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美軍空襲日本東京，從天而降的炸彈落在日本首都的土地上。鮮為人知的是，早在此次空襲前4年，中國空軍就曾長途奔襲過日本本土。只不過，中國空軍投下的不是炸彈，而是百萬傳單。
中國空軍飛行員徐煥升（右三）、佟彥博（左二）等成功返航後，各界熱烈歡迎和慶祝。供圖/秦風老照片館
幾年後，美國《生活》雜誌評選刊登了二戰時期聞名於世的12名飛行員的照片，其中就有擔任這次紙彈轟炸行動的隊長徐煥升。《生活》雜誌稱讚他為「先於美軍杜立特轟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馬丁139WC轟炸機
中國空軍為什麼選擇1938年遠徵日本？為什麼沒有使用炸彈，而是留下了世界航空作戰史上絕無僅有的紙彈轟炸？80多年後，重新審視塵封的史料，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曾經國力孱弱的無奈，更是參戰者的義無反顧、智勇雙全的抗戰氣概。
「同歸於盡」的短暫勝利
1938年5月8日，蔣介石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空軍飛倭示威之宣傳，須早實施，使倭人民之所警惕，蓋倭人夜郎自大，自以為三島神州斷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濛，吾必使之覺醒也。」
遠程跨海，轟炸日本，蔣介石日記中所期待的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空襲計劃。彼時，東南沿海的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等大城市均已陷落，東徵日本，需要穿越日軍嚴密的防空區，隨時可能遭到日軍飛機的攔截。更嚴重的是，早在1937年年底，中國空軍的精英力量就幾乎被消耗殆盡。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八一三」事變，在上海點燃了新的戰火。面對日本空軍肆無忌憚的狂轟亂炸，誕生不久的中國空軍奮起反擊。8月14日一整天，中國空軍先後出動了9批76架次戰機，轟炸日本駐紮在上海的司令部、倉庫、碼頭以及兵艦。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完全沒有想到，他們眼中孱弱的中國空軍竟敢來襲。當天下午，日軍就展開報復行動，派出2批18架轟炸機，每架攜帶2枚250公斤的炸彈，從中國臺灣的日本空軍基地飛向大陸，企圖轟炸浙江筧橋機場和安徽廣德機場。
不料，氣勢洶洶的日機在廣德機場戰果幾近於零，而在筧橋機場，日機不僅沒能得逞，還遭到了侵華以來的首次慘敗。這天，筧橋機場風雨交加，烏雲密布。中國空軍「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正帶領著空軍4大隊21中隊從河南周口趕到這裡。剛落地不久，不少飛機尚未來得及加油，警報響起了：諸暨上空發現敵機。冒著燃油耗盡的危險，飛行員們即刻升空，向著敵機的方向衝去。
這些幾乎從未打過實戰的中國空軍飛行員，就這樣開始了第一場突如其來的空中搏擊。
中國空軍的運氣不算差。或許是過於輕敵，或許是天氣影響，日軍沒有像正常情況那樣派出戰鬥機為轟炸機護航。轟炸機原本是六機一組，互相掩護，但由於雲層太厚，各機只能單獨飛出雲層，尋找投彈目標。於是，日機完全喪失了編隊優勢，一架架落單的轟炸機紛紛暴露在中國空軍面前。很快，大隊長高志航和分隊長譚文首開記錄，共同擊落一架日機。
不到30分鐘，空戰結束，戰果讓所有人大吃一驚。據日本第一聯合航空隊戰鬥詳報記載：當天從臺北出擊的九六式轟炸機有18架，安返14架，失蹤2架，重傷損毀2架。沒有返回的4架轟炸機中，有3架被擊落於筧橋機場，而中國空軍的飛機無一被擊落！唯一不幸的是第4大隊21中隊的劉樹藩重傷不治而殉國，但並非被日軍擊中，而是因匆忙起飛時油料用盡，飛機失速撞毀所致。
次日，不甘失敗的日軍再次出動，60餘架飛機奔襲杭州、曹娥、南京等機場。結果又被早有準備的中國空軍一頓迎頭猛打。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著的《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記載了這天的戰績：第9大隊在曹娥上空擊落敵機4架，第4大隊在杭州上空擊落敵機16架，並協同第3、第5大隊及航空暫編部隊在南京上空共同擊落敵機14架。16日，勝利仍在繼續，再次來襲的日機又被擊落8架。
短短3天，中國空軍就擊落日機40多架，徹底打破了日本空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直接參與此戰的日本第一聯合航空隊下轄的鹿屋航空隊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本以為「不存在」的中國空軍，竟然甫一亮相就如此強勢！巨大的恥辱面前，聯隊長石井義將大佐不得不剖腹自殺。
然而，這樣讓人揚眉吐氣的勝利實在太短暫了。
1937年，中日兩國的空軍實力相差過於懸殊：日本公開宣稱其軍用飛機已達2000架，而中國截至1937年7月，僅有落後陳舊的346架作戰飛機；日本的航空工業可以保證持續製造新的飛機，而中國所有的飛機甚至零件幾乎全都來自國外採購，完全沒有批量生產飛機的能力。並且，全面抗戰爆發後，英、美、法等國家以「中立」為由拒絕出售飛機給中國。這就意味著，中國的飛機一經損耗，短期內無法恢復。正因如此，短暫的首戰告捷後，中國戰機的數量越打越少。以高志航所在的第4大隊為例，7月共有戰機28架，9月下旬已經銳減至8架。到了1937年底，整個空軍的主要作戰飛機幾乎已經損失殆盡。
不僅是戰機，飛行員的犧牲和消耗更慘烈。在筧橋航校舊址，有一塊石頭刻著飛行員們80多年前的誓言：「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這句誓言，是飛行員們命運的真實寫照。同日寇空戰一年，包括高志航在內的空軍「四大天王」陸續以身殉國：1937年10月，劉粹剛陣亡，時年24歲；11月，高志航陣亡，時年30歲；12月，樂以琴陣亡，時年23歲；1938年2月，李桂丹陣亡，時年24歲。
遠徵日本，就是在這樣近乎絕境中的反擊。
絕境反擊，「爆擊敵國」
1934年，蔣介石在《國民與航空》一書中設想空軍遠徵的意義，「能不顧慮陸海軍，一開戰就深入敵國的中心地，把敵國的都市化為灰燼，把敵國民陷入於恐怖飢餓之中。同時，又斷絕敵軍對於戰場軍需品之供給……爆擊敵國的首都，為現代戰略上所必採取的手段。」
「爆擊敵國的首都」，只是尚無明確目標指向的戰略描述，兩年後，變成了直指日本的國防作戰計劃。1936年底，國軍參謀本部制訂的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劃》包含了甲、乙兩種方案，甲案為「應以全部重轟炸隊，於上海附近根據地，襲擊敵之佐世保與吳軍港，以及其國內空軍根據地及其重要城市，俾獲得我空軍行動之自由。」乙案為「應以全部重轟炸隊，以廣德為根據，襲擊敵之資源地、海陸空軍根據地，如東京、大阪、橫須濱、佐世保軍港，遼寧兵工廠、臺灣敵之空軍根據地等，俾獲得我空軍空中行動之自由。」
計劃很宏大，現實很殘酷。別說重型轟炸機，彼時的中國空軍連普通作戰飛機質量都參差不齊。第3大隊的飛行員高慶辰這樣描述，3大隊「一個大隊就有三種不同的飛機。那時的飛雅特（一種義大利飛機）已經老舊，而它的液涼發動機，夏天裡剛一飛，水就開了。為了想多散一點熱，連散熱器外邊鋁皮上的油漆也被刮掉了。」「為免在地面滑行道跑到頭的一段距離將水燒開了，凡是當班警戒的飛機，一早就用人力將之推到跑道頭，飛行員坐卡車去上飛機……」
轟炸日本，當然不能指望這些五花八門的老舊飛機。蔣介石把購買遠程重型轟炸機的希望寄託於蘇聯。1937年8月20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籤訂前一日，時任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便接到蔣介石密電：「沈德燮處長想已到莫，請兄介紹其與俄政府洽商飛機交涉，現最需用者為驅逐機200架與雙發重型轟炸機100架。」9月，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蘇聯洽談軍事援華問題時，同樣收到蔣介石的密令——務必購買可以用於轟炸日本的重型遠程轟炸機。
蘇聯卻只願意提供給中國6架重型轟炸機。10月，區區6架圖波列夫TB-3從蘇聯飛抵蘭州。TB-3是蘇聯1930年開始研製的重型轟炸機，航程2000千米。不過，1932年首批10架TB-3剛一交付，就被發現發動機散熱器均有洩漏。數年後，這些外形龐大的飛機投入戰場，因作戰效能一般，很快退出了戰鬥一線。
但TB-3對中國而言依然是難得的遠程轟炸機，經過在蘭州的1個月強化訓練，11月30日，5架TB-3由蘭州經漢口飛南昌，加緊臨戰訓練，準備一舉轟炸日本後方。不幸的是，空襲行動還沒正式提上日程，就先遭遇了日方的空襲。原來，日寇得知中國在南昌有重型轟炸機，想要除之而後快。12月13日，日機空襲南昌，5架TB-3當場被炸毀2架，炸傷3架。TB-3龐大的體形目標太過明顯，反而成了短板，3架TB-3經搶修後，被迫重返蘭州，保存實力。後來，由於數量有限、備件缺乏，殘存的TB-3竟再也沒有擔當過任何戰略轟炸任務，只作為運輸機虛度餘生。
而轟炸日本的重任，最終被交給了美制馬丁139WC轟炸機。這種型號的飛機速度堪比當時的戰鬥機，是世界上第一代同類型飛機中的佼佼者。1934年正式提供給美國陸軍航空隊使用，代號為B-10B，1936年獲準外銷，代號為139W，字母「C」代表出口中國。當時抗戰還沒有全面爆發，利用民眾捐款，國民政府向美國馬丁公司訂購了9架139WC。
1937年，9架飛機陸續抵運中國。中國空軍如獲至寶，立即將飛機編入第8大隊直屬的第30中隊，人稱「馬丁中隊」。馬丁中隊的飛行員可謂優中選優，基本都是中央航空學校（即筧橋航校）前3期畢業生，就連普通隊員也多數在其他飛行部隊擔任過小隊長。可惜，先進的戰機抵擋不住日寇肆虐的炮火，僅僅到1937年10月，已有4架馬丁轟炸機殞命，人機俱損的馬丁中隊無奈被撤銷，殘存的幾架馬丁轟炸機則被劃歸第14中隊。
14中隊是一支國際飛行中隊，主要成員是美、英、法、荷等國的志願飛行員，指揮則是航空委員會美國顧問陳納德。不同於抗戰後期聲名顯赫的「飛虎隊」，這支「外援隊」不如說是自由散漫的雜牌軍。他們籤了合同，拿著高薪酬，執行任務卻拖泥帶水。就連陳納德都說：「國際飛行中隊最大的麻煩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特別是在漢口，有一條臭氣烘烘的大街，人稱『破爛街』，周圍居住的主要是開酒館的，賣鴉片的，還有妓女。國際中隊的幾個尖子飛行員卻把那裡當成了他們的基地……他們完成過幾次轟炸日軍在華北的鐵路運輸樞紐的任務，成功地炸毀過幾座橋梁，但是有些軍事機密也常常通過破爛街傳出去。」
起初，航委會還曾希望由「外援隊」承擔遠徵日本的任務，但外籍飛行員覺得風險太大，很可能有去無回，獅子大開口要出了一人10萬美元報酬的高價。航委會當然不答應，價格高昂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張口就談報酬的外籍飛行員顯然沒有赴湯蹈火的勇氣和熱血，萬一遇到一點波折就半途而返，豈不是得不償失？
重任最終還是交給了中國自己的飛行員。
不投炸彈，改投紙彈
徐煥升，上海崇明人，1908年出生，時年30歲。他畢業於中央軍校第6期交通大隊，後入選中央航空學校第一期受訓。先後赴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義大利空軍專校深造，1934年學成回國後，先任中央航空學校教官，不久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擔任蔣介石的專機駕駛員。「七七」事變後，才從侍從室調至空軍大隊。
得知轟炸日本的秘密任務，徐煥升主動請纓。蘇州老人居亦僑曾任蔣介石侍從室武官，他晚年回憶：1938年春末，年輕的空軍隊長徐煥升「請我向大本營傳遞消息」，請求「這件事由他來完成」。
徐煥升見到了蔣介石，如願以償地成為這次任務的隊長人選。航委會又調來了第8大隊19中隊副中隊長佟彥博等7名飛行員，共同組成了遠徵日本的特別轟炸中隊。
為了便於行事，徐煥升同時被任命為第14中隊隊長，而他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奪機。中國飛行員駕駛中國自己購買的飛機，為什麼還需要「奪」？說來可能難以相信，當時僅剩的4架馬丁139WC轟炸機都編在第14中隊，紀律渙散的外籍飛行員似乎已經習慣了掌控這些最先進的戰機，要從他們手中無條件收回139WC，並非易事。
據航空史專家陳應明在《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一書中介紹：「在決定奪機之後，徐煥升便常常穿著長袍無所事事地在王家墩機場跑道上閒逛，讓外籍隊員以為他很少執行空勤任務，解除他們的戒心。1938年3月16日，中方製造了一次假空襲警報，命外籍飛行員將馬丁139WC飛四川成都，徐煥升也混在其中1架馬丁的後座上，外籍飛行員還以為他是搭便機辦事的。飛機一到成都鳳凰山機場，外籍人員離開機場後，徐便立即布置地勤人員抽出飛機上所有餘油，派出衛兵站崗，任何人不得接近。」
外籍飛行員發現後，一場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有人甚至憤怒地拔槍相向。最後，徐煥升只好留下一封信，以書面形式告知洋人：
馬丁轟炸機由本人負責接管，這個命令已由漢口的航委會下達。原本今天下午我正準備到你們的住處告知此一命令，但你們卻以粗暴的態度對待我，甚至想要揍我！因此我無法向你們言明此事。
希望你們能夠心平氣和下來，我個人非常欽佩諸位，因為你們協助我國從事抗戰，但希望你們不要掏手槍動粗……
不久，軍紀渙散的國際飛行中隊被解散，這封信則隨著美籍飛行員吉本（Elwyn H·Gibbon）回到美國，最終被收藏在聖地牙哥航空航天博物館內，成為這個歷史插曲的見證。
徐煥升接手飛機後一檢查，才發現問題真不少。僅剩的4架馬丁139WC，沒有一架完好無缺。沒有備件，只好拆下問題較多的兩架飛機的零件，東拼西湊，終於湊出了另兩架相對完好的戰機。
馬丁139WC的航程約2000公裡，雖然已屬遠程轟炸機，但若按《國防作戰計劃》乙方案，空襲日本東京、大阪等地，航程依然差得太多。即便以新選定的日本佐世保軍港和八幡市為目標，從沿海的寧波機場起飛，飛到八幡市也要980公裡，一個來回就是1960公裡。考慮到在日本停留投彈的時間，以及中途多半會遭遇日軍的阻撓或襲擊，尤其是返程如遇追擊就無法在沿海機場著陸加油，馬丁機大概率會有燃油耗盡的危險。
為了保證航程，遠徵隊決定把兩架轟炸機的一個炸彈倉改裝為副油箱。可是，如此一來，載彈量就更少了，每架轟炸機只能裝不到1噸炸彈。千裡迢迢跨海東徵，難道就只投下這麼點炸彈嗎？萬一沒炸中目標，豈非功虧一簣？就算轟炸順利，又能起到多大的震懾效果？
中國空軍決定改變策略，不投炸彈，改投紙彈——政治傳單，以喚醒日本民眾反戰的覺悟，對日本統治者來一次前所未有的「狠狠的精神打擊」！
這個計劃最初是由何人提出，已經無從得知。總之，蔣介石同意了這個方案，時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宋美齡還美其名曰「人道遠徵」。
遠徵飛行員
1938年3月，全新的《空軍對敵內地襲擊計劃》定了下來。空襲時間定在當年5月中旬，為了縮短航程，從浙江的寧波、諸暨機場起飛，目標定為日本九州的佐世保軍港、八幡市等地，使用武器則是上百萬份政治傳單。
製作紙彈的任務交給了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第三廳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成果，名義上是國民政府的一個軍事部門，實際上由中共長江局和周恩來直接領導。在周恩來的號召下，這裡匯聚了郭沫若、陽翰笙、田漢、胡愈之、洪深等文化藝術界名流。名家薈萃，抗戰宣傳工作風生水起。接到製作紙彈的任務，三廳迅速行動起來，撰寫了《告日本國民書》等多種傳單，活躍在中國的日本反戰同盟也憑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了《反戰同盟告日本士兵書》《一樁真實事》兩種傳單。定稿後，統一請日本友人、反戰作家鹿地艮翻譯成日文。曾任職於第三廳的湖北省政協原常委錢遠鐸回憶：「這批宣傳品是我送到航空委員會的。宣傳品內容，主要是喚起日本人民和日本有知識的官兵共同反對侵略戰爭，有傳單、有小冊子……我送了好幾次宣傳品去，每次都是幾十萬，都是將傳單和小冊子一紮扎地紮起來，便於空投。」
厲兵秣馬，留下遺書
安全起見，遠徵任務的時間定在了夜裡。夜間越洋長途飛行，今天看來似乎不難，但對當時的中國空軍來說，絕對是個挑戰。
就拿夜航起落設備來說，大部分機場完全沒有任何夜間設備。淞滬空戰時首次在夜間率機轟炸上海日寇的龔穎澄，這樣描述機場的簡陋：「起飛的燈，我們用車燈，暗黑裡的場邊，又怎樣去表明呢？我們就點了幾盞馬燈。假使從東向西起飛的，那麼燈車放在機場東邊，另外的馬燈就放在西場邊……我們就在這種環境當中做了幾次夜間工作，來引導飛機起降。」
至於現代飛行習以為常的通訊導航設備，當時更是中國空軍最弱的一環。驅逐機幾乎完全沒有通訊設備，飛機上天后，主要就靠地形地物來辨識方向，一旦遇到惡劣天氣，就只能靠指南針外加運氣了。龔穎澄就在日記中記錄過差點迷航的經歷：「出蘭州即穿至雲端，沿途烏雲密布，依餘推測待抵成都上空時，仍將無空隙可供穿雲，決定偏飛東南，擬繞道簡陽或遂寧轉成都，待穿下雲層，卻發現不知身在何處，心頭一陣緊張……見一河流，繼之遇一大城，復發現一機場，不覺大喜，此時已飛行約三小時許，當即落地，下機方知系宜賓敘府城。」
與多數飛機相比，進口的馬丁轟炸機上有通訊及導航設備，但是沒有定向儀，並且本土的地面通信與導航設備也過於簡陋，長途飛行時，地面幾乎沒有可供聯絡的配套電臺。為此，航委會專門與中德合資的歐亞航空公司洽談，從其容克斯Ju-52運輸機上卸下定向儀，再改裝到馬丁轟炸機上。地面上，則專設了至少七座導航用無線電臺，新建了以漢口到南昌、衢州至寧波為主，以長沙、溫州、麗水為輔的雙套通訊網絡。此外，中國沿海各地的民用廣播電臺，也都預設了緊急呼叫信號和聯絡密語，以保障整個行動不會有迷航的困擾。
這邊修復機場、改善設備，那邊是飛行員緊鑼密鼓的秘密集訓。成都，鳳凰山機場，8名飛行員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盲目飛行」訓練——也就是在沒辦法看清外部環境的情況下，通過觀察儀錶盤、依靠自己的飛行經驗來判斷飛行狀態、確定飛行位置。這種飛行技術是夜間航行、海上航行必備的，但在此之前，中國飛行員幾乎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能夜以繼日，苦練不停。
經過近兩個月的突擊訓練，1938年5月，根據訓練情況，執行轟炸任務的兩個機組人員分工最終敲定：長機1403號機組由徐煥升為正駕駛，蘇光華為副駕駛，劉榮光為領航員，吳積衝為通訊員；僚機1404號機組由佟彥博為正駕駛，蔣紹禹為副駕駛，雷天眷為領航員，陳光鬥為通訊員。隨後，這兩個機組飛往漢口王家墩機場待命出擊。
沒有人知道，壯士一去是有去無回，還是圓滿回歸。通訊員吳積衝在給妻子的遺書中寫道：「一個人無論怎樣長壽，終歸要死的，當我找到一個值得死的時候，享盡天年又有什麼可留戀的呢？」遠徵隊隊員中最長壽的陳光鬥，2018年與世長辭，晚年他已經不記得自己是否寫過遺書，刻在這位百歲老人腦海裡的是：「危險那個時候不會考慮的，不在乎，冒險犯難，應該做的，沒考慮過危險。只要有任務就覺得很光榮，能夠參加就是光榮，沒考慮生死的問題。」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們要等待一個好天氣的到來。雖然突擊訓練了「盲目飛行」，但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飛行員仍需要皎潔的月光來照明，方便他們目視導航、發現地面目標。然而，5月的長江流域正值梅雨季節，天氣變幻莫測，中國又沒有日本本土的氣象資料，領航員只能逐日抄錄東亞各地的氣象報告進行分析推測。如此等待了數日，好消息一直不曾出現，戰場形勢瞬息萬變，誰也不知道繼續等待下去會發生什麼。徐煥升等人乾脆直接乘飛機到最前線的基地寧波，依靠經驗從當地直接觀察、推測東海洋面的天氣變化。
5月19日，農曆4月20日，圓月很快就要變成下弦月，這就意味著月光將越來越弱，月亮升空、照亮大地的時間也將越來越晚。如果繼續等下一個圓月，那就得一個月後。1403機組的副駕駛蘇光華的女兒蘇婉回憶，「一直等到5月19日，雖然天氣不甚理想，徐煥升隊長仍不顧一切，毅然電告漢口，在黃昏前，將出動執行任務的兩架飛機飛到寧波機場。」
這天下午，2架馬丁轟炸機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先向南直飛以避開長江沿岸日軍的耳目，然後轉經南昌、衢州，於傍晚時飛抵寧波櫟社機場。飛機加滿油，隊員抓緊最後的時間休息，出徵的一刻終於要來了。
「萬噸炸彈隨時可至」
當晚11時30分，一聲令下，徐煥升等人駕駛著兩架滿載傳單的馬丁轟炸機秘密升空。為了保密，地面上連送行的人都沒有。起飛到達東海上空後，機組人員迅速熄滅機內燈光。為防止被舟山群島的日軍防空警戒哨發現，遠徵隊自寧波出海後先轉向南，然後才向著日本九州的方向飛去。
與此同時，為了掩護遠徵，通信部門故意把一些空軍準備出動飛機支援津浦線作戰的情報透露給日軍，其他空軍大隊也頻頻出動。日本空軍果然上當，著力加強了華北空防，暫時放鬆了對東南沿海的空中控制。
遠徵隊飛臨東海上空時，被遊弋在海上的5艘日艦發現了，敵艦燈火通明，探照燈頻頻向深沉的夜空照射，緊接著高射武器一齊對空盲目開火，一時彈光四射，槍炮聲大作。不過，警惕性不高的敵人顯然完全沒有意識到中國正在進行一次不同尋常的空襲行動，只是機械地做出了反應，一通亂射並未擊中目標。待兩架馬丁轟炸機躲進雲層，機組人員沿著既定航線繼續前進，槍炮聲就漸漸消失了。
5月20日0時35分，徐煥升發回密電：「雲太高，不見月光，完全用盲目飛行。」飛機在黑暗中前行了一個多小時，雲層逐漸稀疏，兩架飛機拉起機頭，躍居雲上，皎潔的月光頓時照亮了機艙。
凌晨2時20分，夜空中出現了地平線，空勤人員趕快查證航圖，認定那就是日本九州。2時45分，飛機抵達九州的重要城市長崎。這座城市是侵華日本空軍的重要基地，聚集著軍火工廠、海軍基地等重要軍事設施。然而，不知日軍是過於輕敵，還是將所有的軍隊都投入了侵華前線，長崎市燈光點點，絲毫不見戰時防空的緊張氛圍。地面對空電臺順利接到遠徵隊發自敵國上空的電報：「已到達日本上空，開始散發傳單。」1938年5月21日的漢口《大公報》寫道：徐煥升「先環飛一周，偵明情勢後，即指揮各機整頓陣線，魚貫低飛，乘街燈明晰之際，迅速向通衢小巷遍發傳單。」
陳光鬥是通訊員，也是「投彈手」，他將尾艙內的麻袋搬出，一點點從艙板下的方形射擊孔投出，「飛機下面有個洞，沒有什麼自動投彈裝置，憑兩隻手把傳單拿出來往下丟。」
就在傳單紛紛揚揚地飄向日本的大街小巷時，1403號機出意外了。副駕駛蘇光華和通訊員吳積衝一起搬卸傳單時，由於吳積衝體形高大，不小心觸動了後座操縱杆，飛機突然開始下滑。前艙的徐煥升和劉榮光還以為是後方有日機追趕，副駕駛正在俯衝規避。於是，徐煥升放開操縱杆，將飛機的操縱權交給後座副駕駛，如此一來，飛機便失控般向下俯衝。幸好，飛機衝到危險高度時，被徐煥升及時發現了，他握住操縱杆向高空爬升，飛機懸崖勒馬，化險為夷。
徐煥升等人本是抱著「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壯烈心情執行任務，誰知，當他們駕駛著飛機在九州島上空穿行時，唯一的麻煩竟是自己人不小心觸動了操縱杆，而日本方面的防空警戒鬆弛得令人難以置信，兩架馬丁轟炸機簡直如入無人之境。陳光鬥後來回憶：「飛到日本沒有高射炮打我們，毫無抵抗。他們小看了我們，以為中國飛機飛不過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準備。」翻閱1938年5月21日的《新華日報》報導，看到的亦沒有險象環生，只有順利和從容：「到達該地（日本長崎、佐世保一帶）時，敵人均在睡中，聞機聲警醒，倉惶放警報，實行燈火管制，但未放高射炮，敵機亦未起飛。」在長崎撒下傳單後，「飛越多良嶽有明海，經久留米市而直達福岡，遂於該市上空盤旋、散發傳單小冊。」「離福岡後，即繞飛九州北部一周，散發傳單」，最後「向西歸來」「從容渡海」。
徐煥升
此時，已是5月20日4時許，兩架飛機在日本上空平安飛行了大約兩個小時，共投放了超過100萬份傳單，「警告殘暴敵寇萬噸炸彈隨時可至」。紙彈轟炸的任務算是完成了，但機組人員還不敢放鬆。黎明將至，一旦天色轉亮，遠徵隊將失去夜幕的屏障，危險更甚。陳光鬥記得，回程途中，空軍的地面電臺不斷將沿海敵機的動態、情報傳遞給他們，他們一度被告知，有敵機從臺灣起飛，預備攔截他們，萬幸，遠徵隊最終成功躲過了攔截，並沒有與敵機正面遭遇。
而從睡夢中醒來的日本人驚訝地發現，一夜之間，街道上、屋頂上，到處都是白紙黑字的傳單。一家壽司店的老闆拾起幾張紙片，發現上面用日文印著：「爾國侵略中國，罪惡深重。爾再不訓，則百萬傳單將變為千噸炸彈。爾再戒之。」
除了嚴厲警告，還有諄諄告誡的《告日本國民書》：「老早從昭和六年，貴國軍閥就這樣對人民宣傳：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只要滿洲到手，就民富國強。可是，佔領滿洲，今已7年，在這7年之間，除了軍部的巨頭做了大官，成了暴發戶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麼呢？只有沉重的捐稅，昂貴的物價，貧困與飢餓，疾病和死亡罷了……」
有苦心勸諭的《告日本工人書》：「諸君，等著等著，解放是不會自己來的，現在正是人民爭回自由的時候了。你們是掌握著生產，掌握著日本軍閥之心臟的工人兄弟，覺醒諸君偉大的力量吧！」
還有用親身經歷揭露日本軍界謊言的《反戰同盟告日本士兵書》：「我們負傷而陷於絕地，成為俘虜了，我們想到一定得死，軍部不是曾講給我們聽，說中國軍隊多麼敵意多麼殘忍嗎？但我們受著保護，受了治療，過著毫無不自由的生活。」
日保安部門見到傳單如臨大敵，立即對轄區展開地毯式搜索。他們一開始仍不相信，中國空軍能夠飛躍重洋，直抵日本本土，直到將傳單樣品交給「王子製紙」八伐木工廠進行化驗，分析成分後發現並非日本國內生產，才相信這些傳單並非本土散播而系空投。
氣吞三島，威震九州
5月20日8時40分，佟彥博駕駛的1404號機先行降落在江西玉山機場。9時24分，徐煥升駕駛的1403號機在南昌機場落地。兩架飛機分別加油，機組人員稍作休整後，11時30分，兩架飛機匯合後降落在漢口王家墩機場。
不同於出徵時的悄然無息，此刻的王家墩機場人山人海，鑼鼓喧天。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軍政部長何應欽，中共中央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代表周恩來、陳紹禹、吳玉章、羅炳輝等都親自來到機場迎接。興奮的人群直接將8位「飛將軍」抬到了機場總站前，接受人群的歡迎。
5月22日，中共及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代表周恩來等人前往漢口航空委員會，祝賀勇士凱旋。周恩來、陳紹禹代表中共中央贈送錦旗，上書：「德威並用，智勇雙全」。吳玉章、羅炳輝則代表八路軍贈送錦旗，上書：「氣吞三島，威震九州。」周恩來還熱情地稱讚中國空軍：「我國的空軍，是新的神鷹隊伍，正因為他們歷史短而沒有壞的傳統，所以民族意識特別濃厚，而能建樹了如此多的偉大戰績，這更增加了我們的敬意。」蔣介石亦從洛陽發來專電，嘉獎、慰問徐煥升等8位遠徵勇士。
這次紙彈轟炸並沒能阻擋日寇對中國的侵略，就軍事意義而言，可以說收效甚微。遠徵日本後不足半年，1938年10月底，武漢失守。但是，這次行動徹底打破了「大日本神聖領空不可入襲」的妄言，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讓國內外各界看到了中國人民抗日的鬥志和決心。
《新華日報》《大公報》《申報》等各大報都在醒目位置報導此事。5月21日，《新華日報》在第二版用三分之二的版面，以《為喚醒日寇鐵蹄下民眾，我神勇空軍徵日創偉舉》為題進行了專題報導。豐子愷專門創作了漫畫《百萬傳單乃百萬重磅炸彈之種子》，刊登於《中國的空軍》雜誌。5月23日，著名的《抗戰》三日刊在第74期上刊出了鄒韜奮先生的《空軍遠徵日本與新的抗戰力量》一文，同時該刊著名評論家金仲華在同期的「戰局動向」中指出：傳單給日本一個警告，百萬張傳單可以變成百萬噸炸彈！又引用英報評論：傳單之力，勝於炸彈！
英國路透社以《中國飛機轟炸日本》為題，詳盡介紹了中國空軍遠徵的經過。蘇聯《莫斯科新聞》不吝讚美：「最驚人的是中國空軍成功的發展，創造出許多光榮的戰績，並完成遠徵日本的艱巨任務。中國空軍在抗戰中佔重要地位，無疑在將來要充當更重要的角色。」美聯社評論：「中國空軍遠徵日本的成功，證實中國實力甚強，絕非日本所能擊敗。其投下的是傳單而非炸彈，堪稱仁義之師。」香港報紙則揶揄日本防空形同虛設：「傳單比炸彈更具威力，中國空軍來去自如，足見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後日本人不得安寧矣。」
香港報紙或許有些誇大其詞，但此次遠徵的確讓日本始料未及。著名的日本漫畫家宮崎駿還曾據此創作過漫畫《九州上空的重轟炸機》。他在漫畫中配文：完成任務的馬丁立即高速返航，東中國海的朝陽已經升起，但是，第二天的報紙上只有很不起眼的一條消息：「在九州上空出現了神秘的轟炸機……」
顯然，日本媒體刻意淡化了此事，但中國空軍的來襲還是對日本人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和震動，就連曾任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山本五十六也擔心中國空軍的再次襲擊。據日本海軍軍人、作家阿川弘之的《山本五十六》一書：1940年，日本為慶祝神武天皇即位2600年，在東京二重橋前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儀式，當時文武百官和各界代表紛紛到場，唯獨山本五十六拒絕了邀請，不肯出席。當有人就此問及他時，他回答說：「如今日本正與中國激戰。如果我是蔣介石的話，我一定集中我的全部飛機，對東京二重橋前的廣場實施空襲，一舉消滅日本的所有大人物。正是考慮到這種危險性，我才沒有前往參加。」
實際上，當年的中國並不知道日本正在聚眾慶祝，紙彈轟炸之後，中國空軍的飛機再也沒有飛到日本上空。直到1942年4月18日，美軍16架B25轟炸機轟炸東京，日本本土遭遇了第一次真槍實彈的空襲。轟炸東京後的美國飛機燃油耗盡，迫降在中國機場。面對從天而降的美國飛行員，中國東南沿海的民眾向他們伸出了援手，帶領他們穿越淪陷區，奔向大後方。
而在中國的抗日戰場上，被周恩來譽為「新的神鷹隊伍」的空軍也在繼續戰鬥。期間，參與「紙彈」轟炸行動的8位勇士有4人先後犧牲，分別是27歲的蘇光華、30歲的吳積衝、32歲的雷天眷和33歲的佟彥博。抗戰後期，美國《生活》雜誌評選刊登了二戰時期聞名於世的12名飛行員的照片，其中就有擔任這次「紙彈」轟炸行動的隊長徐煥升。《生活》雜誌稱讚他為「先於美軍杜立特轟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周恩來（右二）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向遠徵隊贈送錦旗。
參考資料：陳應明著《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朱力揚著《中國空軍抗戰記憶》，陸茂清著《徐煥升：「人道遠徵」日本的空中驕子》，陳納德著、李平譯《我在中國那些年：陳納德回憶錄》等
（原標題：紙彈轟炸——抗戰時期中國空軍對日本本土的一次空襲）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楊麗娟
流程編輯：u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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