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高等教育辦學歷史上，有一所學校非常特殊，就是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魯藝成立於1938年，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培養抗戰文藝幹部和文藝工作者而創辦的一所綜合性文學藝術學校，1940年更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是老延大合併時的八所院校之一，也被認為是陝甘寧邊區的最高文藝殿堂。
從1938年在延安成立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遷往東北這七年半的時間裡，延安「魯藝」先後開辦了戲劇、音樂、美術、文學等科系，共培養學生685人。在教員中，不乏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文學藝術家，而培養的學生中也湧現了賀敬之、馮牧、王昆、於藍、鄭律成等一大批文學藝術家。此外，魯藝還創作了諸如《白毛女》、歌曲《南泥灣》《黃河大合唱》等一大批在抗戰時期極富影響力的作品，對抗戰的勝利以及日後中國現代的文化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今年正值魯藝成立80周年，澎湃新聞記者特別採訪了延安史研究專家朱鴻召，當年的魯藝有不少歷史故事值得回憶。
延安史研究專家朱鴻召。澎湃資料魯藝成立之初為何沒有院長澎湃新聞：作為一所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學校，「魯藝」成立的時候，校董會裡除了共產黨的人，為什麼還有于右任、陳立夫等國民黨的人？
朱鴻召：延安的歷史非常明顯地分1941和1942年為界，1941年標誌性的事件就是「皖南事變」。1941年以前是國共合作，陝甘寧邊區政府要辦魯迅藝術學院，那就涉及到辦學經費的問題。在當時大的民國體制下，當時民辦的學校多於公辦的學校。魯藝是1938年初籌備的，但當時陝北沒有錢，要先把學校辦起來，然後讓政府來給它經費。那在政府沒有把它收編成國立大學之前，就先要民辦，當然要董事會。董事會的一個作用就是管經費，第二個作用就是管院長人選。董事會裡有中共的人，也有國民黨裡偏左翼的人，以及國民黨裡的中間派，比如于右任，完全反共的人不在這個董事會裡。
說到院長人選。從1938年成立到1939年，魯藝在這一年時間裡是沒有院長的，一直都是副院長主持工作，為什麼沒有院長？這個事情這些人一直不講。後來我在採訪的時候才知道，為了經費的問題，希望蔣介石掛名做院長或哪怕做名譽院長，因為只要他掛了名，就相當於國民政府承認了它，那不就解決了經費的問題了嘛。但是1939年出現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那這個事基本就沒戲了。然後才讓吳玉章當了院長，吳玉章是國共兩黨都認的。但他也是掛名的，實際主持工作的是副院長周揚。第二次國民黨反共高潮是1941年初，以及1943年的第三次。那魯藝希望蔣介石當院長這個事不可能再有戲了，董事會就不了了之，院長的事情就不講了。因為魯藝一直作為紅色藝術堡壘，所以這段歷史就不講了。
澎湃新聞：魯藝和當時更大的延安文藝之間是一個什麼關係？
朱鴻召：關係太大了。當時延安只有五萬人，但出的報紙雜誌有幾十種，出版機構有將近十個，書店就有十幾個，所以說文藝是高度繁榮的。延安整風運動之後也繁榮，但是內容變了，主要是民間文藝的激活。無論是前期還是後期，在這麼多高校裡，只有魯藝是真正意義上藝術門類最全的，有文學、音樂、戲劇、美術。而且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教學和實踐是緊密結合。常態的，比如每個周末晚上都演戲，中央軍委都有一個戲劇協會，請專業人士來指導。還有就是中央開會，那個時候會期很長的，一般的話一個會開個三四十天，甚至最長的會開301天。這麼長的會期就會需要各種各樣的文化附屬品，就是演戲。這些東西主要都是魯藝完成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職能就是為抗戰一線服務，比如文學繫到前線採訪報導，為戰士講故事、幫不識字的戰士們寫信之類的服務。還有像美術系就是木刻，辦展覽。所以教學和藝術實踐緊密結合，不僅是在魯藝後期，前期就是這樣。
「魯藝」藝術門類中，音樂和美術成就最高澎湃新聞：你剛才談到的木刻是不是主要結合了民間元素？
朱鴻召：木刻不能完全說是民間的，應該說是中西結合。1930年代初，魯迅就在上海大力提倡木刻。木刻這個東西，是一個被壓迫民族的藝術，不是貴族的，是大眾的藝術，主題是反對壓迫這些。還有就是延安的文學藝術家們有將近80%的人在上海學習工作過，和上海有很大淵源。1930年代上海文藝最重要的就是左翼文藝。
戰爭年代，在上海的時候，跟魯迅玩在一起的人都相對比較窮，當然不是說完全赤貧，是自己出來讀書，傾向於革命的人。戰爭年代畫油畫是不可能的，油畫是貴族的，版畫是大眾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北方的年畫很多就是木刻。加上陝北、華北這些地方有木刻的好材料，叫杜梨樹，這種樹黃土高原的山上到處都是。這種樹的柔韌度很好，可以就地取材。油墨可以自己生產，就是松樹油脂燒了之後積下來之後自己調配。版畫主要的用途就是辦戰地展覽。
澎湃新聞：當時木刻的成就很高，為什麼？
朱鴻召：木刻經過了改造，西洋版畫主要是透視原理，人的臉半邊是白的，半邊是陰影。陝北的老百姓不喜歡這個陰影。西洋的版畫還是定點透視，中國版畫是散點透視，整個臉全部是光亮的。所以延安版畫的藝術成就非常高，一個原因是因為去的人裡面本身就有很多藝術天分很高的人，基礎非常好，當時的知識分子、青年藝術工作者，一部分到了西南，跟國民政府去了。一部分到了陝北，這些人往往身上都帶有叛逆性，而叛逆性往往是和創造性結合在一起的，當時藝術上有才華的人絕大多數都去了陝北。這些人到了陝北之後，吸收了華北地區年畫版木刻的東西，博取眾長，然後有生動的生活。原來的藝術都是城市的，而這些人融入到了戰爭、現實生活中後，捕捉了大量的創作靈感，所以取得了極大的成就，所以以魯藝為代表的美術尤其是木刻代表了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一個輝煌階段。
澎湃新聞：在魯藝開設的藝術門類中，哪一個門類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
朱鴻召：藝術門類和戰爭環境有關係，因為戰爭環境需要的是直接為戰爭服務的藝術。所以成就最高的一個是歌曲、音樂，我一直認為像《遊擊隊之歌》《黃河大合唱》《八路軍進行曲》這樣的音樂真的是唱出了一個時代的最高音和最強音。抗戰時期，唱出時代最高音的地方就是在延安。聽了延安的這些歌，「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你聽了這些歌是坐不住的，就想拿了槍和敵人拼的。聽了《何日君再來》這種歌你哪還有心思打仗？所以一個民族一個時代必須要講它的主流。包括後來音樂劇《白毛女》，實際上是建立在音樂的基礎上，而不是戲劇。音樂非常重要，就是要張口就來。第二個成就高的就是繪畫，主要就是木刻。
澎湃新聞：從今天來看，文學的成就是不是相對弱一些？
朱鴻召：文學的話要講一個長線，必須要把十七年算進來。文學有一個積累的過程。後來的《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山鄉巨變》《創業史》，這些東西和延安文藝是一脈相承的。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用文藝的方式解決文藝的問題澎湃新聞：延安文藝座談會對魯藝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朱鴻召：影響非常大。延安文藝座談會一個大前提，首先講我們民族面臨救亡圖存，就是和日本人鬥爭，想要贏得勝利，筆桿子和槍桿子這兩支隊伍一定要朝一個方向打。抗日是當時最大的政治，那麼一定是靠槍桿子，所以當時提出來文藝為政治服務，注意，不是簡單的文藝為政策服務，這個政治就是抗日，所以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接受。第二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什麼為工農兵服務？因為他們是抗戰的主體。把日本人趕出去是要靠真槍真彈地幹的，不是靠文人拿筆趕走的。所以延安文藝座談會形成的最大的公約數就是文藝為抗戰的政治服務。
還有一個，我稱它是用文藝的方式解決文藝問題的典範。當時文藝界確實存在問題，文人和文人有矛盾，文人和文人之間開會都開不到一起去。第二個，文藝的戰線和軍事之間有矛盾，那整個革命隊伍內部都不團結的話，怎麼抗日呢？
整風初期的時候，確實觀念上反應了兩個隊伍之間的衝突。怎麼解決？我認為當時就是用文藝的方式。所謂文藝的方式，就是用對話、商量、研討的方式，求同存異。為什麼延安文藝座談會要開三次？就是第一次開完，大家都有意見，有意見就讓大家盡情發表自己的意見，暢所欲言。第二次本來結束了，但還是有意見，那一個星期後就再開一次。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講了，最後一次毛澤東出來說我把大家講的東西總結一下，求同存異。所以儘管當時意見還是很大的，但是最後還是能接受毛澤東的結論，就是文藝是為什麼的問題，那麼怎麼為人民服務？主要還是要讓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融為一體，因為打日本人是要靠工農大眾去打的，大家都能接受，所以我把延安文藝座談會稱作用文藝的方式解決文藝的問題。
「魯迅藝術文學院」澎湃新聞：當年去魯藝的知識分子裡面比如何其芳這樣的知識分子，在這個過程中也經歷了很多的內心掙扎。
朱鴻召：那個時候到延安去的知識分子，無論是思想更激進一點，還是更中間一點的，一個基本的共同特徵就是都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弟，男生女生都是。在那個年代，不是中產家庭的，不可能讀書。那麼這樣的人進到陝北這樣的落後農村環境，就會出現很大的生活上的不適應，尤其陝北缺水，比如不能洗澡，不能刷牙，幾個人共用一盆洗臉水，這是不可忍受的。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女孩子，本身是中產以上的家庭，她洗洗乾淨比吃飽飯還重要。
第二個是戰爭環境，在部隊裡是絕對的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管理，知識分子、藝術家通常比較散漫。比如，早晨七點鐘起床號一吹，就要起來去跑步的。你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怎麼能爬起來？還吊兒郎當的。別看這是小事情，其實很痛苦的。
還有一個就是每周都要開民主生活會，開會的時候，幹部和戰士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要作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是講客氣話的。所以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經歷過一個很痛苦的心理過程。
這個心理過程有不同的表現方式。粗略地來說，融合得比較好的，像劉白羽、周立波。第二種像丁玲這樣的，表面上是高度自覺去的延安，但從深層上看是有隔閡的。第三種是主動地要以知識分子的立場和方法來改造工農兵隊伍的，像蕭軍這種。蕭軍就覺得共產黨是武裝鬥爭，我是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我們的目標都是改造舊社會，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那麼你所做的工作和我所做的工作應該是平等的。
還有一種就是中間經歷很大的痛苦，但最後去認同它的。何其芳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出生在地主家庭，小資情調也比較濃。他當時帶了文學系的實習生，整個隊伍和工農隊伍都有很多矛盾。這個隊伍有的人離開了，比如馮契和卞之琳，但這些人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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