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綜藝屆被扔下了一枚炸彈。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首檔喜劇傳承類綜藝《金牌喜劇班》官宣:陳佩斯將作為首發導師。
這是時隔22年後,陳佩斯重新回到央視。
1998年除夕,陳佩斯和朱時茂剛剛在央視表演了小品《王爺與郵差》。
那一刻,坐在電視機前的數億國人恐怕沒有人能想到,這是最後一次在這裡看到他的身影。
在此之前,陳佩斯是春晚的當紅招牌,全國老幼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從1984年《吃麵條》,到《胡椒麵》、《警察與小偷》、《主角與配角》,每年春節過年,全國人最期待的就是他和朱時茂搭檔的小品。
有人回憶當時他火到什麼地步——陳佩斯尖細的聲音從電視裡傳出來的時候,除夕夜的那十幾分鐘是聽不到鞭炮聲的。
但一切到2000年戛然而止。
那一年,陳佩斯和朱時茂一紙公文,將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告上法庭,緣由是對方在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在出版發行的VCD光碟中使用了二人在歷屆春節晚會上表演的8個小品。
法院最終判決,被告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立即停止侵權,登報導歉,並賠償陳佩斯和朱時茂二人經濟損失33.3萬元。
「我考慮過後果,但我就是受不了,我一定要發聲,否則五十年一百年後,我們的後代看到會為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感到憤怒。」
此後,陳佩斯和朱時茂再也沒上過央視。
豈止是央視,任何電視臺都終止了和他的合作,沒有演出,沒有廣告,連走穴都沒有,陳佩斯幾乎消失在了大眾視野,多年之後再發聲,他堅稱自己是個手藝人而不是藝人,曝光度對他來說沒有意義。
但離開了賴以為生的舞臺,陳佩斯的生活一度停滯不前,甚至可以說是陷入窘境,最慘的時候女兒要交學費,280元,他掏遍身上的口袋,只有147塊。
期間網上盛傳他在延慶包了一片荒山,當了一個種石榴的果農,後來他本人罕見的出來闢謠。「北京長不了石榴,氣候不行,冷」。據他自己說,這樣做只是為了在山林的環境裡使自己安定下來。
2004年接受採訪時,對於外界的種種疑問和猜測,陳佩斯仍然閉口不談,但提到侵權的事他仍不鬆口。「一個人爭取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是正當的,如果自己都不能保護自己,就不該活在世上。」
幾年後,他重回喜劇舞臺——這次不是小品,而是話劇。他的《託兒》如同一記驚雷般引爆了內地話劇市場,場場座無虛席,成為了內地最受歡迎的話劇之一。
在用小品徵服了春晚舞臺後,他又靠話劇在熒幕外獲得了新生。
這時大家恍然大悟,原來這位中國喜劇大師22年來一直刻意遠離喧囂,生活在聚光燈之外,不是故作姿態,也不是忙於生計奔波,只是為了專注琢磨一件事——如何把喜劇演好。
如今王者歸來,他還是我們熟悉的那個小品之王嗎?
01
1982年,陳佩斯收到朱時茂一個邀請。
那是春節期間,哈爾濱體育館舉辦的商演活動,朱時茂說他倆可以合夥搞個節目,一場能賺10塊錢。
10塊錢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陳佩斯聽後咽了咽口水,剛想答應,但轉念又想:咱倆能演什麼啊?
朱時茂出了一個主意,咱們可以把在話劇團當學員訓練用的小品,編一編,拿上去一定可笑。
結果他們真就拿這個節目上臺了,剛一上去的時候觀眾還覺得挺新鮮,饒有興致的跟著看,但沒一會兒他們包袱甩沒了,觀眾也開始覺得索然無趣,最後在臺下聊起了天,這讓陳佩斯就覺得特沒面子。「真要有一個縫我就想鑽進去。」
掙扎了幾場後,他們開始總結經驗。
引起笑點的段落保留,冷場的地方修修改改,漸漸他們發現越說越流暢,越說節奏越舒展,觀眾的反應也越來越好,十幾場下來,小品竟然火了。
之後周邊的電影院都請他們去串場,在看電影之前加演。「一晚上連體育館帶影院我們能串七場,一場我們在臺上半個鐘頭胡說八道,觀眾樂半個鐘頭。」
《吃麵條》就誕生於此。
1983年,這部小品越來越火,每場爆滿,甚至轟動了整個哈爾濱,姜昆由此慕名而來,找到陳佩斯和朱時茂,希望他們把節目搬到到春晚上。
陳佩斯和朱時茂一聽能上春晚,當即答應下來,錄下影帶送去中央電視臺審核。
但審片的過程比想像中漫長,因為擔心這是一部「為笑而笑」的節目,缺乏教育意義,所以陳和朱二人始終得不到確切回復。
因為沒有「身份」,他們連正式排練室也沒有,需要排練的時候,倆人就隨便找個人少的房間,進門衝人一笑,旁若無人地排練起來。
沒有飯票,朱時茂腆著臉去製片部「蹭飯」;沒有車票,朱時茂就硬拽著陳佩斯隨便上輛車。
期間陳佩斯覺得太受罪了,想到要不就算了吧,但每次都被朱時茂勸下。
直到1984年春晚當天夜裡,《吃麵條》能不能上仍舊沒結論,導演黃一鶴臨時拍板:「沒有領導點頭,但也沒有領導搖頭,但我決定你們倆上,出了事我來負責,但你們記好了,千萬別說錯話,一個字都不能錯,說錯一個字那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
結果,《吃麵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4年,全國人民眼睜睜看著一個叫陳小二的小痞子拿著一隻空碗和一雙長筷吃了四大碗麵條,從狼吞虎咽吃到難以下咽。
所有人知道他吃的是個空碗,依舊饞得口水直淌。
相比於濃眉大眼正氣凜然的朱時茂,這個陳小二臉皮厚,心眼兒多,眼珠子滴溜溜轉得飛快,當著人一本正經,轉過頭一臉奸笑。
無論是滑稽的算計還是耍小心思,他仿佛都用一股市井氣搔中了我們身上一些不夠文雅的痒痒肉,樂得大家合不攏嘴。
後來陳佩斯回憶說:
「演到一半的時候,發現臺下的凳子四處散落,很多人盤腿坐在地上,後來才知道,是小品太搞笑,觀眾笑的直不起腰,只能坐地上。」
多年之後老臺長洪民生回憶,他最喜歡1984年春晚。因為最真誠,只是純粹讓老百姓高興。
那一夜之後,全國人民記住了他的名字:陳佩斯。
02
陳佩斯的名字背後就有些意思。
陳佩斯的父親陳強,是新中國建國後的知名演員,因演反派「黃世仁」和「南霸天」入木三分而家喻戶曉。
1950年,他正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巡迴表演《白毛女》,演到一半,家裡來信了——兒子出生了,讓他給取名字。
陳強一撓頭:我正忙著演出呢,哪有功夫給孩子取名。
可孩子總不能沒名字吧,陳強思索了片刻,一拍腦袋:布達佩斯這座城市很美,那兒子就叫陳布達吧。說完就登臺演出去了。
仿佛有先見之明,陳強篤定自己還會再生一個兒子。
四年之後的1954年,小兒子如約出生,名叫佩斯。
陳佩斯打小就頑皮,在學校裡出了名的不愛讀書,唯獨愛搗蛋和打架。
新來的老師見他這麼皮,給他安排到全班最後一排,陳佩斯知道後,就和老師扛上了。
一次,老師讓同學們用「五彩繽紛」造句,陳佩斯把手舉得老高,站起來就說:「我放了一個五彩繽紛的豆花兒屁。」 逗得同學們哄堂大笑。
回家後,陳佩斯挨了父親一頓揍。那時父親常年在外面拍戲,這是父子倆一貫的交流方式。
父親還嚴禁他去電影院看電影,怕影響他學習,對此陳佩斯少不了抱怨:「我家離劇場的直線距離只有30米,但就是沒去過,學習和電影都耽誤了。」
之後文革來了,更堅定了父親讓他遠離演藝界的想法。
70年代,父親遭到紅衛兵的迫害,批判的理由讓人哭笑不得:「你肯定是壞人,不然你怎麼演壞人那麼像。」
陳佩斯後來回憶說,每一次父親從批鬥場回來,被打得皮肉模糊的,身上的白襯衫全是血印子。「所以你想,這種名譽有什麼價值?我從心裡頭對它非常地厭惡。」
與此同時,15歲的他也被下放到內蒙古建設兵團。
從城市來到沙漠,他的生活發生了天翻覆地的變化,原本是北京養尊處優的少爺,變成了黃沙漫天裡乾重活的苦力,晚上窩在被窩裡飢腸轆轆,挨凍受餓,陳佩斯的妻子回憶說:「他在兵團真正接觸到了貧困百姓,使他骨子裡產生了一種平民意識。」
這種日子一待就是四年,後來陳佩斯專愛演小人物的窘境,也許是從那時埋下了根。
03
「千萬長大別幹這行,千萬長大別幹這行。」
父親千叮嚀萬囑咐,要求他去做一個工人,因為工人階級最不容易被卷進政治風波。
但陳佩斯在內蒙當兵實在是太苦了,直到1973年,他向家裡提出,希望藉由考文工團的機會返城,不為別的——城裡文工團一個月發45斤糧食,能吃飽飯。
陳強再三考量,決定讓陳佩斯回來考演員。
但起初的演員之路並不順利,他的前幾次考試都沒有被錄取,無論是北京軍區文工團,還是總政歌舞團,拒絕他的理由都差不多——這人外形太一般。
無奈之下,陳強只好為兒子去求《白毛女》中的老搭檔田華。
那時正在八一電影製片廠負責招收新學員。「幫個忙,把佩斯收了吧。」就這樣,陳佩斯作為「關係戶」進了八一廠,成為了一名演員。
在那裡他認識了朱時茂,老茂濃眉大眼、英俊瀟灑,而且剛憑藉一部《牧馬人》名聲大噪,拿獎拿到手軟,還上了《電影畫報》和《大眾電影》的封面,是那個時代的「小鮮肉」。
相比之下,陳佩斯「鼻子大」、「眼睛小」、「賊眉鼠眼」、「長得比他爸爸還難看」,這樣的外形條件,讓他一進來只能搬道具、拉大幕、打燈火、跑跑龍套。
這樣乏味的日子過了幾年後,陳佩斯開始對自己的演員生涯產生了懷疑——同年進來的人的都嘗試了不同的戲路,只有自己因為這張「反派臉」一直輾轉於流氓和土匪之間。
他琢磨,要實在不行就改做幕後。
他開始學習怎樣做導演,為此他還自己編了一個稿子《十萬火急》,最後廠領導都通過了,劇組都開始組建了,結果因為自己資歷不夠,更上面的大領導說沒有30歲以下的導演,又給他撤下去了。
1975年,廠裡排練話劇《萬水千山》,這部劇因當年鄧小平復出而復排復演,在當時極受關注。
陳佩斯和以往一樣,仍然被分到一個跑場的匪兵。
但舞臺上的陳佩斯靈機一動,給自己加了個戲:他和搭戲的演員合計,跑路時一人回頭放槍,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戲劇性。因為這種琢磨勁,後來他被「提拔」去演一個俘虜兵。
俘虜兵不過幾分鐘的戲,但又被陳佩斯演繹得活靈活現,引起臺下人的陣陣笑聲。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與眾不同,他很有天賦。大夥一塊說笑話,他在語言上、動作上就是比別人可樂,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資。」 《萬水千山》的編劇毓鉞回憶說。
發現他有喜劇天分的不只毓鉞,還有臺下的父親。
父親覺得演喜劇好,不看臉,還比演反派要安全得多,不會招來橫禍,於是他鼓勵陳佩斯發揚自己的優勢,嘗試走走喜劇這條路。
後來有人採訪陳佩斯,他說父親還說:「中國老百姓太苦了,要給老百姓帶來歡樂。」
1979年,陳強親自出馬,帶著兒子主演《瞧這一家子》,陳佩斯扮演車間主任的兒子,陳強出演戲中的父親,這是文革之後,中國第一部熒幕喜劇。
有時候陳強就在場邊看著,覺得兒子哪裡演得不對,他就親自下場教,他演一遍,陳佩斯跟著學一遍。
同時,陳佩斯也如饑似渴地吸取關於喜劇的一切。《瞧這一家子》的導演王好為曾回憶道:「他宿舍的牆上貼了整整一面牆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戲的動作語言都寫在上面。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演員像他這麼用功。」
就這樣,在父子一起努力下,陳佩斯演完了這部電影。
誰也沒想到,《瞧這一家子》讓陳佩斯一夜成名。1981年,陳佩斯出演《法庭內外》,又火了。
直至後來1982年的《夕照街》,陳氏父子的喜劇電影變得家喻戶曉。
1984年,《吃麵條》火了後,陳佩斯從喜劇電影轉向小品,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兩年後,陳佩斯在《賣羊肉串》中扮演一個新疆人,他貼了一副假鬍子,把一位擺路邊攤的新疆人模仿得惟妙惟肖,讓人看了忍俊不禁。
1989年的《胡椒麵》和1994年的《大變活人》,陳佩斯兩次在春晚舞臺上光膀子,他也是唯一一位在春晚上光膀子的小品演員。
1990年,在《主角與配角》中,他為了當回主角,在朱時茂面前耍盡了各種小聰明,不停搗亂,把「小人得志」表演得淋漓盡致。
後來朱時茂回憶,別看他們在舞臺上配合得行雲流水,但臺下關於每一次包袱的爭論都是一場戰爭。「佩斯有時候是一根筋,一種咬著屎橛子給饅頭都換不下來的精神。他就是那麼一個固執的人。」
而正是這股固執,讓陳佩斯總能將最世俗的幽默搬上最大的舞臺。很多人說看陳佩斯表演的小人物滑稽而不不浮誇,因為細品之後總有深意。
憑藉著對喜劇的執著、拿捏到位的肢體表演,緊貼生活氣息的戲劇衝突,陳和朱把小品帶入到了一種全新的境界,將小品帶入一種別具一格的高級感。
04
陳佩斯還想把喜劇拍成電影。
1986年,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八一廠,希望能得到廠裡的支持,得到的回覆是:八一廠不拍喜劇。
為此,陳佩斯萌生了去意。
八一廠捨不得這位好苗子,反覆來勸了好幾次,但陳佩斯去意已決,最後廠裡威脅說:「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話,就分不到房子了。」 陳佩斯一笑:「那簡單,我不要了。」
但令陳佩斯沒料到的是,他低估了當時在中國拍喜劇電影的難度。
第一部電影《父與子》,陳佩斯寫完劇本,發現缺一個「名分」,就像如今每部電影開頭都要標註一個「北京電影製片廠」或是「上海電影製片廠」一樣,當時的陳佩斯找到西安電影製片廠,結果被人家當門拒絕。「你走吧,這類電影我們不做。」
結果他心一橫,決定自己拉投資,自己拍,可拍到一半他才得知,影片必須掛靠電影廠才能拍攝。
這讓他抓了瞎,當時國字輩的電影廠都不拍喜劇,後來又是父親陳強出面,中影公司才收購了它。
《父與子》上映後,很快受到了市場的歡迎,每場票房都不錯。陳佩斯趁熱打鐵,又拍了《父子老爺車》、《傻冒經理》、《二子開店》等喜劇電影。
80年代,國內盛行主旋律電影,宏大敘事是影視作品的主流,喜劇是所謂的「非主流」。
但一臉賊笑的陳小二,卻成了為數不多能在熒幕上給全國人民帶來歡笑的角色,只要他的電影一上映,票房就絕對數一數二。
之後,陳佩斯成立了「大道影業有限公司」,自己獨立投資、發行電影,這也是中國第一家集創作、製作、發行於一體的民營影視公司。
成立之初,恰好趕上《關於電影發行機制改革》的3號文件出臺,中影公司不再統購統銷國產影片。
陳佩斯製作的《臨時爸爸》參與了中國電影統銷統購的最後一次看片會,到第二部電影《編外丈夫》時,他只能自己拎著片筒四處求人。
「原來中影公司的統購統銷變成了30個省市自治區的分銷,一個爺爺就變成了30個爺爺。」
同時,大道影業有限公司深陷於商業世界的泥沼中。
從統購統銷,到和各省分帳、再到票房分帳,它把每個環節的雷都結結實實踩了一遍。
比如票房偷瞞漏報、院線瞞大頭報小頭交零頭——這些行為在那個年代比比皆是,陳佩斯當年派出5個組到河北去監票,發現有的地方演7場只報3場,有的地方80%的上座率只報40%。
他對此很憤怒,但又無能為力。「我們所有的電影沒有一部是賠錢的,無論是拷貝還是票房,都是當年國內電影的前三名。但我們永遠都沒有掙到我們應該掙的錢。」
1997年,陳佩斯的《好漢三條半》上映,正好和馮小剛的《甲方乙方》撞到一起。
起初《好漢三條半》每日票房20萬元左右,勢頭很猛,但5天之後莫名被主流院線撤下,安排放入郊區院線。同時《甲方乙方》卻從聖誕前一直演到春節前後,以4000萬元的票房成為當年最賣座的國產電影,陳佩斯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是一夥兒的。
多年後他對此仍耿耿於懷,在一次採訪中記者問他如何看周星馳這個人,陳佩斯說:
「周星馳的電影非常好看,雖然沒見過本人,但是周星馳有他自己的魅力,不然怎麼會叫星爺。」 隨後記者又問到怎麼看馮小剛的,陳佩斯只生硬地回應了兩個字:「沒看。」
之後馮小剛邀請陳佩斯參加春晚,再遭陳佩斯拒絕,只留下一句:「我是一個行得正,乾淨的人。」
05
同時,陳佩斯和春晚開始有了隔閡。
1988年,他建議小品《狗娃與黑妞》借鑑電影蒙太奇手法,使用單機拍攝。蒙太奇是用鏡頭轉換實現場景轉變。他認為這樣小品就可以像電影一樣不受時空限制,觀眾喜劇體驗會更好。
可這遭到了導演組的漠視,被落下一句:「哪有你說話的份兒。」
1991年,《警察與小偷》彩排,陳佩斯想到一個好點子,但導演組不但拒絕了他,還把前面一段他最滿意的的過場戲剪掉了,最終版本只剩一半劇情。
「每一場戲都是花費大量心血去準備的,可為什麼對方要刪的時候,連句招呼都不打?」 陳佩斯開始有了牴觸情緒。
1992年的《姐夫和小舅子》,他從一開始就十分不滿意,但導演組一再要求就這麼拍。
他說:「節目是臨時湊的,和時事貼得太緊,不自在。」
1998年《王爺與郵差》,陳佩斯再次提出在小品中採用高科技,仍未予採納。
不僅如此,在上場前,工作人員把麥克風隨便地掛在戲服外,就是這個不經意間的疏忽大意,讓朱時茂剛剛一上場麥就掉了。
為了讓朱的聲音能被觀眾聽到,陳佩斯不得不在舞臺上貼著他,讓他蹭麥說話,而到最後陳佩斯一圈一圈跑起來時,朱時茂幾乎是直著嗓子把臺詞喊出來的。
而原來準備的聲效光碟,現場壓根沒給他們放,沒了聲效,很多包袱都顯得乾巴巴,現場觀眾一頭霧水。
下臺之後,陳佩斯哭了。
不久後,一件事徹底引爆了所有積怨。
1999年初,陳佩斯發現央視下屬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在未經他們允許之下,私自發行售賣他們的小品光碟,陳佩斯前去討要說法,卻被幾句話搪塞。
陳佩斯忍無可忍,一紙訴狀將央視告上了法庭,罪名是盜版侵權。
其實這已不是他們第一次被侵權。早在1994年,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就用類似方式出版過二人的小品專輯錄像帶,當時二人也準備起訴,後來央視找人出面說情道歉,最終撤訴。
這次陳佩斯決定不讓了。
「他們有他們的說法,我們有我們的說法,他們依據規矩——他們的規矩,我們依據法律,所以覺得還是用法律來決定吧,看你們的規矩對,還是全社會、全世界的智慧財產權對。」
2001年底,在全世界的關注下,陳佩斯和朱時茂勝訴。
官司結束後,兩人並沒有像傳說中的與央視鬧僵,甚至還和央視的領導吃了個飯,雙方表示就此翻篇。
到了2002年春晚,央視又開始問他們要節目。
當時陳佩斯和朱時茂一起排了一個《江湖醫生》,本來是敲定要上,結果離春晚還有三天,突然被通知要換節目。「我們想三天換肯定來不及了,可能還有別的原因。」 朱時茂回憶。
有媒體報導說,當時中國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院長在了解到小品內容後,給相關單位發去傳真,認為小品有辱獸醫,在春晚表演「將會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但該小品編劇王寶社卻稱,內容跟獸醫無關,只有一句「看牲口」的包袱,拿掉亦無傷大雅。
最後春晚劇組也沒有解釋原因,節目被取消得不明不白。
陳佩斯說,他決定到此為止。「他們隨隨便便對我說No,現在是我對他們說No的時候了。」
後來輿論的發展偏離了軌道,陳佩斯的離開被炒作成了「央視封殺風波」,導致各個電視臺和演出單位都一時間對他敬而遠之,任何與廣電系統有關的商業演出邀請都漸漸離他遠去。
沒了商演的收入維繫,幾乎在同一年,他的電影公司在野蠻無序的市場環流中如孤帆般被衝擊得七零八落,拍一部虧一部,慘遭倒閉。
那時,正逢陳佩斯的女兒小學一年級下學期繳費,280塊錢,但陳佩斯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塊錢。
從全國人民眼中的紅人,到連200多元女兒的學費都掏不出,陳佩斯體會到了什麼叫做人生的大起大落。
他忍受不住這種落差,開始放逐自己,跟打小就認識的幾個胡同串子朋友,整天在一起抽菸喝酒,每天醉生夢死。
06
1995年,陳佩斯曾在北京延慶承包了一座荒山,在附近還買了個院子。
起初包下它的原因,是想作為一個可以偶爾帶家人來休憩的地方,後來國家「退耕還林」的政策出臺,為了不破壞生態環境,他索性就讓這片地荒了閒置了下來。
事業受挫後,陳佩斯決定搬到這裡。
但並不像媒體上大肆渲染的那樣,他扛著鋤頭,開墾荒地,做起了一位石榴果農,還賺了30多萬。「當初承包這座山的條件之一是封山育林,不許砍柴。」 他的妻子說,他們從來沒有靠這座山賺過錢。
其實陳佩斯在現實中去做的,是收拾出一個乾淨的屋子,並沉下心來大量閱讀,尤其是關於喜劇的著作和劇本。
他試圖從多年來的演出實踐中,整理出一些有關喜劇的思考,並順帶梳理自己多年喜劇實踐中總結下來的經驗。
期間,他還在大山裡修了一條路。鄰居碰見他時滿腹狐疑:「修這路也沒有人走,有用嗎?」
陳佩斯笑了笑說,這路本可以不修,只不過前一年北京非典,到處隔離限制交通,山裡十幾個居民還沒了生計。「你得讓他們生活啊,我就讓他們修了這條路。」
據他說,修這路雖沒多少錢,但至少有個理由給他們發點工資。
背後是佩斯承包綠化的山溝
2001年,陳佩斯冒出一個想法,他想做話劇。
很多人聽說後很詫異,都不太看好,連話劇圈內的人都來勸他謹慎入行。「不怕賠錢就做吧,許多話劇演員都要靠演電視劇來生存。「 在中國,大部分劇場都是黑著燈的。
陳佩斯自己也明白,甚至已經估算出大概要賠36萬元,但為了把這些年來所總結的喜劇理論實踐一下,他橫了心還是決定要做。「我當時特意接了一個黑牛豆奶的廣告,賺了100多萬元,就是預備著填這個戲的虧空。」
北京公演之前,陳佩斯心裡忐忑不安,還悄悄送了一些贈票給北京的高校,生怕場子人太少,大家面上過不去。
但萬萬沒想到的是,2001年《託兒》橫空出世,120場場爆滿,觀眾多達17萬人,一票難求,在當年創造了上千萬的票房神話。
當他們在全國巡演時,才發現話劇這些年在中國被「停滯」了多久——各地劇院十分簡陋,舞臺邊就是廁所,後臺一股尿騷味,連個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沒有。
而這也更激發了陳佩斯的決心,很快他又創作了《陽臺》《雷人晚餐》《戲臺》,每一部話劇都能掀起一陣觀劇潮。
其中《戲臺》巡演3年之久,這部戲在豆瓣還有9.1的高分,大陸話劇裡唯一比它高的,是老舍的《茶館》。
2003年9月,《親戚朋友好算帳》在短短8個月裡演出近60場。2004年,《陽臺》巡演了70多場,最終被上海戲劇學院選為教學案例。
此後,他把對表演幾乎所有的熱情都傾注在了話劇上。
《陽臺》裡一場戲,他能改了十幾遍;女演員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鐘。《戲臺》排練時,他把一個演員排崩潰了6次。
每一次演出,這邊剛下場,他就拉著演員跑到後臺討論,哪兒需要修改,哪一步沒走對,錯了,立馬排一遍。排完了,再趕下一場。有一次演出後,陳佩斯暈倒送院,之後心有餘悸,身邊總是備著著生理鹽水。
何瑜說,如果陳佩斯進入狀態,他幾乎24小時都想著戲。他考慮如何修改劇本,誰的表演會有什麼問題,舞臺上也許還差點什麼。
朱時茂曾參與《託兒》第一輪演出,之後就退出了。「我吃不了他這個苦,太累,太寂寞。」 朱時茂曾問陳佩斯:「每天都要重複。同一個舞臺,同一幫演員,同一句臺詞,同一個感覺,你不覺得很寂寞嗎?」
毓鉞看他一場戲演下來整個人跟水耗子似的,也心疼他。「你去演電視劇,4、5個月也就出來了。倆助理,小火鍋一點,慢悠悠吃上。你幹嘛非得吃這個苦啊?」
劉曉慶也勸過他:「現在喜劇綜藝節目那麼多,好多人都想拉他去,這些綜藝一火,什麼廣告、電影,錢馬上就來了。」
但這些話都被陳佩斯一笑了之,他覺得這樣的錢能掙,但他掙到兜裡不踏實。
在一次採訪中,楊瀾問他:「當年你走一次穴都可以幾十萬,你為什麼不去? 」
陳佩斯說:然後呢?楊說可以房子和車子啊。
結果陳的回答不期而然。「再大的屋子只能睡一張床,車只不過是一個四個軲轆的代步工具而已。」
對於有些人來說,事業是獲取優越物質生活的手段,但對於陳佩斯,他把這當作是一種信仰。
「在此之前一直是被命令的,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永遠是按著別人的指令去做,去生活,去活著。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實現它,這個反而給我帶來的是精神上的東西,是不可估量的。」
2011年,總導演哈文向他發出邀請函,他婉言謝絕,留下的理由很乾脆:「要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排練話劇和沉澱喜劇理論上。」
尾聲
生活中的陳佩斯像個苦行僧。
朱時茂說他20年不換衣服,永遠一身寬鬆老頭衫,妻子說他最愛吃的就是麵條,能天天吃羊肉燴麵也不嫌膩。
甚至上節目,他都只上半身穿正裝,下半身都是粗布褲子和一雙布鞋。
有一次倒是花錢買了一張很貴的床,睡了幾天,腰疼,又換回了硬板兒床。
他最牽掛的人是他的父親,陳強在1999年腦梗塞後,他咬牙在同一個小區買了套公寓,從那以後,每次都是他給父親洗澡。
朋友有次去他家,聽見陳佩斯給父親打電話:「你今天怎麼樣?開不開心?今天太陽很好,我推你出去轉轉吧。「 說話的那種語氣,就跟哄小孩似的。
朋友對此評價道:「一個孝子一定是個好人。」
除了父親和喜劇,他還很重視將表演藝術傳揚於後世。
陳佩斯的話劇《陽臺》被上海戲劇學院選作了教學案例,因此陳佩斯也常常去講座,有一次,排演結束後,大幕還未合上,一個學生從舞臺側面直接下臺了。
陳佩斯立即叫住了那個學生,「你在演出,觀眾還沒有退場,作為演員你怎麼能從兩側下去?你們要尊重舞臺。」。
後來一個學生對媒體說:「我們都愣了。學校的老師從來沒跟我們強調過這一點。」
記得前一陣,李誠儒在《演員請就位2》對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掀起了一陣議論的浪潮。
明明S卡就應當給演技好的演員,卻被當作「無理攪三分」,他不明白,為何說真話在演藝圈成了稀有品質。
但在22年前,陳佩斯早就用行為履行了他對真實的追求,那時的他更加孤獨,面前的敵人更加堅不可摧,前路更加迷茫黑暗。
22年後,雖英雄遲暮,但他依舊在堅持心中的信仰。98年離開時他是小品之王,如今他已是一派喜劇大師。平蕪盡處是春山,這次王者歸來,不知道我們迎來的是怎樣一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