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施展：越南為什麼不能發展起完整的工業體系？
[文/ 施展 外交學院教授、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對越南的關稅政策比較友好，中國卻要面對美國的高關稅，在一種特定的意義上，越南與美國可以被視作一個關稅區，而中國處在這個關稅區之外。這就相當於越南的製造業在與中國進行競爭時被動地獲得了一種關稅保護。
這種保護還有個好處，就是越南會被美國的政策進一步刺激為出口導向型國家，而不是像通常的保護貿易那樣成為一個追求進口替代的國家。縱觀各國追求現代化的歷史，奉行進口替代政策的基本上沒有成功的，成功的國家都是奉行出口導向政策的。說得更準確些，雖然追求出口導向未必一定成功，但僅僅追求進口替代有很大概率會失敗。
更多奉行出口導向的日本、韓國與更多奉行進口替代的拉丁美洲國家，它們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就是現成的歷史經驗。那麼，如果給定足夠長的時間，越南在前述的貿易環境下，是否有機會發展成類似日本、韓國那樣的經濟強國呢？
日、韓路徑與澳、加路徑
且把越南放一放，我們進一步分析一下日本、韓國。與英國、美國這種先發國家不一樣，日本、韓國都是由後發國家發展而成的富國，但是略加比較就會發現，日本、韓國與澳大利亞、加拿大這種後發富國又有著較大區別。日本、韓國都有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澳大利亞、加拿大則沒有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這雖然不會阻礙澳大利亞、加拿大成為富裕國家，但它們變富裕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它們要主動把自己的經濟嵌入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之中，在其中找到一個能發揮自己比較優勢的特定位置，並在一定程度上放棄經濟的自主性，進而放棄安全自主性。日本、韓國這樣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則有著一定程度的經濟自主性。雖然日本、韓國現在還是嵌在美國的安全秩序之中，但做個極端的假想，如果它們遇到特殊情況，需要在安全上自主，它們迅速發展起安全自主性的能力肯定遠遠好過澳大利亞、加拿大。
不過，我們不能僅僅抽象地比較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加拿大兩種類型的優劣，畢竟兩種類型都帶來了較高水平的國民福利。這兩種類型背後對應著兩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外交策略選擇，它們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國民福利分配結構，從而也要求著不同的制度安排以便消化不同的社會後果。那麼，如果一個國家要在這兩種不同的策略中做選擇，影響選擇的根本因素是什麼呢？是這個國家身處的國際安全環境。
按照這種分析思路，我們就可以把前文關於越南的問題換一種問法：目前看來越南是頗有機會發展起來的，但它未來發展所走的更可能是日、韓路徑，還是澳、加路徑呢？也就是說，越南有願望、有機會發展起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嗎？它身處的國際安全環境，會給它的策略選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影響著越南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的結構性位置。目前看來，答案很可能是這樣的：在技術條件不出現實質性躍遷的情況下，越南難以發展起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原因在於越南面對著國際安全環境中的一種結構性困境。
越南胡志明市港口（資料圖）
要解釋這個答案，我們還是得暫且放下越南，先來看一下日本、韓國是怎麼發展起完整的工業體系的。
一個國家要發展出完整的工業體系，就必須發展出重化工業，否則就發展不出現代工業經濟所必需的原材料生產能力和機器生產能力，國家在底層工業基礎上就必須依託其他國家。重化工業相當於工業經濟中基礎設施性的產業，日本、韓國都是先發展出重化工業，才有機會發展出自己的工業體系的。
但就後發國家來說，依照市場經濟的邏輯，重化工業並不是一種很好的投資。一種產業在作為創新產業剛剛出現的時候，會有很好的利潤空間，但是在它出現了幾十年之後，隨著技術的擴散，效益會跌到平均利潤率的水平，這是創新經濟的一種常態。重化工業是19世紀後期德國、美國率先發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投資規模巨大，回收周期較長），效益早就落到了平均利潤率的水平。對資本本就匱乏的後發國家來說，發展重化工業不符合市場環境中的比較優勢。另外，就重化工業的資本規模而言，它吸納就業的能力相對較低，[1]而後發國家通常都處於勞動力過剩的狀態，這就更不符合它們發展重化工業的市場邏輯了。
但一個國家需要關注的並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國家安全問題。如果它的國家安全環境不是很好，就有可能選擇不顧市場規律，由國家主導來推動重化工業的發展。然而，這種推動方式通常會造成國民福利受損，極端情況下甚至會扭曲、敗壞這個國家的社會。因此，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消化這些問題，否則會把國家捲入糟糕的狀況之中，最終要麼崩潰，要麼被迫經歷痛苦的涅槃才能重生。
日本、韓國都經歷了這樣的發展過程，[2]但它們都不是通過國家直接投資，而是通過國家扶持一些大財閥發展重化工業的。之後它們又經歷了一段痛苦的轉變，才修復了財閥制度帶來的問題。
先看日本。它在明治維新之後有著強烈的脫亞入歐情結，要把自己發展為和西方一樣的強國；在一戰之後，它感覺自己並未受到西方世界的平等對待，又生出強烈的整合起黃種人對抗白種人的情結。這些都讓它在國際安全層面有一種精神緊張，也就亟欲發展起自己強大的工業能力。這種工業能力是現代戰爭能力的基礎。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曾經直接投資一些重化工業企業，但沒過多久就發現國有企業的運營效率大有問題，遂把這些企業以很低的價格甩賣出去，轉而著力培養民間的大財閥。後來，日本逐漸形成了著名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這些財閥不僅以很低的價格拿到了政府甩賣的國有企業，而且從政府那裡獲得一系列特許經營授權和低息貸款。相應的條件是，財閥要配合政府所做的一系列經濟規劃，發展政府所需要的產業，並接受政府時不時對其具體運營的直接幹預。幾大財閥差不多屬於一種官督民辦的邏輯。
在政府的大力幫助下，財閥都發展到富可敵國的程度，並在一戰後開啟了日本的第一次重化工業發展。但是，財閥體制嚴重扭曲了國家內部的資源配置，造成國民福利的大量損失，倚重財閥的政府還會出手壓制民間的不滿。與財閥深度捆綁的政府，因此成為民間力量眼中的邪惡存在。
在日本極具影響力的民間組織黑龍會[3]，便致力於改造體制，追求用政治手段推動財富向社會中下層的分配。意識到國內資源的不足後，黑龍會又進一步支持軍部壓制文官政府，以實現日本追求海外資源的目標。軍部最終架空了文官政府，與黑龍會達成了民間組織與法西斯政權的合謀。
在開啟現代轉型半個多世紀之後，日本發展起自己的工業體系，並成為二戰的亞洲策源國。二戰中，日本為了應對戰爭，把整個國家改造成戰時統制經濟。弔詭的是，這種統制經濟與對國民經濟有巨大操控力的財閥體制有著很好的契合性。日本戰時統制經濟背後的操盤手，就是從三井財閥走出來的大掌柜。自此，民間組織、軍部法西斯政權、財閥體制聯起了手。
我們可以從整個過程中看到，財閥體制雖然促成日本實現了工業化，但嚴重扭曲了日本的財富結構和社會結構。財閥體制與日本政經秩序的深度同構，也敗壞著日本社會。所以，在二戰之後，美國除了要打掉軍部，還要極力把日本的大財閥徹底拆解，消除日本的重化工業能力，從而把日本經濟還原為一種依附性的經濟。
但是，在三井剛被拆散，其他幾個財閥還只被拆散了一部分的時候，韓戰爆發了。美國重新定位了日本在遠東的作用，決定把它發展成冷戰的重要堡壘。這樣一來，日本就需要保有以重化工業為基礎的完整工業體系。於是，剩餘的財閥保住了，只是在日本新憲法的架構下，經受了民主化改革。這是二戰後日本能夠迅速發展起來，重建重化工業，形成完整工業體系的前提。
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主導下，發展出了消除財閥負面效應的制度安排。經過民主化改革的財團，僅僅是一種特殊的公司組織邏輯，不會造成國民福利的嚴重損失。而且，這些財團裡有跨越各種領域的成員公司，這些公司基於傳統淵源，會在市場上相互扶助。再加上美國對日本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扶持，韓戰和越南戰爭給了日本企業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的機會。這些都被日本的財團組織有效利用起來，令日本真正成長為經濟大國。
再看韓國。整個朝鮮半島在近代以來都面臨地緣安全困境。東北亞地區集中了中國、日本、俄國這幾大強國，同時，二戰前的英國、二戰後的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的主導者，也始終在這裡保持存在。處在幾大強國夾縫中的朝鮮半島，還有過被直接殖民的歷史，天然有一種不安全感。二戰後的朝鮮半島雖然獲得了獨立，但是分裂為兩個國家。這讓韓國在傳統的地緣安全困境之外，還要面對雖然同宗同族但在意識形態上尖銳對立的朝鮮，它的國際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讓韓國對於自主的工業經濟體系有著強烈的追求。
建立工業體系的具體過程始於1961年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上臺。在此前的開國總統李承晚時期，韓國經濟基本上是靠美國駐軍經濟勉力維持的。不過，這段時期韓國還是發展起了若干個財閥，它們與政府之間有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樸正熙上臺之後，為了整肅，就把大多數財閥的負責人都抓了起來。但是，他很快就發現，在經濟基礎極為孱弱的情況下，脫離這些財閥，國家經濟沒有辦法發展，只好陸續把他們放了。不過有個前提條件，就是這些財閥必須服從樸正熙所主導的國家工業化的戰略。
樸正熙陸續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來扶持財閥的發展，比如給它們特許經營權、低息貸款等。1963年，樸正熙開始推行出口導向政策，財閥每年都會領到出口任務。能夠完成任務的，政府會給予獎勵；不能完成任務的，會受到處罰。為了支撐財閥的出口，政府還有大量的補貼政策。
對財閥來說，有政府的扶植政策和低息貸款，再考慮到韓國通貨膨脹率的話，貸款的實際利率已經為負，因此他們就願意去借債，並在政府的支持下追求更加多元化的發展，跨入各種彼此不相關的行業，這顯然屬於非市場化的投資決策。
1973年1月，樸正熙發布了韓國《重化工業宣言》。各大財閥迅速跟上政策的引導，開始競相發展自己的重化工業。當時的韓國政府對重化工業的支持達到了什麼程度呢？一旦發現哪個財閥經營狀況很糟糕，有可能會破產，政府就會要求銀行給它更多的貸款強行「續命」。
這讓財閥們發現了秘訣——只要規模發展得足夠大，政府怎麼都不會讓自己倒閉。於是，他們就更加肆無忌憚地借貸發展。這些過程是嚴重違背市場邏輯的，儘管韓國憑此發展起重化工業，有了完整的工業經濟體系，但是大量資源被低效地浪費掉了。下圖是1962-1997年韓國企業的借款利率和資產收益率的變化曲線，它很直觀地反映出了問題——除了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令財閥們獲得了一些意外的機會外，他們的資產收益率是長期低於借款利率的。
1962-1997年韓國企業借款利率和資產收益率
財閥帶來國家經濟的成長，使政府和財閥捆綁得越來越緊密，國民則要被迫面對財閥帶來的各種失衡問題，韓國因此有了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在樸正熙的時代，這個強人還有能力一手壓制財閥，一手壓制社會運動，但是到了後樸正熙時代，政府逐漸被財閥綁架，只有能力壓制社會運動，針對財閥的制度調整則越發難以出臺。終於，在1998年的金融危機中，韓國經濟遭遇重創，一系列綁架國家的大財閥轟然倒地。
韓國政府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也要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系列改革條件。適逢此時就任韓國總統的金大中一直反對財閥，他說：「韓國經濟……受到寶貴資源被無效率配置的折磨……（這是）政府干預市場功能的幾乎所有方面的結果，包括定價、信貸分配、產業定位決策和勞資關係。這種幹預已使韓國經濟處於一種嚴重的失衡狀態。」[4]危機就此成為一個契機，韓國對財閥進行了大規模的拆解和重建，制定了各種制約財閥的法律規則，並改進了針對財閥的治理機制，終於解決了財閥帶來的困境，同時保留了財閥留下的果實，從而重新站了起來，成為經濟強國。
我們再來看一下澳、加路徑為什麼和日、韓路徑不一樣。
澳大利亞、加拿大兩國之所以不去追求完整的工業體系，有著歷史傳統與安全環境兩個層面的原因，而且，這兩個原因是互為條件的。
從歷史傳統看，它們都是在英國傳統下形成的國家，保留著大社會、小政府的結構。在這種結構下，政府就算想主動做些什麼，能力也比較有限，社會自生秩序是國家內部更加主導性的力量。日本、韓國則不一樣，相對而言都有著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令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有機會成為可能。
在大社會、小政府的結構下，澳大利亞、加拿大的經濟秩序主要由市場經濟的邏輯驅動，不會刻意追求完整的工業體系，而是順應了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起相應的產業。如果它們有重化工業，那也是因為自身有相關的比較優勢。比如，加拿大產石油，才發展出了石化產業。
此外，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美國都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民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澳大利亞、加拿大與英國、美國經濟秩序的嵌合關係是自然而然的結果，無須刻意追求，也沒有什麼困難或不適。
就安全環境而言，澳大利亞、加拿大的條件也很好，並不像日本、韓國那樣要面對各種複雜的國際環境。安全環境的優越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在地理上相對隔離於其他強國，更是因為它們在價值觀念上，也就是對於世界正當秩序的想像上，與英國、美國是一致的，而價值觀念上的一致又與它們的歷史傳統有著分不開的關係。
這一切使得澳大利亞、加拿大沒有發展自主經濟體系的強烈需求，只要簡單地嵌合在英、美的經濟秩序中，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即可。在這樣的發展邏輯下，國民經濟內部更容易達到一種市場化的均衡，並且各個經濟部門都是在一個遠大於本國的市場空間中達成均衡的。一旦經濟與社會出現問題，輾轉騰挪的空間比僅在本國市場中運轉大很多。於是，澳大利亞、加拿大的發展歷程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都比日本、韓國更簡單。
比對之後，就可以對兩種路徑做一種大致的類型學提煉了。[5]
第一，在我們所討論的意義上，各種產業部門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在國家的政治關注範圍內的，各國通常都會將這種產業交予市場；另一類是在國家政治關注範圍內的，國家會以非市場化的政策扶持這種產業。不過，這種扶持政策在根本上並不能改變市場的邏輯，只會改變該國內部小環境的均衡。而小環境運轉得如何，還是要受制於世界市場這個大環境。
第二，不同國家的政治關注的範圍與重心是不一樣的，進而會形成兩種經濟發展路徑—市場導向和政策扶持導向的發展路徑。而政治關注的範圍與重心在哪裡，取決於該國的國際安全環境。國際安全環境由兩種要素共同塑造：一是該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二是該國的價值觀念，也就是它對於正當世界秩序的想像。不同的地緣處境留給國家的政策選擇空間大不一樣，而且難以改變，但是價值觀念會發生改變。所以，即便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代，政治關注的範圍與重心也有可能是不一樣的。當然，這些討論的前提都是—成熟國家。
第三，對於政策扶持導向的國家，在給定其政治關注範圍後，哪些產業部門會被納入政策扶持的範圍，既與工業經濟的體系結構相關，也與時代相關。體系結構對政策扶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工業經濟中的基礎設施性產業。如果國家欠缺某種產業就難以發展起完整的工業體系，比如重化工業，這個產業就可能獲得扶持。
時代因素的影響則主要體現在某個時代背景中推動不同梯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從這些技術中衍生出的產業對國民經濟具有基礎性的拉動效應，比如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電子技術，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計算機相關產業，再如當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時期的信息技術，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通信相關產業等，也可能獲得扶持。
第四，在以政策扶持導向為主的國家內部，政府一系列非市場化的努力會帶來資源配置的扭曲，進而造成國民福利損失、社會不公，其中甚至潛藏著動蕩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設計相應的制度安排，化解這些負面效應。但政策扶持往往會將政府與財閥捆綁在一起，所以恰當的制度安排經常是危機倒逼的結果。
越南的結構性困境
做了這一系列分析之後，我們再回到越南本身，看一下它面對的國際安全環境的結構性困境是什麼樣的，以及我為何認為它難以發展起自己的完整工業體系。
在地緣環境上，越南北方緊鄰著強大的中國，因此，它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焦慮感，這是越南人做任何決策的第一前提。這種焦慮是無法靠努力發展化解的，畢竟中國壓倒性的體量優勢擺在那裡。作為中國人，可能很難感受到周邊小國的那種焦慮感，因此，我們非常需要換位思考，才能理解別人到底是怎樣一種感受。
對越南來說，要化解這種焦慮，唯有與另一個大國—美國聯盟。越南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原本是有可能構成與美國結盟的障礙的。但從越南的歷史敘事可以看出，越南人理解世界秩序時，最底層的範式是民族主義的（這同樣是因面對中國而本能性獲得的），其他意識形態都是用來實現民族主義的手段。既然如此，越南在意識形態上的靈活度實際上是很大的，並不會在與美國結盟上有什麼無法克服的障礙。比如，近年來，越南與美國走得越來越近，與美國、歐盟、日本等籤訂了一系列的自由貿易協定。
但也正是這一點讓越南遇到了結構性困境。
面對中國而產生的安全焦慮，會讓越南有動力去發展完整的工業體系。即便越南的工業體系與中國相比仍然會有數量級上的差異，它也能更有底氣一些。也就是說，越南有一種走日、韓路徑的內在衝動。那麼，越南就需要發展重化工業，需要通過國家主導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推動，需要通過扶持國企或者財閥落實。
但是，要與美國聯盟，就必須接受那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對越南經濟政策的約束，接受對於國企的各種限制，接受對於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政策扶持的限制等。當年韓國可以用各種非市場的手段扶持大財閥，卻並不影響與美國的結盟關係，原因在於那是冷戰時代，政治因素的權重壓倒了經濟因素。但是，在21世紀，一個國家走何種經濟路徑（是市場導向為主的，還是政策扶持導向為主的）是美國用來識別盟友身份的政治標籤。所以，越南不大有機會複製韓國路徑，更大的概率要走市場導向的路徑。
越南這些年來已經對國企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目前剩下的100多家國企，也在籌劃繼續賣掉。因為越南承諾要建立一個比肩國際先進水平的透明法律框架，要讓外國投資者與越南本國企業開展更加公平公正的競爭。這種競爭不會存在國企壟斷的情況，是自由經濟體的市場競爭。
我們在調研中似乎能看到越南扶持財閥的跡象。越南現在最有名的一個私企集團是首富範日旺的Vingroup。20世紀90年代，範日旺在俄羅斯留學，後在烏克蘭做食品行業，掘到了第一桶金。
2001年他回到越南發展，進入房地產業，現在越南各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築都是他開發的。最近幾年，Vingroup廣泛進軍各種領域，諸如教育、醫院、超市、便利店、電器賣場、手機、家電、汽車、航空學校、有機農業、製藥……幾乎滲入了與越南人生活相關的各個領域。[6]不過，投資的產業如此之多，很多產業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關聯，是不符合投資規律的，這反倒和當年韓國政府扶持的大財閥的投資邏輯非常類似。調研中我們還注意到其他幾個規模小一些，但同樣有著不尋常的跨領域投資的私企集團。
這些有可能就是越南政府想要扶持的財閥，但是扶持政策究竟能走多遠，很難說。如果走得太遠，像當年的韓國那樣，越南很可能會被踢出那些自由貿易協定，它藉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緣政治焦慮的努力就會失敗。進一步說，即便能走那麼遠，財閥能否幫助越南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也很難說。畢竟，當年韓國起步的時候，近旁沒有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不會受到它的外部性效應的影響。如果越南對財閥的扶持政策走不了那麼遠，它的重化工業就難以在自由市場的演化中發展起來，越南就無法擁有自己的完整工業體系。
兩種處境左右為難，無法兼得，這就是越南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在這種困境中，越南最有可能走的路徑是，繼續深化與美國、歐盟、日本的自由貿易關係。畢竟，這是它保障自己獲得外部支持、化解「中國焦慮」的基礎。然而，這也意味著越南政府對財閥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越南大概率只能順應世界市場上的比較優勢，把自己嵌合在一個恰當的位置。這是一種很弔詭的狀況：正因為它面臨和日本、韓國相似的處境，所以很可能走上更接近澳大利亞、加拿大的路徑。
此外，目前越南的比較優勢也有一種雙元特性。越南比較可能在貿易上嵌合在美國體系中，在生產上嵌合在中國體系中。於是，越南的製造業發展就更會成為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外溢，也成為中國供應鏈網絡通達世界市場的一個重要中介。
中越兩國近年來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也呈現出這樣的趨勢。下圖是1996-2015年中越經濟一體化指數，[7]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雖然中越經濟一體化指數偶爾因為政治和經濟危機出現短暫下跌，但總趨勢是不斷上升的，尤其是在2011年之後，經濟一體化指數的上升態勢極為顯著。而且，一系列相關研究顯示，不僅中國與越南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在加深，而且中國同整個東南亞國家的一體化程度都有不斷加深的趨勢。
注釋：
[1]據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統計，在中國經濟以輕工業為主的發展階段，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能安置300萬人就業；而在重化工業階段，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能安置的就業人數下降到70萬人。具體參見劉世錦：《我國正在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及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經濟學動態》2004年第11期。
[2]關於財閥問題，我從與劉慶彬教授的討論中獲益頗多。
[3]黑龍會成立於1901年，是在19世紀下級武士的組織玄洋社的基礎上改造而成的。「黑龍會」系以黑龍江命名，旨在經營黑龍江流域。一方面有著侵略性的意圖，意在使中國東北地區成為日本海外帝國的基礎；另一方面有著實驗性，要在中國東北做一系列社會改造的實驗，再將其應用於日本本土。所以，初看上去黑龍會似乎是個帝國主義的組織，但細看其綱領，會發現它是個民粹主義的組織。黑龍會追求改造文官政府，振興外交，積極謀劃海外，並且革新內政、增進國民福利、推動現代教育、確立社會政策、解決勞動問題。為了達成這些目標，黑龍會推崇統制性的手段，以皇國精神為宗旨，追求以軍人的精神來改造社會，實現全民皆兵，促成上下同心，最終實現亞洲民族的興隆。1931年黑龍會進一步改組為大日本生產黨，社會基礎是大阪中小企業者和國粹主義分子—這些雖然都是深受財閥體制壓制的群體，但追求用一種更具統制性的手段來解決問題。1946年1月，大日本生產黨被解散。
[4]劉洪鐘：《韓國趕超經濟中的財閥制度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頁。
[5]這段類型學的思考，我頗受益於與張笑宇博士的討論。
[6]據2019年12月3日的新聞，Vingroup做了重大的投資決策，將旗下的所有零售及農業板塊剝離出來，與越南的食品業巨頭Masan集團的一個子公司合組一個Masan控股的新公司。
（Nguyen Kieu Giang， Mai Ngoc Chau「， Two Vietnam Companies to Merge Units to Create Retail Gian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2-03/vingroup-masan-to-merge- units-to-create-vietnam-s-retail-giant。）資料顯示，Masan集團的創始人阮登光也是20世紀90年代在俄羅斯留學，之後在俄羅斯做食品行業賺到第一桶金再回到越南的，與範日旺的起家過程有類似之處。即便是去除掉零售板塊，Vingroup的投資領域仍然多得驚人。
[7]該一體化指數的研究轉引自趙子龍：《中越經濟一體化程度量化評價與深化合作路徑分析—基於中越「J」型海陸經濟一體化戰略的思考》，《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在該篇論文建立的統計模型中，衡量一體化指數的指標及權重為（括號裡為該指標的權重）：越南對中國商品進口依存度（35%），中國赴越遊客數佔訪越總遊客數比重（30%），越南對中國商品出口依存度（20%），越南對中國資本的依賴度（10%），對越承包工程佔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比重（5%）；經濟一體化指數的取值範圍為0~250，數值越大，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