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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明朝京師，獄中。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中年男人枯坐在地上，他眼眶深陷，神情疲憊，面前案上的豐盛飯菜已經變得冰涼。
「熊廷弼，用飯吧，吃完了就該上路了。」一道冰冷的聲音在牢外響起。
熊廷弼愣了愣，自己自幼家境貧寒，放牛讀書，靠著刻苦強記，才登科入仕，為官以來一直忠君報國，如今怎麼會落到這步田地？
他的思緒不由得回到了六年前……
熊廷弼雕像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在努爾哈赤相繼攻陷撫順、清河以後，萬曆皇帝感到事態嚴重，決定主動出擊徹底消滅努爾哈赤，遂起用楊鎬為遼東經略，希望能一舉蕩平後金。
這年二月，明朝十萬大軍兵分四路，企圖合圍後金於赫圖阿拉。但努爾哈赤審時度勢，「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最終明朝四路大軍，在薩爾滸及其附近地區，三路被殲，損失兵力四萬五千餘人。
戰敗的消息傳到都城，明廷上下震驚。危局之下，萬曆皇帝想到了八年前曾經巡按遼東的熊廷弼，急召入京。熊廷弼於四月十二日在原籍武昌接到任命書，星夜前往京師。六月，「癸酉，擢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統領整個遼東事務。
事實上，早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到三十九年（1611年）他巡按遼東時就在上奏給朝廷的《酌東西情勢疏》裡一針見血地指出：
人皆為河西危,而臣獨為河東危，何也西虜雖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虜城郭、田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從前西虜（漠南蒙古）南下入侵只不過是為了搶掠財物罷了，但東虜（建州女真）志向遠大貪圖的是我們的土地和人口，因此河東的東虜最值得朝廷憂慮。但他的警示沒有引起明廷的重視，明王朝繼續養虎為患，任由努爾哈赤帶領建州女真發展壯大，最終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起兵反明，明王朝自食其果。
熊廷弼接手的是個爛攤子。薩爾滸之戰以後，明軍損失慘重形勢急轉直下，再也無力發動大規模的反攻，後金奪取了遼東戰場的主動權。熊廷弼還沒有離開京城，後金就攻下了開原，他剛剛走出山海關，鐵嶺又失守了，瀋陽、遼陽和其他城堡都人心惶惶，軍民紛紛逃竄。明軍軍事防線大大後撤，已經退守瀋陽和遼陽。熊廷弼兼程向前，遇到逃出來的，就勸說他們回去。把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斬首來祭奠死節的將士，又處死了貪汙的將領陳倫，並上書彈劾、罷免了拒援鐵嶺的總兵官李如楨。
熊廷弼很清楚開原失陷以後明朝在遼東的軍事形勢十分嚴峻，後金下一步就會進攻瀋陽和遼陽。瀋陽和遼陽是遼東的兩大軍事重鎮，遼陽更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行政中心，遼瀋絕對不容有失。因此「不守遼瀋陽，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只有收復了開原才能守住遼瀋進而守住遼東乃至於保護京師。
為了穩定遼東戰局，進而為收復失地做準備，熊廷弼向朝廷要求賦予更大的權力和獨立自主的決策權。他上疏說：「乞速遣將士，備當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奏章遞上去以後，朝廷全部應允並賜給他尚方寶劍以加大他的權力，允許他便宜行事。
熊廷弼親自出關巡視，考察了遼東的實際軍事情況以後，認為在軍隊戰鬥力、後勤保障供給上、特別是在士兵的士氣方面，明朝與後金相比，都處於下風。遼東局勢固守尚且非常艱難，短時間內主動出擊恢復舊土是不切實際的。因此他提出了「以守為正著」的軍事防禦思想，主張修築堅城固守，指出明朝現在能做的就是要認真的做好遼東的軍事防禦，恢復遼東的實力,穩定軍民之心，然後才能伺機恢復。
他督促士兵打造戰車，置辦火器，開挖戰壕，修築城牆，做禦敵守城的準備。幾個月以後，防禦就大為牢固了。接著他上書朝廷進呈方略：
「請召集軍隊十八萬人分布在雲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等戰略要地，首尾呼應，小的戰事各自拒敵防守，大敵來時則互相接應、援助。另外再挑選精兵悍將組織遊擊，乘機出動，攻掠敵人的零散兵馬，擾亂他們的耕種和放牧，輪番出擊，使敵人疲於奔命，然後瞅準機會進兵剿敵。」
奏章遞上後，萬曆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他還十分重視遼東軍民的思想感受，他剛剛到達遼東就派遣僉事韓原善去安撫瀋陽，韓原善被敵人嚇破了膽不敢去。又命令閻鳴泰前去，閻鳴泰走到虎皮驛，大哭而返。於是熊廷弼決定親自去巡視，他從虎皮驛抵瀋陽，再乘雪夜赴撫順。
總兵賀世賢以地近敵人勸阻，他卻滿懷信心地說：「冰雪滿地，敵不料我來。」 打鼓奏樂進入撫順城後，祭奠了先前陣亡的將士。又深入奉集展示軍威觀察防務以後才返回。他所到之處，召集流民，整修守具，布防兵馬，由此而人心大定。
熊廷弼在遼期間，令行禁止，嚴肅軍紀，懲辦不法將官，重視選拔優秀將領，又積極建議聯絡朝鮮、蒙古以牽制後金。雖然聯絡蒙古的計劃最終流產，努爾哈赤捷足先登搶先與蒙古達成結盟。但在熊廷弼的苦心經營下，穩定了軍心，提升了士氣，軍事防禦設備得以鞏固，增強了明軍的戰鬥力，大大提高了遼東的軍事防衛能力，使得明軍能夠抵擋住後金軍的一次次猛烈進攻，功不可沒。
熊廷弼有報國之心亦有報國之才，但他脾氣暴躁，稟性剛直，眼高於頂，盛氣凌人，因而朝廷輿論對他不太推許。熊廷弼認為遼東危局「全被一寬字所壞」，因此執法極嚴。但他所處的時代是明王朝崩潰前夕，朝廷從上到下政治敗壞，大臣們正為所謂的倫理綱常口水相加的時候，他的清高和智慧就越發顯的是那麼的不合適宜。
當時的遼東「文驕態，武貪懦；上懶傲，而下縱狥」，此時出現一個辦事認真的人，猶如鶴立雞群，與這些官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格格不入，熊廷弼受到排擠、攻擊、誣陷也就變的合乎情理了。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一直盡力支持他的萬曆皇帝駕崩。八月，明光宗即位，劉國縉、姚宗文因為私人恩怨上書詆毀他的功績，又鼓動其他人一起來攻擊，想讓熊廷弼非去職不可。緊接著，御史馮三元也上疏誣陷熊廷弼，甚至認為他對大明的危害比後金對明之危害更甚。誣陷熊「經臣之慮，別有自謀」，把與君權專制最矛盾的，最能刺痛皇帝神經的言辭都加到了熊廷弼的身上。
這時候，明光宗也駕崩了，天啟皇帝即位，御史顧慥「伏乞皇上敕下廷弼，速為分理，毋復推諉，以失眾心，以誤國事，全遼幸甚，宗社幸甚。」隨後御史馮三元又說熊廷弼「欺君罔言，逞臆行私，妒賢忌能，愁民誤國」，刑科給事中魏應嘉說他「不能斬賊擒王，上功募府，而殃民蹙地，不為建州所笑哉。」
熊廷弼畫像
在朝廷群臣的接連攻擊下，熊廷弼的火爆脾氣再也忍受不了了，上書為自己竭力辯解，並且請求罷官回鄉。御史張修德又彈劾他破壞遼陽。熊廷弼更加憤恨，又一次上書自白說「遼地現已轉危為安，為臣卻要由生向死了」。於是繳回尚方寶劍，竭力請將自己免職罷官，並請求朝廷派遣那些詆毀他的官員親自到遼東核實調查。
於是明廷派出朱童蒙到遼東詳細的調查熊廷弼的功過是非。朱童蒙在詳細的進行了調查和論述後在給天啟皇帝的上疏中給予熊廷弼相對比較公允的評價，完全肯定了熊廷弼鎮守遼東的功績。
最後天啟皇帝定論：
「熊廷弼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朝廷最終還是同意了熊廷弼的去職請求，並派遣袁應泰接替了他的位置。
袁應泰接任以後，雖然決心打理好遼東事務，收復失地，但他並不擅長用兵，規劃也不周密，性格也過於寬柔。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努爾哈赤趁熊廷弼被罷，明軍軍心浮動的大好時機，親率八旗鐵騎攻下瀋陽。緊接著，後金大軍又直奔遼陽而來，經略袁應泰雖然竭盡全力抵擋後金的進攻，但無濟於事。三月二十一日，遼陽城破，袁應泰自殺殉國。
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裡，明朝在遼東的兩大重鎮相繼淪陷以後，遼河以東「大小七十餘城，官民俱薙髮降。」至此，努爾哈赤已經擁有了大半個遼東。一時之間，朝野震動，京師譁然，「及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裡，煙火斷絕，京師大震。」
明朝面臨著深刻的國家危機，遼東的軍事形勢更加的危險，已經是病入膏肓，深入骨髓。這時候天啟皇帝終於又想起了熊廷弼，他對過去彈劾熊廷弼的人都加以治罪，又下達詔書從家裡起用熊廷弼，並且提拔王化貞為巡撫。
天啟皇帝
遼瀋失守以後，山海關以東，遼東最重要的重鎮就是廣寧了。廣寧是一軍事重鎮，東隔遼河與後金相望，遼河水淺可渡，東又無險山峻岭作為屏蔽，瀋陽和遼陽先後失去以後，廣寧在整個遼東就被推到了最前線，能否守住廣寧至關重要，廣寧一旦失去，明朝就失去了整個遼東，就把戰線內退到山海關，明朝京師就岌岌可危了。
這年六月，熊廷弼入朝，他向朝廷提出了「三方布置」的思想：
「廣寧用馬步兵在河上設立壁壘，憑山川形勢打擊敵人，牽制敵人的全部兵力；天津、登、萊各港口建置水軍船隊，乘虛打入敵人南方的駐地，動搖他們的軍心，這樣敵人勢必有內顧之憂，遼陽就可以收復了。」
於是像天津一樣建議在登、萊設立巡撫，在山海關特設經略一人，管轄一方，統一事權。這些得到了天啟皇帝的認可，最終朝廷加「熊廷弼為兵部尚書兼都御史，駐紮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
七月，熊廷弼啟程時，天啟皇帝特地賜給他一身麒麟服，四枚彩幣，設宴於郊外，派文武大臣為他陪酒、餞行，這是極少的禮遇。又派遣五千名京營士兵護送他前去赴任。
在熊廷弼到任之前，遼東巡撫王化貞部署將領沿河設立了六所軍營，每營設置參將一人，守備一人，各自劃地分守，在其他一些要害地也分別設立防哨。
熊廷弼到任後對此很是不認可，他上書朝廷認為河面狹窄不可靠，城堡太小難容駐兵，如果分兵在河上駐守，部隊分散力量就弱小了，敵軍集中兵力攻打一所營房必然抵擋不了，其他各營也會跟著潰敗。河邊上只適合設立遊擊隊，輪番出入，讓敵人不好揣測。雖然這道奏章得到了皇帝的表揚，王化貞的主張最終沒能得到實行，但熊廷弼也因此得罪了剛愎自用的王化貞。
八月，熊廷弼再一次提出聯繫朝鮮，用朝鮮牽制後金的軍事思想。明廷採納了他的意見，準備派遣梁之垣出使朝鮮。至此，熊廷弼也就完成了「三方布置」的戰略規劃，主要精神還是「以守為主，守後方可以戰」，先守衛遼東，恢復實力，壯大軍力，然後再伺機出戰恢復遼東。
熊廷弼歷來是主張明軍應該積極主動的防守的，但巡撫王化貞卻與他意見相左主張積極進攻後金。
王化貞認為明軍可以得到漠南蒙古各部的支持，相信蒙古科爾沁部林丹汗會派四十萬大軍支援，因此一切事務如兵馬、甲仗、糧草、營壘等都放置一邊不加過問，想要不戰而獲全勝。他又盲目的信賴河東民眾，認為只要明軍渡過遼河，河東人民一定會起來反抗努爾哈赤，就可以恢復遼陽，恢復遼東了。
但實際上，這時候的林丹汗根本就沒有四十萬兵力來支持遼東的明軍，林丹汗一再向明朝聲稱派兵支援也只不過是為了換取大量的經濟利益。他受到了林丹汗的欺騙與愚弄。他連河東都沒去過就靠著主觀的幻想去估計哄騙中央內閣與兵部，為他的進攻找理由和根據，是極不負責任的，拿軍事當兒戲，不實事求是制定科學的軍事方略，一味以積極進攻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來提升自己在遼東軍事上的地位，來對抗熊廷弼。
當他還在為已經投降後金的李永芳答應做明軍的內應而信以為真時，他的親信部下孫得功暗中早已被後金收買，他卻渾然不知，還在大聲主張進攻。
後金的崛起與擴張給明朝首都京師帶來了嚴重的威脅，也給明朝中央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此時的明朝也很難有足夠的國力去支撐熊廷弼的主守方針，王化貞的主動進攻思想迎合了明廷速戰求勝的願望。這時，王化貞派遣的毛文龍深入敵後，趁後金鎮江主力不在，率一百餘人成功地夜襲鎮江，消息傳來，明廷認為這是重大的勝利，滿朝官員鼓舞雀躍，歡喜異常，也加重了王化貞的軍事地位。
就在滿朝文武盲目樂觀地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時，熊廷弼卻給所有人潑了一盆冷水，他認為毛文龍的進攻選擇時機不對，過早暴露了明軍在遼東的軍事部署，使敵人因為憎恨而屠戮周圍的軍民，耽誤了聯絡朝鮮的打算，不應該看作奇功而應該看作奇禍。
這引來了群臣的不滿與攻擊。內閣首輔葉向高是王化貞的進士主考官，兵部尚書張鶴鳴更是器重王化貞，朝中言論以壓倒式的力量支持王化貞而抵制熊廷弼。朝廷由此剝奪了熊廷弼的實際兵權，而把統兵權交給了王化貞指揮。由此導致熊廷弼只是遼東名義上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實際上他直接可以統領的軍隊卻不足五千人。
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努爾哈赤發兵攻打廣寧，大戰隨即拉開。
明軍在廣寧設置了三道防線：一是藉助遼河拉築第一道防線；二是借廣寧城外圍的西平堡、鎮武堡、鎮寧堡等構防第二道防線；三是以廣寧的城防，作為第三道防線。
努爾哈赤率領六萬大軍出其不意，越過明朝的第一道防線——遼河，包圍廣寧城外圍的西平堡。西平危機，王化貞聽信了孫得功的話，發動了廣寧的全部兵力，派遣孫得功與祖大壽匯合祁秉忠救援西平，熊廷弼也派劉渠拔營赴援。
援軍在西平堡外與後金遭遇，孫得功早已偷偷地投降了後金，兩軍剛剛交鋒，孫得功就率先領頭逃跑，明軍大敗，祁秉忠、劉渠戰死。西平守將羅一貫待援不至，在城牆上向著北京方向跪拜，說道：「臣盡力了」，然後自刎而死。至此明軍全軍覆沒。當時熊廷弼駐軍閭陽，參議邢慎言勸他緊急救援廣寧，卻被僉事韓初命阻撓，熊廷弼最終沒有出兵。
孫得功逃回廣寧後，便進行叛變，他派兵奪取城門，封鎖府庫，並在城中宣揚，前方戰事打敗了，應該投降後金了，並詐稱後金軍已到城邊。城中一時大亂，人各奔逃。
王化貞這時正關起門來辦理軍書，對外界毫無所知。參將江朝棟推門闖進來，王化貞大聲訓斥他。江朝棟大聲喊道：「事情危險了，請你快走！」王化貞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江朝棟就攙扶他出來騎馬逃走，後邊兩個僕人徒步跟著，於是丟了廣寧城，不戰而逃。
孫得功叛變後親自跑去見努爾哈赤，請努爾哈赤進城。努爾哈赤怎麼也不敢相信自己就這樣兵不血刃的得到了廣寧城，他萬萬不會想到遼東的首府這樣容易就會被他佔領。在再三打聽確認了消息的可靠性以後，努爾哈赤率軍進城，廣寧淪陷。
遼東巡撫王化貞逃亡後在大凌河遇見遼東經略熊廷弼。王化貞感到慚愧，建議駐守寧遠和前屯，熊廷弼這時卻犯了一個戰略錯誤，他說：「已經晚了，現在只有保護老百姓退入山海關！」於是把自己所領的五千人交由王化貞來墊後，把全部積蓄都放火燒了，直接向南撤退，進入了山海關。廣寧淪陷以後，大量的糧食補給，全部的遼西土地，數以萬計的遼西百姓淪落後金之手。
廣寧之戰後的遼東
戰敗的消息傳到朝廷，京城為之震驚。廣寧失守，由誰來承擔丟失城池的責任，是整個朝廷關注的問題。
兵部尚書張鶴鳴害怕受到牽連，把失地罪責全加在熊廷弼的身上，他誣陷熊廷弼，給熊廷弼扣上了通敵賣國的罪名。
廣寧失守後，熊廷弼為自己進行了辯解，認為自己的經略只是徒有虛名，實權落在王化貞手上，失地的責任理應由王化貞以及支持王化貞的內閣和兵部諸大臣負責。
事實也的確如此，朝廷對王化貞所請示的沒有不同意的，熊廷弼所請求的卻絕少答應。王化貞擁兵十四萬，熊廷弼只有五千，身為遼東最高軍事長官，與其身份著實不相匹配，徒有經略之名而已。但朝廷拒絕了熊廷弼的申辯。
天啟二年（1622年）二月，明廷將王化貞、熊廷弼逮捕入獄。熊廷弼當然要繼續鳴冤，三月十二日上《請發從前疏揭質對疏》，指出王化貞的決策失誤；三月二十一日上《辯張本兵疏》指出張鶴鳴是王化貞的後臺，是廣寧失守的真正罪魁禍首。
但明廷最後的司法裁決依然是顛倒黑白，明廷將王化貞定性為「有憂國之心，無謀國之智」，應當從輕發落。而熊廷弼則是「剛愎性存」意氣用事「開釁化貞」，「比楊鎬更多一逃，比袁應泰反欠一死」，「宜用重典，以儆將來」，非殺熊廷弼不可。
大太監魏忠賢
快到行刑時，熊廷弼許諾用四萬兩金子賄賂內廷請緩期執行，後來卻違背了四萬金的許諾。這使得當權的大太監魏忠賢大為惱恨，發誓要儘快殺掉熊廷弼。
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為排除東林黨，誣陷東林黨坐收熊廷弼的賄賂，以此加重熊廷弼的罪行，熊廷弼又成了黨派鬥爭的犧牲品。這年八月，熊廷弼最終被處死，傳首九邊（將他的首級在北方的九處軍鎮輾轉示眾），屍棄荒野。
熊廷弼臨死賦絕命詩云：
「他日償拊髀，安得起死魄？絕筆嘆可惜，一嘆天地白。」慨嘆自己生不逢時，與時代的格格不入。最終他成為那個時代的殉葬品。
大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熊廷弼死後19年，八旗鐵騎踏破山海關，佔領北京城，隨後席捲全中國，明清易代，開啟了清朝對中國近三百年統治的歷史。
參考資料：
《足本按遼疏稿》
《明史》
《明實錄》
《清實錄》
《國榷》
《兩朝從信錄》
王偉.《英雄與時代—明末守遼名將熊廷弼研究》（D）.華南師範大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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