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因慰安婦言論再次引爆輿論的Ayawawa以及剛剛過去的「5.17」國際不再恐同日 。
5月18日，微信公眾號「穀雨實驗室」發表了一篇關於Ayawawa的非虛構報導，再次將Ayawawa這一「話題女王」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這篇報導不僅重複了Ayawawa各種關於男女配對的「經典理論」，而且還涉及一段關於「慰安婦」的言論，引發了各大官方媒體的紛紛討伐。在Ayawawa的定義裡，婚姻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為什麼說她的理論在物化女性的同時也在物化男性？她對於女性性別優勢的不斷強調，又有何種危害？
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疾病分類（ICD）大會決定將同性戀從疾病列表刪除，聯合國就此將每年5月17日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如今，這個日期已經成為國際上公認的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士）權利紀念日。到2013年第九個國際不再恐同日時，有120個國家舉行了相關紀念活動，以期喚醒公眾對於LGBT群體的關注，糾正對於他們的錯誤認知以及因此強加在他們肉體和精神上的偏見、歧視、暴力和不平等對待。到2015年，大會正式納入反對雙性戀恐懼，並將官網改名為：國際不再恐懼同性戀、跨性別以及雙性戀日。在2018年第28個國際不再恐同日到來之際，一些媒體再次對這個話題予以關注：同性戀的生存現狀如何？同性戀作為一種疾病的歷史是怎樣的？人們曾經對它懷揣何種偏見？作為邊緣群體的同性戀，又是如何為對於性少數群體的平權運動討論打開窗口的？
Ayawawa：「慰安婦」更可憐還是戰死的男人更可憐？5月18日，「穀雨實驗室」發表的關於Ayawawa的非虛構報導引起了巨大爭論。作者採訪了幾位Ayawawa的粉絲（簡稱「娃粉」），其中既有首次走進Ayawawa線下培訓課堂的新人，也有已經根據Ayawawa的指導找到「幸福婚姻」的老粉，還有「娃粉」中的網紅。除此之外，還有男性粉絲。在作者看來，Ayawawa及其粉絲的故事，是關於我們身邊最普遍的男男女女的故事，也是關於男權傳統和金錢崇拜夾擊下男性和女性正在遭遇的巨大壓力的故事，同時，它還是一個關於「何為幸福生活」的故事。
文章中呈現了Ayawawa的許多「經典言論」，例如：2016年，34歲、懷孕7個月的中科院女博士因高血壓子癇前期死亡，丈夫要求醫院索賠的事件在網上被熱議的時候，Ayawawa的解讀是，「把自己打扮漂亮，早生孩子，不要高攀，不要找kinselection（鳳凰男），遵循了我說的任何一個，哪怕是問個婚前五問，都不至於導致如今的結果」；當希拉蕊·柯林頓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輸給川普時，Ayawawa則認為，希拉蕊的失敗不是女性的失敗，是因為她自己不夠優秀，沒有資格代表全體女性，「信不信伊萬卡來參選，分分鐘pk掉自己老爹」。
同時，文章中還曝出的一段涉及日軍侵華時期慰安婦的言論，讓很多對性別問題不敏感的人也大跌眼鏡。Ayawawa問那些平均年齡二十多歲的「學員」：「你們覺得慰安婦可憐嗎？那你們想沒想過同時期的男人更慘，都被打死了，女人至少還能留下一條命。」慰安婦的非人道遭遇，給Ayawawa的啟示就是，「就算遭遇戰爭，女性還是有性別優勢的」。
微信公眾號「隱蔽青年」的評論認為，Ayawawa之所以能吸引大量粉絲，源於其受眾是對婚姻有需要的人群，其中絕大部分是女性，也有極少數男性。對婚姻的需要其實很複雜，但如果簡單粗暴地拆開來看，可以大致分為精神的滿足和物質的實現。
但Ayawawa和她的粉絲們所追求的婚姻，是一種更少「精神需求」、更多「物質需求」的婚姻關係，或者說，對他們而言，婚姻的意義在於幫助婚姻雙方或一方跨越階級。在Ayawawa的論述裡，「跨越階級」指的並不是嫁入豪門這種小概率事件，而是很簡單的經濟計算：一個月薪五千的女性和同樣月薪五千的男性結婚，他們的收入總和變成了一萬，但支出卻不會翻倍（比如兩個人只需要一套房子），結婚之後，兩個人身後的家庭成為他們共同的依靠，許多年輕夫婦的房子首付就是靠父母出資支持的。
這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婚姻敘事，結婚增強了收入不高的人抵抗風險的能力，成了很多人跨越階級的必要路徑。事實上，這是傾盡兩代人的積蓄和努力，生出具有城市戶口的第三代的「代際階級轉移」故事。
人類學家曾經指出，婚姻的本質是交換，在父權制下，家庭和家庭之間通過交換女性而結成同盟，這與我們今天想像的自由人與自由人的結合相去甚遠。Ayawawa乾脆把這種交換化約為一個個數字，買鑽戒、買包包明碼標價不說，生孩子在她的理論體系裡也有價格：50萬（代孕的市場價格）。在這套理論裡，不僅女性是商品，男性也是商品——男性的平均勞動價值是300萬，這個數字不難計算，以年收入十萬計算，婚後工作30年，剛好300萬。
除了物化女性（也物化男性）之外，Ayawawa引發爭議的另外一點是她對「性別優勢」的解讀。除了給女性追隨者提供控制男性的方法，她還提供了一套樸素的價值觀。在她的價值序列裡，花別人錢優於花自己錢，生命高於貞潔。所以，剛剛進入社會的女性被中年男性請吃飯是性別優勢，慰安婦相比於戰死的男性同胞也是享受了性別優勢。但事實上，在結構性男女不平等的語境下，把女性的身體作為可以通過金錢、權力和暴力交換或佔有的對象，這當然不能叫做「優勢」，依然是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與此同時，如果女性真的有所謂的「性別優勢」，那這種「性別優勢」也應該被論述為一種反抗策略。在不平等的語境下，服從於社會規則，為的不是滿足規則制定者的欲望，而是利用規則，賦予自己反抗的能力。
除了她一貫的老生常談之外，這次Ayawawa被曝出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引起了輿論的更大波瀾，甚至遭到了官媒的點名批評，《中國婦女報》稱其褻瀆慰安婦的「妖言」「是可忍孰不可忍」。
評論指出，在Ayawawa的理論裡，完全不鼓勵女性獨立自強、為國家做貢獻，相反，還教唆女性不該有事業心，否則就得不到男人的喜愛。她的這套說辭，必然將女性引向自卑自賤、崇拜男性、喪失自我意志的深淵，把女性的幸福限定在「俘獲」一個忠誠、多金的老公上，這「不僅與兩性平等發展的文明潮流相悖，更與奮鬥新時代的社會主流南轅北轍」。
《中國婦女報》將Ayawawa的理論定性為「對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極為不利」、「對女性發展極為不利」，並呼籲有關部門對其「邪說」進行清理，澄清性別平等的輿論環境。隨後，「紫光閣」、「共青團中央」和「中國青年報」等官媒也在微博上就此事發聲，「紫光閣」稱，「不能拿慰安婦消費娛樂，是中國社會的共識，也是人類道德的底線」，「共青團中央」則稱其邪說與時代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在官媒的「圍剿」之下，Ayawawa在微博上發布了一封道歉信，信中表示其關於戰爭中男女差別遭遇的言論是「極端錯誤」的，但卻將這種錯誤歸咎為自己「長期運營情感類自媒體，對涉及軍事政治的內容知之甚少」。隨後她提出微博帳號將停更一個月，「用這段時間學習網際網路相關法律法規及網際網路信息管理政策，進行全方位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評，樹立正確的三觀」。
但不到一天的時間，Ayawawa就刪除了這條道歉微博，並表示要對微博中那些惡意中傷自己並散布謠言者訴諸法律。
在第28個國際不再恐同日到來之際，關於性少數群體的歷史、現狀等問題再次引發討論。
「洛杉磯書評」近日刊發了名為《經歷了糟糕的一年後，LGBT群體權益爭取之路通向何方？》的文章，回顧2017年全球各地LGBT群體的發展狀況、遭遇的挑戰以及產生的新機遇。作者首先談到國家支持的恐同風潮有抬頭之勢，文章指出，政治上的恐同是獨裁者的重要象徵，也是針對LGBT人群歧視和暴力的前兆。國家機器對於同性戀群體的打壓發生在埃及、印度尼西亞、車臣，坦尚尼亞等國家，這些政府對LGBT群體使用了逮捕、關押、刑訊等種種暴力手段，對LGBT群體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與此同時，在言論、結社和集會自由方面，LGBT群體的權利也時常因為他們的邊緣化和隱而不見得不到保障。以坦尚尼亞為例，國內的LGBT權益人士及其他相關組織時常受到威脅。在埃及，媒體管理機構也禁止對同性戀進行正面報導。在這種LGBT群體權益得不到保障的社會環境裡，法律既可能發揮積極作用，也可能成為壓迫的新工具。
雖然恐同話語與國家機器的結合對平權運動造成了不小的阻力，但文章也指出了過去一年全球各國在LGBT群體方面取得的進步。加拿大總理在一次對議會的演講中，為過去對性別和性少數群體造成的傷害道歉，釋放出政府可以糾正自身歧視行為這一信號。與此同時，一批國際人權專家聯合制定了一系列與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相關的涉及國際人權法律應用的原則，這些原則可以為願意考慮LGBT權益問題的政府提供指引。在聯合國內部，也出現了首位反性取向和性別認同暴力和歧視的專家。文章最後指出，應對目前LGBT群體全球圖景的最佳方案，是根據實際情況提出策略，因地制宜，實施行動。
在「土逗公社」一篇名為《今天，為什麼要支持同性戀平權？》的文章裡，作者回顧了恐同的歷史，以及美國、英國性少數群體的平權運動。文章首先梳理了關於恐同的一般偏見。例如，有人會認為社會主義就反對同性戀，這種想法實則是錯誤的。以社會主義國家古巴為例，現任國會議員、LGBT權利運動家、菲德爾·卡斯楚的侄女馬麗拉·卡斯楚（Mariela Castro）參加了今年在哈瓦那舉行的「國際不再恐同日」遊行。同時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7月新政府將啟動憲法改革程序，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文章接著指出，馬克思並不能為恐同提供理論支持。馬克思反對私有財產制度的最小單位——專偶制婚姻，而同性戀恰好是對這種父權和男權家庭生產關係的直接挑戰。而在列寧時代，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早在1917年就廢除沙皇法典，使得同性戀合法化。
從社會主義國家過渡到西方文明，希臘-羅馬文明並不反對同性戀。即便在基督教裡面，從歷史角度來看，直到11、12世紀，城鎮居民對於同性戀普遍抱有寬容態度，同性戀文學也十分活躍。雖然15世紀曾出現宗教上反對同性戀、對同性戀群體處以重刑甚至死刑的最黑暗時期，但時至今日，歐洲很多國家都已經出現了同性戀教父和主教。接著，文章聚焦東亞文化。日本文化從來沒有極其強烈的恐同情緒，明治時代以前，日本法律並沒有對同性戀明令禁止，直到西方文化進入日本後，同性戀才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今年5月，東京宣布將立法禁止針對LGBT群體的歧視和仇恨。
通過以上種種梳理，文章認為，同性戀不是病，恐同才是。而恐同的原因有如下幾種可能解釋：第一，恐同是對於「男子氣概」的維護，這種男子氣概一般是關於如何在社會中做一個標準好男人的刻板印象；第二，恐同可能源於「厭惡」，恐同者常常提到說他們認為同性戀是「違反自然」；第三，有人將恐同與「西方帝國主義」掛鈎，認為是西方利用同性戀這一糖衣炮彈對中國人入侵。
在梳理恐同的誤區和恐同的原因後，文章引出兩個同性戀平權運動與左翼運動結合的例子。其一是1969年在美國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石牆酒吧爆發的「石牆暴動」。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LGBT）和警察爆發衝突，連續五晚聚集在酒吧附近抗議，這場赫赫有名的「石牆暴動」就此拉開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帷幕。運動之後，平權人士在1970年代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並發表諸多同性戀解放如何聯合工人階級獲取成功的言論。在那時，LGBT積極分子不僅要求對現有法律進行改革，還努力探索和理解結構性壓迫。平權運動和左翼運動在權力如何運作和要從壓迫性結構中解放出來這些問題上達成共識，同性戀運動自此與社會結構不對等問題相互滲透，構成了同性戀解放運動的核心。
而在1980年代的英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柴契爾政府強行關閉英國境內二十多處國有煤礦，導致礦工面臨失業。在礦工發起大規模罷工但工會面臨資金短缺問題時，同性戀運動積極分子發起募捐，幫助礦工反抗共同敵人——保守的柴契爾政府。礦工一開始也對同性戀群體抱有偏見和歧視，但最終，礦工們意識到自己和同性戀群體一樣，都是備受社會壓迫的群體，需要聯合起來追求平等和自由。
文章最後指出了底層勞工和同志群體的共同之處：在市場經濟邏輯中，工人的勞動力是可被販賣、出售的商品，如果勞動者無法滿足資本及其代理人的要求，則死不足惜。而在以異性戀婚姻和家庭為核心的社會氛圍中，性少數群體被視為「變態」、「反常」，因此需要被矯正被治療被規訓，進入父權制下的異性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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