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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衣衛、東廠是大明王朝最廣為人知的標籤之一，他們身穿飛魚服，腰挎繡春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大概是受《新龍門客棧》等武俠電影影響，很多人都認為飛魚服就是廠公、錦衣衛們的公服，形制即為曳撒。久而久之，東廠、錦衣衛、飛魚服、曳撒這幾個關鍵詞便被綁定在一起，構造出一套「官服體系」，以訛傳訛多年。
嚴格地說，所謂的飛魚服並非一種服飾，而是指服飾上飛魚紋樣的刺繡或補子。明代官員常服(日常工作正裝）上的補子皆以飛禽走獸為圖案，通過不同禽獸圖案便能判斷出其品級，「衣冠禽獸」一詞最早便是指當官的。早在建國不久後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便下令規範官員常服上的補子，除麒麟、白澤為公、侯、伯、駙馬所用之外，文官用飛禽，武官用走獸，一、二品文官用仙鶴、錦雞，武官為獅子；三、四品文官用孔雀、雲雁，武官用虎豹；五品文官用白鷳，武官用熊羆；六、七品文官用鷺鷥，武官用彪；八、九品文官用黃鸝、鵪鶉、練鵲，武官用犀牛、海馬。到了嘉靖年間，朝廷又對官員補子作了進一步規範。不過無論在哪個時期，找遍滿朝文武補子上的飛禽走獸，都無法尋得「飛魚」之蹤跡，因為它壓根就不在官服體系之內。
飛魚服屬賜服，是一種特典，近日常德發現的高級宦官周勝墓的墓志銘上也強調了飛魚服是獲賜。飛魚服並非明代唯一的賜服，在明朝賜服制度中，紋樣最高級別的為蟒，其次是飛魚，再次為鬥牛、麒麟，故而有了蟒服、飛魚服、鬥牛服、麒麟服之稱，但這些服飾並無特定形制，它們可能是出現在端莊的圓領袍或直身袍上的補子，也可以是刺繡在英武瀟灑的曳撒、貼裡袍上的紋樣，形制不拘，樣式各異。山東曲阜衍聖公府內收藏有不少明代賜服，其中就有圓領袍款的蟒服、鬥牛服，當然，最廣為流傳的還是那套香色飛魚服。
明代飛魚服，香色，形制為貼裡，右衽開襟，服飾上有蟒形飛魚的紋樣，僅尾部保留了分叉魚尾的特徵。現藏於山東曲阜衍聖公府（孔府）
孔府內的香色飛魚服形制為「貼裡」，這是極容易與「曳撒」混淆的一種款式，這裡簡單介紹一下兩者之區別。首先，曳撒是一種襲承元代服飾而來，有濃厚蒙古風格的服飾，又稱「一色」「一撒」，發音也源自蒙語。其次，曳撒作為明代比較常見的男裝款式之一，關於它究竟屬於漢服還是蒙古服，一直存有爭議。洪武元年（1368）二月，儘管朱元璋曾頒布「詔復衣冠如唐制」之令，但在《宣宗行樂圖》《出警圖》等古畫中，我們都能見到曳撒在皇家大行其道，說明即使在明代皇家，曳撒也未因其胡服元素而被打入另冊。
明代服飾之曳撒，董進繪，選自《Q版大明衣冠圖志》
貼裡的來源和曳撒的基本一樣，都有濃濃的蒙古風格，兩者在形制上很容易混淆，皆為上下分作兩截，但「曳撒只是前襟分裁而後身不斷，貼裡則前後襟均分裁，腰部以下做褶，大褶之上有細密小褶，無馬面，衣身兩側不開衩，亦無擺。貼裡上也綴補子或飾雲肩、通袖襴、膝襴紋樣」。最直接的判別方法是看下擺，曳撒的下擺正中有馬面（下擺中間無褶部分），而貼裡則全為褶子，無馬面，孔府收藏的香色飛魚服下擺並無馬面，形制為貼裡。從《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出警圖》等古畫中不難看出，曳撒、貼裡不僅常被明代士人穿著，也是宮廷太監、侍衛群體中被廣泛使用的便服。
《明實錄》中有不少皇帝將飛魚服賞賜給鎮邊將帥的記載，由於曳撒、貼裡這種形制頗有戎裝風採，繡上蟒、飛魚、麒麟等紋樣顯得既美觀又英氣十足，這就是電影中給武藝高強的廠公、錦衣衛穿上曳撒、貼裡的原因。隨著近年來孔府舊藏的飛魚服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曳撒、貼裡與飛魚已經成了最佳拍檔，許多人也因而形成了固有思維，只要看見衣服上有刺繡的曳撒或貼裡，一律統稱「飛魚服」，也不管那衣服上繡的紋樣究竟是些什麼。
一件衣服能不能稱之為「飛魚服」，不必看它是什麼形制，關鍵取決於衣服上的圖案。所謂飛魚，是古印度神話中摩羯演變而來，《山海經·海外西經》也有記載：「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或曰龍魚似狸一角，作鯉）。」因能飛，故得名飛魚。不過在明代飛魚服上卻幾乎看不到摩羯的模樣。如果不將蟒服、飛魚服、鬥牛服放在一起仔細比較，還真的很難辨別出誰是誰，因為這些瑞獸一旦「明化」之後，全都奔著龍的形象去了。
先說蟒服，作為明代最高級別的賜服，除了賞賜給有功的文武大臣之外，屬國的國王、部落首領也在獲賜之列。獲賜的官員通常會穿著它繪製畫像，例如八歲襲封六十一代衍聖公的孔弘緒，他在畫像中就身著蟒袍，從直觀上看，那袍子上哪是什麼蟒，分明就是一條龍。沒錯，蟒服上的蟒與皇帝龍袍上的龍極其相似，區別在於天子龍袍上的龍有五趾，而蟒為四趾。但即使是如此微小的差別，居然還有人要搞事。據《天水冰山錄》記載，嘉靖年間的權臣嚴嵩倒臺後，從他家裡竟抄出五趾龍紋的衣料，看來這廝不僅是巨奸，還是個反賊。到了明後期，蟒服濫賜，像張居正、徐階這些大臣更是獲得了稀有的坐蟒服，這種蟒的紋樣與皇帝的龍袍更相似，都是正面全身，以前坐蟒只賜予最貴蒙恩者，明中後期皇帝濫用特典，坐蟒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高。
既然蟒可以長出兩角，飛升成龍，那麼頭部本身就長得像龍的飛魚自然也要跟著學，也在頭上生了兩隻角，原本飛魚特徵的雙翼也「退化」不見了，若不是尾部保留著魚尾特徵，還真難以分辨出它是魚是蟒還是龍。蟒服一般賜予一品官員，飛魚則賜予二品，但由於兩者太過相像，就連皇帝也會看錯。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世宗皇帝春祭山陵時，將前來朝見的兵部尚書張瓚身上所穿的飛魚服認成蟒服，十分不悅，問大學士夏言：「一個二品尚書，怎麼可以擅自穿蟒（尚書二品,何以服蟒）。」夏言解釋道：「張瓚所穿的是御賜的飛魚服，只是和蟒相似罷了（瓚所服，乃欽賜飛魚服,鮮明類蟒耳）。」聽了解釋的世宗仍不滿意，說：「飛魚何組兩角？其嚴禁之。」既然已被皇帝怒斥，禮部遂奏定，文武官不許擅用蟒衣、飛魚、鬥牛，違禁華異服色。同時規定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可以穿麒麟服。不過也特別指出了兩種人不許僭用賜服，一種是還領著指揮使級別的俸祿，但已不是侍衛的。另一種是雖為侍衛，但級別不夠的，如錦衣衛千戶、百戶。
鬥牛服和麒麟服是僅次於飛魚的賜服，鬥牛服通常賜予三品官員，而四、五品則賜麒麟服。鬥牛的紋樣也是蟒形、魚尾，唯頭上的下彎的雙角有些牛角樣子。幾種賜服中，即使是較好辨認的麒麟服，也多少有些龍的影子。
當然，如飛魚服、麒麟服等除了作為給文武百官的賜服，卻也的確算是錦衣衛的標誌之一。錦衣衛除有軍政搜集情報、巡查緝捕等職能外，也要「掌直駕侍衛」，同時還得充當儀仗隊，由於這些特殊性質，他們穿衣的權限也相對較大。例如錦衣衛中有身著鎧甲，手持金瓜的「大漢將軍」，這些「大漢將軍」並非真正的將軍，而是身著鎧甲的儀仗隊。明代皇帝舉行視牲、朝日、夕月、祭歷代帝王等活動時，錦衣衛堂上官（指揮使）可穿大紅蟒衣、飛魚服，頭戴烏紗帽，腰挎繡春刀，「千百戶穿青綠錦繡服隨侍」。要知道即使是錦衣衛指揮使也不過正三品，卻能穿蟒服、飛魚服，嘉靖皇帝下令規範制服，也唯獨對錦衣衛網開一面，允許侍衛者穿麒麟服。從這個角度看，後世將飛魚服誤認為是錦衣衛的官服倒也非空穴來風，儘管它只是儀仗隊著裝。
以曳撒為形制的飛魚服，董進繪，選自《Q版大明衣冠圖志》。因服飾上有飛魚紋樣，故得名飛魚服
飛魚服、麒麟服在今天依然是傳統服飾愛好者較為熱衷復刻的種類之一，不過當他們將穿上飛魚、麒麟的照片發布在網絡上時，難免引來一些調侃，說這些都是皇帝的賜服，沒有品級的人亂穿就不怕砍頭？這樣說實在是犯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條主義錯誤。莫說明朝已亡了三百多年，哪怕是穿越回大明（中晚期），僭越穿穿蟒服、飛魚服也不會有問題的，這種事古人早幹過了，是有傳統的。
明代官服、賜服雖有制度明文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非常混亂。史籍不止一次出現官服亂用補子、革帶制度混亂的記載，武官無論品級高低，往往都要在衣服上搞個獅子補（一品），低品級的補子他們基本不用，難怪王世貞在《觚不觚錄》中感嘆「而今則通用獅子，略不之禁，此不可曉也」。官服尚且如此，賜服就更不必說了。
賜服被濫用，蟒服首當其衝，而且這種情況至少在明朝前期就已出現。不過應該承認的是，明代早期的皇帝對於衣制的管控比後期要嚴格得多。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期間，曾對工部官員下令，「凡有織繡蟒龍、飛魚、鬥牛等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朱祁鎮的孫子朱佑樘也在此問題上做過努力。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上奏請禁蟒服，奏摺中，邊鏞對服飾上的蟒紋提出質疑：「蟒蛇本該沒有角也沒有爪子，現在的內官獲賜的蟒服全是龍的形狀，實在不成體統。」他建議將受賜官員的蟒服盡數收繳，也不許再織造，違者嚴懲。孝宗皇帝也認為有理，遂頒布命令禁止私造賜服。然而孝宗皇帝的這些努力，在他駕崩之後很快就會被他的寶貝兒子朱厚照消費掉。
明代彩繡香色羅蟒袍，形制為豎領，右衽開襟，寬袖。前胸後背各繡有一大金蟒，左右袖前後各繡有一金側蟒
既然皇帝都如此，也怪不得下面的文武百官跟著亂套。明代由於賜服濫用過度，還出現過庫存告竭的窘境。像英宗、孝宗、世宗這些皇帝，雖然都試圖規範賜服制度，但同時又不斷濫發濫賜，結果只能是真假難辨，僭用成風。
到了明代中晚期，像蟒服、飛魚服這些看起來高大上的賜服不僅在官員之間被濫用，就連老百姓也都紛紛開始仿製。此外，千萬別以為飛魚服是男人裝，它在明代女性畫像中同樣經常出現。明代女裝也有和官員相似的蟒服、飛魚服、鬥牛服、麒麟服等，大多款式為圓領袍，同時也有交領袍、交領襖裙、豎領袍等各種形制。起初這些服飾主要是命婦穿著，隨著僭越的風氣愈演愈烈，到了明代中後期，像蟒、飛魚等紋樣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一般的女裝上，即使是百姓家的女孩出嫁，也會頭戴鳳冠，身著「賜服」，肩置霞帔。
至萬曆年間，無論官場還是民間，僭用賜服之風已不可收拾。時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甚至將服飾僭越者進行分類，列舉了三種人。第一種為勳戚，即王侯將相的侍從，八、九品的芝麻官，甚至有被廢罷或閒散在家的無業游民，竟然也一個個身著麒麟服，腰纏金帶。如駙馬的庶子，按例當為平民，納個外衛指揮空銜，蟒服也照穿不誤。第二種是在京的官員，他們穿著似蟒又似鬥牛的衣服招搖過市，無人過問，王府內的人即使從未受賜，也照樣敢穿蟒服出行。第三種是婦女，命婦自不必說，即使是僕婦和教坊女子，出門也都頭戴珠翠，身穿文繡，「其花樣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無所不有」。
2013年5月，山東博物館「大羽華裳——明清服飾特展」展出的明代紅色鬥牛服。形制為圓領，服飾正面有一條過肩蟒形鬥牛的金色刺繡
綜合前文，從皇帝的態度也大體能梳理出蟒服、飛魚服從賜服演變為國民服的過程。太祖朱元璋到成祖朱棣時期，很難見到僭用現象，這兩位也的確不好惹。英宗朱祁鎮時，僭用現象已開始出現，但英宗對此態度還是很嚴厲的，又是要殺，又是要充軍。孝宗朱佑樘之時，奏摺上再次反映出這一屢禁不止的現象，孝宗雖同意整治，但態度比起英宗已緩和許多。武宗朱厚照就是個搗亂的，帶頭違制搞百官曳撒大會。他的弟弟世宗朱厚熜眼神不好，把飛魚服看成蟒服，對這種「向龍看齊」的擦邊球紋樣表示不滿，下令整治，但收效甚微。到神宗時期，僭用現象已見怪不怪，像沈德符這樣的有心人都已能把這些亂穿亂戴的人歸類整理了，想必已到藥石無靈之地步。
蟒服、飛魚服、鬥牛服、麒麟服等皆是以賜服始，以國民服終。這發展史雖略帶喜感，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賜服的紋樣在今天看來依然很精美，也難怪在幾百年後仍備受青睞。其實傳統服飾愛好者穿上華麗的飛魚服時，大可不必有心理負擔，糾結於什麼官階品級。
（參考資料：《明實錄》；擷芳主人《Q版大明衣冠圖志》；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明史·輿服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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