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翻譯和寫作：我不可以沉默
文/餘澤民
發於2020.3.30總第941期《中國新聞周刊》
兩個多月來，關注國內疫情佔去了我大量的工作時間和精力，可以說被一股近乎自虐的參與感和一種泛濫的責任感驅使著，以至於打亂了習慣的作息。
我也注意到，染上這種「疫情關注自虐症」的，大多是所謂的「80年代新一輩」。我還在北京八中讀書時，就親歷過一系列牽動全社會的大討論：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潘曉來信：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從「大學生張華跳進糞坑救老農犧牲值不值」到《大眾電影》封底王子與灰姑娘接吻的劇照……正是這些公開討論培養出這代人難以置身於社會之外的參與意識和憂患意識。這是一種沉澱到骨子裡了的自覺，即便去國多年，仍不會改變。
也正因如此，我對現在大多數孩子的表現感到失望。我的學生們繼續整天在圈裡曬吃曬喝，痴迷地追星，仿佛發生在身邊、事關生死的疫情完全是樁外星球的事，與他們無關。我覺得他們很遺憾地丟失了一次成長的機會，我指的是「社會性成長」。「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似乎成了文教界的一種病毒。
疫情在傳播，日子在繼續。這段時間，我從未中斷的文學閱讀幾乎被疫情替代了，只是重讀了《鼠疫》和《威尼斯之死》。抽空，我會記下一些所思所想，寫一兩篇文章，還想寫一篇小說，但靜不下心來，寫不下去。當然，無論心裡多亂，疫情多緊，我的翻譯工作不會停止。
一個月前，我翻譯完了匈牙利小說家佩泰爾斐夫婦合寫的《熊貓的擁抱》。那是他倆2017年在北京參加魯迅文學院國際寫作計劃期間寫下的日記，生動，誠懇，而且非常幽默，其匈語版很受讀者喜歡，喚起許多老外對中國的好奇和熱情，所以，我覺得讓中國讀者看看也很有意思，至少能從幾個特殊的角度看看歐洲人眼中的自己。周有光老人就說過，要從世界看中國。回顧中國歷史，幾次危機都源於夜郎自大，坐井觀天。
接下來，我著手翻譯美籍匈牙利小說家馬洛伊·山多爾的遺作《我本想沉默》。
馬洛伊曾翻譯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和《審判》，是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語譯者和評論者。1945年「二戰」結束後，有關當局請他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協會主席，他拒絕了，還退出協會表示抗議。1948年，他離開了故鄉，前往西方，至死都沒有再回匈牙利。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記裡寫下了最後一行：「我等著死神的召喚，我並不著急，但也不耽擱。時間到了。」一個月後，他在美國聖地牙哥家中開槍自盡。
《我本想沉默》是他名副其實的遺作，因為手稿是在他去世20年後人們才偶然從他遺物中發現的。過去，我們只知道他在日記裡提到這部書，他曾這樣寫道：「無論如何我都必須活下去，直到我寫完這部書，《一個市民的自白》（註：書有上、下兩部）第三部。」足見這部作品對馬洛伊的重要性。
「我本想沉默。但是後來，我耐不住時間的呼喚，我知道，我不可以沉默。後來，我還理解到，沉默至少就像言語和寫作那樣也是一種回答。有的時候，它甚至不是最無危險的回答。想來，沒有什麼會比拒絕性的沉默更能激發暴力的了。」
這是《我本想沉默》開篇的第一句話。他從希特勒開進維也納之日寫起，精細記錄了匈牙利民族在「二戰」前後和戰爭期間的成敗與善惡。這是一個有思想和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對本民族歷史的剖析和反思。
這本書很難翻譯，因為必須沉入歷史。但也恰恰因為沉入了歷史，讓人相信個體的記錄之於大歷史的意義。
作者：餘澤民，旅匈作家、翻譯家，北二外特聘講課教授