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大劇院「貝多芬生平與藝術展」上，名為《命運之火》的金屬絲塑像。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牧鳴攝
新華社北京12月11日電(記者許曉青)12月11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英雄〉之魂漫遊東方，〈命運〉交響融入中華「樂聖」貝多芬與中國》的報導。
110多年前，李叔同稱他「比獨芬」；魯迅也提到他，叫「培得訶芬」，把他與康德、拉斐爾並列，還有人翻譯成悲多汶、裴德芬、白堤火粉。而最終通過傅雷的經典譯作，他在中國才被稱為「貝多芬」。
在上海交響音樂博物館內，陳列著中國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份交響音樂會公演節目單，上面恰巧就有「Beethoven」（貝多芬）的曲目。
這一天是1911年11月12日，按慣例一場「星期日音樂會」在上海市政廳舉行。當時的節目單顯示，在上半場壓軸演出的曲目是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英雄》的最後一個樂章。
這場演出距離貝多芬逝世已80多年，當時在現場的中外聽眾有多少人，反響熱不熱烈，後人不得而知，但「樂聖」貝多芬那時已經在中國的大地上被人所知。他的作品，尤其是交響樂作品後來廣為流傳，從戰爭年代到建設新中國，再到改革開放後，伴隨著中國和中國人的發展，見證這個國度的現代化進程。
2020年是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其作品在中國的大眾傳播已有一個多世紀歷史。這些來自西洋古典樂殿堂的美妙音符，潤澤一代代中國人的心靈，就好像譯者傅雷在《貝多芬傳》中所提及的那樣，貝多芬和他的作品從「痛苦與鬥爭中解放了人，擴大了人」。
(小標題）遇見「貝多芬」，他「連滾帶爬」
1927年春，20歲生日尚未到來的譚抒真一頭扎進了只有洋人參加的上海工部局樂隊（上海交響樂團前身）。他起初只是想試試自己的身手，因為當時他的提琴老師剛巧回國休假。他想，「要不去交響樂團拉琴試試」。
上海是西方古典音樂在華傳播的「母港」，上海工部局樂隊曾有「遠東第一樂團」的美稱，而工部局樂隊的雛形——上海公共樂隊，誕生於1879年，比柏林愛樂樂團的成立還早了3年。
譚抒真的這一試，使他成為第一名躋身西洋交響樂隊的中國籍樂手。儘管他只是一名實習生，他第一天進樂隊排練，譜架上擺的就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
「我父親就在這機緣巧合下『遇見』了貝多芬，當時他實際上只有19歲，是一個沒有任何資歷的年輕人，他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了上海工部局樂隊，第一天就要跟著大樂隊拉『貝五』（第五交響曲）。」譚抒真之子譚國璋在上海家中告訴記者。
因為膽子大、敢嘗試，19歲的譚抒真敲開了通往西洋交響樂隊的演出之門，也敲開了通往貝多芬龐大交響樂體系的門。
「因為之前我父親就是自己拉拉琴，沒有參加這樣一個正規的樂隊，樂隊的巨大的聲音，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非常響亮的聲音，他過去耳朵裡沒有聽到過。並且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拉交響樂，所以他覺得是『連滾帶爬』，那是沒經過個人練習就當場視奏樂譜的狀態。」
更讓譚抒真沒想到的是，第一天練「貝五」，他已是拼命跟著樂隊「前進」，晚上回家自然猛練一番，第二天再坐到樂隊裡，以為還是「貝五」，卻看到了「貝九」（第九交響曲，也稱「合唱交響曲」）的譜子。譚國璋解釋說，原來當時的樂隊總是把最需要練習的曲目拿出來練，熟悉的曲目就略過，而對初入樂隊的人來說確實是一種挑戰。
就這樣譚抒真從拉貝多芬的幾大交響名曲開始，「遇見」這位大師，此時距離貝多芬逝世已經100周年了。
近年來的研究發現，1927年，譚抒真在排練後不久，就跟隨樂團正式演出。1927年5月28日的《申報》上有這樣的記載，名叫張若谷的樂評人寫道：「樂聖貝多芬百年祭（一）明夜九時一刻在市政廳舉行，一九二七年春季末次音樂會，譚抒真君加入樂隊合奏提琴。」
這一記載與上海交響樂團現藏的1927年5月29日上海工部局樂隊的節目單逐一呼應。當天的演奏包括「貝九」部分選段和「貝五」，以及貝多芬的第二十三號鋼琴奏鳴曲《熱情》。
「當時大家都想去看看這個中國人是誰，因為這件事情在中國講起來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事情，全部是外國人的樂隊，一個中國人加入。那麼也為演出增加了很多中國觀眾。」譚國璋說。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儘管戰亂不斷，但貝多芬的作品在中國持續傳播，上海的「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和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等，開展各類小規模的室內樂教學和演出，貝多芬的曲目總受到樂隊和受眾的青睞。
(小標題）見證戰爭與和平：他的音樂裡並非只有「鬥爭」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上海市級交響樂團的建製得以保留，第一任市長陳毅也是交響樂的知音。有口述回憶史料顯示，陳毅對貝多芬情有獨鍾。
南徵北戰的中國共產黨人同樣懂得欣賞交響樂。不僅是陳毅，貝多芬的作品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特別是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被大量演奏。
上海交響樂團團長周平介紹，1949年10月16日，富華指揮樂隊上演貝多芬第三交響曲《英雄》，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首次上演貝多芬交響作品。1952年至1953年，貝多芬專場音樂會屢屢出現在上交節目單中，傅聰、沈枚等擔任獨奏。
1957年，中國音樂家協會在北京隆重紀念貝多芬逝世130周年，文藝界人士1000多人參加。1959年，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作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獻禮作品在北京演出，這部鴻篇巨製的合唱交響曲，包括經典的「歡樂頌」，首次全部由中國人演唱，成為貝多芬作品傳入中國的一大裡程碑事件。同年，德勒斯登交響樂團訪華，告別演出選在新落成的人民大會堂舉行，由波恩格茨指揮前三樂章，嚴良堃指揮第四樂章，中央樂團、中央樂團合唱隊、中央廣播樂團合唱隊和中央音樂學院學生合唱隊登臺與德方合作演出。這場中德合演的「貝九」吸引上萬人現場聆聽，盛況空前。
音樂學家、上海音樂學院副研究員韓斌認為，貝多芬在中國得到知識階層的崇尚是在五四運動之後，這與貝多芬個人的經歷息息相關，也與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廣為傳播有關。貝多芬的作品也象徵著「燃燒的革命之火」，通過豐子愷的介紹，「英雄」成為貝多芬的代名詞，引發更多共鳴。
新中國成立後，貝多芬成了革命音樂的代表。韓斌分析：「貝多芬的音樂喚起那種對平等的嚮往，對鬥爭的渴求，和對勝利的歡呼，這都得到了充分認可。他的鬥爭精神，他的革命性和先進性，給人以發憤的精神動力。這是那個時代很難得的一種文藝力量，一種精神上的推進劑。」
「貝多芬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的音樂家。他的音樂，不是單一的，比如說貝多芬有很強的『鬥爭性』，他對命運不公有這種表達。而實際上他的人格是多面的、豐富的。」出生於1940年的譚國璋從小跟隨父親譚抒真學琴，耳濡目染，經歷了新中國的建設時期再到改革開放，他的心目中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貝多芬。
身為國家一級演奏員的譚國璋認為，其實貝多芬的精神世界很豐富，表現在他的作品裡，他各種喜怒哀樂、各種感情都很豐富。「單看交響曲，除了『貝五』，我們拉『貝六』（田園交響曲），他對自然風光的表達，就包含了對大自然的整體性認知，而不僅僅是『鬥爭』。」
「固然貝多芬的『九大交響』最為知名，但同時欣賞他要從多面切入，比如奏鳴曲、協奏曲等，懂貝多芬的人逐漸增多，是與中國不斷發展的音樂教育有關，這也是一個中西交融的過程。」他說。
譚國璋在對父親生平的研究中還發現，父親曾師從多位老師，最後一位是二戰時期到上海避難的猶太音樂家衛登堡，衛登堡又是音樂家約阿希姆的學生，師徒一脈相承，把歐洲演奏傳統，特別是對貝多芬作品的見解和演奏風格傳授到中國。譚國璋還收藏著父親留下的一本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樂譜，上面修改、添加的弓法、指法，都是衛登堡根據他的老師約阿希姆的演奏標註記錄下來的。
「衛登堡把演奏技巧傳給了我的父親，還傳給了陳宗暉、馬思宏等在上海的提琴家。這樣口傳心授，貝多芬的作品自然從歐洲逐步進入中國、融入中國，主要的『登陸點』，就是上海。」譚國璋說。
譚國璋還記得，父親在90多歲高齡時仍不滿足於一個人拉貝多芬的小提琴奏鳴曲，還約了彈鋼琴的朋友，一起到友人家中合奏，老人們為了貝多芬不辭辛苦，追求心靈上的滿足。
(小標題）「吃」音樂「包子」的愛樂青年：貝多芬就是大海
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與西方世界交流的大幅增加，交響樂重新回到廣播裡、舞臺上。新一波「貝多芬熱」很快來臨了，音樂界認為，這是中國交響樂的一次「再覺醒」，堪稱「復興」。
據記載，1977年，為紀念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倫指揮中央樂團上演第五交響曲《命運》，標誌著西方交響音樂重新回到中國內地舞臺。1978年，著名指揮家黃貽鈞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出了貝多芬第七交響曲。1982年，法國著名指揮家讓·皮裡松來華，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出第九交響曲，異常轟動。1983年，中央樂團在北京，由李德倫、嚴良堃、陳燮陽、韓中傑等分工指揮，探索在短時間內集中演奏貝多芬的「九大交響」。
1985年，貝多芬誕辰215周年之際，上海交響樂團籌劃了盛大的紀念音樂會，演出從9月一直持續到12月底，3個多月裡上演了貝多芬「九大交響」，這也是貝多芬交響曲全集第一次完整地呈現於上海舞臺。
上海觀眾通宵排長隊購票，隊伍把上海音樂廳裡三層外三層「包圍」。這一系列音樂會共8場，分別由黃貽鈞、曹鵬、陳燮陽接力指揮。排隊人群中就有「60後」樂迷劉蔚，當時他還只是20歲出頭的小夥子。
「我沒有通宵排隊，是選擇一個中午去的，也排了很久。」如今已是上海交響樂愛好者協會副會長、譯文出版社營銷部負責人的劉蔚回憶：「改革開放初期，大家對外國文藝處於饑渴狀態。上海交響樂團1985年的三大指揮接力執棒貝多芬全套交響曲，是樂壇罕見的盛宴，讓大家真正『解渴』。」
20世紀80年代，唱片市場仍未完全復甦，劉蔚這樣的青年愛樂者主要依靠錄音盒帶和廣播聽貝多芬。「當時感覺貝多芬的作品，神秘而又有些難以親近，但第一次在廣播裡聽到田園交響曲，很好聽，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988年6月至7月間，陳燮陽攜上海交響樂團上演貝多芬全套交響曲，此後直至新世紀，貝多芬變成青年樂迷的「老友」了。同時貝多芬也成為中國各地交響樂團邁向成熟的「見證者」，包括上海交響樂團在內，更多中國樂團通過演繹貝多芬的曲目，走向世界。
2007年上海交響樂團又策劃演出「完全貝多芬」系列，再次重現經典，完整地獻上了貝多芬的「九大交響」，並錄音發行。這一類成套的作品，就被樂迷稱作「包子」。劉蔚幸運地得到了陳燮陽贈送的、他親手執棒指揮的這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的音樂「包子」。
音樂「包子」，指的是各大唱片公司以某個專題，或以某個音樂家為系列而製作的套裝唱片集。這些唱片少的四五張，多則五六十張，乃至上百張。它們都放在一個盒子裡，形似「包子」，樂迷們暱稱其為音樂「包子」。
劉蔚那時已是古典音樂的資深樂迷，他自稱是愛「吃」音樂「包子」的老青年，認為聽貝多芬只聽「九大交響」是不夠的，最好是認真聽「全本」，那才是「骨灰級」樂迷。
在劉蔚手裡有幾個特別令他自豪的貝多芬「包子」，比如，小提琴大師大衛·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由克路易坦指揮法國國家廣播交響樂團協奏，劉蔚早年在電臺播放的古典音樂節目中聽過，非常喜歡。後來在唱片店也看見了CD，但一猶豫沒買，後來卻走遍上海各家唱片店沒了蹤影。「直到20多年後，我才從一家英國古典音樂網站上發現一個音樂『包子』——EMI的50CD貝多芬全集，其中就有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以及克路易坦指揮柏林愛樂演出的貝多芬全套交響曲，這成為我收藏的貝多芬『包子』裡最珍貴的一部分。」
劉蔚說，貝多芬曾讚美巴赫「他不是小溪（Bach，德語的另一層意思，即小溪），是大海」，那麼貝多芬本身又何嘗不是大海，貝多芬的音樂像大海一樣博大精深，斑斕美麗，風光無限。
2020年，全球各地隆重紀念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又逢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考驗，上海交響樂團通過「雲直播」再度奏響貝多芬，包括室內樂、奏鳴曲等，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又多次上演貝多芬作品。
當上交推出的貝多芬文創衍生品出現在B站和抖音上，劉蔚等古典音樂愛好者也會關注。他說：「貝多芬在這個時代的傳播，是一種力量、一種精神、一種人性的光芒，面對疫情，我們更需要這種尊重生命，又超越生活的精神追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