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廊不應是「江湖」

徐佳和

如果說，風起雲湧的拍賣場上不斷出現的高價，堪稱為一個藝術交易江湖，那麼相對於這個江湖的體制以及體制所制定的有針對性的政策，就是廟堂。江湖風雲險惡，廟堂卻又無法及時俯下身姿，這讓上海的畫廊業發展處於一個有些微妙而尷尬的境地。

也有畫廊將作品直接輸送到拍賣行裡的，為什麼不直接在畫廊裡進行交易？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稅收。拍賣行在工商註冊的性質為中介，只需交3%的稅；畫廊在註冊時被歸屬到銷售類，需要交17%的增值稅，此外，還要按照畫廊業績繳納相應的稅，加起來得交30%左右。同屬於藝術品交易行為，在畫廊和通過拍賣會買賣所享受的稅收待遇相差近10倍。這就逼著畫廊把作品送到稅收少的地方去賣。簡單說，僅稅收一項，「廟堂」便把畫廊逼向了江湖。

但是，畫廊的文化作用和社會影響遠遠超出了它的空間限制，它在更深的社會層面上代表著一種視覺時尚，一種更為貼近大眾生活形態的視覺方式，它們是城市美術館和博物館的神經末梢，也是當代藝術的前沿陣地。在中國當代藝術不受關注的年代，畫廊創始人仿佛就是美國西部的墾荒者，知道前面埋藏著豐富的資源，卻沒有規則可循。和推動中國當代藝術進程的那些老外一樣，最初在中國開設畫廊的，基本也都是老外，在北京，有1991年澳大利亞人布朗-華萊士創辦的位於東便門角樓的紅門畫廊；1996年由美國人馬芝安(MegMaggio)創辦的四合苑畫廊位於東華門大街95號； 1990年由義大利人馬裡奧-佳士得亞尼與洛倫佐-菲亞斯基創辦的常青畫廊。上海的香格納畫廊創始人勞倫斯騎著自行車肩扛著畫在大街上一晃而過的情景，至今在上海很多藝術人士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似乎成為當代藝術早期並不受國內人士待見的一項印證。

事實也確實如此，上海仍有部分畫廊生存得不錯，並且網羅了一批中國當代一線藝術家，與他們共同成長，藝術家們多年自覺遵守合約，極少出現單方面撕毀合約另覓高枝的情況。畫廊必須依附財富中心而生存，以城市的崛起、工業與金融聚集創造的財富效應為背景。然而藝術品消費的背後，若沒有政策在實質上的有力支持，任其自生自滅，藝術品消費也將會淪為一種盲目的投資行為，如同投資股票，投資房產一樣，失去了其精神價值。畫廊是一個城市的藝術窗口，文化藝術園區再多，也需要有活力的畫廊進駐才有內容和顏色。

衡量財富的標準，歸根到底，不會憑銀行裡的數字大小引以為豪，張貼在外的瑪莎拉蒂也只是一個過程中的時代標籤而已，而終將會以人類精神財富——藝術品的收藏為最後的精神歸宿，一個國家的文明史，他們的藝術品都記錄下來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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