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先跟大家講一個跟這一則內容相關的故事。
茂才，是一個漢語詞彙，和秀才同義，東漢時為了避諱光武帝劉秀的名字，將秀才改為茂才，後來有時也稱秀才為茂才。
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這是此科之始。後來，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時均有詔令，舉「茂才異等」。西漢時，茂才並不是歲舉常科。
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詔令：「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此後才為歲舉，往往與「孝廉」並稱，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處是，「孝廉」為郡舉，「茂才」是州舉，所以數目是後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總計歲舉「茂才」才約有20人。
「茂才」多為現任官吏，如西漢的茂才蕭鹹是丞相史。這些現任官吏舉「茂才」後，因本身資歷高，多起用為縣令（千石）。「孝廉」則多為郎官，六百石。還有不少人先舉「孝廉」，再舉「茂才」。「茂才」中有許多升至高位，成為漢代名臣。如東漢的周舉（？—公元149年），官至光祿卿，為「八俊」之一。
元光年間（公元前134—前129年），司馬相如為西南夷事上書漢武帝，其中有句話引起了漢武帝的注意：「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漢武帝對這句話頗為欣賞，以至二十多年後又在詔書中加以引用。
《漢書·武帝紀第六》中說——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裡，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武帝自詡為「常人所異」的帝王，其一生用人不拘一格，很大膽，選的多為「非常之人」，鼓勵他們敢做「非常之事」，成就「非常之功」。故《漢書》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漢武帝在用人上就是狂者姿態。
與此相反的是狷者。
狷，本意是潔身自好，性情耿直,狷者則指那些剛正不阿，不肯同流合汙的人。歷史上這樣的狷者,舉不勝舉。「曉夢迷蝴蝶」的莊子是狷生,「安能為五鬥米折腰事鄉裡小兒！」的陶淵明是狷士,「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李白是狷士,「梅妻鶴子」的林逋也是狷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是！
1910年11月21日，錢鍾書先生出生。他享有「文化崑崙」的美譽，以數學15分，而中英文全優的成績被清華大學外文系破格錄取。他的狂也和他的才氣一樣出名，錢鍾書的狂是一種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有德識學養、才情膽略，更有精神風骨。然而，他自己卻說,「人謂我狂,不知我之實狷。」
《狂者、狷者與好好先生》出自《孟子》的《盡心章句下》，寫的甚好——
萬章問道：「孔子在陳國說：『何不歸去呢！我的那些學生們忘大而狂放，進取而不忘本。』孔子在陳國、為什麼思念魯國的那些狂放之士呢？」
孟子說：「孔子『得不到言行合於中庸之道的人相交，那就必然是和狂與狷這兩種人相交吧！狂的人具有進取精神，狷的人有所不為。』孔子難道不想和言行合於中庸之道的人相交嗎？不能夠得到，所以只能求次一等的罷了。」
萬章問：「請問什麼樣的人可以叫做狂放的人？」
孟子說：「如琴張、曾皙、牧皮這些人，就是孔子稱為狂放的人。」
萬章問：「為什麼說他們是狂放的人呢？」 孟子說：「他們志向很遠大，言語很誇張，嘴巴總是說『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們的行為，卻不和言語相合。這種狂放之人如果也得不到，那就和潔身自好的人相交往了，這些潔身自好的人就是孔子所說的狷者，是比狂者又次一等的人。孔子說：『從我家門口經過卻不進到我的屋裡來，而我並不遺憾的，那就只有好好先生了吧！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賊。』」
萬章問：「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好好先生呢？」
孟子說：「好好先生批評狂者說：『為什麼這樣志大言大呢？言語不能夠和行為相照應，行為不能夠和言語相照應，就只說古人呀！古人呀！』又批評指者說：『為什麼這樣落落寡合呢？生在這個世界上，為這個世界做事，只要好就行了。』像宦官那樣八面玲瓏，四處討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萬章說：「一鄉的人都說他是老好人，他也到處都表現得像個老好人，孔子卻認為他是偷道德的賊，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說：「是啊，這種人，你要說他有什麼不對，又舉不出例證來；你要指責他卻又好像無可指責。他只是同流合汙，為人好像忠誠老實，行為好像清正廉潔，大家都很喜歡他，他自己也以為很不錯，但實際上，他的所作所為卻並不合於堯舜之道，所以說他是『偷道德的賊』。孔子說：『厭惡那些似是而非的東西：厭惡雜草，怕的是它搞亂禾苗；厭惡花言巧語，怕的是它搞亂正義；厭惡誇誇其談，怕的是它搞亂信實；厭惡鄭國的樂曲，怕的是它搞亂雅樂；厭惡紫色，怕的是它搞亂正宗的紅色；厭惡好好先生，怕的是他搞亂道德。』君子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為了讓一切回到正道罷了。回到正道，老百姓就會振作起來；老百姓振作起來，也就沒有邪惡了。」
「狂」與「狷」是相對的兩個極端。一是極極進取，敢作敢為；一個卻耿直剛正，潔身自好。孔子認為，兩者皆不若持守中庸。中庸是狂不能太狂，要光而不耀，含光處世；狷也不能太狷，止於該止之時，該進時也要毫不猶豫，順時而動，動如脫兔。
然而，現在中庸之道已經被當成和稀泥的意思了，個個都變成了差不多先生，好好先生，這遠遠違背孔子的本來的意願。鄭玄詮釋《中庸篇》的題義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既不懈怠又不過激，外有驚雷內心依然平和，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至誠為先，修身為本的志向無比篤定，每天都在不斷自我完善，自我更新，不斷升華自己，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這才是《中庸》的本質。
正如《中庸》中所說——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孔子說：「交往中找不到行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就只能與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作敢為，狷者對有些事是不肯幹的。」
最後，我們大家一起再讀一遍：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