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暴力之觀眾暴力:微觀社會學理論
摘 要：可將觀眾暴力分為有賴於比賽的觀眾暴力和發生於場外的觀眾暴力。有賴於比賽的觀眾暴力有觀眾闖入球場,觀眾向場內擲物,觀眾和選手對打,觀眾和觀眾互毆等形式。選手在打鬥時,雙方地位基本平等,大致屬於公平競賽;而當選手打觀眾及觀眾打觀眾時,雙方勢力嚴重不對等,只能說是恃強凌弱。可將發生於場外的觀眾暴力分為慶祝之騷亂和失敗之騷亂,這兩種騷亂也都有可能是政治騷亂。足球流氓是作為精巧技術的場外暴力:大家精心設計運動項目,以讓球迷產生情緒上的共鳴以及群體性的團結;流氓精心設計流氓暴力,以讓打鬥幫助他們產生共鳴並加強團結。對足球流氓而言,情境化的技巧既是他們行為的關鍵,也是流氓行為魅力的來源。足球暴力最早在20世紀早期出現在英格蘭。現在,足球暴力遍布世界了;但那些最暴力的騷亂,反倒遠離英國足球流氓的行為軌道。足球暴力還與看臺的形式、交通方式有關。大眾商業娛樂時代同時也是表演者統治的時代;無論是朋克的社會技術,還是足球流氓的社會技術,都是觀眾反抗演員/選手以進入行動中心的方式。
關鍵詞：微觀社會學理論; 運動暴力; 觀眾暴力; 足球流氓;
作者簡介：蘭德爾·柯林斯 李睿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 麗水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1 有賴於比賽的觀眾暴力
觀眾暴力的表現形式多 種多樣:如粉絲闖 入球場,粉絲從遠處擲物擊中選手,選手和觀眾對打(儘管很少見),還有粉絲 在比賽進行時互毆。
最後的那種暴力形式,即粉絲打 粉絲,在之前的 研究中尚不多見1。有些球場之所以著名,就因為其某些看臺區域打鬥事件頻發。例如,費城老兵 球場(已於2004年拆除)中那些比 較靠上的便宜座位,就是那些小流氓既丟東 西亂砸、又甩 膀子互毆的地點;他們還強烈反對客隊球迷到那個區域看球。我們尚不清楚這些打鬥到底會如何影響場上 比賽的節 奏。有些球場以盛產粗暴球迷而著稱於世,主要位於東北部的幾個大城市 (特別是波士頓、紐約和費城,集中於職業橄欖球和職業棒球比賽),同樣是觀看這 些運動項 目,但西海岸 的球迷就 沒那麼暴 力:他們在喝彩時,沒那麼瘋狂;他們在喝 倒彩時,也沒那麼 尖刻。通過觀察,我發現了如下的規律:那些暴力頻出的球場,主隊的球迷多數是年輕男性;而西海岸及中西 部地區的 人口中, 女性或有家庭的人士佔了更大的比例。北美冰 球觀眾和 橄欖球觀眾(主要由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人士組成,其中將近 一半是女性)和歐洲足球比賽的球迷(其中很多是17—20歲的工人階級男性)相比,兩者在暴力方面的差異,也能用同樣的道理來解釋(Roberts and Benjamin 2000)。觀眾間有時會爆發小規模的打鬥,參與這些打鬥的人有時支持的 還是同一 支球隊, 我們尚不清楚這些打鬥會在何時發生,也不知道發生的頻率如何———可能頻率很低,因為球場 之所以充 滿暴力的 氣息,正是因為球迷支持的是不同的球隊。
大家一聽到觀眾暴力這個詞,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規模的群體性騷亂。有位研究者收集了多倫多報紙 全年報導 的所有群 體性暴力事件(統計範圍囊括所有項目),發現其中有27次(佔74%)源於選手的暴力行為(Smith 1978)。例如,在一場冰球初級聯盟比賽中,發生了一起雙人交叉撞人事 件,這最終引 發了一場大混戰。參戰人員包括:差不多兩 隊所有的 球員,幾百名觀眾以及二十名市警。在布法羅與克 裡夫蘭的 職業冰球 比賽中,觀眾看著球員打架,突然就亂擲起椅子來了,椅子就在球員頭上飛來飛去,球員操起球桿,跑上看臺 與球迷交 戰。在多倫多曾有場足球賽,比賽雙方是南斯拉夫薩格勒布隊和希臘全明星隊,到了下半場第18分鐘,有13000多名觀眾闖入球場。當時比分是1比1平。之前希臘球員帶球奔向球門,被南斯拉夫隊的門將踢倒在地。裁判判罰點球,門將上前抗議。這時兩隊球員互相推搡,然後球迷跑入球場。這些觀眾猛踢球員(注意: 球迷重現了球員的動作),球員則以老拳 回敬對方。雙 方球員及雙方球迷的群體文化對抗,構成了這場打鬥的結構。不過在這場打鬥爆發的時候,比賽也正處於轉折點,因為點球 可能會決定比賽勝負:比賽過半,比分相同,這正是最緊張的時刻。此時球員和裁判爭執,打破了比賽 的結構,球迷衝入 球場。直到大批警察前來幹預,這場戰鬥方告結束。
和球員一樣,球迷也是比 賽戲劇節 奏的俘虜:雖說球迷 主要是為了經歷這些緊張刺激的場面;同時聚在 一起,也便於表 達他們共同的情感———這樣 他們就會 共同歡呼,上下團結,比賽才會與每個球迷息息相關。因 此,這就沒什 麼好奇怪 的了: 當球員彼此大打出手,球迷此時也在貼身肉搏2。不同的運動項目全都適用這個規律:心理測試顯示,當球迷看 完橄欖球 或冰球比賽,他們會變 得更加好 鬥———我推斷當 他們在看 比賽時,他們的心理反應也是如此;不過,如果是剛看完體操比賽或遊泳比賽,他們並沒有以上的反應(Goldstein and Arms,1971; Arms,Russell and Sandilands 1979)。粉絲的情緒流,是隨著不同遊戲的不同特點而不斷變動的。如果某 些暴力行 為看起來 戲劇感十足,又被用得恰到好處,這些暴力行 為正是比 賽行為的合理延伸:僅當球迷認為對手是在故意施 暴的時候,他們才會變得不依不饒(Zillman,Bryant,and Sapolsky 1979);而當球迷認為球員的受傷純屬意外,那他們不僅不 會無事生 非,可能其行為還會有結構性 的變化———球迷 反而會向 敵隊那位 受傷的球員鼓掌致敬。
當球員和球迷直接對打的時候,那個球員或球迷必須跳到對方的地界上去。有時候大批球迷攻佔了球場,這時他們往往希望擾亂比賽,好讓比賽早點結束(或者因為比分領先,或者因為球迷對比賽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不過他們有時也想藉機攻擊裁判。不過,如果只有個別球 迷闖入了 球場,球員也很 可能對他們拳腳相向:因為正是憑著暴力,球員才獲 得了廣大 球迷的支持。
與球迷相比,球員才是暴 力精英:多數嚴重 的球員球 迷對打事件,常由球員率先攻擊球迷而開場,往往是因 為球迷喝 倒彩,球員就跑到看臺上用拳腳回 應。不過,喝倒彩在 比賽中也 算稀鬆平常,而且無論是誰,只要身為球迷,就算自己的舉止充滿敵意,他也會希望逃脫處罰,他甚至還會因 此而得到 大家的支持;所以,如果球員毅然以暴力 應對挑釁,那麼在球 員那裡, 一定還有某些特殊的壓力。在第3章,我們看到Ty Cobb是在他要打破擊球和偷壘紀錄的時候,他是在這 些壓力下,衝佔看臺的。我還有些別的例子,在那些例 子中,壓力來自 球隊競爭 時獨特的戲劇結構3。
如果說兩支球隊「有過歷史恩怨」,那就是說兩隊間有過戲劇化的衝突。那些歷史故事每個球迷都耳熟能詳,他們憧憬著將要到來的比賽,並把這些歷史恩怨當成比賽看點。球迷都是尋夢者;戲劇中的暴力事件,到底是爆發還是不爆發,其實誰都說不準。之前,我們略微談到印第安納步行者隊和底特律活塞隊的關鍵歷史:正是那次把人擊倒在地的暴 力事件,成了活塞 隊贏得東部冠軍的轉折點。兩隊在隨後的賽季再次相遇,步行者隊火力全開,想藉此彌補因之前失敗而造成的遺憾。步行者隊球員Ron Artest,在之前的東部決賽,他曾擊倒對方球員,那一擊確實讓比賽進入了高潮,但卻只是幫了對手的忙;這回,他又在比賽就要結束時,對活塞隊最高大的那 名球員嚴 重犯規, 並引發了接下來的打鬥。這時比 賽還有45秒就結束 了,而他們又領先對手15分,所以這次犯規很有些不著調,除非我們說他就是要故意報復對手。那位步行者隊球員顯然視之為侮辱,他就使勁推了Artest的腦袋,這樣兩隊球員就又在地板上小過了幾招。Artest好像就是想讓對方出 醜,他就躺在 邊線旁的 技術臺上———既佔了官員的地盤,又向世人炫耀了他的安全港;他的對手此時怒火衝天,但被人拉住了,沒辦法為自己伸張正義。隨後, 當兩隊在底特律的主場比賽時,底特律的球迷也學會了這招,當然更免不了一場 由球員打 架引發的 球迷打架———這 是標準模 式。在震耳欲聾的噓聲中,有位球迷模仿Artest躺在技術臺上的樣子,用這個看似毫無防備的姿態引誘他靠近,隨即拿起一杯冷飲向他砸去。Artest立馬跳上看臺,和他一起上去的還有一個隊友,他們和兩個球迷對打了一番;戰火燃燒到了地板上,只見Artest出拳猛擊一球迷,這個球迷穿著活塞隊運動衫(好藉此展現其幻想中的身份),之前是來和他搭話的;Artest又被另一個球迷扭住,不過這個球迷還要面對Artest的隊友,只能輪番作戰。混戰以步行者隊球員退場告終,這些球員被球迷弄得勃然大怒, 但他們只能看球迷安然無恙地待在看臺上。比賽剩下的時間就被取消了(《費城問訊報》,2004-11-21)。
這場打鬥經媒體曝光,引發了軒然大波,大家倍感震驚,紛紛譴責此事;還有幾位步行者隊的球員被聯盟長期禁賽。但在事實上,這場打鬥的每個元素都符合運動暴 力的一般 規律:那些最喧鬧的球迷要竭力挑起戲劇衝突,這也引來對方球員以暴力相報復———據我所知,這個案例和其他球員球迷間的暴力事件沒什麼區別。儘管如此,比賽官員和評論員的反應卻都差不多,這說明了運動戲劇的基本結構:運動戲劇 是為了觀 眾的需要而上演的,而觀眾大都希望在受保護的情 況下,積極介入 這些他們幻想中的衝突。觀眾的地盤和選手 的地盤必 須涇渭分 明,這是整個演出的結構性要求:選手間的暴力行為,無論這些行為是合乎規則的還是違反規則的,都被限定在選手之間;而觀眾反對選手,他們的暴力大多帶有相當的幻想意味,行為也多停留在嘴上———要真打起 來,選手施暴 的水平可 要比對方 強得多。因此,選手必須將暴力限制在賽場內,而不能直接針對觀眾。
選手介入衝突的結構,和觀眾相比,是不一樣的。因此,看到他們打鬥的方式也不一樣,那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選手在打鬥時,雙方地位基本平等,大致屬於公平競賽:無論是兩名選手扭在一起,你一拳我一拳地互毆;還是兩隊人馬在場內上演全武行。不過,當觀眾暴力爆發時,雙方勢力嚴重不對等,只能說是恃強凌弱:主隊球迷會丟東西砸客隊球迷,追打客隊球迷; 他們還會追打客隊球員;在球場安保人員人 數不足時,球迷有時還會攻擊這些安保人員。
選手間的打鬥和擂臺上的公平打鬥類似,參加打鬥的選手也和那些決鬥者類似。保證參加打鬥的雙方公平地競賽,這本來就是精英所要具備的精神 風貌。不過,觀眾可不 是精英,他們會像騷亂中的暴民一樣攻擊弱者。當他們 向敵隊喝 倒彩或擲物攻擊時,對方就更顯得勢單 力薄。在同一 場衝突中,球迷和球員一樣,既有情緒上的投入,又有象徵上的投入。不過,兩者的行為機制可不太一樣:球迷用無恥下流的方式支持他們的部落戰爭1;選手則有如英雄,他們會按照光榮的傳統,在平等的條件下與對手搏殺。粉絲在狂熱的時刻,寧願在選手面前自貶身價,就像原始宗教信徒在參拜聖物;粉絲就像 那些在公 共派對的邊緣地帶飲酒狂歡的人。假如粉絲闖入選手的地盤,那選手的表現就會像精英驅趕來犯的庶民 一般。選手就 像貴族階層,他們對內按照榮譽的法則解決爭議,但如果是 那些下人 跑來惹是生非,他們就會抽出棍子,不由分說地將之暴打一頓: 運動員會嚴懲那些入侵他們領地的人,會打得他 們抬不起 頭。我們會發現,正是因為選手和粉絲處於不同 的地位,才讓粉絲 的暴力有了更加精巧的形式。
2 場外粉絲暴力:慶祝之騷亂與失敗之騷亂
運動場上的暴力事件,大多和賽場上對決的節奏有關。不過,也還有獨立於賽場劇情的粉絲暴力,主要有三種,其中最極端的就是足球流氓的暴力———這種情況我到後面再談。有幾種觀眾暴力,或者始於運動場,或者剛開始時與比賽有關聯,但隨後暴力就溢到了場外,並發展為獨立的暴力形式。這三種獨立於比賽劇情的粉絲暴力是:政治暴力,慶祝之騷亂,失敗之騷亂。
比賽中的政治暴力源於比賽以外的衝突,陷入國家(民族) 衝突的雙方本來相距遙遠,但比賽為他們提供了近距離對抗的機會。那些圍繞比賽的對抗也會加深政治上的仇恨,更凸顯出雙方的敵對狀態。
例如,2002年在塞拉耶佛舉行了一場足球賽,波赫對陣南斯拉夫。自從1992年雙方開戰(這場戰爭 因慘絕人 寰的種族 清洗而臭名昭著),這還是兩隊第一次交 手。舉辦地薩 拉熱窩是波赫的首都,現場有一萬左右的波赫球迷 支持主隊,還有三百來人支持南斯拉夫隊,這三百人基本來自 當地的波 黑塞族。在播放南斯拉夫國歌時,波赫球迷跺腳示威;而在播放 波赫國歌時,南斯拉夫支持者的回應就是朝對方露光腚。幾百名警察上去把雙方球迷分開。之後雙方球迷就開始了朗誦比賽,南斯拉夫的支持者在不停地高喊「這是塞爾維亞」,「卡拉季奇,卡拉季奇」———卡拉季奇是被通 緝的重要 戰爭犯罪 嫌疑人;波赫球迷則高喊「安拉胡阿克巴」,這是伊斯蘭教傳統的作戰口號,意為「真主至大」。南斯拉夫隊最終以2比0取勝。警方保護南斯拉夫球迷離開球場;此時有差不多兩百名波赫球迷在場外襲擊警察;有六名球迷及十九名警官因此受傷,另有八名 球迷被捕 (《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2002-8-23)。
比賽,作為假想性的搏鬥,會讓人重 溫往日的 政治暴力 事件。賽事也會引發帶有政治主題或民族主義的騷亂。2002年世界盃期間,俄羅斯足球迷聚集在莫斯科市 中心的廣 場上,通過大屏幕觀看俄羅斯對日本的比賽,當日本打入了全場比賽唯一一球後,球迷爆發了大規模的騷亂。俄羅斯隊贏下了上一場比賽,賽前各界也都更看好俄羅斯隊,但球迷的希望卻破滅了。大概有八千球迷,多數是一二十歲的年輕人,他們滿大 街地高喊:「前進,俄羅斯!」其中有些人,身上還裹著俄羅斯的三色旗。在一英裡外的地方,他們打破了商店的玻璃,在車頂上 蹦來蹦去,砸碎了車窗玻璃,還掀翻了十幾輛車,他們還點火燒了7輛車。球迷攻擊了五個日本學生,這幾個學 生是學古 典音樂的, 正要去附近參加音 樂比賽。騷亂 中球迷還 丟擲酒瓶,互相廝打,另外還攻擊警察。有一人死亡,大約五十人受傷住院,其中有二十名警察(《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2002-6-10)。此案例中,對手入球的時機引發了大規模的暴力 事件:球迷既襲 擊了日本人,也襲擊了其他的目標。
這場發生在2002年莫斯科的騷亂,既是場政治騷亂,又是場失敗之騷亂;與之對應 的,就是因慶 祝勝利而 引發的騷 亂。我們會發現:慶祝之騷亂,和失敗之 騷亂一樣,破壞力都 很強; 而慶祝之騷亂的破壞力,比失敗之騷亂還要強。因為如果比賽輸了,總會讓人洩氣,球迷大多會情緒不振。這樣,廣大球迷就沒心情(情緒)去搞那些傳統的儀式(比如去扯 掉球門柱)———正是這些儀式讓歡慶勝利變成了破壞性 的騷亂。失敗 之騷亂還需要額外的運行機制。這 兒有條線 索:與國內比 賽相比,失敗之騷亂似乎在國際比賽中更多———在國際比賽中,比賽對手被高度地政治化了。要發生失敗之騷亂,總需要一些額外的因素———因為就比賽的情緒而言,其能量流動一般是從失敗的一方流出,而流入勝利的一方。
勝利後的慶祝就是某種形式的飲酒狂歡1。球迷的勝利是情緒上的勝利,球迷的慶祝是球員慶祝的擴展形式。球員和球迷都有一些共同的團結行為:他們一起歡呼,互相擁抱,四處跳躍,以此釋放腎上腺素———他 們多少有 些肆無忌 憚,以便記錄 這特殊的時刻:獲勝的足球隊員把大杯的啤 酒倒在教 練身上, 這種娛樂性的暴力行為轉換了權威的角色,就算被球 員作弄, 教練一般也不會發火;美國職業球隊如果得 了冠軍,隊員會打 開柜子裡的香檳,但不是拿 來喝的,而是倒在 彼此的身 上———這些行為類似狂野的派對,但造成的破壞卻微乎其微。
球迷慶祝時的選擇和球員不同,因為他們沒什麼接近球員的機會,沒法和球員一起用肢體 動作來展 示團結。不過,球迷也有替代的辦法,即去衝佔籃球 場或足球 場。事實上,足球比賽勝利的傳統儀式,就是在比賽結束時把球門柱扯掉(這源於20世紀初期的大學比賽,當時球門柱是木製的,近幾十年的金屬門柱就不太好扯斷,但有人有時還是會 試試)。球迷被吸 納到互動儀式的中心地帶,在那兒他們接觸到充滿神奇意義的物質對象:掀起一塊草皮(或一小塊籃球場木地板,或座椅)作為紀念品帶回家———這樣,球迷就能獲取神聖的對象並從中汲取魔力。慶祝勝利的暴力結合了兩部分內 容:誇富宴(值得銘記的狂野派對),以及進入行動中心的願望。
不過,球迷並不是身處中 心的精英;他們想得 到信物好 進行象徵互動,但管事的一般還不讓他們這麼做:近些年來,運動場的負責人僱傭了大量的安保人員,好讓球迷無論何時都進入不了場地。球迷慶祝勝利的方 式就因此 而改變了:從傳統的、 發生在運動場地上的誇富宴般的破壞,到發生在場外的大規模騷亂。隨著場內安保不斷加強,場外騷亂也在持續增加———該假設是能經得起檢驗的,無論從歷史變遷的 角度檢驗,還是拿不同安保水平的賽事來對比檢驗。
在下面的例子中,獲勝的球 隊當時不 在主場,但在主場 的校園卻發生了慶祝之騷亂。注意以下兩點:這場暴力事件各階段具體的時間,以及當時社會控制的舉措。這兩方面的信息都是很有用的:
2003年4月,明尼蘇達大學冰球隊在紐約州水牛城比賽, 爭取二連冠。在明尼阿波利斯,為了在公 共空間慶 祝勝利,兄弟會在草坪上放 上了啤酒 桶。晚上8點半,傳來了勝 利的消息,大家從兄弟會、女生聯誼會、宿舍 中湧出來,組成了一 支上千人的隊伍。不到 二十分鐘,他們就在 十字路口 燃起了篝 火 (在遠離建築的安全地點)———被燒的是一個床墊、一張公園的長椅。學生把這些東西一起放 在一個大 垃圾箱裡 燒。消防員迅速趕到,撲滅了火焰。當 然,也中止了 慶祝的活 動。球迷隨後又在四周的 垃圾箱裡 生火———繼續燒 垃圾。在最初 生火的街角,紅綠燈掉了下來,有人懸在街道的大梁上,他還想用力把那個大梁扯下來。有位警察說這幫人「快活得好像是在參加運動會」———此話不假,因為他們 就是要讓 觀看比賽 的體驗延 續下去。
此時兩個警察面對一千個學生,人手不夠。學生又向警察扔酒瓶子,警察只能撤退,回到巡邏 車裡。最後這 些學生召 來了兩百名警察,雙方都難以自控,局面升級:警察開車 過來,但陷在人堆裡面,反而被學生砸了車;消防車也不夠用了,因為幾乎每個路口都著火了。
警察每15人列成一隊,站在兩邊人行道上。他們肩並著肩,走到路中央和這幫人對峙。有個警察拿著擴音器命令這幫人趕快散開,但這些學生的反應卻不太快。「從 路中央退 場可沒那麼快」,有個大二學生對記者說,「那又怎麼了?」
這麼一大群人還是 像之前那 樣沒規矩,他們向警 察扔酒瓶,還扔別的什麼燒著的東西。警察 現在要拿 警棍趕人 了,他們先後退,再分成三隊,然後分別 從三個方 向進攻。警察 花了十五分鐘才掃清這個十字路口,然後消防車開來把火撲滅。之後,警察沒有馬上離開,而是繼續鎮守著這個路口。
與此同時,有人又在別的十字路口生了幾堆火。更多的警察隨後趕到,然後一一清場。這時是晚上10點半,警察還在面對三四百個學生。人群的規模是越來越小了,但這些人還是熱情不減。有位目擊者稱:「這些人當時在高呼『U-S-A!U-S -A!』」還有人在喊:「這就是巴格達!」這些學生借用了國際運動會的口號,當時是為了紀念 美國冰球 隊在1980年奧林匹 克運動會中以弱勝強,擊敗了蘇聯隊———現在則是為了慶祝美國軍隊2003年3月在伊拉克的勝利。
所有具有情感(情緒)紀念意義的象徵,當時都會被立刻拿來運用———我到後面還會 論證這個 觀點。當這些 年輕人掀 翻汽車時,他們歡呼雀躍。那些人先 把報紙點 著火,再把垃圾 箱點著,再點著那輛被掀翻的汽車。許 多人在用 手機打電 話,告訴對方自己的所見所聞。有位目擊者聽到這句:「老兄,你真該來看看這個,這真讓我開眼了!」———喜悅的敘事和喜悅的行動混在了一起。
還有個地方,因為停車場 裡的崗亭 著了火,有人打開 了消防栓,街上到處都是水。警方把化 學噴霧射 到人群裡,把不少人趕了出來。
到了夜裡11點左右,有些球迷在踢大學運動館的門,他們想破門而入。垃圾回收箱裡又 燃起了火 焰。有些球迷 甚至想點燃灌木叢。警察又拿警棍驅趕他們,他們便跑開了。
將近午夜時分,球迷向救 火車扔酒 瓶,救火車的 擋風玻璃 都被砸碎了。到了凌晨1點,最後一堆火才被撲滅。整場騷亂持續了五個小時。大學周邊總共生起了六十五堆火,汽車被掀翻點著,有家店鋪被 搶了,玻璃被砸 碎,道路上標 志被扯下 來了。為了保證慶祝的氣氛,那些遊行的去搶了家酒水店。警察趕到時,那家店的玻璃被一輛自行車砸開,搶店的早 已逃之夭 夭。目擊者說那些搶店的扛著一 箱箱的啤 酒從店裡 出來。店主說:「他們差不多把所有的伏特加都搶 走了。無論是 便宜貨還是值錢貨,他們照單全收。」(《明尼阿波利斯星論壇報》,2003 -4-20)
當火熄滅時,騷亂也就停止了;最開始只有一兩處火點,最後發展到幾十處火點———隨著警察的態度越來越強硬,火點在不斷地擴展。騷亂的行為,還有熱烈的叫喊(看來就在 頭一兩個小時達到了頂點),主要發生於他們尋找新地方生 火的過程 中。這些人生火燒東 西的形式 也都一樣:燒燒垃圾 或建築廢 物。球迷沒有點燃建築物的打算(儘管在夜 裡,在被警察 驅離十字路口中心的開闊地帶時,他們也曾以此相威脅)。火,就是讓道德節日(譯註:關於「道德節日」,見該書第7章第1節)事態持續發展的主要工具。這些積極分子行為的一般規律是:人數最多時大約有一千人,這一千人出自大學城裡約三萬九千名學生,而且這一千人中還有一部分只是在那兒 看熱鬧,而沒有去 製造騷亂。
慶祝時發生了騷亂,發生了襲 警事件,很大程度 上是因為 球迷缺少類似誇富宴的傳統節日:他們沒辦法在有限的範圍內搞搞破壞———比如老傳統中的扯球門柱,或點上篝火———好慶祝節日。現代社會缺乏在道德節日搞輕微破壞的制度化場所, 這正是發生騷亂的原因之一。還有個原因,就是大眾傳媒讓球隊自己的慶祝得到了更多的關注。這類騷 亂類似派 對中的無 邊界打鬥:如果不讓那些狂熱分子進入喧囂 熱鬧的慶 祝現場, 那他們就會激情難抑並怒 火沖天———這便 是所有激 情混戰的 共同點。
3 作為精巧技術的場外暴力:足球流氓
英格蘭及歐洲足球流氓的場外暴力比較特殊,足球流氓在所有運動暴力中擁有最精巧的形式1。我稱之為「精巧的」,是因為足球流氓蓄意求戰,激情打鬥,且樂在其 中。流氓暴力 一般和外出看足球比賽有關,尤其當球迷從老家遠行到另一個城市,或遠徵到另一個國家(後面這種情 況還更好)。不過,足球流氓的暴力行為和比賽沒有一點關係:在比賽前 一天,他們就會開打;或者說,只要他們聚集起 來了,無論什麼 時候,他們都有可能開打———比賽 本身只承 擔動員球 迷,聚集球迷 的職能。足球流氓就是要打上一架,以此尋求情緒上的快感。又因為足球比賽在即,所以打架多少還是有理的,這些暴力 行為還有 著象徵的意義:他們關心球隊命運,因此捨身 一戰。流氓不 能面對大賽失利而無動於衷,也不能在慶祝大勝時心有旁騖。他們會蓄意謀劃暴 力的日程 表,力求一切 盡在掌握———對 他們而言,這有如家常便飯。只有大打出 手,才能讓足 球流氓心 滿意足。所有謀劃已久的伎倆都在打鬥時集中展現。上文說過,球迷和球員是不平等的———後者是精英,觀眾聲氣相投地追隨球員:當球員讓比賽出現戲劇衝突時,球迷也隨之歡欣鼓舞;當球員面對 宿敵而為 榮譽一戰 時,球迷感同 身受,一樣激動 不已———這些球迷於是 投身暴力,儘管這種 暴力往往 是恃強凌 弱,沒什麼榮譽可言。大家精心設 計運動項 目,以讓球迷 產生情緒上的共鳴以及群體性的團結;流氓精心 設計流氓 暴力,以讓打鬥幫助他們產 生共鳴並 加強團結———何 況,在打鬥中,球迷是獨立於球員的,而不再是球員的附屬物:流氓暴力 與賽事結構相抗衡,流氓在暴力中獨力打拼,奮力成為英雄,並藉此篡奪運動員的地位。
很多人將足球流氓理解為階級意識的宣言,即對高度分層的英國社會的敵意。不過,足球流氓並不來自最貧窮的工人階級家庭,而一般來自工人階級中的精英階層2;足球幫派中有些成員還是白領或私營小業主,他們覺得此事 充滿活力,相當刺激,因此備受 吸引 (Buford 1993:31,118,216;Dunning等1988);他們覺得在球迷世界中臨時性地噹噹老大,可比那些呆板無趣的中產階級娛樂高明多了。流氓暴 力是無法 用經濟剝 削來解釋的一種暴力形式,但倒可以用暴力自身的吸引力來解釋。同時,要想操控流氓暴力,還得靠那些擅長應變、技術過硬的老手。
這些老手的技術有哪 些呢?首先,他們得熟 悉街道,得熟悉公共區域的方 位,還得有通 盤調度的 能力———這樣,才能既在最喜歡的地方與敵人開戰,同時又能避免碰到警察。這些技術就好比在軍隊裡調動一個連(200人),調動一個營(400人), 甚至調動一個團(偶爾會多 達4000人)。不過,他們實際 的組織形式也很特別。他們沒有 正式的指 揮鏈條,沒有俱樂 部,沒有財務機構,沒有選舉,也沒有書面記錄;他們有些非正式的基地,比如小酒館(這些酒吧的業主往往都是最積極 的流氓),另外還有些半合法的後勤保障部門(安排旅行,負責訂票)———有些部門的負責人本身 就是流氓 領袖1。在某支球 隊的支持 者中,可能有若干幫派;在這些幫派中,有一些非正式的領袖。這些人名氣很大,衣著華麗,無論在流氓暴力成型時,還是在地下做準備時,他們都居於行 動的中心。Buford(1993:29-30,81 -93,119-20)是位參與觀察者,他在20世紀80年代和曼徹斯特聯隊的支持者以及其他的英格蘭流氓 一起待了 五年。他發現每個領袖都有個人追隨者———總數差不多有三四十人,這些人組成了小幫派,多數成員 很年輕,也就十五 六歲,有的還要 小,這些追隨者渴望證明自己。這些 人挑起了 大量打鬥,他們就像軍隊裡的副官那樣行事。幫派領袖 會緩緩跑 過義大利 城市的街道,為幾百名支持者指路,以避開重重 警隊對他 們這些英格蘭入侵者的堵截;他們通過十幾個圍在身邊的小廝通風報信,讓球迷大軍不停地分割重組,直到他們最 終找到了 合適的受害者———一群在公交車上被嚇得半死的義大利球迷(不是去打架的流氓,而是去看球的家庭),或者空曠街道上的幾個義大利年輕人。足球流氓領袖會適時告知支持者何時動手、何時又再等等,他們「幫助警察,指明路線;當支持者堵住街口時,要撤回兵力;當有人打破 酒瓶,或有其他 不當行為 時,還要訓斥 他們」(Buford 1993:68)。
除了領袖,其他有經 驗的流氓 也大多掌 握了這些 實戰技巧:當行動尚未開始但卻近在眼前時,如何控制行軍的速度;何時組成集團方陣,何時又四散開 來。如果流氓 人數眾多,陣容強大,他們在遇到警察時會重拾文明人的風 度,他們會靜 悄悄地從警察的防線旁 邊抹過去———「別 走太快,每人都裝 出一副『我就我 自己一個 人,我不想找 麻煩』的表情」(Buford 1993: 198;also 92-93)。鑑於以上場景可能就發生在騷亂剛結束的時候,警察當然也可以不讓他們 通過。不過,警察也不 想再來一場對抗,他們也就放任了這場戈夫曼式的表演。流氓料定警察在對抗時也有 緊張/害怕的心 理,並能從中 得利———這也體 現了精巧的技術。他們知道,如果不是 騷亂時被 當場逮到,當局也不會對他們使用武力。所以,他們會根 據情況,決定是開 啟還是關閉暴力的總閘。
情境也會造就臨時 性的領袖,可能就是 那些最先 傳話的人———下午6點在大街上遊行,把話傳下去———或者是頂著大隊警察的目光率先走下人行道,期待他人效仿的人(有時能成 功,有時會失敗———領袖有時 會緊張地 向周圍看 看,如果情況 不妙,他再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退回人群)(Buford 1993:28289)。領袖有權調動人群,但領袖的領導 權也得看 大夥心情 好不好:若群眾心情好,那他領導的時間就長;反之就短。
流氓的戰略戰術不只是用於對付警察,也用於對付敵對的幫派。西漢姆聯隊是曼聯隊的宿敵,當曼聯隊的幫派得知對方的幫派乘火車來看比賽時,他們擬定計劃,準備就在 西漢姆幫 下車的時候,把車站入口堵個水洩不通,藉機攻擊對方。
當時現場有一千人,他們「偶然地」聚在 了一起,手插在褲 袋裡,低頭看著地。行為的關鍵就 是:要讓你自 己看起來 不像是混幫派的,你只是碰巧出現在大街上———當時還有一千人同樣也只是碰巧出現在大街上……又過了一分鐘,支持者都移到了路中央。他們依然 故作姿態,好像這一 切都只是 偶然發生 的,但這姿態維持不了太久。當這些 人一層層 地聚在了 一起, 人群就成型了;在大街中央,這群人可是很顯眼的,很像入侵者……這群人開始移動了,他們向著車站的方向進軍。他們步履堅定,不慌不忙,沒有緊張的神情,也沒有瘋狂的跡象。那時你能感覺到他們所有人都信心滿滿,他們相信自己就要去把事情搞定。他們慢慢地加快了步伐;他們人數又增多了一點。他們開始呼喊:「殺!殺!殺!」喊聲一開始很小,聽起來好像還有些不太情願。然後其他人響應並 隨之一起 呼喊。喊的節 奏開始像慢走,然後像快走,最後就變成跑了。他們敲暈了一位老婦, 兩個購物袋裡裝的食物都 散落在人 行道上———這時 警察還沒 有出現。在橫衝直撞了半路後,這群人終於沸騰了:一千多人, 跑得很歡,大聲地喊著「殺!殺!殺!」(Buford 1993:121-23)
不過,在這個例子中,曼聯幫雖然想用策略智鬥,但最後還是沒能鬥過警察:警察就帶著狗守在車站裡,就等著把 曼聯幫一網打盡;西漢姆幫當時剛下車,他們跟著警察,心滿意足地穿過陣容齊整的曼聯幫。曼聯幫認為這次失敗是奇恥大辱,他們認為這就是允許敵方「攻佔了這座城市」。
當然,足球幫派的策略也 有奏效的 時候:曼聯幫的 領袖通過他們的小副官掌控全局,讓部下環布在倫 敦的街道 上;剛剛曼聯幫還在被切爾西的支持者追著跑,然後曼聯幫反而把切爾西幫包圍起來,從後部攻擊對手(Buford 1993:201-3)。警方不會容許流氓打群架,為了避開警察,敵對雙方 的領袖有 時會找中立的流氓幫忙,中立的流氓會用電話通知雙方領袖如何躲避警察,這樣兩支部隊就能找個地點不受幹擾地大打 出手(在比利時流氓那兒 更是如此:Van Limbergen等1989)。一方或雙方早有預謀,這就是流氓暴力的主要特點———他們不只是期盼一戰,而且還有作戰計劃。雖說在 實際行動 中,流氓也難 免會做一些即席表 演。有位研究 者把流氓 暴力稱為 「預定的暴 力」(Johnstone 2000)。
要想好好地打上 一架,流氓還需 要其他的 專門技術。比 如,這些支持者得知道打完了如何脫身。這些球隊的支持者乘火車或大巴去客場看比賽,散場後他們愛砸 別人的汽 車,也愛砸商店住宅的玻璃;每當受人尊重的中產階級人士陷入他們的包圍,他們就辱罵威脅這些人(Buford 1993:13-15,62-66)。警察就想著讓這幫人趕緊離開自己的轄區,也就不會留心更不會幹預這些有傷斯文的行為。幫派知道自己人多勢眾,就算上車不買票,吃飯不給錢,老闆也不 敢對他們 呲呲牙。曼聯 隊的支持者用「吃霸王餐」這一術語來指坐車不買票,在飯館吃完就開溜等行為;有的老資格支持者自詡為「城際霸王」。上百個小子會一起上去搶火車站旁邊的食品店,他們把食物飲料裝滿口袋,好帶在路上吃喝;他們把食品扔來扔去,騷亂的場景嚇壞了其他顧客:「他們還喊 著『食品戰!食品戰!』———他們分成 兩群,一群向左跑,一群向右跑,都跑沒影了」(Buford 1993:64)。他們旅行不花 錢,倒也不是 因為他們 花不起這 份錢———根據Buford提供的檔 案,大部分支 持者都有 工作,他們也不 差錢———他們愛吃霸王餐,主要是為了找樂子1。這也即道德節日,是群體暴力的低級形式。不過,這幫人已經將其視為傳統: 他們事前精心策劃,並在行動時使用精巧的技術。
在埃利亞斯和鄧寧(1986)看來,足球暴力的動機就是在無激情中「尋求激情」。最近幾百年來,文明的歷程也難免會讓社會痛苦,足球暴力正可以撫慰社會2。這種解釋過於寬泛,難以切中要害:幾乎所有形式的現代運動都追求 戲臺刺激;但只有精心組織的場外暴力,才通過預謀把刺激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群體的領袖既為幫 派安排戰 略戰術,又領導大家尋求刺 激:
當時Sammy轉身跑了回來。他看起來是在估算這群人到底有多少。他說,那股子勁頭(能量),也跟著回來了,他勁頭很高,但沒跟一個人說話。他敏 銳機警,充滿活力,不停移動,四處張望。他抬起了雙手,張開了手指。他感到自己充滿了能量……所有人都一句話不說,他們毅然 穿過街道。有 人高呼「聯隊!聯隊!聯隊!」Sammy雙手上下擺動,好像要去撲滅火焰, 他希望大家安靜。片刻後又有人喊了一嗓 子,這次喊的 是「英格蘭」。他們難以自控。他們太想像普通的足球支持者一樣行事了———他們就想粗魯 地唱歌、粗魯 地行動,他們就想 一整天都這麼幹———儘管保持肅靜並不容易,但他們還是得堅持下去……
此時,有一隊警察向他們衝了過來,Sammy早有察覺,低聲下了個新命令,噓地一聲 大家四下 散開,人群四處 遊走———有的穿過大街,有的繼續 走向街心,還有的留 在後面———直到 他們越過了警察的隊伍,這時Sammy轉身又向回跑,命令大家重新組隊:那些小傢伙,像訓練有素的牧羊犬一樣,把人群像羊群一樣重新集結了起來……
Sammy就領著他的大軍,繞著運動場走,希望一路上能碰上些義大利的支持者。當他跑回來時,他肯定看到他的那群快步走的弗蘭肯斯坦碰上了些義大利球迷。這 些義大利 球迷發現這群英格蘭人快步走,出於好奇,就跟著他 們。可能這些 義大利人也想打一架,或者只是被這群英格蘭 人的魅力 所吸引, 然後就一直跟著想看個究竟。Sammy感覺現在開打正合適,他就猛地停下,不再裝模作樣。他高喊:「停下!」所有人都停了下來。「向後轉!」所有人都轉過身去。(Buford 1993:81-85)
緊接著就是場混戰。按打群架的經典模式,這群人分成了人數不等的小隊。Buford看到了個 義大利男 孩,他孤身一 人, 被幾個英格蘭流氓踢倒在地,施暴的一方最 開始是兩 個人,然後增加到六個,再到八個。他們都衝過來踢這個無力抵抗的目標。
Sammy去了別的地方。當時的我(Me)也摩拳擦 掌,跑來助戰,不停地重複著「開打啦!開打啦!」我身邊的 人都很興 奮……當時的氣氛很熱烈(能量很高),那肯定會 讓你心潮 澎湃。我旁邊的每個人都說自己快活。有人說他快活得要死,他都記不得自己上次這麼快活是什麼時候的事了。(Buford 1993:87 -88)
又過了一會兒,這幫人捉 住了一家 義大利人:一對夫婦 還有他們的兩個兒子。他們想上 車逃跑。有個 英格蘭流 氓拿了根大鐵棍,一棍打在他臉上,把他打倒在地;剩下的人就跑過來踩他,還有人本來是往前走的,這時還專門停下來踢他。
大家情緒高漲,因為他們展現了自己的力量。這幫人強行製造了一個道德節日,立刻控制 了運動場 周邊的區 域。不過, 當我們認識到自己強大有力時,未必會表現 得很暴力;他們之所以有暴力的行為,因為如下直白的邏輯:他們把自 己當成團 隊中的一員,無論團隊要做什麼,他們都得緊緊地跟著做:
這幫人在一個主幹道的 十字路口 那兒過了 街。他們早就 撕掉了所有偽裝的面具(當然是不可見的面具),恢復了不可一世的暴徒本色。當時交通擁擠,汽車只能 緩慢地向 前開,他們毫不猶豫,就在汽車引擎蓋前過街,他們知道這些車不敢不停。(Buford 1993:89)
這兒還有個場景,這次是在 倫敦,當曼徹斯 特的支持 者離開聚集地時:
酒吧裡的人都跑了出來,他們把啤酒杯扔在地上摔碎———有的杯子裡其實還有不少酒,然後這些人很快就把外面的小路塞滿了,這麼短的時間就出來了這麼多人,這景象可 真有些奇 幻———沒人想落在後面。不一會,他們就轉入尤斯頓路的主幹道。他們加快了步伐,兩個方向的 交通都被 堵塞,汽車一輛 輛都停下來了。這群人個個都神氣活現,勁頭十足(能量很高), 感覺自己大權在握。
他們沒有在尤斯頓地鐵站上車(那兒警察太多),而是向下一個地鐵站進 發。到了尤 斯頓廣場 站,他們一下 子全都湧 入———這幫人一路上把海報、張貼畫都扯爛,把小凳子踢飛,他們暢通無阻,沒有遇到路障或旋轉柵門———他們所有人都在呼喊,表情也愈加陶醉。他們沒有一 個人買票,也沒人敢 上去攔他們。(Buford 1993:194)
這幫人飛躍了情 緒的臨界 點,他們精力 充沛,歡欣鼓舞。 值得注意的是,當他們集體行動,一起涉足暴力時,他們就樂不可支,欣喜若狂;如果他們的成員只是單打獨鬥,那就不會這樣耍威風了。
一旦衝破了屏障,這幫流氓就開始歡度由自己創立的道德節日。他們通過精巧的策略創立了這個道德節日,他們在節日中暢享巔峰體驗。
這兒聚了一群人,這群人好像就是磁鐵。我看到有人不斷加入,他們被這群人強大的磁力 所吸引。而且,後來的人 不像是外來戶:他們都不像是從外面加入的,而像是從 人群裡面 自己長出來的。你會有錯覺,好像這群 人本身就 在膨脹,人數越脹越多……這些個面孔好 像就在說:「我們自由 自在。」這些面 孔的主人堅信:「我們甩掉 了警察。」我們 現在還不 能停下來 ……我們加快了步伐。我能感 覺到自己 血脈賁張,心跳加速, 我好像聽到了命令,這命令並不來自某個人,而是所有 人共同的要求,因為我們一起感受到了 熱情,一起感受 到了力量。我 們知道,我們越快地凝聚在一起,我們就越強大,我們的感受也就越強烈。大家最開始在慢走,然後變成了快走,再變成慢跑。所有人都緊緊地挨著,默默無語,隊形整齊地跑步前進。
我挺樂在其中的〔這位出身社會 中上層、受人 尊重的觀 察者如是說〕。見到這陣勢,我可真激動。馬上就要來事了:這幫人有了胃口,而他們就要拿點什麼來滿足胃 口;他們渴望 釋放能量。這幫人勢在必 得,沒人能把 他們遣散。只 要氣勢上 來了,他們就勢不可當。(Buford 1993:199-200)
這感覺就像吸了毒一樣,飄飄欲仙,就如同毒 品敲擊著 你的血管,同時也敲擊著你的意識:
這幫人就是這麼描繪他們的體驗的,他們說自己耳朵嗡嗡響唧唧叫,快活得連眼睛都辨不清東南西北了。他們說自己就要把這事搞定,幹上了這一票,他們就會永世不忘,也根本沒法忘懷。他們說自己後半輩子就指著這個活著了,他們會一遍又一遍地回味今日 的盛況,會跟別人 一遍又一 遍地講自 己的感受。這幫人會充滿自豪感 地談論這 事,因為他們 見識過這 事, 因為他們體驗過這事,而別的人 卻聞所未 聞,見所未見。他 們說這事時的樣子,就像新新人類談論吸毒、談論飲酒、或者乾脆就是邊吸毒邊飲酒———當然這 幫人有的 也有過邊 吸毒邊飲 酒的經歷。有個小子,他是酒館老闆,他說就好 像空氣裡 充滿了化學成分———荷爾蒙 噴霧,或別的什 麼醉人的 氣體,這讓他不 由自主地打砸搶,而一旦有人開了個頭,其他人肯 定都會一 擁而上……我後來意 識到我就 是吸毒吸 嗨了,腎上腺素 狂湧不止,整個人心醉神迷。那 時我才理 解別人描 繪吸毒的 那些語句,而群體的暴力行為就是他們的毒品。(Buford 1993:20405)
吸毒的那些人經常說在注射海洛因時,或吸入古柯鹼或抽大麻時,所體驗到 的巔峰快 感 (Becker 1953,1967;Weinberg 1997)。我在這要說的是,讓這群流 氓最快活 的事情就 是跨過門檻,創造道德節日,並引爆慶祝 道德節日 的場所。他們 自始自終都離不開暴力,但他們的暴力要全面爆 發,還得等到 稍晚的時候,即要等到他 們劃出慶 祝場地的 時候。如果近 距離觀察,我們會發現:暴力具有這種類似吸毒吸嗨後的特點,其實根植於更寬泛的社會過程。暴力居於群體注意力的巔峰,不過是某種形式的象徵,即象徵著無法無天的群體性狂歡。這群人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他們擁有群體性的團 結,而這種團 結來自以精巧的技術所創立的道德節日。
那幫人搶佔了公共空 間,行為粗魯,惹人生厭。他 們就是要不循律法,他們就是 要驚詫旁 人———諸如在公 共廣場酗 酒, 隨地撒尿,亂喊亂叫(Buford 1993:52)。就算他們在遊行前整天抱著酒瓶猛灌,也未必都會喝醉;但當戰鬥 還沒有打 響的時候,他們喝得醉醺醺的,才好在公共場合胡鬧。
在實踐中,流氓暴力常採用恃強凌弱的方式1。Buford的那些例子都顯示:流氓最後肯定會好幾個人 集中起來,一起去攻擊某個孤立 無援的受 害者———這就是 行動的規 律。有時受害者是支持敵對球隊的地痞流氓,有時受害者不過是對立球隊的普通球迷(例如那些支持義大利隊的家庭)。幫派用精 巧的方法指揮調度,意在用謀略來取得優勢地位。當對立的幫派相遇,如果兩邊的人數都很可觀的話(主要體現在英格 蘭幫派在 比賽時互相衝佔對方的主場),他們一般都會自我控制,僅涉足儀式性的咒罵,或站在遠處朝對方扔酒瓶子,但並不想 身涉全面爆發的打鬥。還有位參與觀察者這樣寫道:
在足球流氓打群架時,一般人數 較多的一 方會獲勝,另一方會逃跑。值得注意的是,就算你落荒而逃,也沒什麼問題(可以儘量降低受傷的可能)。儘管如此,有些事實會被掩蓋,而有些事實則會被一說再說。這樣,每一方每一次都能從暴力事件中攫取最多的榮耀。如果自己一方人數比對方多,那他們在重述這件事的時候,就不會說自己是以多打少 的;如果自己 一方人數比對方少,他們就會強調自己是以寡敵眾,所以雖敗猶榮。因此,實踐中常見的情況就是剛 剛開打,一方就想 開溜。流氓經常打不過就跑,因為如果兩個幫派勢均力敵,那麼真打起來, 後果會很嚴重,說不定還會鬧出人命。我倒也不是說他們從來沒那麼打過———他們確實也那麼打過———但通常的情況是,雙方很快就分出了 勝負,然後人數 少的一方 就被人數 多的一方 「追著跑」。人多就勢眾,這就是殘酷的事實———他們當然也都知道這點,但一到行動的時候就忘了。如果某幫派憑著人多勢眾,擊敗了對手,那他們還是會引以為榮。(Anthony King,個人交流,2000年11月)1
在打鬥實踐中,儘管由幫派所控制的打鬥時機(即「戰鬥在何時打響」)確實是這些人所關注的中心任務,但按他們事後的反思,那只是他們活動的一小部分內容。
King這樣總結道:
雖說打鬥是流氓生命中 的高潮,但打鬥本 身所用的 時間, 在球迷生命長河中所佔的比例,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畢竟所有的打鬥實際上都耗時甚短,就像發生在維洛德羅姆球場的打鬥 (馬賽隊主場,當時發生 了簡短的 混戰)———雙方還沒 過上兩招,就已經分出了勝負;但大家卻 會長時間 談論這場 混戰。真正打架的時候,花的時間很少;而事後的談論,卻花了很多的時間———兩者所用的時間可謂失衡。一直以來,學界都把打鬥當成研究流氓行為的起點,但這種失衡的情況 說明,我們或許 一開始就把研究的起點本末倒置了。(King 2001:570)
流氓的那些主要的儀式都在小酒館舉行,他們在那兒回顧以往的打鬥,好加強團結、活躍氣氛。他 們要把組 織的光輝 歷史(集體記憶)講給那些外圍成員聽,還要講給那些沒有親自參戰的人聽;這套回顧光輝歷史的敘事也再次 確認了社 會分層: 在那些故事人物和聽講的人中間,劃出了三六九等(但他們在 敘事中的地位,一般不會比主講人更高)。大夥都愛 聽出國看 球的故事,當然故事中也少不了眾所周知的打鬥事件。如果事件爆發時你就在場,那你可就真算是個人物(Buford 1993:113 -14)。對這幫人而言,當然暴力就是日用必需,打架就是家常便飯;但他們也得在組織的語境下敘事。事實上組織的語境還分兩層:一、彰顯組織歷史中的閃光點(高潮);二、通過述說 與重述,好體現儀式的價 值———有了這些 儀式,幫派就能 把凝聚力從核心成員傳遞到所有支持者那裡,把他們凝聚成一個更大的整體。幫派成員在內部溝通時,暴力敘事就是他們的核心文化資本。如King所言,幫派其實就存活在幫派成員的意識中, 即存活在他們不斷構建的集體記憶中。幫派的 敘事具有 神奇的力量:他們只把高潮挑出來說道一番,還經常歪曲事實,好讓自己一方顯得英勇無敵;他們不會說自己用盡伎倆好恃強凌弱, 也不會說自己在面對強敵時又如何落荒而逃。就像Jackson-Ja-cobs(2003)所描述的聚會打鬥者,這些足球流氓打架,主要圖的是以後能張大嘴胡咧咧,把自己的戰鬥故事講個痛快。
淺嘗暴力,回味無窮。在馬 賽小打上 一架,就能讓英 格蘭球迷覺得自己不枉此行。暴力就是戲劇元素,引發暴力的資源豐富多樣,流氓隨手可得,更豐儉由人,盡在掌握———而不像足球比賽,比賽到底能不能獲勝,那可是流氓決定不了的。
4 敵對身份:戲劇性的當地建構
我在前文論證了:對足球流 氓而言,情境化的 技巧既是 他們行為的關鍵,也是流氓行為魅 力的來源。相 反,廣為流行 的解釋卻在強調文化的背景:好勇鬥狠的男性特質———或根植於家長制社會中的男子氣概;或根植於民族主 義;或根植於 當地特色(e.g.,Dunning et al.2002)。當然,有大量證據支持他們的描述。比如,這些流氓本來就特愛發聲(擅長有聲 的行動), 他們吵吵鬧鬧,用方言俚語磨練自己罵人的功夫。他們高喊愛國口號,高唱愛國歌曲,侮辱外籍人士。在個體對抗的層次上, 比較流行的蔑稱就是罵男人「婊子」(Buford 1993:281)。
不過,所有的侮辱毀謗也 都是高度 情境化的,即都要根 據具體的情況而定。例如:
英格蘭隊的支持者坐巴士去義大利看比賽,他們在車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英格蘭」。
還有個歌曲的例子(歌曲當然比之前僅僅高呼「英格蘭」的口號更加精巧),曲調基於《共和國戰鬥聖歌》的旋 律。歌詞如下:
榮耀,榮耀,曼聯隊
榮耀,榮耀,曼聯隊
榮耀,榮耀,曼聯隊
您的隊伍向前進!前進!前進!
後面的「前進」比之前的「前進」,發音更重,更有強調 的色彩,此時球迷還打著著名的V字勝利手勢。
此外,還有特別 簡單的曲 調:「Fuck the Pope」(乾死教宗)———說其簡單,是因為這 曲調就專 門由這幾 個單詞組 成: Puck the Pope……
〔有個男的〕……他把自己的褲子褪到膝蓋,露出碩大的屁股,他背著身子,把自己的 屁股塞到 一扇開著 的窗戶裡———那 窗口就在他座位旁邊,一下子就被他那肥大的屁股塞滿了。他還用力把屁股往兩邊扒;還有個傢伙,就站在他後面,朝窗口撒尿。英格蘭球迷都 站到自己 的座位上,上下猛烈 地搖晃著 拳頭;他們高聲 咒罵意大 利旅客、意大 利警察、還有 義大利兒 童———他們要罵死世上每一個義大利人。(Buford 1993:43)
總之,球迷會根據當時具 體的情況,把那一整 套儀式性 的咒罵侮辱,升華為球隊的助威,升華為愛國的口號。
英格蘭球迷出國看球 時,他們會高 唱國歌、高呼 國名。不過,如果他們就坐鎮主場迎敵,唱國歌什麼的也就免了2。當英格蘭球迷對上敵隊的男性球迷,他們就會侮 辱對方,這些侮辱 充滿了性別歧視的色彩。儘管如此,20世紀80年代的流氓倒是真心景仰瑪格麗特· 柴契爾和 女王———我估計 他們是想 藉此維護英格蘭的團結,並彰顯英格蘭的優越 性;他們還能 藉此把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自由派和左派 一起拉下 水。雖說他們 在義大利高呼「乾死教宗!」但一回到國內,出於痛恨英國國教,他們反而會替天主教會講話(Buford 1993:95)。球迷的行動有其規律,很像司機 在高速公 路上發火 罵人的模 式:按Katz (1999)的研究,司機會根據不同的情況,改變罵人的話語;他們之所以罵罵咧咧,倒也不是 因為他們 有什麼理 想信念不 容質疑———他們之所以行為(上演的劇 目)前後不一,互相矛盾,只是因為所在的具體場合不同。
咒罵也好,侮辱也好,這些劇目 當然都根 植於行為 人的文化土壤;不過,只有在球場助威中,這些咒罵侮辱才被演繹得淋漓盡致。現場球迷會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大男子主義等偏見,與球賽本身相比,這些咒罵 反而能帶 來更多的 戲劇效果。 大家一起去辱罵對手,這在球場上是很有用 的:因為這是 球迷構建道德節日的技巧,而且這技 巧人人都 會。高聲叫罵,同仇敵愾,這樣他們就一起衝入戲劇衝突的前沿陣地。
把話說得更明白些,也即:球迷最想 體驗的是 敘事時的 快感;雖說打鬥必不可少,但適用的 範圍其實 很有限。在這 種情況下,敘事被混入有聲的行動中(「乾死教宗」的呼喊被 混在英格蘭球迷要怎樣「乾死義大利人」的敘事之中,敘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聲的行動)。這容易讓人產生錯 覺,好像他們 所說的內容就是他們說話 的動機———這就 混淆了說 話的行為 和說話的內容。如果不想掉入這個陷阱(這類陷阱在日常對話中很常見,在政治說辭中更是如此),那我們還得看看球迷在此類有聲行動環境下,又有著何種微觀的互動。
這群人在特定的時刻 高呼,情緒熱烈,喊聲激昂———這 既是團結的儀式,也是言語攻擊的儀式。Buford觀察到了這一細節,這個細節揭示了他們行動的模式(規律):他們何時 高呼高唱,何時又偃旗息鼓。這發生在支 持者撕下 他們的偽 裝之後; 但是又在暴力爆發之前。不過,如果流氓當真開打了———六七個流氓一起上來,猛踹某個落單倒地的義大利男孩———這時他們所有人都不會說話;你只能聽到踢人的聲 音,至於聽到 的是暗啞的打擊聲,還是沙沙的碾壓聲,只取決於 踢到了身 體的哪個部位(Buford 1993:84-86)。靜默無聲,反而說明對決張力之回歸。這讓我們知道:真正讓他們沸騰的時刻,不是打架,而是打架之前或之後的有聲儀式。
King(2003;尤見第11章,「新歐洲的種族主義」)將種族主義分為兩種:有機的種族主義和工具的種族主義。這種分法對我們很有幫助。前者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在比球迷群體更大的社會中,本來就廣泛地存在著;後者則在足球 比賽的助 威中最為明顯。例如,義大利球迷會稱外國隊裡的 黑人選手「非 洲猴子」,他們還會往球場裡扔香蕉。西班牙球 迷會向來 訪的英格 蘭黑人球員高呼種族歧視性的綽號———但根據King的研究, 這些西班牙球迷並不是堅定的種族主義者,他們使用種族歧視的話語,不過是拿來作為打擊對手的策略。即便對方球迷和自己屬於同一種族,種族侮辱也普遍存在。義大利北部的球迷如此侮辱義大利南部的白人球迷:他們大喊「非洲起源 於羅馬」。迎戰利物浦隊的球迷高唱:「我寧願當個巴基佬〔巴基斯坦人〕, 也不要做利物浦佬〔敵隊球迷給利物浦隊球迷起 的外號〕。」球迷從種族歧視的遺產(傳統背景)中抽出了這些話語的策略,但他們工具性的行為又在無意識中加深了種族歧視。
我堅持認為:如果把足球 迷的經驗 及經歷,放在更大 的社會環境中,就算不能說他們的行為導致了種 族間的敵 意,至少也加強了種族間的敵意。當然,球迷用帶 有種族色 彩的嘲諷, 是想分散對手的注意力。問題還不僅如此:球迷的文化就是一張不斷加碼的技巧單,上面的技巧可以幫他們更好地參與到比賽戲劇中去;他們與對手打口水仗,因為這是 球迷自己 的戲劇舞臺———口水仗充分顯示了球迷的獨立精神,充分發揮了球迷的主觀能動性。無論是什麼運動賽事,這些賽事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能讓 觀眾直面 衝突大戲,並參與群 體性的情緒體驗———但同時又能 讓球迷避 免實際爆 發衝突的 危險和成 本。球迷愛用種族主義的嘲諷,因為那正屬於他們上述的技巧。
我們通過思想實驗來論 證:如果廢除 了足球這 項運動,那麼這些種族主義話語的勢頭也就會大不如前1。雖說社會中本來就有種族/民族主義的敵意,就算沒了足球運動,這些敵意還將持續存在;但這些敵意可能會變得很微弱(考慮到這 幾十年來,右翼運動已然式微)。歐洲的足球人口不斷增多,球迷通過種族主義的話語,製造模擬的衝突來表達自 身,自然也增 加了種族主義的敵意———從賽場內,延續到賽場外。從賽場內種族主義的叫喊,到賽場外足球流氓及其模仿者 的暴力,其中有一 條連線。通過這條連線,足球流氓及其模仿者可以將比賽中的戲劇和團結,擴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們力圖 在生活的 其他方面,也獲得類似的體驗。
還有個問題,比較社會學 尚未回答 這個問題:即為何足 球人口不斷增加就滋養了種族嘲諷,而在美國,同樣也有 觀眾數量眾多的運動,但在美國那些運動中,就根本看 不到種族 嘲諷的影子。無論在比賽中,還是在比 賽前後,美國球迷 都有一套 模擬嘲諷的傳統,甚至有些球場還有與敵對 球迷打鬥 的傳統。儘管如此,大家都把種族嘲諷當成禁忌———如果維護不了球隊的團結,那麼展示敵意也就毫無意義。(比如說隨 便哪個美 國球迷,就算他極端暴 力,也很難想 象他去高 喊「我寧願 當個黑鬼,也不願意做洋基隊球迷」之類的口號。)還可以這樣解釋,即美國的體育運動向來就是種族整合的先鋒模範:從20世紀40年代首位黑人棒球選手登錄白人聯盟,到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美國人都非常自覺地恪守種族平等的原則。就美國的橄欖球和籃球而言,自20世紀60年代這兩項目風行大眾傳媒, 其大多數選手就是黑人。最開始那幾年,還有人嘲諷黑人棒球選手,但之後大家就大為唾棄這種行為。既然美國人反對種族主義,那麼拿種族主義作為反抗敵隊的工具,那麼這種 嘲諷的定位也就很模糊;或者說,在美國,直白地展現種族歧視是一碼事,球迷對球隊的忠誠又是另一 碼事,兩者沒啥 關係。體育運 動,總是置身於更大的社會環境 中。所以,美國社會 有過民權 運動,而歐洲社會沒有過這方面的社會運動,也許就是 造成此類國際差異的原因。當然,美國與歐洲的差異也與球迷的組織形式有關:美國的球隊沒有流氓幫派;而這些幫 派是關鍵 的連線。有了這些連線,球迷才能把嘲 諷對手的 儀式,擴展到球 場以外,繼而造成其他社會衝突;否則,嘲諷對手的儀式就無法從運動場溢出,並泛濫到社會的其他方面。
5 觀眾造反:在表演者統治的時代
只要回顧一下流氓活動的歷史,我們就會知道足球流氓製造了興奮的體驗,還有群體性的歡呼雀躍———這些因素都是從比賽抽離出來的。他們覺得這樣,就能讓比賽時的體驗在賽後延續下去。
足球暴力最早在什麼時 候出現?可以回溯 至二十世 紀早期,甚至還早。現在,足球暴力遍布世界了;但那些最暴力的騷亂,反倒遠離英國足球流氓的行為軌道。例如在1982年蘇聯, 有69人遇難;又如1964年的利馬慘案,有大約300人遇難,另有500人受傷,當時比賽 是秘魯對 阿根廷 (Dunning 1999: 132)。1969年還爆發了一場戰爭,當時宏都拉斯要驅逐幾十萬薩爾瓦多農民,這些農民是之前幾十年移民 宏都拉斯 的;而整個事件的焦點其實是 兩國間的 一場足球 賽———這場球賽 以騷亂收場,並引發了一場持續五天的戰爭———這場戰爭又導致二千人戰死沙場(Kapuscinski 1992)。當然,我們分析判斷的標準並不是死傷人數;光憑死傷人數,還不足以讓 我們了解 在其中起作用的社會機制。宏都拉斯對薩爾 瓦多的足 球戰爭並 不是流氓暴力,而是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政治暴力。贏下比賽可能會有慶祝之騷亂;輸了比賽可能會有失敗之騷亂———以這些騷亂為基礎,去激發與比賽無關的矛盾,這其實是 簡單易行 的動員機制。看來,威權社會特別容易爆發此類 騷亂(甚至戰爭),因為在威權社會,運動只不過是動 員的工具。而 在民主社 會,運動暴力就發展成了流氓幫派這套社會組織形式;幫派上下用他們精巧的技術去建立道德節日:節日活動的高潮就是「定 制的騷亂」,這種騷亂和比賽本身沒有一點關係。最開始,球迷的暴力行為多是自發的,也沒太多技術含量,比如衝入球場,又如因比賽獲勝或失敗而引發的騷亂。
足球聯賽於19世紀60年代起源於英格蘭。和其他運動項目一樣,足球聯賽當時也是社 會中上層 的領域。到了19世紀80年代末期,職業足球出現了,也吸引了工人階級的男性觀眾。觀眾人數不斷增加,觀眾暴力事件也隨之增多。這些事件多發生在場地(即球場)內;鑑於當時場地的觀眾區和比賽區之間沒什麼阻隔,這些暴力事件多表現為大批觀眾衝佔賽場1。
就觀眾的熱情以及球迷的暴力方面,英國球場的結構特點可能也至關重要。在足球暴力的古典時期,觀眾———尤其指那些有暴力傾向的支 持者———大多聚 在球場看 臺的斜坡 上。看臺最開始就是個土墩;後來就用水泥砌了,上面還有 類似長條 凳的座位。儘管有座位,但沒人坐 著看比賽:既是因為 當時的習俗就是站著看,也因為足球流氓活動猖獗,警方就把 人儘可能多地往看臺裡裝(這樣肯定就坐不下了),再用鐵鏈什麼的把他們鎖在裡面。警方這種做法,意在把流氓(以及客隊 的支持者)和其他觀眾隔開。此外,警察還得在合 適的時間 護送這些 人入場退場,這樣這些人就沒法和當地球迷打照面———如果雙方不打照面,也就打不起來了。不過,警方的這套策略,也帶來了一些其他的後果。比如,這套策略的確抑制了球場內儀式性的暴力,但同時也成為場外暴力,即那些與比 賽無關的 暴力滋生的背景。最典型的場外暴力就是:英格蘭流氓為定製道德節日而作出的技術創新。
警察把支持同一隊的球迷關到看臺籠子裡,這樣也讓這些球迷更加團結,在情緒方面更為 投入。他們被 關到籠子 裡,那些籠子就是俗話所說的「棚」或「區」;在這些籠子裡,觀眾人擠 人,在這高密度的互動儀式中,他們跟著節奏而搖擺著身體:
隨便什麼運動項目,你都能見到觀眾有下列行為:擁抱、高喊、流淚、親吻、手舞足蹈———在其他的社會處境下,這些行為 會被認為是反常的。這是 運動所帶 來的快感 所致———體驗這 些快感,和觀看比賽同樣重要。不過,只有在足球看臺上,你才能看到球迷整場比賽都在動個不停……在 比賽裡每 個關鍵的 時刻,你都從球迷那兒能感受到這一切;你必然會 感受到這 一切,因為你別無選擇。你只要聽聽 觀眾的反 應,你就知道 球進了還是沒進。球隊每次射門,球迷都表 情誇張,緊張得大 氣都不敢出;但看到對方門將把球撲出,他們再同 樣誇張地 吐出一口氣。在球迷興奮的時候,他們屏住呼吸,胸腔漲大,每個人都緊緊地挨著,靠得近得不能再近了。球迷都很緊張,都很激動: 他們握緊拳頭,繃緊身子,伸長脖子 去看———在這燈 火通明照 不出人影的陌生環 境下,好像他們 這樣就能 把射門轉 化為進球。你能感受到你周圍的球迷有多渴望進球,那場景真是讓人激動不已。(Buford 1993:164-66)
在看臺上看球的也不都是流氓;流氓是這些積極分子中的精英部隊。如果這幫人外出看 球,尤其是去 歐洲大陸 看球,他們一般都會聚在特定的看臺。在這些看臺,他們曾為群體性團結體驗而大打出手,頭破血流;因為在這些看 臺上發生 過歷史性的事件,這些看臺就變得不同 尋常了。和其 他的看臺 相比, 進球後這些看臺上的球迷會特別瘋狂。特別是 那一撥成 長於20世紀60年代的人,這些人尤其愛用精巧的技術謀劃場外的暴力。
歷史資料證實:不同的看 臺對觀眾 的情緒有 著不同的 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只要經濟條件還行的英格蘭俱樂部,都把球場的座位改成了美式的:美式座位是彼 此分開的,座位上還有扶手———座位扶手可以把球迷隔開。在聯賽發展早期,警察在維持場內秩序時,準備都很倉促,球迷經常逃票,當時還有這種情況,即觀眾在門口直接付錢買座位,但賣票方 不提供紙 質的球票;後來警察就確保每個入場的手裡 都有紙質 的球票, 而且必須在入場前買票,票上還要 有座位號。另 外,球場也越 來越重視家庭市場(Buford 1993:250-52;Anthony King,個人交流,2000年11月)。儘管很多球場改了座位,但老式的看臺也一直都有;King(2001)寫過馬賽 一座球場,那座球場 的看臺算是很傳統的了,看臺上有類似籠子的圍欄,也沒幾個座位; 觀眾在看比賽時,也都一直站著。
英格蘭之所以出現足球流氓,球場看臺就是原因之一。早期,正是英格蘭球場有的這些特點,讓觀眾有了獨特的體驗,他們自然情緒高漲;有些球迷激情難耐,把自己的 情緒從場 內帶到了場外。最早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警察把敵對的球迷安排到不同的看臺上,以防他們鬥 毆。警察的這 套措施,同時又增加了某些形式的暴力:首先,看臺上最狂熱 的那些球 迷都被鎖在同一個看臺看球,這樣他們 就更加團 結一致。其次,因為有了目標區域,球迷就能有針對性地向對手發起猛攻———無論是在比賽中,還是在比賽前。如果場上球 員算「A隊」,那球迷就是他們的預備隊———「B隊」;球迷也有自己進攻的目標,但不是把球射入球門,而是以大隊人馬衝佔球場,或者是向 場內投射飛彈。最後,因為場內警方的措 施嚴厲,球迷在場 內就打不 了架,他們就只能跑到場外對決。球迷與警方之間一直存在造反與鎮壓的關係,這種現實情況造就了組織 性更強的 流氓幫, 歐洲的社會學 家之前也 都研究過 這些幫派 (Dunning et al. 1988;Van Limbergen et al.1989);傳統的觀眾暴力和 流氓暴力平行發展,但後者更為暴力直接;同樣,我之前說過美國場內加強了安保,導致球迷慶祝勝利的活動,從場內轉到了場外;場外的慶祝活動也比場內的要更加暴力。
要進一步理解足球流氓的精巧技術,還可以從交通運輸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最早在二十世紀之交,就出現了因足球比賽而生的打鬥案例,當時球迷租上機動車,成群結隊 地去外地 看比賽,這些人被 稱為「剎車 黨」(Dunning et al.1988:115, 140,167-79)。到了20世紀50年代,媒體報導了現代意義上的足球流氓,即列車上的球迷鬥 毆。從此,火車站就 成了球迷 打架的主要地點。從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20世紀70年代, 足球流氓就形成了一整套技術:嘲笑對手;協調出行 時間以避 開警察;大賽前散發傳單,好向對手 宣戰。如果警 方覺察到 流氓的活動,就會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部署警力;不過流氓也會隨機應變,轉而跑到敵對球迷主場的領土上惹是生非。領土的概念也擴展了———流氓不只是要佔據球場上的客隊看臺, 還要「攻城拔寨」,即入侵球場所在的鎮;他們還要策劃調度,好讓對手露出破綻,再把對手四處「追著跑」。
那些帶有英格蘭風格的足球流氓,其流氓活動其實是一套社會技術,他們用這套技術把比賽的激情從場內帶到場外。這套技術又漂洋過海,傳到了歐洲大陸(特別是荷蘭、德 國)乃至全世界。在20世紀80年代,比利時硬派流氓還特意從英格蘭進口了這套流氓技術;比利時流氓更打磨精 煉了這套 技術,當這幫人回訪英格蘭時,他們再向英格蘭人展示那套打磨精煉版的流氓技術。同時,他們還借用了英格蘭的歌曲和英格蘭的口號(Van Limbergen et al.1989)。
流氓的技術有雙重的目的。一、是為了興奮的體驗。現代運動有了很多技術上的成就,包括用群體性的團結讓人激動興奮,另外還讓球迷擁有戲劇性的緊張與放鬆;但流氓的 技術可以讓他們獨立於比賽,定製讓自 己興奮的 體驗。二、球迷還 能因此把讓自己和球員擁有平等的地位,甚至還有可能超越球員的地位———球隊可能輸了 球,或表現平 平;但其足球 幫派卻會 「攻城拔寨」,把對手的幫派幹得屁滾 尿流。這樣,足球幫派 的表現就比足球隊的表現更讓人開心了,球隊就會被擠出儀式關注的中心,而被流氓幫派取而代 之。上文說過,只要客觀 地評價,我們會發現粉絲其 實就是下 流胚———當然了,粉絲所有 的那些經歷,都讓他們沒法置身事外,自然不能客觀地看待自己。粉絲卑躬屈節地奉承選手,他們緊跟場上的 節奏,指望選手 上演好戲,好讓自己情緒高漲;如某些新聞圖片所示,粉絲在最激動的時候,往往不能自拔,除了自己頂禮膜拜的聖物,他們眼裡就沒有別的東西。
流氓團體發明了這套社 會技術,有了這套 技術,粉絲就能 從這種卑下的地位中得到解救。這不僅讓他 們在時間 地點方面有了自治 權,還讓球迷 在衝突對 抗時,得到了更 多的榮譽。 粉絲因為比賽落敗而痛苦不已,他們轉而投身原始部落的道德法則:他們沒有廉恥,憑著人多勢 眾,恃強凌弱;成千上萬 的球迷聚集在球場,大喊大叫,有時還親自上陣,去打這場虛擬的戰爭———而客隊不過區區十幾個人1。與球迷相反,選手是英雄; 他們與對手平等地對決。流 氓讓他們 自己從選 手—粉絲的科 層關係中解放出來,而進入英雄—匪徒對抗英雄—匪徒的橫向關係。當然,幫派對毆的故事中也 有很多蒙 人的話,也有不少 白日夢。現實是,只有當一方的人 數大為佔 優時,他們才會 挑起打鬥;就算在人數接近 時,他們都會 撤退,避免交戰。不 過, 當他們舉行儀式性的敘事時,這些沒種的事 也都被掩 蓋了;他們經常在敘事時張大嘴胡咧咧,把自己捧成蓋世英雄2。如此, B隊就替代了A隊。
當然了,也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沒有反例。儘管流氓主觀上關注著球場上的戲劇衝突,但他們又不只是跟隨比賽本身的情節而動。不過,流氓的所作所為 離不開他 們所支持 的球隊, 他們得按球隊比賽的日程 表安排打 打殺殺的 計劃———有時候 要攻城拔寨,有時又得保家衛國。流氓幫派是鬆散的非正式組織,只能寄生於正式的聯賽組織。有 了聯賽,流氓才好 構建他們的核心技巧,比如這樣他們才能混入普通 的球迷中,好躲避警方的追捕。就算沒有正式的組織結構,比如沒有永久的司令部,沒有正式的財務機構,沒有正規的辦公室,流氓幫也總能玩得轉。流氓幫的組織結構可以非常鬆散,因為他們能依據聯賽的賽程表組織調度。有了足球 聯賽的賽 程表,到了比賽 日期, 大家就會很自然地聚在一起,流氓就能藉此進行技術實踐了。
製造暴力的社會技術是 歷史地形 成的,更隨著時 代發展, 上下沉浮,不斷變遷。這些技術,寬泛地說,也構成了現代的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終極目標不是純粹的身體暴力,而是群體性的刺激。現代運動不斷發展 出一套儀 式性的技 術。有了這套技術,在緊張刺激的密謀行動時,大家就能 展現出塗 爾乾式的團結;大家團結一致,自然情緒高漲,同時也容易忽視行為的界限。運動流氓則進一步操縱社會的關注點,以便讓自己成為秀場中的英雄人物。
現在,我們應該能發現本章主題和第7章的平行關係。我在第7章指出,流行音樂會中,大家的注意力一般聚焦於樂隊, 但有了狂舞區,觀眾就能奪回注意力;狂舞區內 觀眾反抗 歌舞明星統治地位的行動,以此擺脫自身被動的 狀況,並進入情 緒關注的中心。這也正是英格蘭足球流氓的所作所為,那些流氓發明了一套社會技術,讓他們不只是在看臺 上體驗比 賽,還把比賽的體驗帶到各個方面。流氓興風作浪,通過「定製騷亂」3, 來享受戲劇性的比賽體驗。
長遠來看,無論是朋克的 社會技術,還是足球 流氓的社 會技術,都展現了相同的技術進化過程。兩者都是大眾商業娛樂時代觀眾造反的方式。我也不是說之前就 沒有其他 造反的方 式。還有些與這些技術類似的東西,比如由二十世紀中葉的作家和製片人想 象出來的 反面烏託 邦:《銀翼殺手》、《發 條橙》、《芭芭麗娜》———這些流行大片暴力刺激,追隨著阿道司·赫胥黎等人的足跡,用科幻的風格展現了對人類未來的憂慮。這些大片的中心思想就是:物質上的豐裕並不意 味著社會 的和平; 休閒消費技術不斷進步,這讓娛樂經濟佔據 了主導的 地位,大家也慢慢承認了藝術自 身的價值———藝 術為了自 身的目的 而讓觀眾獲得體驗。
我們變得越來越 老道,越來越主 動了。就算我 們嘴上不 說,我們心裡也都明白有些行為是基於人造 的現實,並形成了 自己獨立的王國。不同的社會關注經常導致 被關注者 的階層分化:過去50年來,情境化的社會分層越來越明顯———既與政治經濟分層不同,也不同於社會長期形成的 聲望科層 制;單純的情境化的地位和階級無 關,也和權力 無關。不過,這與即時 的社會基礎有關:如微觀互動的組織條件,以及控制 當下關注 空間的方法。音樂娛樂,尤其是那 些音量巨 大主題鮮 明的音樂,加上運動場上的戲劇,就成了吸引社會注意力的重要技術。聚光燈和廣播都屬於社會技術手段。有了這些技術,無論在哪兒,只要娛樂(含作為娛樂的運動)明星一出現,就會吸引 其他人的注意力。很明顯,這導致了新 的地位分 層,因為新的 社會技術只圍繞著這些明星;那些最瘋狂的粉絲 沉浸於此,正是這些粉絲創造了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 手段,以重奪關 注的中心。 儘管粉絲成功的時間很短,但這同樣顯示了歷史的大趨勢。
比賽中的戲劇結構主導了場外暴力的戲劇結構,並讓粉絲在場外有更多的發明創造;就像樂迷在狂舞 區展示偽 暴力時, 因為現場音樂太吵,所以他們就發明了大聲說話好蓋過音樂的技巧。這說明,大家以後還會發明 更多的娛 樂技巧,無論其中 是否參雜暴力的元素。
這既給我們帶來 了好消息,也帶來了 壞消息。好消 息就是:大家最開始其實沒什麼好打的。這些打鬥的原因並非由來已久,其中的敵意並非源於根深蒂固的社會 身份差異;球迷身份認同的強弱,只是儀式性的技術在不同情境下的產物。壞消息就是:我們總能找到施暴的理由———無論這些理由多麼站不住腳。不過,我們還是能從中看到 希望,因為多數 的暴力不 過是虛張聲勢、嚇唬對手,暴力秀要 多於真實 的暴力。戲臺 類演出中有著種種社會技術,儘管這些技術會讓我們身臨其境驚恐不安,但我們並不是真的身處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