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電影大師基耶斯洛夫斯基
強烈的孤獨感和沉重的悲觀主義思想，幾乎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的基調。這個經常用哲學搞腦子的波蘭導演倒是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有著同樣的理性探求，「在某種情況下，一個人的存在本身就要傷害另一個人」，又或者，「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終止之時，尋覓的過程亦即失去的過程」。
「世界上有沒有另一個我，過著我想要的生活。」波蘭電影大師基耶斯洛夫斯基曾這樣說過。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向大師致敬」單元將展映這位天才波蘭導演六部最具代表性的電影作品，包括《藍白紅三部曲》及《愛情短片》等，以紀念基耶斯洛夫斯基誕辰70周年。今天，《藍白紅三部曲》將分別在上影希傑莘莊影城和新衡山影院放映。
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年6月27日生於華沙，文字、影像、音樂是他表達情感的拿手方式。多少年了，幾代中國文青都是從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藍白紅三部曲》）開始文藝範兒的。有人說他的片子只不過是給知識分子看的，除了悲觀主義的不安情緒，就是敏感的「道德焦慮」。但其擁躉則認為他具有「伯格曼的詩情、希區柯克的敘事技巧」，堪稱是「當代歐洲最具獨創性、最有才華和最無所顧忌的」電影人。
天生的灰色本性
因為父親患有肺結核，兒時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總是跟隨父母輾轉於各個城市的療養院。從父親患病到去世，12年間基耶斯洛夫斯基幾乎過著一種貧困且顛沛流離的生活，他養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時常表情嚴肅，不苟言笑，他內心掙扎的開始，在早期作品《初戀》中若隱若現，電車、告別、女孩，這些元素也成了後人模仿青春傷痛電影的必現畫面。1957至1962年間，他在劇院裡的學校裡學習戲劇技巧；之後他考取洛茲電影學院，也是大費周折，險些放棄電影事業；畢業後他去了華沙電影製片廠，開始了他的紀錄片生涯。在此期間，他更多關注政治大背景下人的生存狀況，其間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是關於1971年什切青（位于波蘭西北部）罷工事件的《工人的七一年》。1980年代的波蘭電影有審查機制，在題材和風格上都有所限制，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自喻是「樸素、地方性的」導演，永遠不動聲色地傳達著一個看似無聊的問題：「人們如何在生命中克盡其職地扮演自己」。雖然後來獲獎無數，但在拍電影這條道路上荊棘遍布。例如《機遇之歌》在1981年11月軍事法公布後就慘遭禁映，直至1987年才重見天日，這部探討生命多種可能性的三段式電影後來被《羅拉快跑》和《滑動門》效仿；1994年，坎城電影節評審會最終將「金棕櫚」頒給昆汀·塔倫蒂諾的《低俗小說》，基氏耗盡心力拍攝的《紅》慘遭落馬；在拍完 《藍》、《白》、《紅》三部曲之後，1996年3月13日，因心臟手術不成功，基耶斯洛夫斯基結束了年僅55歲的生命。
悲觀的離經叛道者
拍攝於1969年的紀錄片《照片》，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第一部紀錄片，他一生共拍了30多部紀錄片，但讓他很不滿。「攝影機越和它的人類目標接近，這個人類目標就好像會在攝影機前消失。」他認為，「紀錄片先天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實的生活中，人們不會讓你拍到他們的眼淚，他們想哭的時候會把門關上。」於是在拍了十多年紀錄片之後，他離開轉向了劇情片。基耶斯洛夫斯基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拍成了後來的傳世作品《十誡》。這部片子是往歐洲電影扔的一枚炸彈，炸飛了所有歐洲風格的類型片，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離經叛道的最好證明。就像他說過的「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一些神秘的話，隱秘不可告人的！」
《十誡》取材於《聖經-出埃及記》，他將十個短片故事緊緊圍繞摩西十誡展開，講述了以波蘭背景的十個現代故事。對人道主義、享樂拜金主義、自由主義甚至科學都進行了一次徹底而廣泛的質疑，這個懷疑論者讓學術界以及各個主義群體譁然、痛恨。但《十誡》還是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的《殺人短片》和《愛情短片》最為震撼，而後又被基耶斯洛夫斯基重新剪輯成為完整片，蟬聯了兩屆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基氏的悲觀是深入骨髓的，他不用任何煽情的手法，看似只提供生活的平常，卻成心讓人物陷入無盡頭的困境中。
《十誡》的出現，讓基耶斯洛夫斯基咄咄逼人，也更加表明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對人生的悲觀態度：「一個陰暗可怕的世界，一個人們互相之間沒有任何同情心的世界，一個人們之間互相憎恨的世界，一個人們之間不但不互相幫助反而互相拆臺的世界，一個人們互相厭惡的世界，一個人們獨居的世界。」
從宿命論到人道主義
西班牙畫家畢卡索的作品被分為「藍色時期」和「玫瑰時期」，以界定其不同情感時期的創作風格。同樣的，《維羅尼卡的雙重生命》（又名《兩生花》）的開始，可以算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玫瑰時期」的到來。這是1991年的作品，一個法國女孩收到一件件神秘禮物，愈來愈感到世界的某個地方存在著另一個自己。來自波蘭和法國的兩個薇羅尼卡互相感應，仿佛是水中的倒影，兩個同樣有先天心臟病的薇羅尼卡，雖註定悲劇的結果，但在同樣潛意識裡對彼此的存在如此渴求，曾擦身而過卻懵然不覺。這部純藝術影片在歐洲和美國都很賣座。他不溫不火地將宿命論發揮到極致，非理性的神秘主義傾向得到充分體現，唯美，充滿感傷，孤獨與精神追求竟然不期而遇。如果說《殺人短片》是表現了導演對任何暴力形式的痛恨與無助，《維羅尼卡的雙重生命》則更追求純粹的靈魂溝通。從宿命論到人道主義救贖，基耶斯洛夫斯基經過類似禪學的自修，漸漸改變著自己的表達，從平鋪直敘、紀錄式的殘忍揭露，到能夠進行多項選擇的有愛的人物，雖仍帶有悲劇色彩，但已從被動變為主動，更深層地引導思考。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拍完「三色」之後，似乎想歇一歇。昆汀·塔倫蒂諾的《低俗小說》在坎城的成功，暗示著歐洲電影以思想取勝的時代終結了，以敘事、角色塑造和平緩節奏見長的電影傳統不見了。這是電影史上關鍵的轉折性時刻，對基耶斯洛夫斯基來說，這一時刻也使他猛醒，「電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1960年代、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初期，電影是有價值的。而現在，觀眾們已經不知道自己想看什麼了，我們也不知道想要說什麼了。」
強烈的孤獨感和沉重的悲觀主義思想，幾乎成了日後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的基調。這個經常用哲學搞腦子的波蘭導演倒是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有著同樣的理性探求，「在某種情況下，一個人的存在本身就要傷害另一個人」，又或者，「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終止之時，尋覓的過程亦即失去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