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河北的鄉村長大，那時的環境、自然條件非常好，春夏秋冬都能直接接觸土地和荒野，不知不覺在心裡留下了烙印。
2009年初開始做環保，我所在的公益機構北京地球村組織了一個活動，去參觀北京南部的一個垃圾填埋場。垃圾場的那種酸臭、噁心的味道，一下子衝擊了我的味覺，幾十米高的垃圾山衝擊了我的眼球。
在華北平原地區，為了填埋垃圾，首先要挖土，做防滲處理。之後不斷往上填，一般會填一兩層，一層有將近10米高。同一個填埋場，我們一年會去幾次。第一次去時還不高，或者還是空著的，過了三個月再去，高度「蹭」地就上去了。
我有個朋友來自加州伯克利大學，當時在研究廢品。我跟他去了廢品回收市場，之後又去了北京五六環之間的廢品交易市場。很多人能把這些買來的、撿來的可回收物品分得清清楚楚——塑料甚至被分為幾十類。可回收物被他們分類後拿去賣，或者運到下遊工廠裡作為生產所需的再生原料。如果沒有這些產業鏈條，可回收物就無法成為再生資源。
我發現，廢品回收不只是一個經濟活動。垃圾不只是物體，而是和人有關的——不管是環衛工人，還是廢品回收的人。我在鄉村長大，生活比較節儉。如果我們可以過一種有節制的生活，垃圾問題可以從人的角度解決。
對於我來說，做垃圾分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2009年到2015年，我在全國各地做了一些調研，接觸了很多住在垃圾填埋場和焚燒廠周邊的人。
可能極少數人會想，垃圾去哪了？垃圾山周邊有沒有人家？隨著城市發展，填埋場可能會建在本身就有人住的地方。比如，北京的阿蘇衛填埋場在北六環，我們調研時，村裡人說，20多年了，夏天再熱也不敢開窗戶——因為臭。
2010年4月，我去調研的受垃圾焚燒影響的家庭在江蘇南通海安縣。有一家的孩子腦癱，因為媽媽懷孕時住在離垃圾焚燒場200米的地方。老百姓不知道焚燒廠的廢氣可能會給孕婦帶來威脅。這個孩子2008年5月12號出生，後來發現他重度腦癱。再後來，他的父親發現，孩子的一些生長特徵就是垃圾焚燒排放的有害物質的中毒表現。比如無色無味的一級致癌物——二噁英。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一天晚上，小孩的父親讓我們去看看，他的孩子由於重度腦癱，誘發癲癇，把舌頭都咬破了。我們去過他家四次，他們臉上沒有任何笑容。
2014年，我們去了武漢國鼎山的垃圾焚燒廠。一些小孩因空氣汙染而產生了呼吸道疾病，動了好幾次手術。有些住在垃圾焚燒廠周邊的人搬不走，不得不住在那裡。他們的心理壓力以及健康受到的影響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如何發聲，上面提到的那個孩子的父親是很有勇氣的。
聲東擊西：你們去調研，會解決實際的問題嗎？我們花了大量精力調研，通過申請信息公開、和企業及當地政府對話，嘗試推動垃圾填埋場或焚燒廠相對安全的排放。但這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根本。垃圾的根本問題是，垃圾產生後該怎麼辦？我們需要一個落腳點，最大程度地緩解垃圾問題，減少對填埋或焚燒的依賴。那時大家想到的辦法就是——垃圾分類。
2015年我去國外讀書，因為調研給我帶來很大壓力，有種能量被耗盡的無助感。讀書是一個知識儲備的過程。我記得研究了一個案例，講印第安人在資源使用中被邊緣化的過程。這其實跟城市化過程中，拾荒人群失去話語權是一樣的道理，其實根源問題是資源和土地的使用方式。
2017年回國後我就想，到底要做什麼？
當時有兩個方向，一個是有機農業，一個是垃圾。正好有一個前同事跟中國扶貧基金會有個項目，在一個村裡面做扶貧，遭遇了嚴重的垃圾問題，問我能不能看看怎麼做垃圾分類。因為要做旅遊開發，就不能有垃圾。
工業化以前，中國農村的大部分地區是沒有垃圾的。土地裡種出來的東西被吃掉，秸稈之類可以餵牲畜，牲畜糞便可以堆肥成為種植的養料，這是一個生態循環系統。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後，農村自給自足的生活被打破了，有外來購買就有包裝，就會產生垃圾問題。到2000年以後，塑料在農村越來越多。當時在農村有兩種辦法，一是全部燒掉；二是像我老家，把垃圾堆到坑窪的地方，包括池塘裡面。
我記得汶川地震後，我們去了四川松潘。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幕。那個村有垃圾收集，我們就跟著老人家的三輪垃圾車，想看看垃圾最後去哪兒了。我完全沒想到，垃圾鬥一翻，所有垃圾直接進了江，繼續汙染水系。
2017年時，河北省南峪村垃圾的最終去向是20公裡外的一個山上。陳立雯 圖
其實，農村非常適合做垃圾分類，尤其是乾濕分類後，可以就地資源化。農村垃圾有兩大類，一類是從土地裡生長出來的產物；另一類是工業生產的化工產品。分離出第一類垃圾，通過堆肥或其他方式回田比較容易。
另外，垃圾分類最終要做的是人的工作，要打通每個家庭。城市是陌生人社會，但鄉村是熟人社會。所以我當時的預判是，如果在農村做垃圾分類，沒準會比城市更好做。
我記得剛到第一個村工作，很多人說，農村要做什麼垃圾分類？潛臺詞是，城市還沒做，去農村做什麼？
聲東擊西：你在第一個村是怎麼啟動垃圾分類的？第一個村是河北省南峪村，我們有點大膽。當時做的第一件事是買垃圾桶、買垃圾分類收集車、找堆肥的地方，所有東西都落實了，才去向老百姓推廣。我們眾籌了一筆錢做這些事。
2017年7月初到了村裡，8月8號開始駐村工作， 9月4號正式啟動垃圾分類。過程中有很多事情讓我們備受鼓舞。
老百姓不知道垃圾分類是怎麼回事，但不排斥外人來做，覺得外人來幫我們解決垃圾問題了。有一個大爺每次見到我們都說，我可以給你去找個工作。我就說，你等著，回頭我們給你發兩個桶。
後來，我們在村裡做垃圾分類啟動儀式，老百姓都來幫我們貼說明貼紙。9月5號，我們第一次進行垃圾分類的收運，挨家挨戶去做工作。當時每家拿出來的垃圾都是混合的，我們就用夾子夾出來，教他們。很多人三次就學會了，基本沒有障礙。在那個村裡只碰到兩戶人家不願意分。因為覺得麻煩，只想隨便丟出去。其實，要求所有人都達標是不現實的。
河北省南峪村的垃圾分類動員會，橫幅是舊的，上面貼了列印的新字。陳立雯 圖
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極其深刻。有一個婦女出來倒垃圾，但垃圾是混合的。我們當時就跟她講了，卻沒有得到回應。後來我們才知道她不會講話，也聽不到。巧的是，她女兒雖然不在村裡，但在垃圾分類的微信群裡。女兒說，她爸爸認識字。我們就用寫和畫的方式教她爸爸，第二天就分得清清楚楚。
我們挨家挨戶做了兩周工作後發現，只要做好所有的硬體準備，老百姓就可以分得很好。
聲東擊西：開始時，大家可能比較有熱情，這件事能堅持下去嗎？第一個村我們沒經驗，過了幾個月回去發現，有一些家庭不分類了，村委也沒有管理。所以到第二個村時，我們意識到，挨家挨戶解說的工作不能我們做，應該交給村委，或者交給村裡能管這件事的人。後來我們去的地方都是當地政府有意願做垃圾分類的。
2018年，我們做完第二個村時意識到，村一級沒法完成垃圾分類的治理。因為村的主導體系是村委，無法形成制約，但鄉鎮一級有政府約束。後來，江西省上饒市廣豐區東陽鄉跟我聯繫，我提了一個條件，能不能找一個鄉鎮。最後就找到了東陽鄉。
東陽鄉黨委書記王書記對垃圾分類有認同。他問我：垃圾分類會不會很花錢？我說：一個村不會超過10萬。他說：那可以接受。
2018年11月，我還在老家，王書記讓鄉委政府的一個主管帶著企業和兩個村委來找我。他們看了我老家的情況後說，你們房前屋後全是垃圾，都敢做垃圾分類，我們東陽鄉已經做垃圾收運四五年了，當然更有膽量做了。
2018年12月初，我去了東陽鄉。去了後才發現，王書記已經帶人考察過浙江的好幾個地方，而且他自己是學環保出身的。他非常明白，垃圾只是收起來清走，其實沒有解決問題。
有了鄉政府和廣豐區的支持，事情進展得非常順利。垃圾分類桶很快就布置好了，分類收集車也布置好了，堆肥廠不到兩周就建好了。我們當時把街上的大桶撤掉，換成每家每戶用來分類的兩個小桶。
有件事是我後來才知道。鄉裡人說：大桶不能撤，萬一大家亂丟垃圾怎麼辦？王書記說：既然陳老師有經驗，我們就要相信她。
撤桶第二天，街上就有一群人討論。有一個原來當過村委的人很生氣地說：趕緊把大桶弄回來，我們怎麼丟垃圾？我說：不是給你發了兩個小桶嗎？他說：這個怎麼放得下？
他其實不知道那兩個小垃圾桶意味著什麼。所以，我們在撤桶前，沒有跟所有人說清楚。
聽到喇叭聲響，村民出來分類投放垃圾。陳立雯 圖
我們後來又在村裡觀察，有人說，小孩用的尿不溼裡可能有糞，氣味會吸引狗來刨垃圾桶，垃圾桶小，很容易被狗刨倒。
我當時覺得這些抱怨是好事，因為他們願意參與進來。如果我們耐心介紹，他們會慢慢接受。現在，他們覺得，垃圾分類後更乾淨了。
其實，農村地區的大桶間隔距離遠。丟垃圾要走很遠，嫌麻煩的就會隨便扔。但是如果自家門口就有一組桶，就變容易了。東陽鄉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把可腐爛垃圾丟到綠桶後，很多人覺得可以拿來作肥料，就自己拿回地裡種菜。以前，垃圾收到填埋場要稱重結算。垃圾分類開展後一個月，垃圾量比上一年同月減少了一半。
一些村委在前期只是參與垃圾分類，到了後期理解了垃圾分類，就用自己的辦法跟老百姓做工作。在熟人社會裡，如果有村委挨家挨戶做動員，老百姓很快就能跟上了。
聲東擊西：最後大桶去哪了？大桶放在垃圾車上收垃圾。東陽鄉在垃圾分類施行近兩年後，收支達到了平衡。而且，現在花的錢也少了，包括運到垃圾填埋場的處理費、運輸等費用。最重要的是，村委會、老百姓被動員起來了，垃圾分類改善了幹群關係。
剛開始，也有村委跟王書記說：不做可以嗎？王書記就說：全鄉都做，你也得做。做完以後，那個村幹部覺得，沒有想像中難。
還有一個村委說：我又不懂垃圾分類，怎麼跟老百姓說呀？
等做完了，他體會到了成就感。因為，老百姓不排斥這件事，而且很認同。所以，我們需要慢慢訓練村委，讓他們也能講解垃圾的治理問題。
南峪村的分類收集車是鄰村修車鋪大叔改造成的低底盤三輪車。陳立雯 圖
我們現在有三個戰略方向，一是持續做垃圾分類實踐，不斷獲得實踐經驗和教訓；二是做教育中心，我們在東陽鄉建立了鄉村垃圾分類的教育基地，已經有很多人來取經了；三是基於已經做了垃圾分類的地區，繼續做垃圾減量。
聲東擊西： 你們現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最大的挑戰是持續管理的問題。以東陽鄉為例，如果王書記調走了，垃圾分類能不能形成常態化的運行管理機制？我們想通過兩個渠道來嘗試解決，一是幫鄉裡制定考核機制；二是讓規模再往上走一個臺階，比如覆蓋廣豐區和上饒市。區域性規模越大，可持續的風險越低。
其實，經濟也很重要。農村地區處理一噸垃圾要300元左右，這不算汙染控制和建垃圾焚燒廠的錢。這些錢都來自公共財政，也就是納稅人的錢，但我們總覺得花的是別人的錢。這就造成了一種假象，可以隨便丟垃圾。
垃圾分類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我們如何面對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大多數消費者選擇產品時是下意識的。我們要考慮的是，在公共治理中如何約束消費的選擇。比如，如何把一次性用品換成可重複使用的材料？
聲東擊西：能推薦一兩本書嗎？在我初入環保行業時，我看了《寂靜的春天》，它是觸發美國環境運動的重要節點。也推薦大家看一部紀錄片《塑料海洋》。塑料使我們的生活變得便捷，但也造成了很嚴重環境汙染問題，而環境汙染問題的本質是健康問題。現在很多慢性病都和塑料的使用有關。
紀錄片《塑料海洋》宣傳海報
我自己做環保，也要身體力行。我從來沒有點過外賣，快遞是無法避免的，也會儘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我相信個人的力量，也認為社會治理的約束非常重要。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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