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簡史：拍戲不為藝謀，電影再無凱歌

1978年，在陝西鹹陽棉紡織廠當了7年搬運工的張藝謀，帶著一包煮熟的雞蛋，走進北影考場。

當時攝影系的年齡限制是22歲，張藝謀因年齡偏大而名落孫山。

不願認命的他私下託關係打聽，終於將攝影作品遞到了文化部部長黃鎮手裡。

黃鎮欣賞張藝謀的才華，親自下了批文：年齡大了，讀四年太長，兩年也可以嘛，人才難得。

北影謹遵部長指示，給棉紡廠發了公函：僅同意其旁聽兩年，日後自謀職業，校方概不負責。

如願以償的張藝謀，激動地收拾行李，告別妻子，滿懷憧憬地跨入北京電影學院的大門。

那年與他一同進入北影的大齡考生還有一人：陳凱歌。

自幼出生在藝術世家的陳凱歌，父親是著名導演陳懷皚。初中畢業後，陳凱歌被分配到西雙版納農墾局當工人，砍了幾年樹。後來當兵轉業，去了北京電影洗印廠工作。

他文筆極佳，寫作文一絕，報考時一心想讀北京大學中文系。但坐進考場，看到考題時，陳凱歌卻滿眼發懵，終於知道天外有天。

報考北大失利後，陳凱歌聽人說起北影導演系不用考數理化，便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參加報考。

結果同樣出人意料，原本名落孫山的他，因電影學院擴大招生，而僥倖入學北影。自此，命運轉向新的篇章。

他們兩人機緣巧合進入電影學院，第一次接觸外國影片，在屏幕上看到比基尼和直升機時，只聽到怦怦心跳聲。

色彩從電影院流淌而出，塗染了那個灰蒼的年代。張藝謀和陳凱歌發現生活之外，還有更廣闊世界，以及更遼遠的夢想。

在張藝謀和陳凱歌聚首北影的那年，年僅15歲的姜文也匆忙參加高考。

成績落榜後，英達鼓動他去當演員，騎自行車載著他去中戲應考。

在最關鍵的表演面試中，別的考生只會朗誦「幾回回夢裡回延安」，姜文卻背了一段契訶夫的《變色龍》。不動聲色，幽默且高級。

那一年，剛考上北大分校的大院子弟鄭曉龍，給死黨王朔寫信吹噓學校生活。

在部隊服役的王朔羨慕不已，只能終日在倉庫中枯坐發呆，憑空想像外面的世界。百無聊賴之下，他提筆寫出人生第一篇文章《等待》。

在他的筆下，等待的日子漫長而又飛快。

四年後，復員回京的王朔依然無法忍受上班生活，下定決心要搞文藝創作，為了提高文學修養，他特意買來《成語詞典》刻苦攻讀。

鄭曉龍則回到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做編輯，由於能寫能幹，兩年後升為主管生產的副主任。

春風得意的他，在酒桌上提拔了兩個平民家的孩子。其中一個就是馮小剛。

而原本盼望留在北京的張藝謀，則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臨行前，他和宿舍好友大醉一場，相約富貴時絕不相忘。

到南寧後，張藝謀暗自發誓：一定要幹出成績，讓學校請他回去。

但他卻沒想到，日後請他回北京的，卻是他的同學陳凱歌。

畢業去了北京兒童製片廠的陳凱歌，進廠就擔任副導演。

1983年，廣影廠專程請陳凱歌導戲，寄給他兩個劇本。陳凱歌選了陝北題材的《深谷回聲》，但提出必須要讓張藝謀來攝影。

當時，剛拍完《一個和八個》的張藝謀，只往包裡塞了一張照片，就坐火車去了北京。

那照片是陝北大鼓，幾十個漢子揮舞鼓槌，場面宏大，黃土飛揚。陳凱歌看了，感覺震撼，就把電影名改成《黃土地》。

電影在冬天開拍，零下20度的北風中，攝影張藝謀穿一雙綠膠鞋，襪子都沒有，在山路上跑了兩個月。

到了夜晚，他跟陳凱歌鑽窯洞，睡土炕，聽陝北老漢唱民歌，拉家常。

窯洞外，廣袤的陝北土地，正悄然孕育著深沉而雄渾的力量。粗獷豪放的信天遊，在夜半時分，隨風掠過曠野和溝壑。一個時代正在甦醒。

那一年，《黃土地》問世，一舉奪得金雞獎最佳攝影，以及洛迦諾國際電影節銀豹獎。

距離上一次中國電影在國際上露臉，已是20年前，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

1985年，太行山的偏僻農村。攝影張藝謀放下相機，將自己打磨得老氣橫生。

他一天挑水十幾擔，連打了兩個月豬食，光著膀子在烈日下暴曬，還背了兩個多月150斤的石板。手、背都被磨糙了皮。

到了開機拍戲時，張藝謀面色黝黑，舉止已與山間老漢無異。但他仍嫌不足，為了表現出被困井下奄奄一息的狀態，他三天不敢吃飯喝水，將自己鎖在屋子裡，體驗孤閉時的心境。

那是1986年，張藝謀為了揣摩孫旺泉這個角色，「差點將自己的半條命給玩進去」。

就在《老井》快要開拍前，他從朋友那裡借來《人民文學》第三期。

當讀到莫言的小說《紅高粱》時，他連讀數遍，就像翻動一片片寫意的色彩。

《老井》殺青後，張藝謀坐火車進京尋找版權，聊了十分鐘，莫言就同意了。故事怎麼改不重要，重要的是，張藝謀讀懂了莫言包在紙裡的火。

一個即將搖晃時代的劇組就這樣潦草成立。

莫言等人成為編劇，張藝謀拉來同學顧長衛做攝影，姜文則是當仁不讓的男主角。陽剛、野蠻、有爆發力，當時影壇姜文獨一份。

《紅高粱》開拍前，莫言帶張藝謀回到山東高密老家，挨家挨戶發動老鄉，將膠河岸邊的100多畝地，種滿了高粱。

張藝謀仍覺不夠，他在幾千裡外的銀川鎮北堡搭了一個造酒坊，把所有狂放，都灌入那碗酒內。

粗糙的酒碗，盛著高粱的醉意和生命的野性，一飲而盡。

拍完最後一個鏡頭，張藝謀把拍戲時穿破的一雙鞋，埋在鎮北堡的黃土中。

他發誓，這部電影不成，以後再不拍電影。

1988年，當湯臣集團的徐楓拿著《霸王別姬》的小說找陳凱歌時，《紅高粱》已經在柏林摘得金熊，成為中國首部在三大電影節上拿獎的片子。

出盡風頭的張藝謀，因此見到了聯邦德國的總統。介紹中、美、蘇三國電影的節目，則在歐洲播了整整7個小時。

柏林一家電臺發表影評：拍攝《末代皇帝》的貝託魯齊，也要放下身段向張藝謀請教。

二

1993年仲夏夜晚，坎城會堂假日宮大殿主廳人流如織。

近三小時的《霸王別姬》首映後，掌聲持續了整整十分鐘。

張國榮三起三坐，掌聲就三起三降。

陳凱歌興奮揮手，手上的黃絲帶隨之搖擺。黃絲帶是3個月前，他去西雙版納遊玩時，一位素不相識的傣族姑娘送的。

絲帶上的幸運結，像一枚棕櫚葉。陳凱歌覺得這是吉兆。

為了那晚的坎城盛會，鞏俐也特意挑選了幸運色。

《紅高粱》奪獎時，她穿著一身白色禮服，在威尼斯一舉拿下最佳女演員。一年後，為了《霸王別姬》，她再次穿上白色襯衫。

已在亞洲封神的張國榮，則緊張得像個孩子。醉酒時，他偷偷告訴同行的攝影師。

「我真的很想在坎城拿一個獎。」

《霸王別姬》結束了中國電影25年來與金棕櫚無緣的歷史。踏出頒獎大廳後，陳凱歌直接被當地華僑抬了起來。觀眾們動情告白：

「你們知道你們今天做了什麼嗎？你們簡直太偉大了！」

從坎城回來的張國榮，在接受採訪時依然興致盎然，「拍到一部好電影，我完全感受到被尊重的滿足感。我還年輕，以後可以多來。」

當時的姜文，則在北京宣布《陽光燦爛的日子》開機。

剛拍完《大太監李蓮英》，脫下戲服的姜文躊躇滿志。

他和當初的張藝謀一樣，想當導演蓄謀已久。到王朔家串門，王朔塞給他一本《收穫》，上面有新寫的小說《動物兇猛》。

那晚半夜三點，姜文睡前隨意翻到這篇小說，塵封的日子呼嘯而來，恍惚中有高亢歌聲，以及明媚陽光傾瀉而下的久違味道。

最終，6萬字小說被改寫成了9萬字劇本，封面上最後寫下三個字「那時候」。

《陽光燦爛的日子》剛開機一周，劇組就彈盡糧絕，姜文只好厚著臉皮，四處賒帳。有些景點自此留下陰影，再不接待劇組。

即便如此，為了劇本中簡單的6行字，姜文依舊不惜成本，咬牙動用20輛坦克、10多架飛機，以及上千群眾演員。

劇組經費蒸發乾淨，無奈之下，姜文只能自掏腰包支撐開支。

王朔在飯局上遇到他，大家問何時拍完，有演員戲說片名要改叫《大約在冬季》。姜文差點翻臉。

1994年1月，在用完25萬尺膠片後，《陽光燦爛的日子》終於拍完。在此之前，中國電影用膠片，沒有超過20萬尺的。

進入剪輯階段，後期做了不到一半，姜文一分錢也拿不出來了。咬牙堅持兩個月，完成了初剪，片長4個多小時，沒錢繼續剪，也沒錢做拷貝，電影只能晾著。

王朔到處打聽，給姜文找來一個法國製片人，看完4個小時《陽光燦爛的日子》，法國人讚不絕口：

誰要是錯過了這部電影，就等於錯過了大師費裡尼的處女作。

法國人安排姜文到德國做後期，去之前，姜文用家裡的攝像機，對著剪接機拍了十幾分鐘，就用這樣寒酸的方式，姜文把樣片寄給了威尼斯電影節。

9月，電影節獲獎名單出來，憑藉《陽光燦爛的日子》，剛滿18歲的夏雨，成了威尼斯電影節歷史上最年輕的影帝。

不久，美國《時代》周刊評選出1995年度全球十大佳片，《陽光燦爛的日子》排在第一，風頭十足。

這一年，成為國際影帝的，還有37歲的葛優。

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成名後，張藝謀緊跟其後，向餘華要了《活著》的小說版權。

電影問世時，一舉獲得坎城電影節評審團大獎，葛優憑藉福貴的角色拿了坎城影帝。

他用「天上掉個大餡餅」來形容獲獎時的衝擊。從坎城返程途中，葛優特意去香港應了張國榮的飯局，張國榮的祝福中，帶著望而不得的遺憾。

然而在國內，《活著》卻面臨被禁映的困境。國內票房慘敗，張藝謀一下子虧了2000多萬。

當年在票房上敗北的，其實並不止張藝謀一人。

1994年7月，在張藝謀拍過《紅高粱》的寧夏鎮北堡，一個靦腆的香港年輕人，在賓館房間外徘徊，猶豫7天之後，終於叩響了房門。

這個年輕人是周星馳，房間內的人，則是劉鎮偉。這時候的他們，正在拍《大話西遊》。周星馳找劉鎮偉，是要談自己對電影中孫悟空的看法。

周星馳想在電影裡呈現不一樣的表演，劉鎮偉告訴他：去看看金凱瑞的《變相怪傑》，好好研究研究。

100天後，《大話西遊》上下兩部，在寧夏鎮北堡殺青。春節前，《大話西遊》在全港60家影院同時上映。

借著周星馳的名氣，兩天內，票房就賣到了500萬，但到了第三天，情況急轉直下，觀眾紛紛叫嚷「看不懂」，看到一半憤然離場。

票房也一跌到底，兩部加起來，最終只收回5000多萬。

多年後，周星馳回憶說，《大話西遊》票房慘敗的那一夜，他覺得自己如墜地獄。

二

1995年，戲裡的「紫霞仙子」與「至尊寶」終究沒能修成正果，而戲外的朱茵與周星馳也就此一刀兩斷。

而在當時，同樣拍完《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後，張藝謀和鞏俐黯然分別，九年的戀情，最後只餘橋下凌亂的水波。

張藝謀痛苦不堪，一個人躲到澳大利亞療傷。期間，他看了一本小說，叫《晚報新聞》。

失去了鞏俐，張藝謀決定把這部以男人為主的小說拍成電影，起初定名為《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後來改為《有話好好說》。

從澳大利亞回國，拿著國外投資商的2600萬投資，張藝謀找來剛演完《秦頌》的姜文，準備大幹一場。

但卻依然難掩票房頹勢。失意的張藝謀叫來姜文喝酒，一場醉夢後匆匆作別。

幾個月後，北京電影局，馮小剛被叫來約談：你拍三部賀歲片，就讓你拍《一聲嘆息》。

在這之前，他的電影一個接一個被斃，為了保住《一聲嘆息》，馮小剛決定向商業妥協，並立下軍令狀，三年拍三部賀歲片。

馮小剛拍完三部賀歲片的1998年，在紐約畫畫的陳丹青，接到一個電話：最近出了一個人叫賈樟柯，拍了部電影叫《小武》。

電話是從北京打來的，幾天後，陳丹青收到了《小武》的錄像帶。

看完錄像，陳丹青感嘆：這次對了！中國電影導演，終於有人擺脫了主旋律。

賈樟柯二十歲那年，看了張藝謀的《黃土地》，便下定決心要拍電影。

他自學畫畫，拼命看電影，考了3次，終於考進北京電影學院。

備考時，賈樟柯買過一張新出的《中國美術報》，上面有一篇文章寫的是「第六代」導演，賈樟柯被其中一個故事深深打動：

為了拍《冬春的日子》，王小帥趴著拉煤的火車，去出產地保定買便宜的樂凱黑白膠片。

畢業後，追隨著王小帥的故事，賈樟柯籌了20萬投資，租了設備，帶一幫同學，坐上回老家山西汾陽的火車，用21天時間拍了《小武》。

1998年的柏林國際電影節、釜山國際電影節、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小武》都拿了獎，28歲的賈樟柯從此成名。但在國內，《小武》被禁，成了「地下電影」。

這一年秋天，華誼廣告公司兩位創始人王中軍、王中磊商量後決定：轉型做電影。隨後，他們投了轉型後第一部電影——姜文的《鬼子來了》。

《陽光燦爛的日子》過後，姜文又琢磨著拍新片，他選了尤鳳偉的小說《生存》。

《生存》開拍後，姜文改名為《鬼子來了》。為了場景更真實，姜文在唐山遷西縣潘家口水庫邊的山坡上，花80多萬，搭建了一個村莊。

屋頂則是從山西專程運來，為拍出砍頭特效，專門從美國進口了幾臺能滾動拍攝的特殊攝影機。

除了讀文獻，看戰爭電影和紀錄片，姜文還讓劇組在北京密雲一個武警訓練基地軍訓了一周。

《鬼子來了》拍得很慢，攝影顧長衛告訴姜文，不能拍成黑白的，因為設備不齊，技術也不成熟，但姜文堅持要黑白的。

1999年，《鬼子來了》在唐山殺青，用掉了48萬尺膠片，成本比原計劃的2000萬超了百分之三十。

經歷了長達9個月的剪輯後，終於在2000年5月21日，《鬼子來了》出現在法國坎城國際電影節上，並被陣陣掌聲包圍。

這一次，姜文拿下了僅次於金棕櫚的評委會大獎。

但在國內，《鬼子來了》被禁止公映，姜文也被禁止五年內不得再擔任導演。

姜文被禁時，一個叫婁燁的年輕導演，把剛剛剪輯好的《蘇州河》，寄到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那時候的婁燁還想不到，五年後，他將面對和姜文一樣的命運。

2003年，在北京電影學院，王小帥、賈樟柯等「第六代」導演被宣布解禁。現場一位官員的話意味深長：

今天我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

賈樟柯套用詩人北島的一句詩：我不相信，你能猜對我們的結局。

三

2005年，姜文拍《太陽照常升起》。這是他沉寂七年的試水之作。

姜文說，這是一次火力偵察，但可能火藥用猛了一點。

王朔給他拉來太合影視的王偉，中影掌門韓三平給他拉來英皇的楊受成，拍攝一再延期，錢越花越多，最終電影票房1800多萬，只收回成本三分之一。

這是一部沒有起承轉合的非線性敘事片，如同無人駕馭的豪華馬車。觀眾說看不懂，姜文只能回應：看不懂就多看兩遍。

看懂的人如痴似狂，看不懂的人惱羞成怒，姜文的評價從此兩極分化。

同年，陳凱歌的《無極》上映。據傳聞，劇本完成時，他非常自信，堅定說這是個好劇本。

《無極》投資兩億人民幣，創造了當時的單日票房紀錄。

但電影上映沒幾天，口碑就急轉直下，所有風頭都被惡搞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搶走，一向文雅的陳凱歌失了風度，大罵其無恥。

張藝謀和鞏俐兩人直到2006年，才再度重逢。鞏俐參演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

發布會上，張藝謀說，十四年前，他曾在長城上許願，讓鞏俐演一回女皇，沒想到今天才如願。鞏俐扭臉拭淚。

那部電影中，到處都是商業時代最閃耀的金黃，可再沒有高粱的紅。

12月，《黃金甲》公映，同一天上映的，還有賈樟柯投資不到600萬的《三峽好人》。

2006年9月，憑藉《三峽好人》，拿下威尼斯金獅的賈樟柯不信邪，非要把電影安排到跟《黃金甲》同期上映。

製片人反覆勸說，你要是敢在這時上映，票房會把你教訓得很慘。

賈科長依舊執拗：「那就請允許我們殉情吧，我就是很好奇，我要看看，在這個崇拜『黃金』的時代，還有誰會關心『好人』。」

《三峽好人》是賈樟柯在國內上映的第一部電影，他之前的《站臺》、《世界》，都沒拿到公映許可證。

這次「撞片」，賈樟柯頭破血流。《三峽好人》票房30萬，而《黃金甲》，國內總票房接近3個億，到國外上映，又賣3個億。

銀幕內的世界同樣遵從商業法則。當一個時代收斂，擊鼓者就成了異類。

王朔懶得寫了，張藝謀早已不願傾訴。陳凱歌在電影《梅蘭芳》中傾吐不快，澆江湖塊壘，很快又選擇擁抱商業。

留下芳華，往後回顧

馮小剛對往事的留戀，臨末了不過是脖子上一抹雪白。芳華已逝，冰湖上茬一架就是他終極夢想。

2018年，《紅高粱》修復版重映。最終票房，僅40萬。

三年前，鄭曉龍接過張藝謀的衣缽，翻拍電視劇《紅高粱》時，尚且還能看見高粱地暑氣的殘痕。

殘痕消褪後，市場經濟浪潮洶湧，銀幕的光影生活，終究只是虛幻投影。

這更像是一個隱喻。雨打風吹，大江東去，熟悉人物組團謝幕，影院燈光亮起，我們終歸要習慣散場之後的生活。

曾經的一代代電影人出發、迷茫、掙扎、尋找，一場場電影夢誕生、變質、破碎，最後都毫無例外地變為無可奈何。

如今的人們進入電影院，已聽不到生活的語言，看不到平凡的日常，更見不到活生生的角色。

銀幕中的生活，要麼光怪陸離，要麼遭遇離奇，即便上班白領，也如同身處一個和現實社會脫節的虛假職場之中，演繹著繁華都市的破碎幻夢。

劇場中的觀眾們或許偶爾也會笑，也會感動，但是藝術的共鳴已經退化成周末的消遣，還沒等走出影院，一部電影便已經忘得七七八八。

一切，終究如夢幻泡影。

1978年，張藝謀和陳凱歌等人入學時，與他們同一屆的攝影系學生鄧偉，曾經做過一個大膽的嘗試。

他領著學校配發的海鷗205旁側取景照相機，為剛經歷過磨難的文化名人攝影留念。

學生鼓起勇氣敲開了一扇扇陌生的門，門後是一個個高山仰止的名字。

他說，真擔心那一代人的風華將逝，後世的人們再難追尋。

在他按動快門，定格時間的那些年裡，他的同窗張藝謀四下張望，終於放下了相機，選擇了電影。

他告訴鄭偉，浪潮已至，藝術和風骨終將會由不同方式來記錄和註解。

而與張藝謀並肩同行的一代人，則在目睹風雲變幻和潮漲起落後，又以不同方式揮手告別曾經理想。

2007年，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在威尼斯電影節不敵李安的《色·戒》。

評選公布後，姜文填了一闕《念奴嬌》。

雲飛風起，莫非是、五柳捎來消息？一代人來，一代去，太陽照常升起。浪子佳人，帝王將相，去得全無跡。青山嫵媚，只殘留幾臺劇。

而今我輩狂歌，不要裝乖，不要吹牛逼。敢駕閒雲，捉野鶴，攜武陵人吹笛。我戀春光，春光誘我，誘我嘗仙色。風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