以放鬆地寫作，這是從所未有過的。而卡夫卡那種不屑於治療肺病的自廢態度與時刻的自殺衝動也完全消失了，他學會渴求地活下去，活幾年、幾天、幾分鐘也好。甚至當他的醫生告訴他的肺病有所好轉時，他突然像個孩子那樣坐在床上哇哇大哭起來。這個可笑愚昧的模範病號卡夫卡，一點都不卡夫卡。
然而他病弱的身體終於一天不如一天。他徹夜疼痛，為了不讓朵拉擔心，他甚至開始裝模作樣地「好起來了」。他興高採烈地與朵拉商量病癒後的最大夢想，就是一起移居巴勒斯坦開一家微暗的雜貨鋪。
也許這是他一生中最為陽光明媚的日子，只是更像一個來遲了的殘酷玩笑。死亡的輪廓按照他的模樣緩緩地剪了影，卡夫卡自知時日已然不多。出於天才的內省與敏感，他要求朵拉當著他的面燒掉他的手稿，他害怕任何人來分享他孤獨的恐懼，他決定完整地帶走留在世上的自己。朵拉遵從了他的願望，燒掉了一個宗教謀殺案與《地洞》的後半部分。
1924年2月，卡夫卡並發了喉結核，已經無法正常進食了。朵拉仍然頑固地將飯菜一口一口送進他的嘴裡，卡夫卡忍痛下咽，溫柔地說：「從現在起，我要記住你做的每道菜的味道。」
朵拉痛哭不止，在以秒計數的最後日子裡，她時而溫暖慈悲時而頑皮負氣，用盡所有換取與卡夫卡的短暫相守。她說：「只要我與他生活在一起，我所看到的就是他和我。除了他以外任何事情都是不相干的，甚至是可笑的。」卡夫卡開始要求朵拉當著他的面吃飯，即使他自己無法進食，他也願意從旁看著，與他愛的人分享吃飯的快樂。這是他們之間，最後一個笑話。
1924年6月3日正午，卡夫卡昏迷又甦醒，死在了朵拉的懷中，直至屍體完全冰冷，她都拒絕一切人靠近。當棺木徐徐下葬時，人們拼了命抱住朵拉才阻止了她絕望的一躍。波蘭作家拉維奇（Slavomir Rawicz）說：「從相遇的那一刻開始，他倆就步入了一種永恆的結合。那短短的11個月，是卡夫卡生命中極度痛苦又光明的最後一年。」
如果說，菲麗斯是用眼睛在看卡夫卡，米倫娜在用頭腦去理解他，那麼朵拉則用心靈去溫暖他。卡夫卡在她們每個人那裡都不同程度地變形與誇張了。
1932年，朵拉與一名德國共產黨員登記結婚，1933年抵達蘇聯，次年誕下一女，1938年移居英國，於1952年在倫敦去世。她留下遺願，希望可以葬在布拉格，回到卡夫卡的身邊。可人們卻把她埋在了倫敦的猶太教會堂聯合公墓。
墓碑上沒有留下任何標記。
她說：「我學會了愛那種悲傷，這樣我就再也不會為悲傷感到恥辱。」
1923年的秋天，在卡夫卡與朵拉同居的兩個月之後。
卡夫卡在公園裡偶遇一個因弄丟布娃娃而大哭不止的小女孩。出於憐憫，卡夫卡哄騙女孩說她的布娃娃在歐洲各地旅行呢，她讓我給你帶信回來，今天出門走得急給忘了，下次一定給你。
那個小女孩不識字，卡夫卡就拿著寫好的信每周五如約來到公園讀給她聽，講述歐洲各地精彩的見聞，並承諾布娃娃總有一天會回到她的身邊。可由於卡夫卡的病情越來越重，信終是斷了。
在卡夫卡去世的四個星期後，朵拉發現了陌生的信件，帶著哀傷、嫉妒與憤恨，她瘋狂地沿著信件地址去尋找「那個女人」，可意外見到的是一個瘦弱的小女孩。當朵拉終於明白了一切後，她俯下了身子，摟著小女孩，為她讀出了卡夫卡最後一封謊言。
在謊言中，布娃娃看著身旁無力的卡夫卡，對女孩說：「我在旅行的途中遇到了一個小夥子，我們真心相愛了。過些日子我就要成為他的新娘啦，恐怕再也不能回到你的身邊了。但請你放心，我一定會生活得很幸福很幸福。」
他已經無法再回答，他只是默默地親切地微笑。
在卡夫卡死後，米倫娜又經歷了兩次婚姻，並受第三任丈夫科萊扎爾（Jaromír Klejzar）的影響，加入了捷克共產黨，為捷共的《創造》雜誌（Tvorba）寫稿。1940年被捕，在獄中得了敗血症，並染上毒癮，最終於1944年死於集中營。
在被德軍沒收的大量信件中，有卡夫卡留下的20萬字的《致米倫娜情書》（後被收錄進《卡夫卡全集》第10卷）。這些文字遺產幾經周折，於五十年代重見天日。其中，有人讀到過這麼一句話：「我今天早起發現了一張維也納的地圖，有那麼一會兒我愣住了，我實在難以理解，人們為什麼要耗盡心血，去建造這麼大一座城市，而我卻只需要，一個小小的房間。」
此時，他69歲，距離去世已有28年時間。
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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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無害的男人」系列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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