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 講/王行恭
文字整理/張夢怡
2013「中國最美的書」評選活動於近期在上海舉行。亞洲著名書籍設計家王行恭先生應邀出席，擔任評委，並作為「上海國際書籍設計家論壇」演講嘉賓，闡述他對於「小眾出版」的認識與見解。在紙質書籍式微的今天，對喜愛書籍的大眾無疑是一種慰藉。
如果出版是大象，個人小眾出版就是跳蚤，各有各的彈性與難處。我希望自己是一隻好的跳蚤。
最近20年在臺灣，都說我們過的日子是「小確幸」。「小確幸」就是小小的幸福，吃飽喝足就很滿足了，出版業有這樣一個趨勢。
我們現今的社會已不是傳統的社會，電腦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我以我自己為例，我的事務所在沒有電腦化以前，最多時有5至6名固定的助理，外加3、4個兼職的助理，而現在我的辦公室只有一個助手，但是有5臺電腦，每臺電腦各掌各的職務。也就是說電腦化，讓我們這類型分工細緻的設計服務工作，將近10個人因此失業，製造了社會問題。出版也是一樣，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往大型發展，還是往微型化走。我今天介紹的就是臺灣的微型出版。
微型出版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臺灣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的社會環境對作家來講不是那麼公平。尤其到了1960年代，很多作家寫了很多東西，大部分都是抒情，懷鄉這一類的題材，像我認識的一些東北籍的作家，寫的都是北大荒的故事，那些故事裡面都不涉及政治內容，大部分都是與生活、回憶等等有關。可是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沒有一個出版社有興趣出版，因為白紙黑字是要命的事，怕有責任要承擔。所以在那個年代很多作家憋得受不了，自己掏錢，自己出版，自己發行。
小眾出版在臺灣稱之為獨立出版，他是由英文Independent publishing翻譯出來，在當時環境下已有作家自己出版，現在這幾個出版社都還在，我們稱之為「小五」，就是有5家出版社，現在差不多已是中大型的出版社了。到了2010年代，我的學生畢業後，就業環境並不理想。這些學美術、學設計、學傳播、學文學等等的青年，他們就仿效1960年代的作家，自己玩起出版，這類小眾人口臺灣稱為「獨立出版」。
說到「小眾出版」或獨立出版」，以1970年代產生在倫敦的一群punk最有名，表現出對於當時社會的批判。他們印刷小型的刊物，自己發行；大部分集中在音樂、文化、社會運動、女權等等議題上。臺灣獨立出版大都是一個人幹活，有的甚至連印刷廠都不找。小規模印刷，它所使用的印刷類別、版種就非常繁雜，包括彩色數碼列印、絲網印刷、木板或其他綜合凸版印刷、鉛印等各種方式。比較有趣的是，他們還結合國際上比較流行的stamper社區，用蓋印章的方式，設計製作封面和拆圖等，讓原本已逐漸被電腦取代的紙本印刷量現多樣化，回到印刷最原始多樣的面貌。他們完全不在乎市場需求，只考慮想做什麼，就動手去完成它。另外，在印刷時特別強調視覺質感，在可控制的有限經費裡，或有限的技術條件下，表現大膽強烈的視覺風格，因此實驗的精神異常鮮明。這和我們有計劃的編輯、出版完全不同。
在臺灣，獨立出版者有他們的社群，部落客等網際網絡，透過網絡來處理他們的出版品。另外，臺灣有很多我們所謂的獨立書店，它只賣某一類的書。這些書店對獨立出版品都抱著贊助的心情，特別給他們一個進門的好位置來販售。還有些文學青年特別喜歡去的咖啡廳，咖啡廳裡面擺一張小桌子，也賣這類的書。當然還有最近幾年比較流行的文創市集更是因活動而集中獨立出版的同好。
一個月前，臺北的一個獨立書店辦了一個小型的展覽，都是年輕人出的書，任何一本書都是一百塊錢。它用了國際上流行的一個語言，叫「zine」，主張和想法就是不理會這個社會上幹什麼，只做自己，很忠實的呈現自己對於紙本書的興趣。任何人都可以把他要講的話出版出來，那些話語有的是輕聲細語，有的是強烈的語言。這些書印量少的只有30本，最多的大概不及一千本。一個非主流的小眾出版品逐漸將演變成主流市場的商品，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昨天的小眾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大眾。
最後要提的是我們的書的市場到底有多大，我在編《故宮月刊》的年間，1980年代的臺灣，《漢聲》雜誌和《故宮月刊》都曾有賣到2萬本的記錄，也就是說2千萬人口有千分之一的人，或者說有2萬個家庭對書有興趣。現在臺灣，可以賣到6千本到7千本的作家，就是暢銷書的作家，書市萎縮到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程度。如果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出版社在做他們損益平衡點的預估時，是以兩萬本為一個基準點，兩萬本書是日本人口的萬分之一。如果用這個數字來推估，中國十三億人口，書籍的出版損益平衡點及市場需求應該是多龐大的一個數字。假如我們用這個數字來看待目前的出版市場，不管是任何類型的書籍，以中國的市場來看都還僅是小眾出版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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